沙石峪
沙石峪網絡博客
對社會中下層最大的侮辱，是口惠而實不至的廉價同情。
最近老有朋友私信我，讓我聊聊哈佛女孩蔣小姐做演講翻車的事情。
然而，也有旅美多年的華人朋友向我表達相反的觀點，她們反而覺得，沒看出這位蔣小姐的演講有什麽問題——哈佛這些年白左傾向比較嚴重（要不然也不會遭遇川普的重拳整治），畢業演講中用蔣這種調調上去演講的也不止她一個，蔣在當天的演講某種意義上說，可能真的其奉行的DEI（多元、平等、包容）政策背景下哈佛國際研究生的正常水平。
何況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背景是，哈佛的校級畢業典禮演講是要經過精心的選拔和訓練的，校方會聘請演講專家來為最終進行演講的三名學生代表進行培訓和修改演講稿的。
綜合以上種種，你就能知道，蔣這次翻車不是（或者至少不僅僅是）其個人水平的問題，而代表了一種能獲得哈佛校方欣賞的精英主義思維在中國遭遇到了普遍的反感——甚至可能不僅僅是在國內，其實我所接觸的大部分中國人，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無論持什麽樣的觀點和立場，大部分都對這個演講評價不高。
那這個事情就確實有一點寫一寫的必要了——作為哈佛畢業典禮上第一個演講的中國籍女孩，中國人似乎本應對蔣的演講感到驕傲，如今卻一片罵聲。我們必須要問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麽？
這是一個有趣的傳播學和大眾心理學的問題。
在討論這個問題前，我們不妨先縮小一下討論範圍——考慮到絕大多數國人其實是在看了蔣演講後的第一時間就感覺不舒服的。所以我們不妨把網友後續人肉出來的那些“背景知識”拋開，像她老爹是綠發會的什麽官員，她又是怎麽高中就去了英國有名的私校，大學去了美國杜克大學，畢業後順利找到工作，幾年後憑著推薦進入哈佛大學——這難以理解、且可能玩法超乎我們想象的事情，咱們就先不討論了。
我們就問一個問題——哈佛女孩蔣小姐的演講，為什麽第一反應就讓國人覺得不舒服。
其實我在看了她的演講視頻之後，腦中第一時間是魂穿回我自己中學時代的——那個時候，每周一，大家列隊到操場上，升完國旗奏完國歌之後，學校總是堅持不讓我們散場，非要同學們頂著大太陽在操場上站著聽完某位學生代表同學做的演講。
這種演講對我們這些學生來說真的堪稱酷刑，因為拋去好不容易休了個作業巨多、假期不足的周末，周一心情糟糕這件事不談。選出來作演講的那個同學台上講的東西永遠那樣宏大敘事、假氣十足、空無一物。而他們又偏偏還要裝出一副聲情並茂、情緒激昂、隨時恨不得要為祖國獻身的樣子，就更讓你連站著打盹補個覺的機會都沒有了。
是的，我覺得，大多數中國人對蔣小姐哈佛演講感到如此不舒服，可能就是因為她的那段演講勾起了我們這種青少年的本能反應。
洋老外可能還能對她這種抑揚頓挫、濃墨重彩的演講腔聽個新鮮，可至少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真的對這個東西聽膩了——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學生時代每周一提醒自己又開始一周苦難課程的那個“鬧鈴”，誰會對叫你起床上學上班的那個鬧鈴有好感呢？蔣小姐在她過於抑揚頓挫的演講腔調上就先輸了一籌。
當然，國內的這種周一演講，學生演講的主題往往都是熱愛社會主義祖國什麽的，蔣小姐在哈佛畢業典禮上肯定不能講這個，聰明的她選擇的是一個很美式政治正確的話題：“我們的人性”，拿一個哈佛同學跨國請教她怎麽用中國出口到非洲的洗衣機的故事當引子，引出寰球同此涼熱，全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這些概念……
