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石峪
沙石峪網絡博客
我想我們是在要爭取“好的生活”的前提下討論“可能的生活”的，即不言而喻，我們是優先考慮要過“好的生活”，過有價值和意義的生活。趙汀陽寫過一本有趣的書叫《論可能生活》，但僅僅一種不同於現實生活的“可能生活”並不足以調動我們的生活意誌，成為我們的生活目標。
人們也並不都是或並不總是想改換生活，並不是總要去嚐試新的生活而不滿舊的生活。
就一個人來說，他隻有一個一生，更是無法去過“各種可能的生活”。所以，我以為“好的生活”比“可能生活”還是更能概括我們的生活目標和意願，先是好的生活，然後是可能性的問題。而可能性的問題的確也很重要。我現在想問的一個問題就是：好的生活何以可能？
人們對何為“好的生活”有不同的理解，而現代人還主張這些不同理解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都是價值平等的，即不同的理解者都有平等的權利去主張和追求自己的“好生活”。
不過，我現在講的“好生活”主要是一種為多數人所認可或理解的“好生活”。這種好生活的內外條件也是指適應於大多數人的可能性。亦即，我這裏不說很少數的聖徒和英雄的“好生活”，他們可能在任何時代和社會都能成就自己。但大多數人卻不如此，他們想過的好日子在惡劣的時代和社會裏就無法得到保障。
所以，我們要優先考慮爭取一個較好的社會，或者低說一點：“尚可的社會”。這個“尚可的社會”至少能為它的所有成員提供“基本的好”。所謂“基本的好”，從羅爾斯的觀點來引申，主要是指作為公民或社會成員的一些基本權利；能夠生存或符合人的身份的基本物質生活資料或財產；得到承認的一般尊重等。
這些“基本的好”應該有一種製度的保障而不隻是統治者的心願或者話語。由於我們所有人都是生活在一個共在的世界，一個互為行為主體、又互為行動對象的世界，我們的行動幾乎都會對別人發生影響。
所以，我們追求的“好生活”就不應妨礙別人的同樣“好生活”，即要讓別人的、他同樣覺得好的生活也成為可能。反過來也是一樣。要防止讓一個人占盡一切好處或讓一個利益集團通吃成為可能，因為，這樣一種可能會扼殺其他一切可能。
這樣，我們每個人，不論有多大權力財富和名望，就都必須遵循一種基本的倫理，遵循一種對所有人平等的法律。
我們的確需要這樣的一個比較健全的社會平台。而我們爭取這樣一個平台既是為社會爭取，也是為個人爭取。至於還有許多“好生活”中的積極和富有個性的內容，或者說在“基本好”之上還有一些更多更高的“好”，則主要是讓不同的個人自己去爭取。這樣，我們就必須自己規劃自己的一生。
個人的努力達成“好生活”的條件主要有：1、能力和性格的天賦；2、後天的訓練和努力；3、偶然的運氣。而在這些方麵，人都是千差萬別的。
我們就必須首先要認清自己：我有些什麽，我究竟要什麽，我最看重什麽，什麽東西最能讓我感到安頓以致幸福等等。存在著某一方麵甚至多方麵的不利並不意味著就得不到“好的生活”——我們可以善加搭配，我們還可以調整自己，包括調整自己的期望，調整自己的內心。而擁有多方麵的優勢也並不一定就能得到“好的生活”——如果他認錯了自己或錯待了他人。
無論如何，我們也還是不能忽視為社會一般所認為的“好”，或者就徑直說“權錢名”。尤其是不能忽視“權錢名”的底線——即上麵所說的“基本的好”。最好使上麵“基本的好”也不缺少，比方說也能過一種像樣的物質生活，除非它們和“更高的好”發生非此即彼的衝突。當然，我們同時也應區別“基本”與“更高”之分，讓物質基礎就是基礎，而不要成為上層建築。
但更大的“權錢名”看來也常常會有一種對“好生活”的背書作用。最近有一個印度電影《三個白癡》，裏麵講到一個比較功利的大學畢業生查特，向另一個品學兼優的大學畢業生蘭柯打賭，看十年後誰過得更好更成功。
結果查特去了美國，十年後事業有成，有了豪宅靚車，他和另外兩個同學一起去找蘭柯，終於在一個山區小學找到了任教的蘭柯。查特大快，覺得自己贏了，然而結尾表明，蘭柯同時還是一個擁有許多資產和專利的科學家和發明家，查特又不得不服輸了。
結尾像是落入了俗套，但好像也還是帶來了安慰，如果蘭柯的確就隻是一個窮小學教員，又沒有例如特雷莎修女那樣的名望，查特會服輸嗎？在世人眼裏又是誰生活得更好？
而的確還有一些做了類似於特雷莎修女那樣一心服務窮人的事情的人，隻是沒有她做的那麽多那麽好，但很可能就是終身默默無聞。一般人也還沒有那麽超凡脫俗。要超凡脫俗，必須內心十分強大才行。
而如果選擇一條很少人走、也很有意義的生活道路，那就要自問：我是否有足夠強大的心靈力量來應對一生的貧困和世人的冷遇？有這樣心靈的人就接近於是一個聖者了，是人世間的星。
在過一種好生活的能力中，其實也還包括化解生活中不幸的能力。盡力去爭取最好的吧，但也準備最壞的。
有時對整個社會發生的災難可能還好忍受些，而僅僅發生於一兩個人的災難就要難忍受得多，但如果它已經對我們發生了，我們也就必須承擔。而一種生命的韌性，不僅在聖者那裏存在，在普通人那裏也並不缺乏。
作者： 一凡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