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務實小民
昨夜，多倫多冷月無聲，寂寥之下，看了很多博客，想到自己也開通一個，權當記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
第一部分 傅聰的傳奇
《傅雷家書》出版於1981年，它是傅聰自1954年留學後，父親寫給他的家書集錦。《傅雷家書》被認為是中國親子教育的經典範本，其摘選被編入中學語文教科書，全書為教育部課外推薦書目，近40年來一直暢銷不衰。
某種意義上講，傅聰作為《傅雷家書》中傅雷的兒子有名甚至超過他作為鋼琴家更有名。但是傅聰本身作為鋼琴家的光芒以及人生經曆的曲折也極富有傳奇色彩。
傅聰生於1934年3月10日。他出生這年，父親傅雷26歲，剛剛自國外留學歸國不久。
對於恩愛的傅雷夫婦而言，長子傅聰的出生無疑給這個家帶來了溫暖。但傅聰的出生並沒有減緩父親在事業上的拚搏，兒子出生的第二年，他翻譯的羅曼·羅蘭《米開朗琪羅傳》、《托爾斯泰傳》等便被出版了。後來，傅雷又翻譯出版了《約翰克裏斯多夫》、《歐也妮葛朗台》等巨作。
年少時傅聰便在父親的影響下對音樂產生了巨大的興趣。
傅聰七歲半那年，傅雷好友雷垣發現其極高的音樂天賦，他斷言：這個孩子很可能會成為偉大的音樂家。傅雷聽了後便打消了讓兒子學畫的衝動，他轉而讓兒子拜雷垣為師，學習彈奏鋼琴。
傅雷既懂藝術。因為，除了在音樂上造詣極高之外，他還在文學等等各方麵都極其出色。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傅雷之於傅聰更是如此。傅聰開始學習鋼琴後，傅雷便利用閑暇時間潛移默化影響兒子了。
相比後來《傅雷家書》裏的慈父形象，傅聰小時認識的父親顯然是另一副模樣。傅雷脾氣非常暴躁，因為這暴脾氣，他在圈內還得了個“傅老虎”的“雅號”。
相比同是鋼琴家的董竹君女兒夏國瓊早年的學琴路，傅聰顯然更加艱辛。幼年練琴時，隻要有稍不到位的地方，傅聰便會被父親按著頭撞牆。
有一次，傅聰在練琴出錯時，傅雷竟直接拿盤子扔了過去。被盤子砸到後，傅聰當時便血流如注，後來甚至還落了疤。
有一次傅聰見到父親好友錢鍾書的夫人楊絳時，竟忍不住抱怨說：“爸爸打我真疼啊！”當時的楊絳聽了，心裏是五味雜陳。
也因為這種種，傅聰晚年時曾不止一次地指出：“父親的教育方式未必適合所有孩子！”想來，他說這話時，心情也是非常複雜的。
都說嚴師出高徒，在亦師亦父的傅雷的嚴苛教育下，傅聰的琴技突飛猛進。為了進一步給兒子良好的練琴環境，傅雷幹脆讓兒子退了學。之後，傅雷還自己編撰課本親自給兒子授課。
而當時傅聰課本上的文章，則都是傅雷從《戰國策》、《史記》、《漢書》、《世說新語》等著作裏精選並抄錄下來的。
1952年2月，傅聰就同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演奏了貝多芬的《協奏曲》。這年，傅聰年僅18歲。
兩年後，年僅20歲的傅聰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第四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獲鋼琴比賽第3名，同年，他受邀赴東歐各國演出。
行到此時，傅聰無疑已走上了音樂藝術之路的“康莊大道”。
但此時的傅雷卻反而比尋常時候更加憂心忡忡，因為他比誰都清楚：傅聰的藝術之路，實際才剛剛開始，要想真正在藝術上走遠，他要經受的曆練還遠遠不夠。
為了進一步讓兒子學習藝術，1954年，在傅雷的鼓勵下，傅聰決定赴波蘭留學。臨行前，傅雷在給兒子的家書裏寫道：
“孩子，你此去前程遠大，這幾天更應當仔仔細細把過去種種做一個總結，多多鍛煉意誌，預備忍受四五年中的寂寞和感情的波動。這才是你目前應做的事。”
在信裏，傅雷還對兒子說：“苦悶時多聽聽貝多芬的第五，多念念克裏斯朵夫裏極端艱苦的事跡，可以增加你的勇氣，使你更震驚。”
交代完這些後，傅雷鼓起勇氣在信裏對兒子寫到：“好孩子，安安靜靜準備出國吧！”
到波蘭後，傅聰便進入了華沙國立肖邦音樂學院學習，這所學校是歐洲最古老的音樂學院之一。到這裏後，懷揣著為國爭光之理想的傅聰便開始孜孜不倦地學習新知識。
人在到達異國後，往往會更加思念母國。在中國長大的傅聰到達波蘭後也是如此，最初，他之思念母國多是因為戀家。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身處異國的他便對母國有了更深的體會。在寫給父親的信裏，他數次提及要用藝術讓自己成為國家的驕傲。
1955年，傅聰做到了。他在波蘭舉行的“第五屆國際肖邦鋼琴比賽”中，獲得了唯一的“瑪祖卡”最佳獎。
那天，當傅聰深情地彈奏完肖邦的樂曲時，整個觀眾席都沸騰了。在雷鳴般的掌聲裏，傅聰優雅地起身向大家鞠躬致謝。
這是值得紀念的時刻，須知，傅聰是有史以來唯一獲得“瑪祖卡”最佳獎的亞洲人。也因為此，觀眾們驚歎道：“這真是不可思議，中國人怎麽能那樣深刻地抓住肖邦的靈魂？”“傅聰是最有波蘭性格的！”
當人群湧向傅聰時，他在雜亂中聽到人們在喊：“為什麽你不是個波蘭人？”傅聰聽了卻反問：“我為什麽要是波蘭人，我是中國人。”
在得獎後寫給父親傅雷的家書裏，傅聰談及這些時提筆寫到：
“要成為一個國際主義者，必須先是一個熱愛祖國的人......他們都說我是一個波蘭化的中國人，但我終究是屬於我最親愛的祖國。”
傅雷看到兒子的這封信時，頓時老淚縱橫。他經常告誡兒子“不能忘本”，看來，這些話他是聽進去了。
可歎，世間事從來變幻莫測。尤其，福禍還能互相轉換。得獎不久後，傅聰竟因為這次國際比賽得獎被人請去演出而“挨批”了。
