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5 科大來了第一位專職校長

科大來了第一位專職校長

阮耀鍾（5802）

 

“專職校長管惟炎”

 

科大來了專職校長

科大第一任校長是郭沫若(任期 1958.9—1978.6)。第二任校長是嚴濟慈(任期 1980.2—1984.9)。他們兩位都是兼職的。 第三任校長是管惟炎(1984.9-1985.4 任代理校長,1985.4—1987.1 任校長)，他是科大第一位專職校長。在管惟炎之前，嚴濟慈是科大校長。嚴老非常關心科大，但嚴老常住北京，科大的具體事管不了，日常工作由黨委書記楊海波同誌主持。楊海波同誌是個好人，但不管事，你即使有事到他家找他，他也照看他的電視。所以，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科大領導處於半癱瘓狀態。大家都說，反正科大教師好領導，隻要每學期由教務處排好課程表就行，沒事了， CUSPEA 考試照樣年年拿第一。

話雖這麽說，當然誰都盼望有個好領導，好校長，盼望有一個好的帶頭人。1984 年，終於盼來了好的領頭人，管校長擔任科大校長。管校長的精力百分之百投入科大，科大頭一回有了一心一意想把科大辦好的專職校長——深受科大師生愛戴的難得的好校長。

管惟炎，生於 1928 年 8 月，江蘇如東人。管先生是“紅小鬼”出身的物理學家。1943 年，管惟炎剛滿 15 歲就在掘港中學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地下工作，散發傳單，張貼標語。1944 年，他擔任地下刊物《寒星》的主編，反對奴化教育。1945 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任支部幹事，並擔任蘇皖一分區掘港青年聯合會主席、黃海劇團團長和如東中學學生會主席等職。抗日戰爭勝利、日本宣布投降後，管先生根據黨組織的指示，1946 年春，當時未滿 18 歲的管先生，離開江蘇老家，步行北上東北，為的是與國民黨爭奪東北。管先生參加了東北解放戰爭。東北解放後，由於當時關內非常缺幹部，東北局做出一個決定，凡是關內來的幹部，如果要求回去，都可以進關。管先生如果進關的話，至少可以當個縣委書記。但是，管先生卻要求上大學。1949 年秋，他上了哈爾濱工業大學。結果學了沒幾天，學校因為缺幹部，要求管先生擔任哈爾濱工業大學團委書記，當時管先生還不到 20 歲。管先生除了擔任哈爾濱工業大學團委書記外，還同時兼任政治教研室負責人和政治教員。這段時間，管先生倒是真正鑽研了一下馬列主義，像資本論、社會發展史、恩格斯的勞動創造人類，列寧的著作，管先生通通讀了。管先生還旁聽了俄文、物理、微積分這些大學課程。管先生從江蘇北上東北時，包裏還裝著大學普通物理，在哈工大期間，管先生也始終念念不忘學物理。1951 年，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高等院校政治教育工作會議，管先生代表哈工大參加了會議。管先生很早便到了北京。後來，教育部突然說這個會沒有準備好，不開了。當時是夏天，各個院校都在招考，管先生就自作主張，要參加全國統一的高考。他趕忙到書店裏買了一些書。那時候北京酷熱，管先生每天一大清早趁天氣涼就到北海公園的亭子裏備考，12 天後就參加了考試。結果管先生以第4 名的優異成績，考取第一誌願清華大學物理係。當時，清華大學物理係是國內最好的物理係，比北京大學物理係還強。隨後，管先生又考取留蘇預備班，於 1953 年前往蘇聯留學。管先生先後在列寧格勒大學、第比利斯大學和莫斯科大學物理係學習。他在莫斯科大學學習期間，從一年級到五年級全都是五分。這是很不容易的。管先生還提前半年畢業，並由學校推薦，經著名物理學家卡皮查（1978 年獲諾貝爾物理獎）親自挑選為卡皮查的研究生，到物理問題研究所(現改名為卡皮查研究所)做研究生論文。雖然物理問題研究所規模很小，隻有 30 餘人，但是，因為有卡皮查和朗道兩位院士，名氣卻很大（兩位院士後來都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每年，卡皮查從莫斯科大學畢業的學生中隻挑選一名學生，所以，管先生能成為卡皮查的研究生很不容易——用現在年輕人的話來說，管先生在莫斯科大學也很牛！管先生以構思巧妙的實驗，發現了“反向卡皮查熱阻”，解釋了當時文獻上存在的理論與實驗間的嚴重分歧，被視為該領域的經典性論文。管先生於 1960 年獲蘇聯副博士學位（相當於歐美博士學位）回國。

