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樂隻君子,邦家之光
──紀念楊承宗先生
馮大誠(6432)
楊承宗先生是新中國放射化學的奠基人,蘇州吳江人, 1911 年 9 月生。上海大同大學畢業後,在北平鐳學研究所工 作。後去法國居裏實驗室學習和工作,師從約裏奧·居裏夫人, 獲巴黎大學博士。1951 年攜碳酸鋇鐳標準源及大量資料、儀器歸國。行前,約裏奧·居裏讓他寄語毛澤東:為反對原子彈, 中國須擁有原子彈。他開創了新中國放射化學事業,培養了 大批放化人才。率眾攻關,製備出中國首顆原子彈所需鈾材 料,並創立中國核燃料化學。文革遭難,隨中國科大南遷, 參與領導科大複興。創合肥聯合大學,為新中國聯合辦學濫 觴。先生正直不阿,淡泊名利。2011 年 5 月 27 日不幸去世, 終年 101 歲。
先生,今天的一個極其平常的稱呼,在五、六十年代的 大學,往往是對於那些德高望重的“黨外”知識分子的尊稱。 幾十年來,楊先生這個稱呼,在我和我的同學中,就是偉大、 崇高而又親切的象征。
楊先生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在抗日戰爭中,當汪偽政 權接管了位於上海租界的鐳學研究所實驗室時,楊先生毅然 辭職,舍棄了他親手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實驗室,回到蘇州 過清苦的生活。在新中國召喚的時候,他放棄了法國國家科學中心55.5萬法郎年薪的續聘,接受了中國科學院每月1000 斤小米的低工資,回到祖國。回國前,他為國家買科學儀器, 把自己的積蓄也都拿了出來,搭了進去。
楊先生有著為祖國為科學獻身的崇高精神。50 年代初, 為了得到科研工作急需的中子源,他冒著危險親自動手修複 被日軍破壞的製氡設備,付出了視力受損的代價。60 年代初, 他受命擔負起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所用鈾原料的製備的領導重任,帶領平均年齡不足 30 歲科技工作者克服困難、攻克 技術難關,終於製備出合格的鈾原料,為中國成為核大國做 出了重要貢獻。
楊先生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他回國後不但培養了新中 國的第一代放射化學人才,還在中國科大創立了中國的第一 個放射化學專業,為中國的放射化學和核化學培養人才而嘔 心瀝血。在中國科大最困難的時刻,毅然和科大一起南遷安 徽。1970 年初,在馬鞍山南山鐵礦的一間大房間的地鋪上, 我問先生:我們學生反正要畢業的,跟學校走到哪裏都一樣, 你為什麽也跟我們一起走?先生收起笑容,戚然說:學校現 在正有困難,我應當跟學校在一起。後來,楊先生參與領導了中國科大在安徽的“二次創業”,為科大的重新崛起作出 重要貢獻。他懷著仁愛之心,創辦了合肥聯合大學,開創了 新中國多種力量聯合辦學的模式,實施了一係列改革措施, 是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由於曆史的原因,我沒有能夠從事放射化學事業,但是幾十年來,楊先生在思想和工作上的對我的教誨和幫助,使我終生受益。
上大學不久,楊先生給我們介紹放射化學專業。快半個世紀了,他那天講的大多數話都已經忘記,但是下麵這句話 印象特別深刻:“我們這個專業要少而精是困難的”。須知, 在 60 年代中期,“少而精”可是“最高指示”,然而,直 率的楊先生說出了他的看法。到了1980 年,全國人大五屆 三次會議在表決《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 五條的決議》時,楊先生投了唯一的棄權票,開創了全國人大不再總是“一致通過”的先例。楊先生顯示了一個有獨立 思想的正直的知識分子的崇高情操。
正如楊先生所說的:“我與 6432 班(指我們中國科大 1964 級放射化學專業)的同學是患難之交,而患難之交不可 忘”。1968 年夏,楊先生曾與我班同學一起“接受工農兵的 再教育”,在學校“軍宣隊”的帶領下,同住鐵道兵帳篷, 在京原鐵路良各莊車站工地勞動。我們的工作是辟山填溝, 造出一塊平地,以建造車站。楊先生當時已年近甲子,眼睛 又不好,所以經常被安排給出石渣的小車扳道岔。我身體不好,蒙同學們照顧,常常與楊先生一起扳道岔。1970 年,科大搬遷,楊先生又和我們一起在馬鞍山南山鐵礦度過了半年 邊勞動邊接受“再教育”的歲月。楊先生和我們年輕人一樣, 勞動、開會、睡地鋪。處在這樣的逆境中,楊先生不怨天、 不尤人,仍然很達觀,與我們聊天、談心。在他那裏,看不 到愁眉苦臉,聽不到唉聲歎氣。真是孔夫子說的“君子固窮, 小人窮斯濫矣”。他的浩然正氣,時窮益見。
1970 年 7 月,我們盼來了畢業分配。但是多年文化革命 烈火的熬煎,特別是半年來安徽工宣隊的窮凶極惡讓幾乎所有的同學心如死灰,恨不得馬上一走了之。楊先生堅決主張 拍一張畢業合影。他意重情深地勸導我們,不要為一時的不 快而造成終生的遺憾,一定要拍個全班集體照,留作永遠的紀念,如果經濟有困難,他願意資助。於是才有了我們的畢業合影。在合影時,楊先生堅持不坐前排中央,而是和同學一樣按身高排列。在文化革命這樣的特殊境況裏,楊先生同樣顯示了教育家的偉大風範。
從學校畢業後,我仍然得到楊先生的教誨和幫助。1972 年,他告訴我“世上絕對公平的事很難做到。我們努力做到 公平合理,但‘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現在社會主義國家, ‘八九’的數字已大大減少,終究不會減到零。……,請你 不要傷心,不要為此煩惱。以後工作、生活上的挫折還多著”。 楊先生的這個教導,使我在以後的幾十年中,不管遇到什麽 挫折,都能夠以樂觀的心情去對待,在任何情況下,正確看待形勢,正確對待自己。
楊先生是大科學家、大教育家,他親切而平等地對待我 等比他小好幾十歲的學生,每次給他的問候總能夠得到他的 回答,做得好的還能得到他的誇獎。他也關心著比我等更小 幾十歲的青年人,前兩年,他甚至讓我要教學生一點古文或書法,因為“現在的年輕人缺古文教育,字也寫得不好”。 2011 年 4 月,當部分同學和老師去醫院看望他時,由於事先沒有通知他,他沒有戴上眼鏡和假牙,他感到抱歉,他在病床上甚至還惦記著我的身體,實在令人感動。
楊先生一生為國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最後還捐獻了自己的器官。但他不計較自己的名利,對於名利,他常說:事 情做出來就好,別的就不用管了。他是一個沒有勳章的真正 的功臣。詩雲:樂隻君子,邦家之光。楊先生正是這樣一個真正的君子。
兩千六百多年前,跟著晉文公流亡列國後歸國受賞的人物大多早被人們忘記了,但是人們永遠記住了一個沒有授勳的人——介子推。
楊先生的墓碑文說:“放化英才,楊公培栽;核子燃料, 楊公煉造。偉功弗居,不慕榮利。夫唯不爭,乃得永生”。 偉功弗居,不慕榮利的楊先生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
作者簡介:馮大誠,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6432 班學生,山東大學 化學院教授,博導,《結構化學》編委。
(本文發表於科學網馮大誠博客,部分刪節後刊載於《科學時報》
(2011-11-24 B2 大學周刊)
網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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