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
《科大瞬間》與您分享中國科大校友和教師校園內外真實、親切的回憶以及多視覺、多維度的人生感悟。
正文
喜出望外上科大
阮耀鍾（5802）
挑著行李上科大
1958 年，我從浙江金華一中高中畢業，那年我很走運。第一個走運的是，我被免試保送。也就是說，我不必“一顆紅心，兩種準備”了，也不必參加競爭激烈的高考了。我看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招生廣告，特別喜歡，可惜1958 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浙江不招生。當時讓我們填三個保送誌願，三個保送誌願我填的是：清華大學電機係，北京大學技術物理係，最後一個是浙江大學電機係。為什麽我把清華大學電機係填作第一誌願呢？說來好笑。在我老家浙江諸暨，把青蛙又叫做田雞，“清華電機”與“青蛙田雞”諧音，人們常說“青蛙田雞”、“青蛙田雞”，我想清華大學電機係一定很有名，於是就把它填作第一誌願了。
我的大學錄取通知書很晚才收到，收到一看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是我最喜歡的學校，最希望進的大學，我真高興，我真走運，這是我的第二個走運。並且，我錄取的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技術物理係，又是我最喜歡的專業。念小學時，我曾問過老師一個問題：“天有多高？天有沒有頂？天若有頂，那頂上麵一直一直一直上去又是什麽？”當時老師的回答不能使我滿意，我對自然界充滿好奇，對科學充滿向往。
我高中物理老師毛穎可的物理課講得特好。高中三年，我一直是物理科代表，即使高三擔任學習委員了，仍兼任物理科代表。我的物理成績一直是班上最好的，在高考前，我還給班上同學們上過物理輔導課。我高中畢業能上自己最喜歡的大學和最喜歡的專業，況且這所大學本來在浙江不招生，我的運氣真是太好了！
1958 年9 月初，我從老家浙江諸暨農村，挑了一擔行李來北京，一頭是一隻向親戚借來的舊板箱，另一頭是鋪蓋卷。以前，我去金華念高中時，每次來回乘的都是每個小站都停的慢車，所以，我去北京乘的照樣也是慢車。在諸暨到上海的火車上，有位好心人跟我講，到上海火車站“加個快”，可直達北京，免得一次次轉車。可是，我到上海火車站一看，從上海加快到北京，要四塊多人民幣，我舍不得這四塊多錢，還是繼續乘慢車吧。一路停了多少個站也記不清了，坐了好幾天幾夜才到北京。最狼狽的是在南京，那年頭還沒有南京長江大橋，南京站下車後，要自已趕到輪渡碼頭。我怕趕不上輪渡，挑著行李，幾乎是一路小跑。這一跑，箱子的把手弄斷了。這隻舊箱子還是我媽媽向親戚借來的。當時，真把我急壞了，幸虧身上帶了一根備用繩子，匆匆忙忙、手忙腳亂地係上了，繼續跑。
一路上，多少次轉車也記不得了，最後一次轉車是在天津。在天津站換車時，我碰到了第一位科大同學朱惜辰，他跟我是一個班。他對我說過兩句話，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這兩句話都是他父親跟他講的，他父親是個高級知識分子。第一句話是，看數學之類的書時，旁邊一定要放一張紙、一枝筆，因為，書上對中間推導步驟往往是忽略的，要自已去推導一遍。其實，這就是華羅庚說的念書的第一步，要先從薄到厚”，然後才能“從厚到薄”。第二句話是，進了考場，要有自信，即使被某道題目難住了，也不要慌，這道題我做不出來，別人也做不出來，應該先繼續往下做。分專業後，我與朱惜辰不是一個專業，大學畢業後又一直沒見過麵，很遺憾。
在北京前門火車站，我碰到的科大同學當然多了，但我都不記得了。陳兆甲同學一直記得在北京前門火車站第一次碰到我時的印象：剃個光頭，穿了雙草鞋（其實是布鞋，這是他記錯了，也許是因為我“土”留給他的印象太深了）挑了一擔行李，操一口浙江土話，活像現在剛進城的打工仔。我與陳兆甲不是一個班，但分專業後都是低溫物理專業的。並且，陳兆甲、曹烈兆和我，科大畢業後一起留校，我們三位老同學一起共事幾十年，彼此從未紅過臉，難得。遺憾的是，2014 年曹烈兆同學先我們之前走了，就剩陳兆甲和我了，我倆是聯係最密切，最要好的大學同學，親如兄弟。尤其可貴的是，即使我們兩人的觀點不一樣，比如，文革中，他是“延安公社”，我是“東方紅公社”，但我們依然是最好的同學，最好的朋友！