留學時期的管惟炎和他的導師

上圖是管惟炎先生的早期照片。原本刊印在一本蘇聯的雜誌“Ogonyek”上，時間為 1959 年，拍攝者為 E. Umnov。照片為讀博士時的管先生和他的論文指導教授 Vasiliy Peshkov 的合影，背景是他們在莫斯科 P.L.Kapitza Institute for Physical Problems 中的一個實驗室。照片是我在編寫《懷念管惟炎校長》(電子版)時，一位台灣的教授發給我的。

管先生回國後，首先倡導並進行強磁場超導材料與超導磁體的研製，合作研製出多種性能達國際先進水平的超導材料；解決了第二類超導體臨界場與臨界電流的起源問題；研究發現了超導體在磁場中轉變時的負磁阻效應。管先生於 1980 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新華社曾以《走又紅又專的道路──訪低溫物理學家管惟炎》為題報導管先生。專，管先生已經是學部委員，現在稱中國科學院院士；紅，管先生很早就參加革命。管先生確實是又紅又專的典型。如果我們現在對“又紅又專”作新的理解，把“紅”理解為做人，把“專”理解為做事；或者把 “紅”理解為人品，把“專”理解為事業，管先生仍然是又紅又專的榜樣和典型。

學生就是我們的孩子

科大在淮河以南，根據國家規定，在淮河以南不能安暖氣，而合肥冬天實際上很冷。管惟炎校長到科大“上任沒幾天，他就滿學校到處跑，親自到學生宿舍,見到學生們蜷縮在宿舍瑟瑟發抖地上自習。他連臭氣熏天的學生樓的廁所都去了，都看了。看完，他皺著眉頭，什麽也沒說。沒幾天，廁所就整修了；沒多久，學生宿舍全部裝上了暖氣”【1】。當時科大老師家裏都還沒有暖氣，有的老師很有意見，管校長就跟這些老師說，你們家裏有小孩的話，如果你很窮，有一點錢可以買點好東西，你是自己吃還是先給孩子吃？當然是先給孩子吃。在學校，學生就是我們的孩子。管校長就這樣說服了有意見的老師。

管惟炎任科大校長時建的西區學生宿舍

用管校長自己的話說，他有一種“職業病”，就是愛學生。這也許是因為管校長自己出身於學生，他念大學就念了七個(哈爾濱工業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俄語專科學校、列寧格勒大學、第比利斯大學和莫斯科大學)，又在大學裏教過書，一直帶研究生。管先生這種“職業病”，我作為一個退休教師很容易理解。我在開通 BLOG 之前有個個人網站，網頁中有個自我介紹，就是我現在 BLOG 中的自我介紹，隻有年齡一年一年往上加，其它都一樣。有一次，我在美國一位朋友看了我的網頁後當著我太太的麵質問我：“你為什麽不把愛心給太太，而給學生？”這也許也是因為教師的“職業病”。也許《中科家長論壇》中的家長也能體會到我退休後，還與學生有種特殊的感情，特別歡迎學生，尤其是新生來我家聊天。科大領導一貫愛生如子，這是科大的優良傳統。郭老知道我們 58 級南方來的學生，有的缺衣少被，就拿出 2 萬元稿費補貼科大困難學生。須知 1958 年的 2 萬人民幣可是相當大的一筆錢哦，我想至少頂得上現在的 200 萬。郭老還給學生發壓歲錢，侯建國校長也給學生發過壓歲錢。侯建國校長為學生宿舍裝了空調。科大學生宿舍冬天有暖氣，夏天有空調，24 小時有熱水，國內大學少有。還有一種人性化的“隱形飯票”，科大每月對學生就餐情況進行監控，凡每月就餐次數在 60 次以上，消費總金額在 150 元以下，無須申請，電腦自動為他們的就餐卡增資 150 元。僅最近 3 年，已有 3600多人次的學生接受了這種“隱形飯票”。【2】充分反映了學校對學生的關懷，這是連我這個老科大人也想不到的，佩服！佩服！