原來，在被人請去演出期間，已經有些收入的傅聰便單獨住了，為了節省時間，進出時他都坐出租。這本沒什麽，可在“整風”運動期間的1957年，傅聰在國外的這些生活方式，後來被國內批判為了“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很快，傅聰便被召回了北京。這次回國，他和父親同時挨批了。好在，因為態度“端正”，不久後，傅聰被允許返回波蘭繼續學習。
1958年12月，傅聰留學畢業。這年，他年24歲。此時的他麵臨兩個選擇：留在國外，返回國內。傅聰想回國，可當他了解了國內的形勢，知道父親此時在國內正遭受的種種批判和他即將麵臨的對他的批判時，他猶豫了。
傅聰想：如果回國，勢必是兒子揭發父親，父親揭發兒子的鬧劇。而且，上次被召回北京之前，文化部部長錢俊瑞就告訴過他：因為與朋友談及蘇聯時的種種“不當言論”，他將被調回鄉下勞動。
想到這裏時，傅聰下意識地看向自己的雙手，他無法想象這雙鋼琴家的手拿鋤頭種地或者養豬挑糞會是怎樣的情景。
對於當時的傅聰來說，“被下放”無異於讓他放棄藝術。而這種種，當然是他之所不能接受。思來想去後，焦慮萬分的傅聰決定出走英國。
做出這個決定後，傅聰的手心便開始冒汗了，這是他人生第一次自己做決定，他心裏能不緊張嗎。登上飛往英國的班機時，傅聰覺得自己的腿都好像不是自己的。
當飛機開始起飛時，傅聰覺得自己整個的腦子都是嗡嗡的，他分不清那究竟飛機起飛時的生理反應，還是他因緊張而導致的結果。當飛機衝入雲端時，他的心裏被內疚占滿了，他看著窗外一個人默默地流著淚。
很快，傅聰出走英國的消息便傳到了國內，對於此時正身處困境的傅雷而言，這個消息簡直和晴天霹靂一般。也是在此間，“傅聰是叛徒”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
傅聰出走英國後，曾經風雨無阻的父子兩地書也斷了。在國內完全不知發生了何事的傅雷整個人都懵了，一夜之間，他便成了“教育出叛徒的罪人”了。可是，昨天，他兒子傅聰不還是國家的驕傲麽？
在這一重大打擊下，傅雷開始茶飯不思，以往作息極其嚴謹的他竟分不清晨昏了。
在傅雷過得渾渾噩噩的當口，已經到達英國的傅聰也過得非常不好。此時的他活像一隻“斷線的風箏”，他日日心裏惦念著父母家人，可他又害怕收到他們的任何消息，因為他知道：自己捅了這麽大簍子，國內絕不會有好消息給他。
無數次，傅聰從噩夢中醒來，之後他便呆呆地一個人坐著等天亮，期間的傅聰覺得自己像極了流亡異地的肖邦。
整整十個月後，在身為地下黨員的傅聰舅舅的走動下，傅雷才得以再度與兒子取得了書信往來。當傅聰收到父親自國內寄來的信時，他拆信的手分明已經劇烈抖動了。好在，信裏的是好消息，傅雷在家書裏說：
“孩子，你既沒有忘了祖國，祖國也沒有忘了你，始終給你留著餘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國的大門永遠是向你開著的......”
看這封家書時，傅聰一直在不停地抹眼淚，它終於替他卸下了對家人和祖國的擔憂之心。收信的當晚，他把家書放在了枕頭底下，那晚，他總算沒再做噩夢。
在英國期間，已有相當名氣的傅聰經常麵對記者們的騷擾。同時，獨居異地的他還麵臨著經濟困窘。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靠彈琴掙錢。
得知傅聰的窘迫狀況後，外國記者提出給他一大筆錢，條件是讓他做一期專訪。傅聰果斷拒絕了。他知道：在這樣的特殊時期，他的任何言論都可能給家人、國家帶來麻煩。
最難熬的日子裏，每天早上醒來時，傅聰都默念父親在家書裏寫給他的那句話：“你是以藝術為生命的人，也是把真理、正義、人格看得高於一切的人。”不久後，為了堵住那些把他說成“中國叛徒”之記者的嘴，傅聰在1959年公開登報聲明了自己的三原則：一，不入英國籍；二，不去台灣；三，不說不利祖國的話，不做不利祖國的事。
然而，讓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聲明被刊發五年後的1964年，傅雷在國內收到了一則消息：他的兒子加入了英國國籍。
收到消息後，傅雷和妻子朱梅馥整整幾夜未曾睡著，他們再次被重新戴上了“教育出叛國者之罪人”的帽子。不久，傅雷和傅聰的家書再次中斷。
在1964年10月31日，整整幾個月的沉默後，傅雷寫了一封信給兒子。在信裏，他寫到：“親愛的孩子，幾個月的沉默也使我魂不守舍，坐立不安。你的迫不得已的苦衷，我們都深深地體會到，怎麽會責怪你呢？”
傅雷信裏提及的“不得已的苦衷”，便是傅聰不得不加入英國國籍的背後原因。原來，當時正在英國的他組建了自己的家庭，他當時的英國妻子彌拉還懷了孕並且剛剛生下了孩子。此間，為了生計，傅聰不得不一年到頭“跑碼頭”，也就是去多國演出。
根據當時的英國相關規定，若傅聰不加入英國籍，他出入各國辦理簽證護照將非常不便，有的國家，他甚至還可能不能出入。
傅聰並不知道自己的這個決定，在那個特殊時期裏會給父母帶來多大的傷害。直到，他看到了幾個月後父母給自己的這封信。
在信裏，傅雷對兒子加入英國國籍的“不得已”表示理解後寫到：“便是萬事隨和和處處樂觀的你的媽媽，也耿耿於懷傷感不能自已。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想念你，可是我和你媽媽都不敢談到你；大家都怕碰到對方的傷口，從而加劇自己的傷口。”
傾訴完這些後，傅雷在家書裏再次提筆安慰兒子道：“我們知道一切官方的文件都隻是一種形式，任何法律手續約束不了一個人的心！我們也知道，文件可以單方麵的取消，隻是這樣的一天遙遠得望不見罷了。”
傅雷相信：兒子的心，是向著祖國的。
知子莫若父，傅雷對兒子的了解超過了所有人：他的兒子幾乎沒日沒夜都在想念自己的祖國和家鄉。1965年5月，演出路過香港時，看到無數黑頭發黑眼睛的傅聰內心激動極了。他給家裏打了長途電話，那天，朱梅馥隻“喂”了一聲，傅聰的眼眶裏就滿是淚水了。喊了一聲“媽媽”後，他的喉嚨便哽咽住了，那一刻，淚水像斷線的珠子一樣滾落。