在北京前門火車站，我看到有科大的校車來接新生，使我這個鄉巴佬感到意外。
到科大報到時，問我是從哪裏來的，我想當然是浙江囉，但是，在浙江省的名單中怎麽也找不到我的名字。最後，在二機部的名單中找到了我的名字。原來是二機部從浙江招了一批學生，我是二機部送到科大代培的，是曲線進科大了。
為了從何而來，把我折騰了半天。我記得，幸菊芳同學為了找他的宿舍也折騰了好半天。原來，我們報到前，學校已把我們的宿舍事先安排好了，可是，幸菊芳同學怎麽也找不到他的宿舍。後來發現，原來是搞錯了，按照他的名字，把他分到女生宿舍去了。現在，幸菊芳同學已把他的名字改為幸勇，我猜想，也許是為了避免再次出現類似麻煩。
科大校歌
到科大報到後，學校給每個同學發了“科大校歌”的歌譜，看到薛嘯宙他們拿到歌譜便能唱，使我這個鄉巴佬目瞪口呆——城裏人真厲害！因為我是個“音盲”，我隻認識阿拉伯數字，不識音符。高中畢業時，同學之間相互留言，樓維能同學給我的留言，我至今還能一字不差的背下來。他是這樣給我留言的：“阮耀鍾，你不會唱歌，不會跳舞，不會拉琴，不會吹笛，將來豐富多彩的共產主義生活怎麽過？”
1982 年，我從美國回來，在杭州碰到樓維能同學，我對他說，看來我不用擔心將來豐富多彩的共產主義生活怎麽過了，因為，我肯定見不到共產主義了。
科大的校歌是郭沫若作詞，呂驥作曲。郭沫若是科大第一任校長，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呂驥時任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著名音樂作曲家，《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校歌》也是他作的曲。
開學典禮的前一天，郭老帶了呂驥來大禮堂教大家唱科大校歌。58 級同學顏基義是這樣回憶的：“那天上午，學校的禮堂裏早早就坐滿了人。禮堂太小，座位不夠，過道四周密密麻麻都是人，水泄不通。郭沫若校長在暴風雨般的掌聲中出現在舞台上，微笑又和藹地頻頻向學生招手。然後他朗誦了親自撰寫的中科大校歌歌詞，並介紹著名音樂家呂驥，讓他教大家唱校歌。”雖然郭沫若當時講話的內容他已記不完全了，但郭沫若當時朗誦校歌歌詞的那種特有的姿態、那種特有的聲調，至今仍深深地銘刻在他腦海裏。【1】
1963 年，我科大畢業後又留校任教，直到退休，至今還住在科大。學校凡有重大活動，都要唱校歌。我這個“音盲” 隻會唱兩首歌，一首是國歌，另一首便是科大校歌。
“迎接著永恒的東風，把紅旗高舉起來，插上科學的高峰，科學的高峰在不斷創造，高峰要高到無窮，紅旗要紅過九重，我們是中國的好兒女，要刻苦鍛煉，辛勤勞動……”科大校歌一直激勵我勤奮學習，努力工作，努力創造，勇攀科學的高峰。
我沒有想到科大的校歌有時居然會變得悲壯。我在編《中科大下遷合肥》（電子版）時，在網上搜索到一篇文章，標題是《悲壯的校歌“永恒的東風”》【2】，是一位科大64 級校友寫的從安慶去馬鞍山(當年化學係師生是去馬鞍山接受再教育的)路上的事，可是原文的網址現在打不開了。文章寫道：
“那是在1969 年，中蘇邊界開了火，駐校工軍宣隊組織我們到科大西牆外的八寶山上挖防空洞，說是怕蘇修扔原子彈。忘了介紹自己了，我是科大化學係64 級的。幾個月後就坐火車，輪船跑到安慶。四十天後換了安徽的工軍宣隊，立即前往馬鞍山。臨上船前，在一所中學裏集結。忽然，從一間教室中傳出燎亮，悲壯，高昂的校長郭沫若作詞，著名音樂家呂驥作曲的校歌“永恒的東風”。聲音越來越大，唱的人越來越多，響徹長江兩岸，在迎江寺鎮風塔上空久久回旋！
在那臭老九不值錢的年代，唱出了人們的理想，唱出了知識分子的抱負。當時，係主任楊承宗也在我們的行列中。我問他，您為什麽不留在北京呢？他說我不能在科大最困難的時候離開它！擲地有聲的回答至今我還記得。
有這樣一批科技精英何愁科大不能振興！
我不懂音樂，我唱過無數次科大校歌，從來沒感到科大校歌是悲壯的。但我相信這位64 級校友和他的同學們、老師們當時唱出的科大校歌一定是悲壯的！那時，他們除了唱校歌，還能說什麽呢？悲壯的歌聲唱出了科大人的不甘心，不服氣！