 清廉的科大校長

前麵提到管先生在科大任校長期間，一直在食堂，拿個飯盒，與學生一起排隊買飯，與學生一樣站著用餐，管先生的生活是何等簡樸、清廉。管惟炎校長艱苦樸素，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管惟炎校長是位深受科大師生愛戴的難得的好校長。今天我再給大家講兩個真實的故事。第一個故事是張裕 恒院士給我講的。我倆原來都在科大物理係低溫物理教研室。當時我還是個副教授，他已是正教授。現在張裕恒教授是中 國科學院院士了。有一次張裕恒教授到合肥火車站去接一個朋友，在合肥火車站碰到管校長。管校長是去接他弟弟，上海軍醫大學的教授，這次專程來合肥。張裕恒教授和張其瑞教授是我們以解決夫妻二地分居為條件，把他們從科學院物理研究所調來的。張裕恒教授是洪朝生院士的研究生，張其瑞教授是管先生的研究生，所以張裕恒教授與管校長也很熟。兩人在火車站碰見，聊了一陣。臨分手時張裕恒教授心想管校長肯定是學校派車來的，等一會大家都接到人，一輛小汽車四個人(連司機是五個人)坐不下，我和我的朋友就不坐你管校長的車了，自已乘公交車回去。於是張裕恒教授對管校長說：

"我等一會接到人之後，我們自已乘公交車回去，不搭你的車了。”

"今天我是來接我弟弟的，是私事，我也是乘公交車來的。”管校長回答說。

張裕恒教授回到學校，把這件事告訴大家，“今天我是來接我弟弟的，是私事，我也是乘公交車來的。”多麽簡單的一句話，說明管校長是何等清廉！

第二件事還是與汽車有關。管先生當科大校長期間，其 它很多單位紛紛買高級小轎車，唯獨科大不買一輛高級轎車，開的始終是上海的國產車。我聽說，曾發生過一個這樣的故 事。有一次省裏開會，科大領導乘了輛國產車去參加會議，門衛看汽車級別太低，開始還不讓進。那時候小轎車的進口 稅很重，一輛車相當於一棟小洋房的價錢，所以街上跑的車，就像一棟小洋樓在街上跑。別的領導都坐著高級小轎車，唯 獨科大領導一直坐的是上海產的“老爺車”，決不是科大沒 錢，那時管先生當科大校長期間，為科大爭取了許多經費。管先生任科大校長的二年半時間內，為科大爭取到大約六、七億經費，科大西區就是那時開始建的。科大學生宿舍就是 那時才開始裝暖氣的……。科大司機班的司機說管校長沒有 架子，穿著簡樸，覺得管校長不像一個校長，像生產大隊的 隊長。管校長真是我們的好隊長！樸素得像生產大隊的隊長，這樣的好校長真難找！

像上麵這樣的故事還很多。例如，管先生剛到科大時，學校給管先生安排了五間一套的房子，但管先生說，我不需要那麽多房子，空著也沒用，就改成一套一室一廳的房子，一直住到離開科大。1987 年初，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管先生被迫離開科大，許多學生到管先生宿舍，有的是去送行，有的是去請管先生簽名。同學們看到管先生住的宿舍，是水泥地板，沒有任何裝修，最最簡樸的房子，個個都十分感慨。

