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心中的科大》-- 序二

序 二

中國科大,好在哪裏?

劉祖平(624)

 

      六十年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一代學術大師們在北京玉泉路為新中國尖端科技播下的種子,曆經身不由己的風雨飄流,幾度瀕於凋零,幾度繁綻放,最終在江淮之間安家,枝連葉蔓,秀幹參天,濃蔭蓋地,生命力頑強茁壯。一所理工科大學,不在所謂“一線大都市”和 GDP 高地,規模中等偏小,多數時候並不是官方媒體的“寵兒”,建設經費總額與某些大學相比有數量級的差異,卻......在世界級科研前沿多方麵表現不凡,不但在基礎科學領域攀星摘桂,屢創佳績,在高新技術領域也有後勁強韌的拓展;培養學生的質量得到海內外廣泛認可,各行各業的傑出校友遍天下,本科生名牌學府深造率、研究生高端科研單位/企業研發部門就業率乃至用不同標準評判的學生成材率(最出名的如“千生一院士”)讓其他高校望塵莫及;盡管有些“大學排名表”炮製者為了給某特定對象“長分”,突出學科覆蓋麵、成果總量(而非“人均”或“投入產出比”)等統計數字,有意無意把她的名字往後推,但是,隻要是認真的排名,隻要主事者對中國教育現狀和各高校教學科研水平有起碼的了解,在“中國一流大學”的榜單上,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必定名列前茅。

      在中國大陸教育界,這若不算奇跡,也是個孤例。

      為什麽?中國科大有什麽特別,才能做到這樣?60 年,經驗是什麽,遺憾有哪些?

      大約一年前,科大 58 級老學長阮耀鍾教授倡議,匯集科大校友的回憶錄和部分有關傑出校友風采的報道,編成一本紀念 60 周年校慶的文集。就是這本《我們心中的科大》。

      其實,用眾人的回憶描摹科大 60 年風雲激蕩的曆史,有點像“盲人摸象”,畢竟每個人隻在某個時期接觸過她的某個局部,視角、感受、記憶清晰度皆因人而異,如立柱的象也好,如蒲扇的象耳朵也好,都隻是象的一部分。這並不要緊。玉泉路教學樓“不夜城”的鏖(熬?)戰、“不要命的上科大”,是科大人的生活片段,金寨路眼鏡湖邊的徜徉、多彩的校園社團活動也是;入校便是學霸、一路凱歌、直在學術研究中如魚得水,是科大人的成長路程,遭遇曲折坎坷、屢挫屢戰也是,一度前景迷茫、甚至後來改弦易轍也是。把這些局部回憶觀感拚起來,才構成完整的科大。如果誰想研究科大校史,從中總結她為什麽成功,還有什麽不足,這樣的回憶文集是很好的素材。當然,因為經曆、學識、側重點、思考深度有差別,研究者得出的結論很可能見仁見智,各不相同。這也不要緊。隻有真知灼見才經得起時間長河的淘洗衝刷,最終成為多數理性思考者的共識。

      但有一點是要緊的。收錄的回憶必須基本真實。片麵、淺薄可以,支離破碎可以,但是不可以造假,不可以“避諱”,不可以自欺欺人,不可以瞪著眼睛說瞎話。

      六十周年是大慶,學校官方安排的慶祝活動多方位、高檔次,當然包括出一本印刷精美的回憶文集,可能叫《科教報國六十年》或類似的名字。我們,都是科大校友、以老校友為主力的本書編委,有人認真考慮過與校方合作,最終決定不拚車也不搭便車,完全走自己的路,正是出於真實性高於一切的認識。

      所以,《我們心中的科大》以電子版形式在海外網絡空間發行,紙質印刷暫不考慮;回憶錄撰寫者應記錄當時曆史背景下的真事實跡、真情實感,記敘為主,議論從簡且不應走極端,原則上文責自負;編委可能出於對史實的考據,建議或要求修改作者記憶中似訛錯之處(也可能加編者注向讀者說明),對文字則隻做有限的潤色。編發文集的宗旨是單純的:在塵世間留下母校真實曆史的珍貴片斷,留下我們對母校的真摯的記憶。假如眼下做某些研究探討並不方便,至少可以留給我們的後人。