還有一次科大學生唱的校歌也是悲壯的。那是1987 年1月12 日，中共中央下達“一號文件”，撤銷管、方二位科大校長的職務。管校長離開合肥那天，科大上千學生，打著“管校長，您別走！”的橫幅，到合肥火車站去送管校長，但撲了個空。原來，“上麵”早就料到學生會到合肥火車站為管校長送行，所以，先用小車把管校長送到蚌埠，讓管校長在蚌埠上火車。科大學生在合肥車站撲了個空。
“你們回去吧，學校已派車子來接你們回去。”
“我們不坐學校的汽車，我們走回學校。”
“不許遊行！”
“我們走人行道，隻唱歌，不喊口號，不是遊行！”
上千名科大學生一路上唱著國際歌，唱著科大校歌，浩浩蕩蕩從火車站走回學校，唱回學校，走了十多裏，唱了十多裏。我相信，他們唱的校歌，一定也是悲壯的！
今天我寫到這裏，依然熱淚盈眶。如果有人問我這個八十歲老頭還有沒有夢？有！我希望永遠不要再聽到悲壯的校歌！
第一次見到郭老
為盡快改變新中國科技力量薄弱的局麵,滿足發展以“兩彈一星”為標誌的現代科技的需求，1958 年初,中科院領導和錢學森、郭永懷等科學家提出,依托中科院力量,創辦一所新型理工大學,培養急需的尖端科技人才。1958 年5 月9 日，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張勁夫代表科學院黨組，向負責全國科技工作的聶榮臻副總理和中宣部呈交請示報告，建議由中國科學院試辦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聶帥立即向周恩來總理作了匯報,得到了周總理的首肯。6 月2 日，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的鄧小平同誌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予以討論，並在聶榮臻副總理給中央書記處的報告上親筆批示：“書記處會議批準這個報告，決定成立這個大學。”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領導人也審核同意書記處的決定。如今，在中科大校史館裏，還保存著這份鄧小平的親筆批示。
9 月20 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正式成立並舉行開學典禮。從呈遞報告,到9 月20 日開學典禮,隻用了短短100 多天時間。這種速度在中外高校建校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當年，科大校園所在的北京玉泉路19 號，原本是馬列學院。科大58 級學生約一千多人。我們住的宿舍是向旁邊的解放軍政治學院借用的，開學典禮也借用政治學院禮堂舉行。政治學院禮堂前有個很高的台階，我參加開學典禮那天，正好碰到郭老也上台階。郭老個子不高，穿了雙布鞋。我這個鄉巴佬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大人物，給我的印象是郭老真樸素。
郭老當年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要是現在肯定要警車開道，但那時周圍沒有任何警車，郭老就夾雜在人群中，與大家一起上台階。郭老在開學典禮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我記得，講話中號召我們學習抗大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其它都不記得了。但郭老的講話頓挫有力，印象很深，因為我是頭一次聽大人物作報告。
開學典禮那天，聶榮臻元帥、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北京大學的周培源校長都來了，他們都發表了講話。次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均以《我國教育史和科學史上的一項重大事件》為題，在顯著位置報道了中國科大的誕生。