再看看現在，貪汙腐敗成風，現在還能找到像管惟炎、方勵之這樣清廉的領導嗎？現在抓出來的貪官之多，貪官級別之高，貪汙數額之大簡直讓人目瞪口呆，教育界本是清水衙門，如今也不清。寺廟本是佛教聖地，網上看到和尚也出了問題，……如今我不知道我們國家那裏還有幹淨的地方，聽說連幼兒園的小孩都知道給老師送紅包，再過二、三十年我雖然看不到了，但現在想起來都感到可怕。出幾個貪官並不可怕，貪官那個朝代，那個國家都有，可怕的是如果全社會、全民皆貪，如何了得。

管校長拯救同步輻射加速器

中國科技大學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是國家計委批準建設的我國第一個國家級實驗室，是目前國內高校中唯一的大科學裝置和國家級實驗研究平台。同步輻射光源是目前世界上為數不多的能廣泛應用於眾多學科領域的大科學裝置。科大的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於 1989 年建成出光，1991年 12 月通過國家驗收，主要性能指標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科大的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是科大精神的結晶，也是科大人的驕傲！

我雖然沒有為同步輻射實驗室出過一分力，但是我知道科大的同步輻射實驗室是科大 59 級同學何多慧【1】(中國工程院院士)，帶領十幾位年青教師從 1978 年開始籌建的。1983年 4 月 8 日國家計委正式批準我校建設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那時候何多慧還沒多大名氣，這中間不說別的，光是上上下 下跑腿要跑多少就無法統計。自 1978 年開始籌建同步輻射 加速器以來，科大為同步輻射實驗室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財力也無法計算。任命管先生為科大代理校長不久，1984 年 11 月 20 日，同步輻射實驗室破土動工。聶榮臻發來賀電，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我 校名譽校長嚴濟慈出席了奠基典禮。參加奠基儀式的還有教 育部副部長張文鬆、國務院副秘書長艾知生、中國科學院黨 組書記嚴東生、中共安徽省委書記黃璜、副書記楊海波、省 長王鬱昭、中國科學院顧問、科大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工程領導小組組長穀羽、原科大黨委書記、當時清華大學名譽校長劉達等。科大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工程領導小組，組員有管校長、安徽省的副省長、科學院合肥分院的院長，但這個領導小組從沒開過一次會，因為組長不召集。 

 1985 年，經濟進入調整時期，科大同步輻射實驗室工程麵臨下馬的危險。我碰到幾位曾在同步輻射實驗室工作過的教授，大家都非常感激管校長當年為了科大同步輻射實驗室的生存，不惜犧牲個人前途，在危難之中拯救科大同步輻射實驗室。這裏我引用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副主任劉祖平教授的一段話：

“更令國家同步輻射實驗室的同仁對管先生永存感激之情的，是他在我們實驗室麵臨生死關頭時對我們的鼎力支持，為此他不惜可能犧牲個人的前途。1985 年中，正當我實驗室的建設工程熱火朝天的時候，一位同事突然從可靠渠道得到驚人的消息，中科院高層決定工程中途止步，縮小規模，隻保留直線加速器，上報計委的報告已經擬好，秘不外傳。管先生聞訊後十分著急，迅即晉京，遍訪院級主要領導，慷慨陳辭，列舉工程的意義，力駁種種偏見，說到激動處難免疾言厲色，使對話者很不好下台。一直對科大關愛備至的嚴濟慈副委員長也為此事奔走。真可謂‘挽狂瀾於既倒’，由於嚴老、管先生等長者的努力，院領導終於收回成命，我實驗室起死回生。這一段往事對我們這些第一線的工程建設者堪稱刻骨銘心。我說過；‘我們實驗室之能有今日，管先生功不可沒。’這絕非客套的虛言。”【3】

劉祖平教授也是科大畢業的，我以前曾轉載過他寫的 “我心中的劉達同誌”，上麵這段話我摘自他寫的“悼管惟炎先生”，這篇文章也寫得非常好！我相信劉祖平教授對管先生沒有我熟，接觸也沒有我多，但你們看我寫的文章肯定是幹巴巴的，看劉祖平教授的文章，還可享受到語言和文字的美，希望各位朋友能去看看。