聰明啊，聰明。這些大詞不僅美國人聽了認賬，在國內其實也是任誰聽了都沒法有什麽異議的好詞。
“當世界任何角落的女性買不起衛生巾，我也將變得貧窮；當女孩因恐懼騷擾而輟學，我的尊嚴便遭受威脅；當無辜孩童死於他不懂的戰爭，我的生命也隨之殘缺。”
前文說過，哈佛畢業演講的講稿都是經過專家幫忙打磨的，這句台詞本來應該把全場氣氛帶到最高點，而蔣的情緒也在此時充分融入，講到激動的地方，我甚至看到她哽咽了一下。
可是，恐怕大多數中國聽眾也並沒有被她的情緒帶著走，聽到這句台詞時，我們感覺到的隻是一種腳趾摳地的尷尬。
為什麽？
我覺得想破解這個心理迷案首先要回答另一個問題：社會底層，最討厭和反感的事情是什麽？
是對他們的冷漠和無視麽？並不是。對社會中下層最大的侮辱，是口惠而實不至的廉價同情。
“窮人沒有麵包吃，為什麽不吃蛋糕呢？”這話據說是法國大革命前路易十六的王後瑪麗·安托瓦內特的名言。後來據考證，她本人其實並沒有說過這句話，好像是另外一位貴婦說了一句“窮人吃不起麵包，為什麽不吃麵包皮呢？”但雖然真相是如此，此話在當時的法國的確激起非常廣泛的民憤，最後瑪麗·安托瓦內特成了斷頭王後，估計也有其一份功勞。
但有趣的是，如果你細觀此語，會發現無論王後或者貴婦，至少是試圖站在窮人的立場上，嚐試給他們一個解決方案的——無論蛋糕還是麵包皮都是她們能想到的麵包的待用品，與晉惠帝的“何不食肉糜”一樣，這些話在清澈通透的愚蠢當中其實有著同樣清澈通透的天真與善良，話雖然說的傻了一點，可是相比那些連正眼看都不看窮人一眼的貴族老爺，是不是這個同情心至少值得點讚呢？
受白左思潮影響，哈佛所褒揚的美式政治正確好像也就點讚了這種同情，你看蔣在演講中一開篇就暗示她和她的同學多麽的熱心社會公益事業，非洲和蒙古國，堂堂哈佛研究生，卻到全世界最需要地方去實習、獻身國際建設，多麽偉大高尚的國際主義情操。再結合這句“當世界任何角落的女性買不起衛生巾，我也將變得貧窮……”首尾呼應，難道你們不都該為這份同情心鼓掌叫好麽？
可是那些真的買不起衛生巾的女性、那些輟學或死於戰火的兒童，他們卻並不會為蔣叫好。因為你把蔣這篇演講從頭看到尾，會發現她雖然熱烈的表達“同情”，卻沒有給出解決方案——連“何不食肉糜”、“窮人為什麽不吃麵包皮”這種傻嗬嗬的解決方案都沒有。你就看見蔣小姐高振雙臂，喊了半天“將遇見的每個靈魂裝入行囊”之類的口號，就結束了。
當然，她隻是哈佛的研究生，不是教授學者，對於貧富分化、世界和平、全球化倒退這樣世界性難題，給不了問題的解決方案也許情有可原。那你至少應該達成另一點——反應社會實際問題吧？
然而整個演講看下來，我們發現也沒有，雖然蔣在一開篇就提及了她和她的同學在欠發達地區實習的經曆，可是這些經曆她並沒有展開，這些隻是她講述她和她同學之間趣事的一個背景板。
聽完之後，我在想，如果蔣能在五分鍾的演講中拿出一兩分鍾，講述哪怕一個她在發展中國家實習或者生活中的所見所聞——一個具體的女孩怎樣因貧困買不起衛生巾、一個具體的孩子怎樣輟學，一場具體的遠方戰火怎樣終結了一個鮮活的生命。然後提請她的哈佛校友、教授乃至整個世界的注意。想象一下，她的演講就會變得非常成功。因為她至少提出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
可是很可惜，她並沒有。她寧願把寶貴的分享時間花在講述她是怎麽和全班34個國家的77名同學成為夥伴，一起“觸摸世界的溫度”，享受同為哈佛人的榮譽和喜悅上——抱歉，可能是我過於敏感了，我在聽這一段時，感受到一種刻意修飾過的精英優越感。
於是口號上的悲天憫人和對具體事件的漠不關心，形成了如此強烈的反差，讓不會聽演講的人也鮮明的感覺到，蔣小姐其實不關心她說要關心的那些底層人。他們的命運，是她演講的題目，卻不是她的重點。
我們說，一個好的演講，想要言之有物，重在提出對問題的解決方案、以號召受眾做出改變，即便提不了解決方案，也要至少呈現問題本身，以呼籲受眾重視。這樣的演講才是言之有物的。可蔣小姐的演講問題就在於她既沒有提解決方案，也沒有真實提出問題，蹭了半天就是不進入主題，這就難怪大家聽了不爽了。