1966年開始，傅聰給父母的信明顯減少了，這自然因為此間的他一直備受家事、事業所累。身在國外的他並不知道，此時他的父母之生命已經進入了倒計時。
這年春天開始，察覺到“風雨欲來”的傅雷便在一次和友人談話時說：“要是再來一次一九五七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了的。”
果然，1966年8月30日下午，傅雷家被抄家，帶頭抄家的說了：你被抄家，是因為你有名，因為他有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抽煙鬥、喝咖啡）。
這之後不久的9月3日，不堪受辱的傅雷選擇了自殺，妻子朱梅馥亦在安頓好一切後隨夫而去。
死前，在留給傅聰舅舅朱人秀的遺書裏，他寫到：
“含冤不白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麵前已經死有餘辜了！”
誰也不知道說這話時的傅雷究竟懷著怎樣的心情，但遺言裏的這句無疑讓傅聰一生罩上了重重的陰影。父母去世後，他多次以各種方式、各種途徑向祖國提出要回歸。
可遺憾的是，因為種種原因，傅聰的願望一直未能實現。
1979年傅雷被平反，這年4月，上海市文聯和中國作協上海分會決定為傅雷夫婦舉行追悼會。在父母追悼會舉行那天，終於再度回到國內傅聰懷著巨大的悲痛參加了追悼會。
回國這年，傅聰在中央音樂學院舉行了音樂會，他還被中央音樂學院聘請為鋼琴係兼職教授。之後，他幾乎每年都回國演奏、講學。
後來傅聰還被美國《時代周刊》譽為“當今最偉大的中國音樂家”。
“最偉大”三個字，傅聰當能擔得起。須知，僅在六、七十年代的20年間，他就舉辦了約2,400場獨奏音樂會，並錄製了約50張唱片。他還擔任過蕭邦國際鋼琴比賽、比利時伊麗莎白皇太後國際音樂比賽的評委。
幾十年來，這位被世人稱作“鋼琴詩人”的音樂家，其演奏的足跡已遍及幾乎整個歐洲、美洲、中東、東南亞、大洋洲各地。
一直以來，這位土生土長的中國音樂家都被認為是：對西洋音樂了解最深切的音樂家。一個中國人何以能做到如此？
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一位意大利教授曾如是評價說：
“不得不說，傅聰這方麵的成就大半得力於他對中國古典文化的認識與體會。隻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優秀傳統精神，具備自己的民族靈魂，才能徹底了解別個民族的優秀傳統，滲透他們的靈魂。”
傅聰自己則這樣回答，他說：“我最好的老師是我的父親，他用中國的文化和精神等成就了後來的我！”
第二部分《傅雷家書》的傳奇
《傅雷家書》用情至深，影響甚廣
“親愛的孩子，你走後第二天，就想寫信，怕你嫌煩，也就罷了。可是沒一天不想著你，每天清早六七點鍾就醒，翻來覆去的睡不著，也說不出為什麽。好像克利斯朵夫的母親獨自守在家裏，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樣，我和你媽媽老是想著你二三歲到六七歲間的小故事。”
這是一個多麽慈愛的父親！讀《傅雷家書》，每每讀到這一段，心中便如陽光撫過粼粼水波，溫柔而瀲灩。
是的，信中的傅雷對傅聰，用情至深。從1954年傅聰離家留學波蘭，到1966年5月終止，12年間186封家書，字字情真意切，充滿了對兒子的摯愛、期望，以及對國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
在信中，他毫不吝嗇讚美，誇獎兒子的演奏“從低窪中到了半山腰”，鼓勵兒子注意整個的修養，攀登峰頂；他似一個碎碎念的婆婆，告訴他應當如何選擇終身伴侶，再三囑咐兒子“從今以後，處處都要靠你個人的毅力、信念與意誌”，努力爭取機會；他願意低下高傲的頭，真誠地向兒子懺悔“我永遠對不起你，我永遠補贖不了這種罪過！”
擁有這樣的父親，傅聰何其幸也！
可是，傅聰對父親的評價卻頗有意思。他在《爸爸到底教會了什麽》一文中寫道：“我父親責己責人都非常嚴，是個非常嚴謹的人……”
傅雷是個嚴於律己的人，哪怕是一般的生活小節也極嚴謹。傅聰曾回憶，父親的寫字台永遠是一塵不染，所有東西都有條有理。
一個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人是令人尊敬且願意親近的。可傅雷不單對自己嚴格，對別人也同樣高標準嚴要求，在子女的教育上尤為突出。如果用一個字來形容父親，我想，傅聰絕不會用“慈”。因為，傅雷對孩子的管教，放在今天，完全可以算得上“虐待兒童”。
傅雷本來是希望傅聰學畫的。在傅聰七歲半時，好友雷垣發現這個小不點有著極高的音樂天賦，傅雷這才打消念頭，轉而讓兒子拜雷垣為師，學習彈奏鋼琴。
可是，哪一個少年不叛逆？哪一個孩子不愛自由？
愛玩是孩子的天性，很少有自己願意下苦功學習，尤其是日複一日枯燥的練習。少年傅聰當然不例外。加之傅雷脾氣火爆，對孩子要求太過嚴苛，傅聰有一段時間就專門和父親對著幹。
有一次，他按父親的要求在底樓客廳裏彈鋼琴，可他隻是放好樂譜擺出姿勢做出彈琴的樣子，事實上眼睛卻盯著放在大腿上的《水滸傳》。結果，在三樓翻譯作品的的傅雷馬上就覺察到了，悄悄地下樓大喝一聲，上去就是一拳頭。
看到這兒，也許有人會說，誰沒個脾氣？看到熊孩子非但不好好學習，還如此陽奉陰違，做父親的當然生氣，嚴格要求原也無可厚非嘛。可是，傅雷對兩個兒子的懲戒太過火，像這種掄拳頭的事情並不是偶然為之。比如，有時候傅聰練琴中途隻要稍稍停頓一會兒，正在樓上翻譯作品的傅雷突然聽不到兒子的練琴聲，就會火冒三丈，扔下筆衝下樓，不由分說抓著傅聰的頭就往牆上撞。