      我們不是愛惹麻煩的人。與現實打交道,“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是多數情況下我們願接受的妥協退讓原則。但在編撰回憶文集這件事上,我們已無處可退可讓。老校友都六七十歲了,有的“奔八”,很難說看不看得到 70 年校慶,真話再不說,或再吞吞吐吐不說明白,就要帶到墳墓去了。這將是永遠的遺憾和慚愧,將沒法向母校、向曾共渡艱難而今日已逝去的師長同窗、向同代人和我們民族的後人交代。就我個人來說,我把參與此事視為餘生還能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之一。順便說明,此事純屬部分校友的自發行為,與科大現任各層級領導及各部門毫無關係。編委對這個文集負全責。

      本文開始時出了一道題:這 60 年,中國科大為什麽在中國高校中獨樹一幟,辦得相對成功?或者說,中國科大好在哪裏?這是中國考試體係裏見不到的“開放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答題者可以各抒己見,各顯神通,“答卷”各不相同,或許都言之成理,都值得參考借鑒。建議讀者讀本書之前先想一下,讀書(或讀若幹篇章)之後再琢磨一番,不妨與國內外你心目中的好學校橫向做一比較,形成你自己的答案。

      其實,這裏隱含著另一個開放型問題:怎樣才能辦好學校,辦成“世界一流”大學?既然要世界一流,答案特別是建設目標應該有普適性。否則,關起門來,自吹自擂“老子天下第一”,不管別人認不認,我反正是一流了,那不是世界級學校,是世界級玩笑。

      如果加上地域和時間狀語,把這個題反過來問,就是有名的“錢學森之問”:為什麽中國的大學這些年培養不出大師?(不記得原話帶不帶時間狀語,但顯然有必要,因為民國時期中國大學是出了不少大師的,比如最近被網民廣泛讚美的西南聯大,雖然她隻存在了幾年,雖然她物質條件極差——可見物質條件不是出不了大師的根本原因。)錢先生自己心裏應該有答案。科大草創時,錢先生親自為近代力學係審定課程計劃、編寫教材、登台授課、出題考試,真費了不少心血,期望的不就是為新中國培養出一批科學大師嗎?他的努力有始無終,不僅因為文革停課,不僅因為科大遷離北京,不僅因為業務忙碌,那一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像懸在頭頂的利劍,錢先生從此與高校教育保持謹慎的距離。這是他隱忍多年的遺憾。直到臨終,經過深思熟慮,為了啟發人們思考,為了中國的未來,這個遺憾才化成“錢學森之問”。

       回到前邊的普適性問題。回答它的專家著作、名人論述、名校傳略可謂多如牛毛,本文不可能深入討論。挑幾句有代表性的話吧,從最宏觀的視角,有陳寅恪先生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單看如何決策,有“教授治校”,“民主辦校”;單看科研方向選擇,有“我創新故我在”,或者“I think different, therefore I am”,這句英文是我把笛卡爾 “我思故我在”的流行英譯與喬布斯鍾愛的蘋果公司廣告語“think different”捏到一起湊成的。

      不用再列舉了,有人早想打斷我:“在中國,1957 年以後,按這些話辦高校是絕對不可能的。”好吧,不爭論,這個普適性問題的解不唯一,不同的解有基本一致的精髓,做法與形態卻因校而異,多姿多彩又殊途同歸,不妨稱這個精髓為問題的“理想解”,用文字表述它不太容易也沒必要,相信讀者皆能意會。好了,我對“中國科大好在哪裏”的答案來了:這 60 年,理想解就算不可能吧,在各種因素限製或支持下,中國科大是這片土地上與理想解最接近的最優解或近似解。假如理想解算 100,這個近似不是 99.9,大概隻有60 左右,但比國內所有其他高校更近,已屬難能可貴,已足以讓科大在高校之林中卓然傲立。

      不談限製性因素,我簡單擺擺 60 年來的有利因素作為論據,客觀機遇加主觀努力,科大有哪些與眾不同?請注意,對這個問題,經費當然有重要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

      1958 年為“兩彈一星”建校,專業設置必定人無我有,或者人有我特;嚴濟慈、華羅庚、錢學森、郭永懷等一群頂級大師傾情竭智,親力親為,為科大教學體係打下基礎;當時中科院、科大領導張勁夫、鬱文等給予全力支持和保障,沒有用蘇聯經驗之類的框子橫加幹涉;調進一批“不適宜做科研”的右派和準右派分子擔任教師,有的成長為骨幹。

      那幾年,還有不少“思想右傾”受批評處分、不宜留在原崗位、卻尊重知識的幹部被派到科大,其中最可敬佩的是黨委書記劉達。劉達主政期間的積極作為,如在北京的教學改革,在合肥的教學秩序整頓、師資隊伍重建和“回爐班”,在科大有深遠的影響。

