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 第一次見到“大前門”

第一次見到“大前門”

嚴家祺(591)

人生像是乘火車一樣，從一個站台上車後，在車廂中遇 到各色各樣的人，不同人在不同站台下車。一些人給人們留 下了良好印象，下車後，令人懷念;一些人在同一節車廂相 遇時，發生了衝突，但一旦下車，再次遇見的機會很少。就 是父母，從我們上車時在一起，當他們下車後，往往就再也 沒有見到。一般來說，家庭成員，構成自己的“第一社圈”， 同學、同事、朋友構成“第二社圈”，隻有“第一社圈”的 人，能夠幾十年始終在同一節列車上。

人生還有“第三社圈”，這就是我們通過電視、廣播、 報刊、網絡，間接接觸和了解的人。

“人生列車”開向何處?大概我們很多人並不清楚。

我們上學時的同學，在“人生列車”上，與我們相處也 不過幾年，很少有人，從小學到大學一直是同學。近五十年 前，我的同學從“大學”一站下車了，二〇〇九年，同學們 決定在北京中關村聚會。有一天，我從紐約打電話給一位上 海同學，我覺得他在學校時不關心政治，當他聽到我名字後， 馬上說，“我不能同你通話”。我才知道，政治還是一種“壁 壘”，把人與人隔了開來，我沒有回中國，當然也沒有參加同學聚會。大家決定，在畢業五十年那天，同學們還要在北京中關村聚會。

我們的同學聚會，不僅有對青年時代的美好回憶，而且， 對科學的熱愛、以及融化在每人血液中的科學精神，把我們 每一個人緊密地聯係在一起。

我在北京上的學校，是中國科技大學。五十四年前，我 背著行李，穿著布鞋，在北京前門火車站下車。我在家鄉， 看慣了“大前門”香煙的廣告，當我看到真實的大前門時， 我第一感覺是，這個大前門，怎麽這麽矮小破舊?當來到複 興門外玉泉路科技大學時，看到的是綠樹成蔭的環境和嶄新 的教學大樓。科技大學是由科學院新建的大學，我是第二屆 學生。

在談科學精神前，我要談一談當時科大學生的生活。一 九五九年，科技大學學生食堂吃飯是敞開的，開飯時，有些 學生用筷子向新出籠的饅頭“插”去，一“插”就是“一串” 五個。在中國農村，人民公社辦起了“大食堂”，吃飯也是 敞開的，但時間很短，到一九五九年就不行了，但在北京的 各個大學，學生們吃飯仍不受限製。然而，好景不長，第二 年開始，學生就定量吃飯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由於 肉類食物過少，大家感到十分饑餓，每月每人發點心票和水 果糖票，幾乎都在月初就去買來，很快吃光。在這饑餓時期， 我的一位哈爾濱親戚給我寄來了一袋黃豆。學校要求大家在

下課後盡可能休息，少做體育運動。每周在大禮堂放映香港、 蘇聯和西方電影。三年“困難時期”是科技大學最自由、最 輕鬆的時期。正是在這一時期，我讀了維克多·雨果、巴爾 紮克、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的許多小說，也學唱外國歌曲，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美麗的梭羅河》伴隨了我一生。

在三年“困難時期”，學校裏學習風氣很濃，閱覽室有 許多公共圖書，大家都去搶座位。我在閱覽室裏，把一本《數 學習題集》的上千道題都做了一遍。在那樣的環境中，我對 政治毫無興趣。在大禮堂聽政治報告，右耳朵進，左耳朵出， 隻記住郭沫若校長談訪問東南亞國家後創作的一首詩:

印尼三千島/緬甸百萬塔/島島倒倒倒/塔塔塌塌塌

我所在的係是應用數學和電子計算機係。六十年代初， 學校裏有一台計算機，也就是電腦，有幾個房間大，進入機 房，為保證清潔，每人要穿白大褂。我的專業是基本粒子物 理。科學院數學所的關肇直教我們微分幾何、集合論、泛函 分析，張宗燧教我們熱力學、統計物理、電動力學、相對論、 量子場論。關肇直教學有兩個特點，一是理論聯係實際，特 別是把數學與解釋各種自然現象聯係起來;二是常常引用恩 格斯的《自然辯證法》，講數學和自然現象的“辯證法”。 張宗燧與關肇直很不相同，對什麽“辯證法”和任何哲學都 嗤之以鼻，以純粹的科學精神教學，教了一學期的熱力學和 統計物理，到下一學期，在頭兩、三節課，用幾頁紙的數學公式就概括了前一學期的所有知識。他講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簡單明了。我清楚地知道，理解透徹的知識，是無需記憶的，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我都能準確地講述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基本原理。

科技大學的五年學習，我們每個同學都形成了對科學和 科學精神根深蒂固的觀念。這就是，任何科學理論都是為了 解釋現實世界中的現象的，當原有的科學理論不能解釋新現 象時，原有的科學理論就要得到修改，新的理論就出現了。 對科學來說，舊的理論不能解釋新發現的事實，這不是科學 的危機，而是科學獲得新進展的起點，科學就是在不斷的修 正中這樣進化的，科學精神”就是“修正主義”精神。

科技大學五年的學習也使我堅信，任何現象，包括千變 萬化的政治，都可以找出它的合理解釋。我的“座右銘”是: “要理解一切不理解的事物和現象，要找出對周圍世界統一 性的理解”。當一九六三年學校裏讓大家學習“反修”文章 時，我總弄不清“修正主義”怎麽能與“帝國主義”“並立 在一起”。我想不通的是，“修正主義”就是科學精神，怎 麽能反對呢? 我對當時大躍進、人民公社都看不清、想不通， 自此開始，我決心要用科學精神來思考我長期以來想不通的政治問題。

當時科技大學學生總的來說是不關心政治的，我卻想轉行研究政治，我以為讀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轉行”的一個途徑。我對“自然辯證法”感興趣，完全是關肇直教學的結果。關肇直在講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一篇批判《神靈世界的自然科學》時說到，螞蟻是“二維空間”的動物，我們人類生活在“三維空間”中。如果一個人生活在“四維空間”裏，這個人可以隨意穿過“三維空間”的牆，通行無阻，正像我們人類是“三維空間”的動物，可以不受“二維空間”的限製而行動一樣。也許是這堂課，改變了我的注意力，我開始對哲學、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大感興趣。

由於受關肇直老師的影響，我為了弄懂“自然辯證法”， 一九六三年暑假期間，我沒有回江蘇老家，仔細讀了蘇聯出 版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寫了一篇《二階圖形的辯 證法》，很快在《數學通報》上發表了。接著，又在《人民 日報》上發表了《自然的東西和人造的東西》一文。一九六 四年畢業分配時，我們係的所有同學都繼續從事數學、自然 科學、工程技術方麵的工作，而隻有我一人放棄了自然科學，成為哲學研究所於光遠、龔育之指導的“自然辯證法”研究 生。

我的畢業論文是研究基本粒子“色散關係”的，從頭到 尾都是數學公式，沒有任何哲學語言，張宗燧老師通過了我 的畢業論文。當張宗燧知道我要報考哲學所研究生時，他說，哲學裏麵都是一些糊裏糊塗的東西，學物理又搞什麽哲學， 量子場論、基本粒子物理全都白學了。

張宗燧是張東蓀的兒子。張東蓀對北平和平解放有很大功勞，他作為傅作義的代表與中共代表秘密談判，促使北平和平解放得以實現。張宗燧是一位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我始終敬仰他、相信他說的話。文革期間，張東蓀被關進秦城監獄，張宗燧在中關村科學院受到多次批鬥後自殺了，我是事後很久才知道的。張宗燧對哲學的看法影響了我一生，大學畢業後，我在哲學研究所，始終沒有忘記張宗燧老師對哲學的看法，我認為那種模棱兩可、似是而非的哲學是騙人的東西，在“文革”和“反修”的大環境中，在對哲學這種看法下，我在哲學所十八年，包括“文革”十年在內，對哲學的研究一無所成。

(本文來源:香港《蘋果日報》2013-2-1,7 原標題:《科學精神就是 修正主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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