而且，傅雷對兒子這樣的“棍棒教育”從來都不藏著掖著。
傅雷的摯友劉抗對此頗不讚同。他對傅聰鼻梁上那塊疤印象深刻，因為那那次傅聰被傅雷嚴厲訓誡了。當時，傅雷非常生氣，順手就抓起瓷盤向兒子扔過去，結果傅聰的臉上永遠留下了印記。
楊絳對兩個孩子也深表同情，她在《憶傅雷》中記錄了一件很小的事。那一天晚上，傅雷和幾個友人正在談論，傅聰、傅敏兄弟倆偷偷地躲在門外聽，結果傅雷發覺了。脾氣火爆的傅雷當然不能容忍，隨即就給了兩個兒子一頓老拳。
這樣的做法太過殘暴，多年之後，談起父親，傅聰還會說：“爸爸打得我真痛啊！”
這應該是當時典型的“中國式父子”。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裏，“嚴父慈母”儼然成了定式，絕大多數父親們都想樹立一個“嚴父”的形象，所以對孩子實施“打壓式教育”，父子之間也仿佛隔了一層透明的玻璃，難以靠近。
在這樣壓抑的環境中，兩個孩子的身心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摧殘，傅聰學習音樂的興趣天賦並沒有被很好地激發。雖然從13歲起他就一個人在昆明念書，但也沒有認真學習。等到他真正下決心學音樂時，已經是17歲的事了。
多年父子成兄弟
中國式的父子，不是不愛，隻是愛得太深沉、太隱忍，有時甚至愛得太簡單粗暴。
傅雷當然愛兒子。在《傅雷家書》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對傅聰的生活、學習和情感可謂是關懷備至。隻不過他是性格火爆的一家之長，又是才華橫溢的翻譯家、作家、教育家、美術評論家，他總想以自己的經驗來指導兒子的人生。
可是，正如崔恕在《父親》中所唱：“我們為什麽不能做朋友呢！”
幸運的是，父子二人並沒有漸行漸遠。17歲從昆明回到上海時，早熟的傅聰已經平穩地渡過了叛逆期，曾經水火不容的父子也已經像朋友一樣了。
傅雷對兒子寄予厚望，希望傅聰在事業上能夠有所建樹，因此1954年傅聰提出到波蘭留學深造，傅雷全力支持。從此，父子書信往來（傅雷最長的一封信竟然長達七千多字），父子間交流益深，感情愈加親密。1956年傅聰回國一段時間，傅雷和兒子整晚促膝長談，音樂、哲學、人生、感情……題材各種各樣，哪裏是昔日老拳相向的凶狠父親和刺兒頭一樣的倔強叛逆小兒？
很顯然，之前父子關係緊張，作為父親的傅雷責任很大。他也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因此在給兒子的家書裏，他滿是悔恨。他對傅聰說：“可憐的孩子，你的童年怎麽跟我那麽相似。”“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遠對不起你，我永遠補贖不了這種罪過！”
而傅聰，也早已釋懷。多年父子成兄弟，這樣的父子關係，羨煞旁人。
其實，在當時，這樣兄弟般的父子並不少。
魯迅和周海嬰算一對。1919年魯迅寫過《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他對海嬰的教育正是如此。他和許廣平盡量創造機會讓海嬰自由成長，希望海嬰成為一個“敢說、敢笑、敢罵、敢打”的人。周海嬰小時候喜歡玩積鐵玩具（用各種金屬零件組成），還用這些零件學會了組裝小火車、起重機，裝好了再拆。魯迅從來不打擾他，總在一旁予以鼓勵。
汪曾祺和孩子更是如此。在他們家，兒子有時管他叫爸，有時管他叫老頭子，就連孫女都跟著叫。他認為，父母叫人敬畏、兒女筆管條直，最沒意思。一個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親是愚蠢的，而且可惡！
是的，一個現代的、充滿人情的家庭，是平等民主和諧的，哪怕前一刻剛剛爭吵，後一刻也可以聲語歡笑。
然而，直至今天，又有多少父子如兄弟呢？
看《超級演說家》，海米提演講《中國式父子》時，淚流滿麵地說，他用棉簽給患癌術後的父親蘸水潤唇，不敢看對方的眼睛。因為從小到大，父親對他始終是冷冰冰的，如此溫情的場麵，反而讓他覺得尷尬。
總說父愛如山，母愛似水，我不喜歡。山是偉岸高大的，可是太過堅硬冰冷。我希望的是：
每一對父子，
既有堅硬的線條，
也有柔軟的心跳。
風雨來臨時，我們相互依靠；
陽光燦爛時，也可以打打鬧鬧互相擁抱。
第三部分 傅雷的傳奇
傅雷先生的一生是傳奇的，一生嚴謹如他，在翻譯文學上精益求精，一絲不苟。在教育孩子方麵，也堪稱大師，留給後世一本《傅雷家書》，讓父母們永遠收獲匪淺。
但是在好友楊絳心中，他不僅僅有板起臉嚴肅的一麵，還有好玩、被打趣的一麵。（後附楊絳寫的《憶傅雷》）
（一）傅雷去世後，朋友為其寫回憶悼念文
在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的上午，上海的海港陵園一片沉寂。在這片土地下麵，棲息著二十世紀一位的翻譯家傅雷，和他合葬的是他的夫人朱梅馥。
他們終於得到了安息，因為翻譯外國文學，他們生前受到很多人的誤會和不理解，甚至有人汙蔑他們叛國。
在這個日子裏，他們的朋友們來到這裏，紛紛為這對夫婦開一場遲來的追悼會。
在樓適夷的回憶中，傅雷先生學富五車，在藝術、音樂各個領域都有所涉及。對待文學也是非常嚴謹，一生鑽研翻譯外國文學。但是在為人處世和社會相處中，總會有些木訥，采用古板的方式，是很多人對他有所誤解。
傅雷先生在社會中，常常因為過於正直，不夠圓滑而被其它文學家口誅筆伐。在樓適夷的回憶文中，除了對好友才華的賞識外，更多的是關懷和心疼。
好友石西民則表現出對他不屈人格的讚歎，認為傅雷是一個有理想、有個性、有自己獨特想法的獨立的人。
（二）傅雷與錢鍾書夫婦之間的打趣
在一篇篇的回憶錄，傅雷似乎被固定化為一個生硬無趣的人。對此，錢鍾書和楊絳則持有不同的看法。