大煉鋼鐵與勞動
我們入學的1958 年，正是“大躍進”的年代，在校大門口前也建了不少小高爐，我們也參加過大煉鋼鐵。一提起“大躍進”，人們就會想起糧食畝產萬斤、土高爐大煉鋼鐵，這些荒唐的事。殊不知，在科學技術界，在中國科學院，當然也包括我們科大，也有類似的狂熱與荒唐。數以千萬計的人員參與的“土超聲波化運動”即是其中之一。當年，北京市共有100 萬群眾參加了“超聲波化運動”【3】，我們也參加過該運動。這個超聲波化運動可能很多人沒聽說過，可上網查，網上有介紹。
據王熾昌同學回憶，“我們入學的1958 年，正是‘大躍進’的年代，經常參加各種勞動，有時甚至出現了為勞動而勞動，影響了學習。我記得，我們班每星期四勞動，實在沒有什麽勞動任務，就要我們把校門口的煤堆從西麵運到東麵，下星期四，又從東麵運到西麵。同學們調侃說，我們的勞動真是倒黴（煤）！郭老發現類似情況後，語重心長地指出：要勞動，但是要安排好，不要影響學習（大意）。”【4】
大學三年級以前，每學期都要下鄉勞動，時間個把月，參加割麥、收稻子等。我記得，有一次龔升老師還同我們一起勞動，給我們講了很多笑話和故事。還有一次參加宻雲水庫周邊的山上種樹。在山上挖“水平條”、“魚鱗坑”，勞動強度很大，印象特深，至今不忘。那時，一頓飯都要吃好幾個窩窩頭，但爬到山上不一會兒，肚子就餓了——那時候，不知怎麽搞的，肚子總是填不飽。大學四年級之後，就很少下鄉勞動了。但是，1969 年春天，科大師生被拉去三三九工地勞動約三個月，我們永世難忘。派來科大的軍宣隊來自鐵道兵，當年正在修北京石景山到山西原平的戰備鐵路，三三九工地離石景山33.9 公裏，故稱之為三三九工地。在該工地炸山填穀，要建成16 股道的列編組場，為燕山石化廠服務。工地上，一天四班倒，每班連續工作6 小時，中間不休息，一天24 小時工作不間斷。剛炸開的石頭，峻角尖銳，用雙手把石頭搬到小火車上，再運去填穀，不僅勞動強度特大，並且工作相當危險，不少老師手指受傷。下遷到合肥，首先也是下放勞動，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我們物理係是去淮南煤礦，下井挖煤。隨後又去壽縣農場勞動。毛澤東去世後，我就再也沒有下鄉勞動了。毛澤東在世時，我從高中開始，每學期都要下鄉勞動，插秧、割稻、割麥……。不知為什麽毛澤東在世時學生和知識分子會有這麽多勞動？不知是否與“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知識越多越反動”有關呢？
個個以艱苦樸素為榮
開學典禮上，郭老作題為《繼承抗大的優秀傳統前進》的致辭。這個題目是我後來從資料上查來的，郭老講話的內容我也不記得了，但我有個印象，郭老在致辭中號召大家繼承抗大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學校也積極提倡艱苦樸素，艱苦奮鬥。記得有一次，好像是去中關村參觀科學院的國慶獻禮，校領導帶著同學們，從玉泉路走到中關村，來回都是步行。
我來自農村，“剃個光頭，穿一雙布鞋，挑了一擔行李，操一口浙江土話……”，夠土的了，說得好聽點是夠樸素了。可到學校一看，個個都很樸素。我印象最深的是王桂芹同學，她是北京的高幹子女，但也穿著土裏土氣，跟農村姑娘一樣，從穿著打扮完全看不出她來自北京，還是高幹子女。其他同學也一樣，穿著都很樸素。
王熾昌在“典從風雅”「4」一文中寫到，“同學們都很艱苦樸素，衣服都打過補丁，女同學也如此。我的上衣穿破了，就自己改縫了一個書包，一直用到大學畢業。”王熾昌還自已織毛衣，他是我知道的唯一一個男同學會織毛衣的。我在科大也自已拆洗過棉衣，翻棉衣時最難的是上袖子，我拆了好幾次才上好的。王熾昌，雖然來自上海，也非常樸素，與我這個鄉巴佬也差不了多少。退休後，從王熾昌的博客了解到，他上科大比我困難得多。他在《施恩圖報非君子，知恩不報真小人》「5」一文中，寫到1958 年上科大時說：“我(考大學)的報名費是同學給我的，上海到北京的火車票是學校、街道出證明，政府給我的。我和父親在上海隻有一條被子，唐偉光同學的父母給了我一套臥具，解決了我的困難，他的二哥給了我幾件衣服和幾十元零花錢。1958 年9 月15 日，我踏上了赴京求學的道路。開始了我人生的新旅程。”而我來北京的路費是父親給的，隻是為了省錢，舍不得化四塊多錢的“加快費”而已。