我最近看了“管惟炎口述曆史回憶錄”，看到這段曆史，才知道要砍掉同步輻射加速器的不是別人，正是中國科學院 顧問、這個項目的領導小組組長穀羽同誌。那一年，國家一 百五十項建設財力不夠，發了一個文希望能砍掉一些，一般 很多單位都是不希望被砍掉，還去力爭的，科學院自己提出 來說要砍掉，那計委當然很高興。穀羽是鄧小平當時的第一 枝筆胡喬木的太太，沒人敢得罪胡喬木，自然也不敢得罪他 太太。作為領導小組組長的穀羽同誌提出來說要砍掉這個項 目，雖然穀羽在中國科學院隻是個顧問，但是她提出來說要 砍掉這個項目，科學院還有誰敢說個不字？唯獨管校長不顧 個人前途，與穀羽據理力爭，拯救了科大的同步輻射加速器。

有些內情恐怕多數人都不了解，為此，我把“管惟炎口述曆史回憶錄”中有關內容摘錄如下：

“穀羽她想把我們的同步輻射加速器砍掉，她帶了章綜（也是學物理的），與幾個人到西德參觀柏林跟漢堡的同步輻射加速器，回來以後就寫了一個報告，認為科技大學的同步輻射沒有必要再建了，高能所有一個就夠了。”

“要砍掉的話，按理來說我們領導小組應該要開會，但 是她始終沒有召開會議。她就寫報告讓院黨組成員傳閱，因為不能每天都開會，院黨組的人都不敢不同意，隻有盧嘉錫 院長去意大利訪問不在，還等他回國後簽字就定案報上去，這時我們同步輻射項目派了兩個人到科學院找穀羽簽字，我 們要買儀器需要外匯。這兩個人找到穀羽以後，她就大發牢 騷，你們這個同步輻射根本就不應該做，之前已經浪費很多 人民幣就算了，現在怎麽又要花這麽多美金，她忽然說她以 後不管了，你們以後有管校長管。我聽後大吃一驚。那時同 步輻射還提出一個口號是政治任務，因為大陸強調政治任務，就是和台灣比賽，我們見同步輻射裏麵有幾個專業人員很厲 害，斯坦福都想用幾千（萬？）美金的薪水挖他們過去，他 們都很想去，因為薪水跟大陸比那簡直是不得了，我們就用 政治任務硬是把他們壓住，不讓他們去。現在說下馬，他們 當然就要走了。為了建這個加速器已經作了十二年預先研究，還在北京開過一個四百人學者論證會，王淦昌主持的。這個會議計委主任方毅、胡啟立、嚴濟慈都出席了，論證的結論 是方毅說他當了褲子也要把加速器蓋起來，這麽嚴肅的論證，當時我是物理所所長以“用戶”的身份也出席了這個會，怎 麽能這麽隨便說砍就砍呢。這兩個人一聽愣住了，我們那邊 熱火朝天努力地做，你怎麽說不做就不做，而且穀羽發牢騷 說她領導小組組長不幹了，你們有什麽事不要再來找我，你 們有管校長管。我們科學院機關秘書室，也有我們科大畢業 的學生在那裏工作，看到這個下馬文件，打電話告訴我們，我一聽這不得了，也沒開會怎麽就說要下馬，我當時非常生 氣，就趕回北京，要跟院裏討論這件事。我回到北京第一件 事就打電話給黨組書記嚴東生，他當時正在開會，我說不管，開會也要出來接這個電話，他的秘書以前當過我的秘書，就 請嚴東生出來接電話，我把嚴東生大罵一頓，批評他太沒原 則，隨隨便便就簽字，也沒告訴我們，我們還在那熱火地搞， 究竟是什麽道理。他當然沒什麽道理，電話講了有半個多小 時，後來他的秘書跟我講，他說他長這麽大年紀還沒有人這 樣教訓過他。我就一個一個找那些黨組成員，他們都不敢得 罪穀羽，我一想這事情不對頭，再等盧嘉錫回來一簽字就完 蛋了。上麵本來就希望能砍一些預算，人家都賴著不肯砍，你現在願意砍，當然很容易就批了。我就想要找方毅，因為 方毅當時說他就算褲子當了也要把加速器做起來。那時方毅 剛好腿骨折沒上班，在家裏，我就跟他秘書講，我有非常要緊的事，非得見他不可。後來方毅同意在他家裏見我。他住在中南海裏頭，我原先不知道。到他家裏去我就把這事情一說，我本來想提醒他當時講過的話，當時覺得不好意思，我就說如果國家真的沒有錢了，我們寧可挪用學校其他方麵的經費，省一點，也要把加速器搞上去。方毅當時是科學方麵最高決策者（科委主任），也是政治局委員，他說加速器絕對不能下馬，很明確。而且他還說胡喬木(穀羽的老公)這些人，專門給人家打棍子，蔣南翔、何東昌是花崗石腦袋，怎麽辦教育？這樣我就安心了，這件事刹住了。後來盧嘉錫回國，我也去找他，他說，就算你沒來找我，我也不會同意。他跟方毅兩人是表兄弟，可能方毅跟他已經說過了，所以他也不會同意，就這樣把這件事擋住了。”