傅雷經常在這對夫婦麵前，稱自己是牆洞裏的老鼠，更傾向於自己做自己的事。而不是像別人所稱讚的一支有些孤傲的雲間鶴。
傅雷這隻醉心於書齋研究的小老鼠，其實是很貼切的。楊絳夫婦知道他整日在書齋中，自有一番天地，傅雷並不過分在意外界的看法與言論。
他日複一日地安心做自己的翻譯工作。傅雷內心也知道自己不善言辭，在仕途交際圈中不能夠像其他人一樣，圓滑周到。
楊絳夫婦並沒有覺得他很古板，隻是作為一個親密無間的朋友，一麵和他開玩笑，一麵善意地提醒，性格溫柔些總是有好處的。
（三）充滿理想，卻被毀滅
傅雷夫婦在上海的外灘選擇了自殺，他的自我毀滅，可以看做是對自由的向往，對現實的反抗，對理想幻滅的妥協。
傅雷的一生都在致力於翻譯外國的理想型小說，在他的文字世界中，理想總是高大的，通過奮鬥是可以實現的，是需要每一個人推動曆史向前發展的。
他痛恨黑暗，追求心中的光熱。在翻譯《貝多芬》的作品時，主人公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感染了他。有著翻譯才華的他，唯恐不能生動再現表達出核心思想。
傅雷和朋友幾次商量，如何在作品中，更加生動形象地突出人物。他企圖在巴金的作品中，探尋靈感，沒有效果後，十分懊悔，繼續奔赴下一位有魅力的文學大師的作品中，找尋自己想要得到生命力。
傅雷翻譯一本書，用了整整十年。早起翻譯後，鋼筆全部劃掉，重新再找更加貼切的翻譯。在文學上的“錙銖必較”，是因為他是有著自己的驕傲，不翻譯就算了，如果動筆，就要拚勁全力。
他熱愛自己的國家，想用自己的筆尖，為祖國的文化建設添磚增瓦。文革風暴來到，剛直如傅雷難免倒黴，看到理想幻滅後，傅似乎沒有什麽可以值得留戀的了。
如果不是作品裏麵世界太過於美好，傅雷沉醉其中。或許，他不會選擇在一九六六年，親手結束自己的生命。
附1：楊絳《憶傅雷》
傅雷和錢鍾書關係最好
抗戰末期、勝利前夕，錢鍾書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會見傅雷和朱梅馥夫婦。我們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飯後經常到他家去夜談。那時候知識分子在淪陷的上海，日子不好過，真不知“長夜漫漫何時旦”。但我們還年輕，有的是希望和信心，隻待熬過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雲開日出。我們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樸素幽雅的客廳裏各抒己見，也好比開開窗子，通通空氣，破一破日常生活裏的沉悶苦惱。到如今，每回顧那一段灰黯的歲月，就會記起傅雷家的夜談。
說起傅雷，總不免說到他的嚴肅。其實他並不是一味板著臉的人。我閉上眼，最先浮現在眼前的，卻是個含笑的傅雷，他兩手捧著個煙鬥，待要放到嘴裏去抽，又拿出來，眼裏是笑，嘴邊是笑，滿臉是笑。這也許因為我在他家客廳裏、坐在他對麵的時候，他聽著鍾書說話，經常是這副笑容。傅雷隻是不輕易笑；可是他笑的時候，好像在品嚐自己的笑，覺得津津有味。
也許鍾書是唯一敢當眾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陳西禾同誌。一次鍾書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滿麵尷尬，直向鍾書遞眼色；事後他猶有餘悸，怪鍾書“胡鬧”。可是傅雷並沒有發火。他帶幾分不好意思，隨著大家笑了；傅雷還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嚴肅確是嚴肅到十分，表現了一個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臉隻許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麵前，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嚴父。阿聰、阿敏那時候還是一對小頑童，隻想賴在客廳裏聽大人說話。大人說的話，也許孩子不宜聽，因為他們的理解不同，傅雷嚴格禁止他們旁聽。有一次，客廳裏談得熱鬧，陣陣笑聲，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興。忽然他靈機一動，躡足走到通往樓梯的門旁，把門一開，隻見門後哥哥弟弟背著臉並坐在門檻後麵的台階上，正縮著脖子笑呢。傅雷一聲嗬斥，兩個孩子在登登一陣淩亂的腳步聲裏逃跑上樓。梅馥忙也趕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搶先去責罵兒子；在兒子前，她卻是擋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溫言告誡。等他們倆回來，客廳裏瀕漸回複了當初的氣氛。但過了一會兒，在笑聲中，傅雷又突然過去開那扇門，阿聰、阿敏依然鬼頭鬼腦並坐原處偷聽。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隻聽得傅雷厲聲喝，夾雜著梅馥的調解和責怪；一個孩子想是哭了，另一個還想為自己辯白。我們誰也不敢勸一聲，隻裝作不聞不知，坐著扯淡。傅雷回客廳來，臉都氣青了。梅馥抱歉地為客人換上熱茶，大家又坐了一會兒，辭出，不免歎口氣：“唉，傅雷就是這樣！”
