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劉達書記
張永謙
作者簡介(百度百科):1950年從軍,參加朝鮮戰爭。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在部隊轉駐南京時考入南京師範學院函授部中文係。熱衷於寫作,曾有詩作在空軍獲獎。1957年整風反右運動中受到批判和處分。1958年轉業到正在創辦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物理教研室工作期間學習了大學物理課程。後任職中央高級黨校。
愛惜人才,珍惜友情
劉達視才為寶,十分珍惜同誌間友情,是人所共知的。1964年,中國科大某教研室通過人事部門提出了一個要調出學校的教師名單,說這幾個人表現不好。劉達問怎麽不好?回答說有“走白專道路的傾向”。劉達沒當即表態,恰在此時,嚴濟慈(當時任中國科大副校長)來找劉達,說有幾個年輕教員要調出去,據了解這幾個人學術底子都不錯,是有發展前途的,調出去太可惜了。劉達聽從了嚴濟慈的意見,把這幾個年輕教員留了下來。現在,這些人都在學術上取得顯著成績,成為知名學者。
劉達對我說:現在都在講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實際上,還是求全責備,特別是對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中有些人鑽到業務裏,不懂其他事,有些人還有怪癖(他舉了中國科大一個教授的例子)。可是他們有真才實學,這樣的人要用其所長。愛惜人才,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大概是因為我在學校工作時間長,對知識分子多一些了解罷了。
劉達與嚴濟慈之間有著深厚的友情。劉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時,常與嚴老在會上見麵,但覺得在會上見麵談不深,就經常去嚴老住所訪談。他對嚴老非常尊重,曾題贈嚴老一幅字:科學之光。嚴老也回贈劉達一幅字:老驥伏櫪。在1990年以後,劉達仍定期去看望嚴老,兩位老人見麵後都很高興,但因年事已高,說不了太多話,二老就相對而坐,相視而會心地微笑,在無言中交流著真摯的情感。每當劉達告別時,嚴老總是一直送到大門。
他對下屬和學生也有著特殊的感情。隻要有誰工作、學習、生活上有困難,包括兩地分居、學非所用、子女就學、婚喪嫁娶,他都盡量幫助解決。有一次,一個原在黑龍江工作的日本籍幹部的子女來找他,起因是女孩的母親(日籍幹部)1977年回日本探親,回來時帶了一筆日元,海關工作人員要她存在海關,用時再取,但她不知道存放時已經兌換成人民幣,1990年,她去取錢時,由於匯率變化,損失很大,她就讓女兒來找劉達。劉達認為,海關的做法是依據當時政策,無可非議,但造成的損失也是事實,應該從實際出發,酌情處理。他為此事,跑了不少天,終於圓滿解決。
“我不算教育家”
1982年夏,《北京晚報》約我寫一篇劉達的專訪,以“百年樹人”為題,內容主要是呼籲國家要重視教育。文中我稱他為教育家,他不同意這個稱呼。我說,蔡元培隻當了幾年北大校長,人們都稱他為教育家,你當大學校長、書記幾十年了,還不能叫教育家?!他說:“當教育家要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我有,但不係統、不完善。我自己不教書,我非常尊重專家和教授。到科大上任之初,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拜訪在科大任教的教授和科學家,形成了我對辦好科大的一些想法,主要是加強基礎課,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特別是加強學生的實驗技能訓練,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可惜當時政治運動太多,我到任不久就去搞‘四清’,‘四清’的隊伍還沒撤回來,‘文化大革命’又開始了,沒有時間去實現這些想法。大學裏領導核心很重要,要真正實行民主也沒那麽容易,從上到下有許多糊塗觀念,比如,我作書記,有同誌說在黨委會上書記一人算三票,副書記算兩票,黨內哪有這種規矩?