 “周光召支持把我們的同步輻射砍掉，他還有一句名言， “你從二層樓跳下去，總比從四層樓跳下去好”，意思就是 同步輻射雖然已經蓋了一段，現在下馬會有一點損失，但是 如果繼續往前做再下馬，那損失就更大，所以他支持穀羽把 我們砍掉，當然最後沒成功。後來我在美國時看人民日報海 外版，頭版頭條，說科技大學同步輻射建成了，是國家的大 事。學校同仁也給我發了賀電。”

看了這些，我都為同步輻射加速器捏把冷汗，差一點讓穀羽和周光召弄得半途而廢，多少人十多年的心血白費。同步輻射加速器總算保住了，才有今日的輝煌。但是，管先生卻因此得罪了頂頭上司周光召和穀羽。

 “一山可容二虎”

方勵之

管先生任科大校長期間，是科大的鼎盛時期，我認為這一方麵是因為管先生的民主作風，在科大營造了一個寬鬆、民主、自由的環境。另一方麵，管先生與科大第二把手方勵之第一副校長配合非常默契，恐怕也有關係。可以說，管先生任科大校長期間，是我心情最舒暢的時期，我相信所有在校的科大人，都會有同感。我與方勵之也很熟，我很佩服方勵之的見識和膽量，他真是位有獨立思想和見解的知識分子，少有的好老師。方勵之在科大隻作過一次報告，是在他當科大副校長之前。報告 的題目是“中國為什麽落後？”他在會上點了華國鋒和趙 紫陽的名，那時候趙紫陽還在台上。聽完報告後，我曾當麵 對方勵之講：“你膽子可真大，像你這樣膽大的真不多，難 道你不怕？”方勵之回答說：“我講的都是事實，怕什麽？” 

管先生是我的老師，他開始來科大任校長時，我還真有點擔心，常言道，一山難容二虎，管先生與方勵之二人都是科學院院士，當時稱為學部委員，二人在業務上和政治上都是強者，會不會二虎相爭，我有點擔心。但後來發現，我的擔心完全是多餘的。管先生任科大校長不久，就任命方勵之為科大第一副校長，說明管先生對方勵之很信任，也表明管先生的領導魅力和人格魅力，管先生不妒賢忌能，不像有的人是“武大郎開店，個子比他高的都不要。”

“管惟炎口述曆史回憶錄”中，管先生是這樣評價方勵之的：“我覺得他處理事情非常有條理，最重要是他很公正、客觀，所以一般下麵的人比較擁護。”