當年，所有科大學生，無論你來自農村還是城市，出身於平民百姓還是高幹家庭，都是那樣地樸素、樸實。那年頭，北京若有高校遊行或集會，從穿著上，你一眼便可認出哪個隊伍是科大！我在科大學了五年，學到了許多知識，尤其是，科大特別重視基礎知識，為我們打下了紮實的基礎，使我們這些科大學子受益匪淺。另外，科大艱苦奮鬥的校風，也使我終生受益。大家知道，學習是一件苦差事。當你遇到難題時要絞盡腦汁、冥思苦想，豈不苦也？否則，人們怎會說“十年寒窗苦”呢。科研更是項苦差事，你要經受一次又一次失敗的磨練，要有堅韌不拔的毅力。居裏夫人在一間屋頂殘缺漏雨、破爛不堪的棚子裏，花了四年時間，從鐳含量不到百萬分之一的30 噸鈾瀝青礦渣中，提煉出十分之一克鐳。她既是學者，又是工人、家庭主婦、孩子的母親，這種堅韌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勞的精神絕非常人可比。所以，我認為一個怕吃苦的人，學習很難學好，事業也很難成功。科大艱苦奮鬥的校風，對我們的學習和事業都有莫大的、無形的作用。如今，我已退休多年，沒什麽要奮鬥的了，但科大艱苦奮鬥的校風，使我現在很容易知足。知足常樂，隨遇而安，少了不少煩惱。因此，科大艱苦奮鬥的校風，使我終生受益。
挨餓
1958 年進科大，我最高興的一件事是吃飯不限量。可惜好景不長，1959 年就開始糧食定量了。考慮到我來自農村，飯量較大，所以，我的定量全班最高，每月32 斤，但是，還是吃不飽呀。從1959 年至1961 年，官方稱其為“三年自然災害”，改革開放後改稱為“三年困難時期”，我則稱它為三年挨餓的日子。這是我一生中對“饑餓”的記憶最刻骨銘心的年代。我常常問現在的小孩，你們嚐過餓肚子的滋味嗎？估計很多的年輕朋友也沒嚐過餓肚子的滋味。天天餓肚子，頓頓吃不飽，這種滋味可真不好受！當年，我們不少同學得了浮腫病，手指在小腿上按一個坑，它就老也起不來……比起一般老百姓，我們大學生很幸運，國家保證供應我們的糧食定量，隻是吃不飽。退休後，我從網上知道，“三年挨餓的日子”全國餓死三千多萬人！我第一次聽說三年挨餓的日子餓死人，是1964 年我參加科大物理係低溫物理專業59 級畢業分配的時候。59 級同學中有位姓仝的，安徽人，假期回家聽說家鄉餓死人，回校跟同學說了，遭批判，畢業分配也受影響，分到保密級別最低的杭州製氧機廠。我第二次聽說三年挨餓的日子餓死人，是1977 年我去安徽五河搞基本路線教育，相當於“四清”的時候。當地農民告訴我，三年挨餓的日子餓死很多人，開始還能挖個坑埋，後來連坑也挖不動了……真正了解三年挨餓的日子餓死人，是我退休後從網上知道的。我讀了楊繼繩先生寫的《墓碑》。這是用血的事實寫成的，他在書中說，三年挨餓的日子餓死3600 多萬人。並且，餓死的絕大部分是種糧食的農民。我是農民的兒子，種糧食的農民為什麽會餓死，我有責任思考這個問題。於是，我編了本《回顧和反思三年挨餓的日子》（電子版），在我的新浪博客上連載。
第一次聽科學家作報告
記得有一天，郭老請了一個科學家代表團，在學校大禮堂給同學們作報告。有兩位科學家的講話，我至今還記得。一位說：“現在你們念的書裏，都是外國人的名字，希望以後有我們中國人的名字。”另一位生物學家說：“一頭牛，吃進去的是草，擠出來的是牛奶。世界上現在還沒有一台機器，進去的是草，出來的是牛奶。如果能發明出這種機器，牛也不用養了，牛奶也不用訂購了，想喝牛奶時，隻要往機器裏塞把草就行了，多方便啊。”
可以說，這兩句話，一直激勵我勤奮學習。從現在來理解這兩句話，就是鼓勵大家創新，學習是為了創新。
如果你念博士，博士論文必須有創新的科研成果，至少要有一項成果達到世界首創，否則，就拿不到博士學位。
如果你從事科研或教育，想成為一個科學家、教授，你必須作出多項世界首創的科研成果。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也必須要有創新。以前常說，“質量是企業的生命線”。我認為，應改為“創新是企業的生命線”。