阿聰前年回國探親，鍾書正在國外訪問，阿聰對我說：“啊呀！我們真愛聽錢伯伯說話呀！”上年他到我家來，不複是頑童偷聽，而是做座上客“聽錢伯伯說話”，高興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記起他嚴厲的爸爸，淒然回憶往事，慨歎說：“唉－－那時候－－我們就愛聽錢伯伯說話。”他當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為愛他深。他告訴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為此對我落淚，又說阿聰的脾氣和爸爸有相似之處。他也告訴我傅雷的媽媽怎樣批評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衝動下的所作所為，沉靜下來會自己責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氣，隻為此憐他而為他擔憂；更因為阿聰和爸爸脾氣有點兒相似，她既不願看到兒子拂逆爸爸，也為兒子的前途擔憂。“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阿聰從海外好不容易和家裏掛通了長途電話，阿聰隻叫得一聲“姆媽”，媽媽隻叫得一聲“阿聰”，彼此失聲痛哭，到哽咽著勉強能說話的時候，電話早斷了。這是母子末一次通話，盡在不言中，因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已經看到他們夫婦難逃的命運。
有人說傅雷“孤傲如雲間鶴”；傅雷卻不止一次在鍾書和我麵前自比為“牆洞裏的小老鼠”－－是否因為莫洛阿曾把服爾德比作“一頭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聽未免滑稽。梅馥稱傅雷為“老傅”；我回家常和鍾書講究：那是“老傅”還是“老虎”，因為據他們的鄉音，“傅”和“虎”沒有分別，而我覺得傅雷在家裏有點兒老虎似的。他卻自比為“小老鼠”！但傅雷這話不是矯情，也不是謙虛。我想他隻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實心清。他對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誠。但眾多的朋友裏，難免夾雜些不夠朋友的人。誤會、偏見、忌刻、驕矜，會造成人事上無數矛盾和傾軋。傅雷曾告訴我們：某某“朋友”昨天還在他家吃飯，今天卻在報紙上罵他。這種事不止一遭。傅雷講起的時候，雖然眼睛裏帶些氣憤，嘴角上掛著譏誚，總不免感歎人心叵測、世情險惡，覺得自己老實得可憐，孤弱得無以自衛。他滿頭棱角，動不動會觸犯人；又加脾氣急躁，止不住要衝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圓轉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隻是自己的書齋；他也像老鼠那樣，隻在洞口窺望外麵的大世界。他並不像天上的鶴，翹首雲外，不屑顧視地下的泥淖。傅雷對國計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許遵循《剛第特》的教訓吧？隻潛身書齋，作他的翻譯工作。
傅雷愛吃硬飯。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兒那樣僵硬、幹爽；軟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讓給梅馥了。朋友們愛說傅雷固執，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執，有時候竟是很隨和的。他有事和鍾書商量，盡管討論得很熱烈，他並不固執。他和周煦良同誌合辦《新語》，盡管這種事鍾書毫無經驗，他也不擯棄外行的意見。他有些朋友（包括我們倆）批評他不讓阿聰進學校會使孩子脫離群眾，不善適應社會。傅雷從諫如流，就把阿聰送入中學讀書。鍾書建議他臨什麽字帖，他就臨什麽字帖；鍾書忽然發興用草書抄筆記，他也高興地學起十六帖來，並用草書抄稿子。
中共建政後，我們夫婦到清華大學任教。傅雷全家從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過天津。傅雷到北京來探望了陳叔通、馬敘倫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們家來盤桓三四天。當時我們另一位亡友吳晗同誌想留傅雷在清華教授法語，央我們夫婦作說客。但傅雷不願教法語、隻願教美術史。從前在上海的時候，我們曾經陪傅雷招待一個法國朋友，鍾書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麵的一行法文Critiqued Art（美術批評家）。他對美術批評始終很有興趣。可是清華當時不開這門課，而傅雷對教學並不熱心。盡管他們夫婦對清華園頗有留戀，我們也私心竊願他們能留下，傅雷決計仍回上海，幹他的翻譯工作。
我隻看到傅雷和鍾書鬧過一次別扭。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傅雷未能到會，隻提了一份書麵意見，討論翻譯問題。討論翻譯，必須舉出實例，才能說明問題。傅雷信手拈來，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顯然也沒料到這份意見書會大量印發給翻譯者參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錯來示眾了。這就觸怒了許多人，都大罵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譯家竟氣得大哭。平心說，把西方文字譯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項極繁瑣的工作。譯者盡管認真仔細，也不免掛一漏萬，譯文裏的謬誤，好比貓狗身上的跳蚤，很難捉拿淨盡。假如傅雷打頭先挑自己的錯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幾個錯作陪，人家也許會心悅誠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談一下，準會想得周到些。當時他和我們兩地間隔，讀到鍾書責備他的信，氣呼呼地對我們沉默了一段時間，但不久就又回複書信來往。
