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出門的時候,在小區門口,那位六十多歲的保安向我打招呼:“吃飯了嗎?”
“吃飯了嗎?”這是我的父輩們見麵打招呼的口頭語。一直到我們這一代,依然延續這樣的問候語。
父輩那個時代,吃飯一度成了非常大的難題。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所謂的三年大饑荒,餓死的人不計其數。沒有糧食吃,就以野菜草根充饑;野菜草根吃光了,就剝樹皮,甚至到河邊挖一種泥土充饑。
那個時候,家家戶戶的鐵鍋都交出去煉鋼鐵了,村子裏開食堂吃大鍋飯。因為無米下鍋,食堂常常連續幾天沒有炊煙。
母親講過吃食堂時,我們村發生的一件事。好容易盼來開飯的那一天,家家戶戶排隊到食堂打飯吃。所謂的飯,隻不過是能照見影子的米湯而已。村裏有一個人領了一盆米湯,小心翼翼端著往家裏走。走在半路上,實在忍受不住饑餓,忍不住想嚐一小口。沒想到一發不可收拾,把整盆米湯都喝光了。
回家後,那人看著孩子們眼巴巴地望著他手裏的盆,羞愧難當,轉身找了偏僻處上吊自殺。
我小時候,吃飯基本上沒了問題。但主要是吃粗糧,難得吃上饅頭,更不要說肉食了。食用油是蒿草籽提煉的,有一種熏鼻子的香氣,吃到嘴裏卻非常苦。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逐漸改善,飯桌上的飯菜也變得豐富起來。然而,食品安全問題也漸漸出現。
我第一次聽到讓人驚訝的食品問題,是用尿素生豆芽。看到報道說,很多豆芽看上去又長又白,是添加了尿素等有毒的化學品。
有一個小飯店的老板,由於我常到他那裏吃飯,和他成了朋友。有一次點菜時,我要了一個燒腐竹。他把嘴靠近我的耳邊小聲說,不要吃腐竹,裏麵添了甲醛。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隨著傳媒業的發展,越來越多食品安全問題被報道出來---假酒、瘦肉精、地溝油、毒蔬菜、用化工染料浸泡的海帶、用蘇丹紅染的雞肉、加三聚氰胺的奶粉、喂避孕藥的養殖魚......花樣繁多的食品問題不斷出現,人們防不勝防。
作為一名媒體記者,我也曾暗訪過食品安全問題。
為了保障豬肉食用安全,從1998年開始,我國推行定點屠宰製度。屠宰戶購買的豬,都要運到定點屠宰點,經過動檢部門檢驗後,才能屠宰上市。大約是二十年前吧,我接到群眾舉報,說泊頭市定點屠宰點隻向屠宰戶收費,根本就不檢驗。缺失了這一環,很容易讓問題豬肉流向市場。在某個清晨,我跟隨一個商戶來到定點屠宰點,看到坐在門口的動檢人員,收了錢後,便揮揮手讓他們到屠宰車間去屠宰,檢疫這一關完全省略了。所謂定點屠宰,在這裏隻不過是擺設。
這件事報道後,省委書記做了批示,在全省展開對定點屠宰的治理整頓。如果媒體不報道呢?如果領導不批示呢?這件事暴露了法製的漏洞。
即使在那個新聞發展的黃金時期,輿論報道也常常受到打壓。有一次,河南《大河報》創始人馬雲龍帶領《大河報》、《河南商報》等媒體的記者來滄州找我們合作,追蹤某著名保健品添加工業用雙氧水問題---這個保健品添加的工業用雙氧水,就是出自滄州某個化工企業。我們也派出記者,與河南記者一起到那家化工企業暗訪,掌握了確鑿證據。相約第二天由兩省的報紙共同推出相關報道。
沒想到,當天夜裏,冀豫兩地的報紙便接到各自主管部門電話,責令撤掉相關稿件。輿論監督啞了火,相關企業一直沒有被追責,也沒有整改的消息。
權力如果高於法律,法律就成了執法者手中隨意摶弄的泥巴。企業不敬畏法律,而敬畏領導手中的權力。如此,食品安全便出現了很大的漏洞。
市場經濟若想健康發展,必須摒除權力的幹擾,以法律作為嚴格保障。同時,還應有道德良知的社會基礎。
沒有對法律的敬畏,便沒有良知的自由,法律不被尊重的社會,道德良知也會遭到踐踏。如果執法者貪贓枉法,經營者的良心怎麽會不受汙染,怎麽會誠實經營呢?
在法律麵前,每個人都該為自己的罪承擔責任。律法是訓蒙師,引領人們到信仰之門。而信仰是道德良知的根基。
這一次,新京報關於食用油問題的報道,不僅揭開一個極大的黑幕,也再一次彰顯了輿論監督的力量。可惜,由於權力的幹預,我們的輿論監督已經多年萎靡不振了。這一次報道,可以說給輿論監督打了一針強心劑。
然而,即使這樣的報道,也遭到某些人的指責,指責這樣的報道是抹黑中國的陰謀。總有這樣一批人,想把這個社會拉到陰溝裏。
以前是吃不飽,現在是不敢吃。誰能想到,在經曆幾十年的發展後,吃飯再一次成了擺在我們麵前的難題。這樣的難題絕不是市場經濟帶來的,而是市場經濟沒有得到充分的尊重,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中,缺失了極為重要的東西。
我們的發展缺失了什麽,每個人都應該深思,因為這關係著我們和我們後代的生存和前途。
作者:劉樹鵬
每個人都是一個鼻子一張嘴,為什麽幾千萬的黨能夠奴役十幾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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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手段空前嚴厲,技術能力遠勝元清,殺三十萬保三十年不是戲言。敢反抗的萌芽一早掐死,舉張白紙就能杳無音訊,苛求弱民也說不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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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層次的想一想,什麽樣的人才有什麽樣的黨。
每個人都是一個鼻子一張嘴,為什麽幾千萬的黨能夠奴役十幾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