“他沒有政治野心。因為如果他有政治野心，我首先應該能感覺得到，因為他應該會想取代我這個校長，但是我從來沒有這種感覺，他對我還是很尊重的，我對他當然是很信任，放手讓他去做的。他包括到學生裏頭講一些東西，譬如說他反對趙紫陽，並不是他想做總理，取而代之，他隻是知識分子講心裏的話。我覺得他當時有兩個特點，一個是他確實比我們這些人看得清楚。因為我們多年在黨的教育下，沒有接觸其他東西，就習慣成自然。譬如，我們都跟學生講，你們都是黨、國家培養的，你們畢業以後，一定要報效黨國。方勵之就說，根本不是這樣，是納稅人出的錢給政府，政府有義務要辦教育，在資本主義國家就是這樣。所以不是黨、國家培養了老百姓，而是老百姓養活了政府。這種觀念一講出來，覺得也對，但是如果沒人講，認為之前講的也對。”

 “要做一個螺絲釘，在大機器裏，不求名位，無聲無息的。這樣聽起來也對，總不能說自己想要當總理。但是方勵之說，大家都當螺絲釘的話都是讓別人來統治你，你讓老百姓都是螺絲釘，就安於本分，任人擺布。像這些問題，如果習慣用那套係統去想，就覺得是對的。可是方勵之這樣一講，就覺得有問題，他講的才是對的。所以方勵之確實表現某種程度的先進性，在外麵這些很容易看出來有問題，可是在 GCD 國家裏頭的人，就很不容易看出來，多少年習慣了那一套教育，他卻能超脫出來看見問題。他說什麽叫知識分子，不是說有學問、有知識就是知識分子，而是要有獨立‘意識’，要有能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在我們科研工作上也應這樣，他在政治上就強調這一點。他在學生當中的威信相當高。另外他有勇氣，有些人也許看到這些問題，但是不敢講，方勵之有這個勇氣敢公開去講，這一點也很不容易。”

“為什麽說他沒有野心呢？六四後一年他出國以後，許 多民運人士希望他當頭，他也沒有同意。原因是，在國外喊 打倒 GCD  非常安全，但是在海外講話，已經沒有啟蒙的意 義了。在國內講話需要勇氣，在國外，隨便講都沒有關係。另外，他說如果沒有真正的先進性，沒有本領，如何去帶領 民運。這個人是透明的，所謂透明是指你對他不需有任何戒 心，這個人不會講假話，跟他討論問題可以直截了當，我也 曾經直接批評過他，他也無所謂，很坦然，不記仇、不記恨。 因為我跟他的關係，等於是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通常第一 把手對第二把手都是戒慎恐懼，我們之間就沒有這個問題。”

從下麵二段方勵之的文章中，亦可看出方勵之對管先生的充分肯定：

“學校事務不是物理，不過，‘低溫’(因為管先生是研究低溫物理的，阮注)卻是治校的一個中心。當局規定，管理大學的任務之一就是降低學生的溫度，保持校園無噪音。那時候，每隔不長的時間，中央就會下達一個文件給各大學校長，其中列舉發生學潮的大學。凡被該文件通報的學校，就如同發生過火災一樣，是降溫防火不力的記錄。1985 年全國共有五十幾起大學鬧事事件被通報，平均每周一次。此期間，科大保持零記錄。降溫防火的標準方法之一是學生政治輔導員製度。當時的各大學，每一班或幾個班配備一個專職的政工幹部，負責政治思想、掌握情緒、匯報動態，科大也如此。

然而，管惟炎擔任科大校長後，第一項學生工作措施就是取消了學生政治輔導員製度；而且，允許學生辦小報，最多時，小報有十幾種。當然，最受鼓勵的是各種水平的學術報告，參加的師生之多使不少學術報告要在特大教室（水上報告廳），甚至大禮堂舉行。

無須政治輔導員的匯報，管惟炎對學生的動態也是很了解的。因為，管惟炎也上課，帶研究生，與學生有經常的接觸。另一個經常接觸學生的機會則是吃飯。管單身在合肥，沒有雇保姆做飯。平時全在食堂就餐。不是特灶，而是同學生在一個食堂，與學生一起排隊買飯。當時科大食堂不但沒有劍橋牛津式的 high table,就連桌椅也沒有。就餐者，無論學生、教師、或校長，均托缽站立而食。在食堂裏，不難見到管惟炎與學生圍在一起共餐，舉缽論道。這似乎有失大學觀瞻，但確是科大當時的一種生活方式。”