傅雷的認真，也和他的嚴肅一樣，常表現出一個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稱讚我的翻譯。我不過偶爾翻譯了一篇極短的散文，譯得也並不好，所以我隻當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謙遜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鍾，然後沉著臉發作道：“楊絳，你知道嗎？我的稱讚是不容易的。”我當時頗像頑童聽到校長錯誤的稱讚，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錯誤。可是我實在很感激他對一個剛試筆翻譯的人如此認真看待。而且隻有自己虛懷若穀，才會過高地估計別人。
傅雷對於翻譯工作無限認真，不懈地虛心求進。隻要看他翻譯的這傳記五種，一部勝似一部。《夏洛外傳》是最早的一部。《貝多芬傳》雖然動筆最早，卻是十年後重譯的，譯筆和初譯顯然不同。他經常寫信和我們講究翻譯上的問題，具體問題都用紅筆清清楚楚錄下原文。這許多信可惜都已毀了。傅雷從不自滿－－對工作認真，對自己就感到個滿。他從沒有自以為達到了他所懸的翻譯標準。他曾自苦譯筆呆滯，問我們怎樣使譯文生動活潑。他說熟讀了老舍的小說，還是未能解決問題。我們以為熟讀一家還不夠，建議再多讀幾家。傅雷悵然，歎恨沒許多時間看書。有人愛說他狂傲，他們實在是沒見到他虛心的一麵。
一九六三年我因妹妹楊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隻拜訪了傅雷夫婦。梅馥告訴我她兩個孩子的近況；傅雷很有興趣地和我談論些翻譯上的問題。有個問題常在我心上而沒談。我最厭惡翻譯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並不相近，曾想大膽創新，把洋名一概中國化，曆史地理上的專門名字也加簡縮，另作“引得”或加注。我和傅雷談過，他說“不行”。我也知道這樣有許多不便，可是還想聽他談談如何“不行”。六四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養，來去匆匆，竟未及拜訪傅雷和梅馥。“別時容易見時難”，我年輕時隻看作李後主的傷心話，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
我很羨慕傅雷的書齋，因為書齋的布置，對他的工作具備一切方便。經常要用的工具書，伸手就夠得到，不用站起身。轉動的圓架上，攤著幾種大字典。沿牆的書櫥裏，排列著滿滿的書可供參考。書架頂上一個鏡框裏是一張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張傅雷年輕時的照片，是他當年贈給梅馥的。他稱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瑪格麗特；據傅雷說，那是歌德《浮士德》裏的瑪格麗特。幾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瑪格麗特呢！梅馥不僅是溫柔的妻子、慈愛的母親、沙龍裏的漂亮夫人，不僅是非常能幹的主婦，一身承擔了大大小小、裏裏外外的雜務，讓傅雷專心工作，她還是傅雷的秘書，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沒有這樣的好後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傅雷翻譯這幾部傳記的時候，是在“陰霾遮蔽整個天空的時期”。他要借偉人克服苦難的壯烈悲劇，幫我們擔受殘酷的命運，他要宣揚堅忍奮鬥，敢於向神明挑戰的大勇主義。①可是，智慧和信念所點燃的一點光明，敵得過愚昧、褊狹所孕育的黑暗嗎？對人類的愛，敵得過人間的仇恨嗎？向往真理、正義的理想，敵得過爭奪名位權利的現實嗎？為善的心願，敵得過作惡的力量嗎？傅雷連同他忠實的伴侶，竟被殘暴的浪潮衝倒、淹沒。可是誰又能怪傅雷呢。他這番遭遇，對於這幾部傳記裏所宣揚的人道主義和奮鬥精神，該說是殘酷的諷刺。但現在這五部傳記的重版，又標誌著一種新的勝利吧？讀者也許會得到更新的啟示與鼓勵。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複生，可是被遺忘的、被埋沒的，還會重新被人記憶起來，發掘出來。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選自《楊絳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
附2：傅雷和錢鍾書，性格決定命運
------一樣的才華橫溢，一樣的恃才傲物。不同的處世態度，不同的命運歸宿。