可說服這些同誌也不容易,因為那時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有許多地方和部門還不是一人說了算!我說我隻算一票,大家剛適應,‘文化大革命’一衝,黨委垮了,誰的票也沒有用了。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到清華大學,主要是堅定不移地‘撥亂反正’,為一大批蒙受不白之冤的幹部和知識分子平反,有些辦學的想法還沒有條理化、係統化(主要是想辦成文理並重的大學,擺脫舊模式的束縛)。所以,應該說我懂得學校的工作,
解放後對黨的教育事業有一點貢獻,還不能算是教育家。”我當初認為,在“晚報”上發表一篇小文章,不必過分認真,在發表時編輯同誌還是給他冠以教育家的頭街。見報後劉達還批評我不聽話。
開辦“回爐班”
劉達一生在教育工作崗位上奮鬥了近四十年,每到一個學校他都以自己的勤奮、智慧與魄力,贏得師生的愛戴。他在辦學中,特別尊重教授學者,重視領導班子的團結。中國科大是一所年輕的大學,怎樣建設?建設什麽樣的師資隊伍?這是劉達在任學校黨委書記時始終考慮的主要問題之一。劉達以敏銳的目光,抓住學校長遠建設的這個關鍵,培養和造就了三代教師隊伍。首先,從兄弟院校和科研單位調進一批“高才生”和經驗豐富的科技工作者,形成了穩定的第一代教師隊伍。這一代人為科大的建設和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成為科大在“文革”後迅速恢複和繁榮的基石。其次,他置所謂“近親繁殖”論這樣有爭論的問題而不顧,從實際情況和工作需要出發,在科大第一、第二、第三屆的畢業生中留下了一大批人,形成了科大第二代教師隊伍,這些人在後來擔負了許多重要崗位的領導工作。第三,在“四人幫”橫行的“文革”後期風雨如晦的年代裏,劉達以無畏的膽略與魄力,頂住壓力與攻擊,適時地在全 國範圍內挑選300多名1967-1970四屆畢業生,開辦“回爐班”,組織他們回校,經過兩年以上的培訓後補充師資,取得了成功。現在,在科大以至在中國其它一些科研部門挑大梁的教授學者,有許多就是“回爐班”的學生。說起這段往事,知情者都佩服劉達的遠見卓識。改革開放以後,他在教育工作中堅持撥亂反正,適應時代潮流,從不墨守成規,不愧為教育家的稱號。
一時急中生智
麵對逆境,劉達總是冷靜、從容、機智地應對,顯得堅定、樂觀而又風趣。“文革”中,中國科大遷往合肥,一列列裝運設備的火車到站後,需要人去搬運,劉達雖已年過花甲,工宣隊還讓他去搬,他搬不動,工宣隊長就走過來說:“劉達,怎麽你沒出汗?”劉達不慍不火地說:“我的汗,這些年都出完了,沒汗可出了。”那個安徽著名的造反派頭頭,被噎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氣呼呼地走了。這事在科大傳開來,師生都非常高興,好像是替大家出了口氣。
那時,經常有人來“外調”。“外調”的人總是要劉達按他們的要求提供“材料”,稍不合意,就拍桌子,訓斥劉達:“態度放老實點!”劉達平靜地回答:“正因為老實才這樣說。按你們的調子說,就不老實了。要談就這樣談,不談你們就走。”
“文革”中,凡關在“牛棚”的人都要掛著牌子排隊去食堂吃飯。劉達胸前是一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背後是一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兩塊牌的兩根鐵絲交叉在劉達的脖子上。有一次在走向食堂途中,另一派來搶劉達,在一片混亂中,劉達奮力脫下兩塊牌子,拚命向關押他的一派跑去。多少年後,他談起這件事時說:“我如果不快點脫下牌子,兩派一拉,非把我勒死不可;我如果不跑回關押我和保我的一派去,兩派會打得更厲害。這是我在‘文革’中最危險的一次。”我問他:“當時怎麽判斷那麽快?”他說:“一時急中生智,一切判斷都發生在十幾秒中,我也不知道怎麽會跑得那麽快,大概是一種求生的欲望和對兩派打鬥的憂心在潛意識中起作用吧!”
《科大瞬間》文學城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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