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忻鼎亮：中國科大的”雄獅“和“井岡山”

中國科大的”雄獅"和“井岡山”

忻鼎亮（645）

在以往文革回憶的資料中，每談到 1966 年“十二月黑風”，多數人都認為是指“聯動”發起的炮打“中央文革” 的一係列事件，其實這一說法是不完整的。大約在那年11月，起初追隨中央文革的造反派中已有一部分人對這個“救世主”產生了不滿，私下裏議論不斷：“中央文革比那些老幹部還要跋扈”、“哪裏是什麽群眾運動，分明是運動群眾”。在地院、北大、清華、科大的造反派大學生中都能聽到這類的批評聲，其代表是地院的朱成昭和科大的“雄師”。朱成昭是當時的首都三司的司令，名聲、地位都比較顯赫，但他有很強的獨立思考精神，不肯隨波逐流。他在地院東方紅兩個核心戰鬥隊（“高旗無畏”、“八八”）小型會議中，多次批評中央文革。（因筆者對這些情況了解不夠，不能進一步詳細述談。）

科大“雄師”是當時科大一些不滿中央文革言行的大學師生組織起的一個小型戰鬥隊，人數大約有三十幾個，比較集中在6431（近代化學係化物專業大二）、6443（近代物理係理論物理專業大二）這兩個班級。其核心人物有朱棟培（當時叫朱軍）、周平（6431）、馮正永（6443），朱是近代物理係青年教師，有思想，在學生中有一定的影響力，他創辦的油印刊物《孫悟空》強調運動中的大民主，認為對領袖人物的批評不應該是有條件的；周平是科大較有名的學生造反派，在運動初期，曾孤身衝上台去打斷黨委書記劉達所作的動員報告，其後又造工作組的反；馮正永是該班的學生幹部，在工作組期間，曾受過不公正迫害。周、馮二人在科大廣大師生中均有良好的口碑。在他二人的影響下，這兩個班的一些同學高玉敏、王芸莉和許大正、薑作勤等都參加了"雄師"。

該戰鬥隊成立於1966年12月30日，成立後的1967年元旦，就貼出首篇大字報《中央文革向何處去？》，不但貼在校內，而且貼到北京西單鬧市區。文章中直接批評陳伯達《兩個月運動的總結》是“完全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並矛頭直指中央文革：“兩個月來的北京運動，隨著中央文革的錯誤發展，越來越遠地脫離了毛澤東思想的軌道。”當時他們確實有種“慨當以慷”的心態，周平稱這是：“過了個革命化的新年”。大字報貼出後，有相當的反響，畢竟“雄師” 說理式的批評有別於標語口號式的發泄，給對中央文革不滿者提供了一個理論支撐。於是，支持者和反對者都絡繹不絕地來到科大，或是求教或是聲討。在1月3日，他們又貼出了第二張大字報《分歧在哪裏？》，語氣更趨緩和，但立場仍毫無改變：“中央文革有時突出毛澤東思想不夠”、“群眾對大量的首長講話越來越感到不知所措”、“我們希望中央文革采取必要措施，挽回由於鎮壓反革命擴大化所造成的惡劣影響。”當然，為了躲避整肅，他們強調這是善意的批評，為了進一步促進文化革命運動深入發展，但這類書生氣的辯解在政治鬥爭中毫無用處。

1月11日，他們的總部和住處均被查抄，但他們並未屈服，周平當即提出絕食抗議，同時，他們也做好了被抓的準備，並選出了第二套負責人班子。1月15日淩晨，他們中五個重點人物（朱軍、周平、馮正永、江曉東、黃曉光）便以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被抓進北京公安局。在警車帶走他們五人時，科大不少學生居然自發出動，攔截警車，指責抓人者“破壞大民主”、“違反十六條”。當然，這些行為實際上同樣於事無補，攔車者既不能阻止抓人行動，反而留下了事後一次又一次檢查的把柄。但是在思想上，至少給科大師生留下了很值得回憶反思的一幕：文革時的大學生們並不都是頭腦發脹、追名逐利、起哄胡鬧，不少人並不屈從於權勢，而在認真地獨立思考，他們當年的言行是經得住自己良心拷問的。

在“雄師”被摧毀後，科大又出現一個叫“井岡山”的組織，人數也隻有十來個人，其主要成員有：劉祖平（近代物理係）、陳玉龍、倪詩茂（力學係）、趙婉如（無線電係）、陸宗偉（化學係）、肖傑（數學係）等。他們在思想上與“雄師”接近，很反感抓“雄師”的行為，當然在策略上他們再也不能公開向中央文革“叫板”，其大字報形式上是批評當時科大掌權的造反派組織“東方紅”的一些專橫、不理性的言行，在實質內容上反複強調權力機構的民主建製，隱晦地表示出對文革引導者收回“學生自己解放自己”承諾的異議。毫無疑問，這樣的組織在當時根本就沒有存在的可能性，同樣很快被取締，陳玉龍也以“反動學生”名義被抓。直到後來，“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 等一係列教訓學生的運動中，當年“雄師”、“井岡山”的主要成員幾乎無一漏網地被不同程度地整肅。

科大文革的這段曆史從未見人提起，當然，因為它時間短，影響小而被忽略。但我覺得它不應被忘記的理由是：這畢竟是背離文革主旋律的民間自發的一種思想傾向，它一方麵是當年年輕知識分子追求真理和民主的本能反應，另一方麵也是對爭名圖利、趨炎附勢的逆向行動。筆者既不是“雄師”成員，也不是“井岡山”成員（他們中間有我許多好朋友），但這一小段曆史卻使我長久縈懷，覺得應該曉以後人。我的這些朋友們現在大都在自己的專業上成就卓著，他們從不像有些人那樣，喜歡喋喋不休地訴說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更不以此為資本抬高自己的社會身價，但這些都讓人深度思考著做人的良知。

在結尾時再順便說兩個小故事。

1、在1978年，我考入科大“物理教師進修班”，遇見了周平（她和我同期考入）。故友相逢，正欲敘舊，她說的第一句話是：“鼎亮，我在一打三反中曾揭發過你，向你道歉！”我當時十分感動，我知道，一打三反時，我和她同為 “反動學生”，都一樣失去自由。那時揭發過我的人至少數以百計，事後向我當麵道歉的則極少，更何況，我根本無法知道，究竟誰揭發過我，她如果不說，我永遠不可能知道。但她追求的是真誠的良心洗滌，我真想不到，成年人還有這樣純真的心。

2、去年，科大成立五十周年校慶，在校友代表座談會上，大家討論科大精神，科大校風時，許多代表都強調了科大人追求攀登科學高峰的鑽研精神。我卻借文革話題說了一段不太合時宜的話：“在文革前，科大是與清華、北大齊名的全國三大名校，但在文革中五大學生領袖不包含科大，我認為這是科大的光榮，說明科大學生不張揚，勤思考。”那時，我嘴裏沒說，心裏卻想起了“雄師”和“井岡山”。

當然，我的回憶畢竟不是親身經曆，隻能作為引玉之磚，希望我的朋友們能完整地補全這段不應遺忘的文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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