80 年代前，世界上最好的手表是瑞士手表，最好的照相機是德國相機，瑞士手表和德國相機幾乎獨霸世界。80 年代，日本用電子相機打跨了德國相機，用電子手表打跨了瑞士的機械手表。90 年代後期，這個世紀初，數碼相機又打跨了膠卷相機。以前柯達膠卷銷路多好，數碼相機把柯達膠卷擠跨了，柯達膠卷質量做得再好也賣不出去。VCD 質量再好，也勢必被DVD 所取代；模擬電視質量再好，也勢必被數碼電視取代。這些都是發生在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我們每個人都希望成為適應未來社會的生存者，在未來的競爭中能成為勝利者。我們必須不斷學習，不斷創新，不僅要緊跟科學技術發展的步伐，還要能看到科技發展的趨勢，預測科技發展的趨勢，這才真正顯示一個人的能力與本事。幾年前，我買第一台高清數碼攝像機時，當時攝像機的儲存介質有四種：DV 帶、光盤、硬盤、存儲卡。作為生產攝像機的企業家和研發人員，就應該判斷哪種最有前景，然後，集中精力、人力、財力攻。如果你攻錯了目標就白費勁，最後就會被別人淘汰。從這些例子，足見作為一個企業家，創新非常重要，作為科學家就更不必說了——在科研上千萬不能跟著別人的屁股跑，否則你永遠落後於人家。
用草作原料製造牛奶，這個想法我當時覺得很妙，但現在我認為，若把它作為一個課題來研究，有兩個問題還必須考慮：
第一，這個課題幾年能完成？比方說，你給博士生選課題，應在五年左右能完成。若是個硬骨頭，啃不下來，研究生拿不到學位，就無法交待了。
第二，若作為應用研究，還必須考慮實用價值。這樣的機器研製出來了，若造價很高，也沒人買，作為應用研究就意義不大。
在科研上創新，我有兩點體會，供年輕人參考。
一是借用其它領域的研究成果，用於自己的科研。文化大革命中，華羅庚推廣優選法，我就學習優選法，並用於我的科研。我用優選法計算了氦液化器膨脹機的最佳進氣溫度。我國低溫界的鼻祖洪朝生先生看到了我的論文，對我講，你能否計算一下兩台膨脹機的最佳進氣溫度，於是，我又用優選法計算了兩台膨脹機的進氣溫度。後來，我又用優選法計算了液氦低溫容器的頸管傳熱，計算了超導磁體的最佳電流引線等。這些都是國內首創，是否國際首創，我沒調研過，不敢隨便說。
李振明等的“電流引線迫流冷卻傳熱分析”、簡棄非等“半導體製谘效率及空了間冷量傳遞特性試驗研究”、康誌成等“一種電流引線的熱力學計算方法”等，都引用了我的計算方法。
我研製電容液麵計，也是借助其它領域的成果，消除了引線電容的影響。
我創新的另一個體會是，從事交叉學科的研究，容易創新。例如，有一次，我碰到一位研究高分子物理的何平笙教授，他說，他最近合成了一種新的一維高分子材料，發現其電導有反常。我說，那好啊，你讓我測量它的低溫熱電勢率，倘若電導有反常，則其熱電勢率肯定有反常，因為熱電勢率比電導更敏感。我後來一測，熱電勢率果然有反常，並且膨脹係數、介電損耗等低溫物性都有反常。於是，我測量一種低溫物性，都是一項世界首創，因為，會合成這種一維高分子材料的人，他們不會測量其低溫物性；而能測量低溫物性的人，又不會合成這種材料。並且，低溫熱膨脹係數和介電常數和介電損耗測量裝置，都是我自已研製的，在國內是獨一無二的，這樣，就很容易取得了一係列在國內外均屬首次的新發現。
第一次談戀愛
我有個初中同學，姓石，跟我一起考上金華一中，並且跟我是同一個班，是我的入團介紹人。念高中時，他因為與一個初中女同學談戀愛，沒心思念書，留了一級。他念大學時，又與一個高中同學談戀愛，沒心思念書，幾門功課不及格，被學校勒令退學。我深深地吸取他的教訓，在科大一門心思念書，心想，隻要好好念書，大學畢業後決不會當光棍。現在回過頭來看，覺得自已當年的決定很英明。我是大學畢業後找的對象，在念書期間一直沒談戀愛。我在科大念書時，雖然母親在老家給我介紹過對象，父親在蘇州給我介紹過對象，在紹興也給我介紹過對象，都被我謝絕了。但是，在科大畢業前一年，也談了幾天戀愛，今天就來坦白這件事。
1961 年寒假，我回老家農村過年，父母跟我說，有人給我介紹個對象，也是個大學生。其實一年前，母親就跟我講過這個對象了，我謝絕了。寒假裏經不住父母勸說，想到自已也快大學畢業了，所以同意去見見麵。第一次是父親陪我去的。後來，我又到她家去了幾次，談了幾次。可以說，這是我第一次談戀愛，因為，以前我從未與女同學單獨兩人在一個房間麵對麵談過話。我回科大時，她到老家汽車站來送我，還送我一包糕點，一張她的照片，說好等她回校後給我寫信，要我等她的信。