那麽為什麽她的演講會呈現這種風貌呢？我有一種感覺，就是蔣在演講中不想惹任何人、並一直在致力於討好所有人。
你看她在演講中開篇就講了中國洗衣機怎麽賣到了非洲，沒有當地文字以讓她同學看了撓頭（這個故事我總覺得像編的，因為咱的中國製造既然賣過去不可能不做本地化翻譯，而坦桑尼亞官方語言就是英語和斯瓦西裏語，哈佛研究生能看不懂英語？），這個故事顯然在暗示中國製造行銷全球，全世界都在說中國話，中國人的話越來越國際化……不好意思，我都唱上了。
但蔣小姐十分聰明的在這個話題上適可而止了，然後她又轉向聊起了在哈佛“34個國家的77名同學”共聚一堂，“在彼此的傳統中起舞，也扛起過對方世界的重量。”這又是美國白左和民主黨最喜歡的文化多元主義和政治正確。
然後她談到了“買不起衛生巾的女性……”表示同情窮人，再然後她又提起了哈佛人的共同認同，這又是典型的精英主義敘事。
是的，你別笑，這篇讓中文網友鄙視為水平極低的演講也許真的是經過精心雕琢，但雕琢的方向不是言之有物、提出問題、解決問題，而是多向討好，想同時把東方與西方、底層與精英的情緒都照顧到，見誰都說好話，誰也不招惹，試圖用這種八麵玲瓏討大家都開心。
由此我們也能理解為什麽蔣在演講裏不敢講一個真實的故事——假如她真去講一個坦桑尼亞、蒙古國，或者其他地區看到或自己經曆的貧困乃至不公的經曆，甚至在演講裏慷慨激昂的講出了對問題觀點和解決方案，無論矛頭指向美國還是別國，萬一引得對方不滿，惹來麻煩怎麽辦？
所以最安全，最精致利己的方式就是什麽具體實例都不講，什麽帶有批判性、變革意義的主張和方案都不提，就這麽花團錦簇、實無一物的把演講湊合過去。
八股文下筆千言、實無一物，誰也不得罪，那是一種在明清動輒得咎的文字獄文化中扭曲生長出來的一種盆景文體，而我覺得蔣小姐給我們完美的演示了一出什麽叫“哈佛八股”。或曰，白左八股。
但是，大人，時代變了，或許20年前，那個全球化經濟告訴增長期，這些話可能真的能討好所有人。但如今，這套“哈佛八股”在整個世界，都會招來普遍的反感。
其實蔣的這種“哈佛八股”也正是上一個時代的很多國際精英們取得成功的秘訣，他們借助自己的資源優勢、在兩個世界、兩種文化、兩套社會規則體係之間反複橫跳、雙麵得利，在兩邊都隻摘花、不挑刺，雖然嘴上說著“隻要世上有女孩買不起衛生巾，我也感到貧窮”，但他們並沒有訴求和動力去改變眼下的這個世界，因為這個世界目前的運行和分配模式是對他們最有利的。這也是為什麽蔣的演講通篇都不“帶勁兒”、沒有思想號召力的原因——這個世界現在這樣對她來說就挺好，她為什麽要呼籲變革呢？
唯一一點“帶刺”的地方，可能是她譴責社會正走向不寬容：“但今天，互聯世界的承諾正在被分裂與恐懼蠶食。我們開始把不同思想、不同信仰的人——無論他們遠在重洋還是近在咫尺——不單單看作錯誤，更謬誤地貼上"邪惡"標簽。”
這話似乎是瞄著正在西方興起的右翼思潮、尤其是特朗普去的。但蔣和她的同學似乎從沒有認真思考過，究竟是誰在支持全球大大小小的特朗普和右翼的崛起，什麽力量讓這個世界越發厭棄精英主義和全球化。
其實恰恰是她所說的那些買不起衛生巾、被迫輟學的窮人們。因為西方左翼就像她在演講中表現的一樣，隻拿窮人的故事說事兒、刷資曆，卻口惠而實不至，沒有給出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民主黨和哈佛奉行的DEI（多元、平等、包容）政策的本質，是把各國各族的精英群體像集郵一樣，延請到他們的精英聯盟當中去，並以這種延請代替了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
在這種延請當中，窮人們是被蔣小姐們代言的，可是窮人們最討厭的恰恰就是這種代言——因為你本就不是我們中的一份子，你還非要站到我們中間來，想代表我們，在哈佛的講台上嚴肅討論吃麵包皮的可能性。