傅雷和錢鍾書兩人都才華橫溢。傅雷是有名的文藝評論家和翻譯家，他的《傅雷家書》廣為人知。他的翻譯被稱為“傅雷體華文語言”，有人講沒有傅雷就沒有巴爾紮克在中國。錢鍾書是著名的作家和文學研究家，《圍城》的熱播使他家曉戶曉。有人稱其為“博學鴻儒”或“文化昆侖”，甚至成立“錢學”研究。
有道是文如其人，傅雷的文字十分嚴肅認真，而錢鍾書的文字多幽默調侃。傅雷主張“學問第一，藝術第一，真理第一”， 為了真理，他主張 “是非好惡，不妨直說。說錯了看錯了，自有人指正。無所謂尊嚴問題。” 他的文章比較直白，甚至指名道姓，狂傲之氣躍然紙上。在評張愛玲瓏的小說中寫“沒有《金鎖記》，本文作者決不在下文把《連環套》批評得那麽嚴厲，而且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文字。”；在《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的序言》中說“年來國人治西洋美術者日眾，顧了解西洋美術之理論及曆史者寥寥……膚淺庸俗之流，徒知悅目為美，工細為上，坐井觀天，莫此為甚！”。 錢鍾書則用極具諷刺意味的筆觸雕刻這個社會的醜陋和人性內心汙濁,有時甚至有賣弄文字之嫌。他把人寫成獸樣兒，把鬼寫成人樣兒。在《貓》中寫道“讀他的東西，隻覺得他千方百計要有風趣，可是風趣出不來，好比割去了尾巴的狗，把尾巴骨亂轉亂動，辦不到搖尾巴討好。”在把人用X光一樣剝離包裝描寫一番後，總是忘不了在序言裏加上那幾句: “書裏的人物情事都是憑空臆造的……他們都隻在本書範圍裏生活，決不越規溜出書外。假如誰要頂認自己是這本集子裏的人、獸或鬼，這等於說我幻想虛構的書中角色，竟會走出了書，別具血肉、心靈和生命，變成了他，在現實裏自由活動。我不敢夢想我的藝術會那麽成功，惟有事先否認，並且敬謝他抬舉我。”
在人生的曆程上，傅雷是個最為投入的演員，嘔心瀝血，孑然獨行。而錢鍾書則是一個十分清醒的觀眾，超然物外，笑看明月清風。傅雷在其嚴肅的外表下掩蓋是為國家為民族的一腔熱血。五卅運動時，他參加在街頭的講演遊行，北伐戰爭時他又參加大同大學附中學潮 ，在羅馬演講猛烈抨擊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新中國的成立讓他滿懷激情的投入的祖國的建設，在給傅聰的信中說：“大家都在前進，決不是喊口號式的。我們的國家雖則在科學成就上還談不上原子能時代，但整個社會進展的速度，的確是原子能時代了。大家都覺得跟不上形勢。”“政協的文學-新聞-出版組派了我副組長;最近作協的外國文學組又派我當組長……自己的興趣又廣：美術界的事又要多嘴，音樂界的更要多嘴。一多嘴就帶來不少事務工作。就算光提意見，也得有時間寫出來。”錢鍾書在新中國成立後，他的冷嘲熱諷基本就銷聲匿跡了，他所做的基本是對已死文字的專業研究，寫出了《宋詩選注》和《管錐編》，並忙於翻譯《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詩詞》。正如錢鍾書自己在《貓》中闡述的“在這變故反複的世界裏，多少人對主義和信仰能有同樣的恒心呢？”從反右傾開始，他更是三緘其口，默而存活，父親給他取的默存一名終於有了實際意義。
當然翻譯《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詩詞》或許也成為護身符，免死金牌，任何人不敢動。
如果是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裏，傅雷和錢鍾書兩人必定會各得其樂，寫有所成。可那個動蕩的社會裏兩人的命運卻是截然不同。一個有著強烈愛國心，天天教育兒子“個人的榮辱得失事小，國家的榮辱得失事大！”的傅雷在反右的時候被扣上了右傾的帽子。他的夫人朱梅馥在寫給兒子的信中寫道：“作協批判爸爸的會，一共開了十次……爸爸說他過去老是看人家好的地方，對有實力的老朋友更是如此，活到五十歲了，才知道看人不是那麽簡單，老朋友為了自己的利害關係，會出賣朋友，提意見可以亂提，甚至造謠，還會反咬一口……”文革中，傅雷和他的夫人不堪其辱，憤而棄世。他在遺書中寫道：“在英明的共產黨領導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隻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至死仍然愛著自己的國家和既能撥雲見日又能撥雲蔽日的領袖，不知反右和文革的風從何處來，到哪裏去。較之於傅雷，錢鍾書在其生存策略的保護下躲過此劫，想來有翻譯《毛選》和《毛詩》之功，較之於他人，他不會經曆太多的折磨。在有外國記者問及此事時，他說：“請不要對外界提及此事。”其實他也不想把自己變成政治文人。改革開放後，以其地位和影響，他隻要對國家對社會保持沉默，便是有功於國，享受著中央領導的鮮花和探望。
我們說性格決定命運，可性格本天成，無所謂對錯美醜，而且難以改變，人生不過百年,也應該依著自己的性格活著。傅雷的經曆對於其家人是極大的悲劇，兒子傅聰幾十年後提及此事仍痛苦失聲，但對於個人也許那是最合理結局。他用心和血在天地之間寫下了一個大大的“人”字。他雖然沒有象錢鍾書一樣寫下諷刺文學，可他自己的經曆和結局卻是對那個時代的最大嘲諷。在那個黑白顛倒，罪惡大行其道的時代裏，他剛直的人格還是得到人們的敬重。右傾的帽子未除，人民文學出版社便保留其作品以等來日發表，而稿費照常支付，讓他能夠正常生活；一個與傅家毫無瓜葛的普通讀者，冒著被打為反幹革命的危險，以幹女兒為名，認領了傅雷夫婦的骨灰。大愛無言，唯有讓人淚水橫流。
文中說得傅雷之死彷佛都是傅聰的錯，到死也沒看出本質，還是個糊塗人啊。
年青時讀過不少傅雷的譯作，附上的楊絳一文讓我更了解真實的傅雷。傅雷依舊是我最崇敬的文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