從管先生與方勵之的相互評價中足可看出，他們二人在工作上配合一定非常默契，也可以看出管先生善於聽取不同意見。實際上，隻要二隻虎不爭地盤，不爭權，不爭名，不爭利，一山可容二虎。

從管先生對方勵之的態度，足可見管先生的為人和人品。早在管先生和方勵之下台一年前，管先生就已經知道教育部 何東昌把方勵之在浙江大學對研究生的講話，在北京大學的 講話，上告中央。上海市長是江澤民，也把方勵之在上海同濟大學和交通大學的演講錄音給了萬裏，等於是告了一狀。中央已有批示，要勸方勵之退黨，這個中央文件科大隻有管校長一人能看到。要是一般的人，明哲保身，第一把手決不會去保護第二把手。但是，當科學院領導打電話給管校長，要方勵之向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賠禮道謙，因為方勵之在北大的講話中，點了張百發的名。管校長認為方勵之講的是事實，把科學院領導頂了回去。還有，就在管校長下台前一個星期，1986 年 12 月 27 日管校長在業餘黨校結業典禮上的講話中還說：“總結過去三十多年來所謂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經驗，特別是其中的兩個錯誤的東西，一個就是整人。過去所謂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大一部分內容就是整人，例如反右、插白旗、文化大革命，都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就是整人的，這個我們堅決不幹。不幹可能並不太難，堅決不幹，有時很難。就是說人家都說這人是有問題的，那麽你是不是也跟著說他是有問題的，不能這樣吧。就是說，我們總結了三十多年的經驗，學會了實事求是。”明眼人一聽便知，他話中所說這個有問題的人，就是指方勵之，因為那時報紙已不點名的批判方勵之了，但管校長認為批判不實事求是，在那種情況下，還敢實事求是的幫方勵之說話，用現在年青人的話講，管校長夠朋友！

還有一件事，我認為也很能說明管校長的為人。管校長在他的回憶錄中也說，方勵之“他在學生當中的威信相當高。”、“當時方勵之的名氣比我要大”，這兩句話都是管 校長在他的回憶錄中的原話。還有一次是勸阻學生上街遊行，也說到方勵之的名氣比他大，所以那天叫方勵之去勸說學生。也許還不止這幾次。二把手的名氣比一把手要大，對於一般 人來說，這種喧賓奪主的行為豈不是大逆不道，豈能容得？ 但管校長能容得。一山能否容二虎，關鍵是看一把手。

 方勵之在他的回憶文章中說：中共中央 1987 年第一號文件於 1 月 2 日下達，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啟幕。第一個措施即改組科大。1987 年 1 月 6 日，管惟炎電話告我：“不用回合肥了。”這是我們在科大合作的最後一句話。三年後，他在英國劍橋講起為什麽要我“不用回合肥了”。他離開科大那天，有很多的學生和教師聚集在合肥火車站，想為他送行。當局如臨大敵,惟恐學生在火車站鬧事。結果，當局沒有讓他在合肥上車，而用汽車走另路，把他運到蚌埠後，再上火車。所以，他說：“當局是不可能讓你回去的，你也會被攔截在蚌埠。”1987 年初管校長含冤下台，在這種情況下管校長還能想到朋友，還能替朋友著想，這樣的人真是夠朋友，夠哥們！

1987 年初中央把管先生和方勵之都撤職調離科大，對科大真是極大損失！科大下遷合肥是科大的一大損失，管先生和方勵之調離科大是科大的又一大損失，對科大又是一次災難性打擊。我至今仍認為 1987 年初中央把管先生和方勵之撤職調離科大，完全是一個冤案，對科大是又一次冤案！科 大即使遭受如此重大的二次災難性打擊，科大還是沒有倒下，科大人真是夠頑強！

寫於 2008-07-12

2017-9-16 修改

【1】 用誠心演繹多彩的人生角色──記低溫物理學家管惟炎

【2】 中科大 南方大學中唯一一所學生宿舍有暖氣的高校

【3】 劉祖平：悼管惟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