這就讓我們不僅顯得很窮，而且似乎很蠢。
其實這個錯誤，蔣小姐在事後的“澄清聲明”裏又再次犯了，她在聲明中把自己描述成一個家庭不幸甚至貧寒的女生，初中抽簽去了青島一所不是很好的中學，不僅在校被同學霸淩、而且回家還要幫母親維持家計……
可是我自己就是一個膠東出來的孩子，我是知道在我們山東，如果一個學生真是這樣人生開局，等待他或她的未來應該是什麽的——拚命學習，努力卷做題，考個市重點高中、考個985、211大學，一路讀上去，畢業還不知道能不能找個好工作。然後大多數人，這輩子也就這個樣了。
再了不起，大學畢業後去海外拿獎學金勤工儉學、或者像我一樣工作多年攢錢出國再圓自己的留學夢。
這樣人生是很辛苦，要付出、喪失很多的東西。
無論如何，“普通家庭”孩子的人生劇本，都不可能是直接去英國念高中、讀大學、然後轉學去美國杜克大學，然後被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錄取，並在大學期間就代表綠發會出席倫敦打擊野生動物非法貿易高級別會議……
你有了這樣人生，你卻還非要說，你和我們是一樣的“普通家庭”開局，
那為什麽你是憑著個人奮鬥那樣了，我們憑著個人奮鬥這樣了。
你是什麽意思？
是想諷刺我們不如你努力，還是暗示我們不如你聰明？
《瘋狂的石頭》裏道哥有句話，“你侮辱我人格，你還侮辱我智商？”
同樣的道理，我特想對蔣小姐說：你可以直白的說：我們就是不如你命好，但請您不要侮辱我們的智商，否定我們的努力。
拜托了，拜托。這是我們平凡人生中，僅有的一點尊嚴和自我肯定了。
一個出身中上之家的孩子，大大方方的承認自己憑借著家庭的蔭蔽、父母的助力，獲得比別人的更多的成就，這不是什麽值得羞恥的事情。
相反，刻意隱瞞和極力否定這些差距，硬說一切都是自己努力得來的，還要說“我同情你們”，甚至“我和你們都是一樣的”。這隻能引起窮人更大的憤怒。
你真覺得“隻要世界上還有女孩買不起衛生巾”你就感到貧窮，那你倒是捐錢啊？或者你至少曝光、分析、譴責一下究竟是什麽製度什麽原因導致了這些女孩如此貧窮，呼籲社會變革？
都沒有，窮人女孩的窘迫命運，隻成了你在畢業演講裏秀一下自己同情心的一句口號——就像你的入學申請裏保護野生動物的義工也隻是你用以增加申請成功率的一條履曆而已。
那之後，你並不關心那些野生動物如何了，就像演講結束後，你可能也不會再在乎貧窮女孩用不用的起衛生巾。
在這一點上，蔣小姐、哈佛、乃至民主黨所帶領的整個美國左派，真的還不如特朗普，你看特朗普這小子出身豪門，人家就承認自己“I am really rich.”他的演講，雖然天天煽動各種仇恨吧，但就像希特勒鼓勵仇視猶太人好歹是給社會情緒一個出口一樣，特朗普的各種噴，好歹給了窮人一個（至少聽上去可行的）解決方案，甭管是加稅、還是建牆，都是至少在做點什麽。
相比之下民主黨那些政客，都跟蔣小姐一樣，天天“哈佛八股”（當然沒她這麽抑揚頓挫，把這些片湯話講的這麽慷慨激昂，也算咱的種族天賦），站在世界中心呼喚和解與愛，打著“多元、平等、包容”的旗號延續事實上驚人的不平等與既得利益，那窮人當然聽著沒意思了。因為你們嘴上說著同情，實則不想改變，你們就受益於你們號稱“痛心”的社會現實。
除了虛偽，還是虛偽。
這就是美國會選出特朗普這麽一個總統，而哈佛和白左為什麽會受錘的原因。
美國人陪左翼玩這套”哈佛八股“，真的玩累了。
對社會中下層最大的侮辱，不是對他們的漠視，而是以為他們代言為名的扭曲、是看似慷慨激昂、實則言之無物、誰也不得罪的鄉願討好，是口惠而實不至的廉價同情。
畢竟，鄉願，德之賊也。
我想，這就是蔣小姐的演講為什麽翻車，以及這一套哈佛八股，為什麽在美國也越來越少有人聽的原因。
作者： 小西Cice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