我收到她的信說，因我兄弟姊妹多，她父母不同意。當天，我給她回了封信，談我的看法，有勸說之意。第二天，我收到弟弟的信，告訴我，她已經與一位南貨店的店員在談了，我當即給她寫了封信，請她把我前一封信燒了。那個年代，一位名牌大學的學生還不如一個南貨店的店員，知識分子真是太不值錢。以後我還會講到，1971 年科大尋找下遷地址時，四處無償送人沒人要，要是現在，肯定大家搶了。
我科大畢業時，因人民日報頭版報道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屆學生畢業的消息，她看到消息後，曾給我來了封信，但我沒回。
20 年後，1983 年我從美國回來，又回老家過年。我弟弟告訴我，她在老家工作。由弟弟陪同，我曾去看望她，還給她拍了幾張彩照。因那時出國的很少，解放後出國的，在我老家，也許我還是第一個，因此，那時彩照極少有人有，我還是送到美國去衝洗的。說實話，那次去看她，與其說是看望，還不如說是炫耀，告誡她的父母要尊重知識。
現在，我知道，其實這事完全不應怪她父母。我退休後，從網上知道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情況。不尊重知識，不尊重知識分子，是誰造成的？從 1951 年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開始，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胡適，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運動等等，多數運動都是針對知識分子的。到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成了“臭老九”，知識分子成了二等公民，要接受工人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毛澤東還說“知識越多越反動”，很多學術權威遭批判。最近，我在“北大最牛教授怒批中國教育製度”【5】一文中看到，“現在中國教授的薪水不僅遠遠低於國際平均水平，也遠遠低於解放前的平均 水平。上世紀20年代燕京大學的副教授，月薪200大洋，至少相當於現在人民幣 20 萬元以上。”【6】現在中國教授的薪水遠遠低於國際平均水平，這是我知道的，但“也遠遠低於解放前的平均水平”，是我想不到的。解放後，中國知識分子會貶值這麽厲害，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
備注
本文原載我的新浪博客，此博客是2007年9月6日創建的，於2017年2月16日被封。現略作修改。 2017年11月25日
【1】 顏基義：天下之學 何如此樂
【2】 悲壯的校歌“永恒的東風”（原文網址：http://zsb.ustc.edu.cn/bbs
/viewthread.php?tid=4507）
/viewthread.php?tid=4507）
【3】 1960 年千萬人大造土超聲波
【4】 王熾昌：典從風雅
【5】 北大最牛教授怒批中國教育製度
【6】 王熾昌：施恩圖報非君子 知恩不報真小人
《科大瞬間》文學城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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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有多處表達對時代的反思，用心讀才會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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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樣的風格，隻有陶醉，沒有反思，批判，從小糊塗一直活到老糊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