      文革的劫難、下遷的困頓之後,科大在合肥迎來“科學的春天”,也是科大的春天。脫離政治風暴中心,不在四人幫嚴密控製的重災區,科大在相對較鬆的環境中蓄積了力量;風暴過去,國家百廢待興,以報國壯誌未酬亦未泯的一批中青年人才為骨幹,科大吹響“第二次創業”的號角。“時來天地皆同力”,短短幾年,沿著高考重新開考、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少年班開班、研究生開招、人員交流國門開啟、西區和加速器開建、博士學位開授、CUSPEA 留美生開選(事件未必嚴格按此次序)這些路標,科大順風滿帆,一路高歌猛進。

      因為客觀條件不允許,科大沒能回京。這事有弊也有利。安徽地方不幹預如何辦學,卻給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支持。中科院為學校建設給了較大補償,並把合肥規劃為科學中心。
假如還在北京,“所係結合”下的係可能隻是所的附屬品和單純生源;現在兩地分居,“有距離的所係結合”,在科研方向定位、資源配置、對外交往、能力建設等方麵係有相對獨立的發展空間,在創新需求強勁的某些點更可能有自己的建樹,科大對於中科院也更有自主權,更少受辦院方針波動的左右,開始向研究型大學的方向發展。

      曆史回顧不能遺忘那段黃金時期領導科大前進的人。管惟炎校長在這裏有機會實踐自己的理念,各位副校長和重要崗位負責人全力輔佐共鑄輝煌,民主辦校,解放思想,講求
創新,人民日報等刊物曾作為正麵典型連篇報道。這段時期的結尾令人唏噓,管、方因“八六學潮”被解職。但其實,那年上街的科大學生遵憲守法,沒有像上海等地那樣鬧“亂子”,科大校方和兩位校長個人沒有做錯什麽,正如同時去職的胡耀邦總書記並沒做錯什麽一樣。我無意用本文討論這一類事件,但忍不住要想:假如 86 年學潮及其反映的問題用耀邦同誌信奉的方式處理,後來的中國,後來的科大,該是什麽樣子?

      事件有發展和餘波,但是終於過去,科大繼續前進。30年培育的優良傳統化成無形而堅韌的力量,銳意創新、追求卓越的雄心仍在,當上世紀 90 年代“科教興國”旗幟高揚時,科大又一次開足了馬力,注重基礎寬厚堅實、前沿交叉尖新的教學體係與時俱進,保持國際開放度、重視國際先進性的科研項目全麵布局,多點開花,校園建設也在中央和地方共同支持下走上快車道。雖然多數時間裏,習慣埋頭工作的科大人較少出現在聚光燈下,但幾乎每到年終,國家科學技術最高獎授獎時和/或我國年度十大科研進展公布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就會走進全國人民的視線。

      我對科大領導近年的各種決策常持批評的眼光,但確實欣賞十多年前他們為科大發展目標凝煉的這十六個字:“規模適度,質量優異,結構合理,特色鮮明”,並以此頂住了橫行全國的大額度擴招、教育產業化之風,保持約 1800 人/年的本科招生規模基本不變,也保持著科大畢業文憑的含金量,而研究生招生人數穩步上升,從各種渠道獲得的科研項目經費快速增加,研究型大學的特色越來越凸顯。有不為,才可以有為,這個決策很好地表現了科大人的風格,為科大走進 21 世紀的航程開了一段好頭。

      我還有個感覺,它很難準確描述,卻實在地體現科大何以與眾不同。這些年接觸的各單位領導不少,其他高校的、中科院的院局處各級和各研究所的,觀其作派,聽其談吐,常常覺得他們好像大多是“有業務職稱的官員”;而科大的多數校級領導(少數人不好說)和差不多所有學院的頭頭,我從心底裏覺得,他們是“擔任著行政職務的教授”。比如程藝,當過科大副校長、安徽省教育廳廳長和教育工委書記,年齡到站,退下來了,回到數學學院,還做他的教授本行,做得很開心,就是個好例子。

      這樣的科大,是不是特定條件下與理想解最接近的“近似解”?她能辦好,能辦成一個奇跡,讓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曆任最高領導對她都有很高的讚譽,難道不是由因得果、順理成章嗎?當然,這隻是我的千慮或有一得。諸位學界將帥、青年才俊、校友同仁、讀者群英可能另有高見。也許,看完這本文集,我們再討論?

      我的答案有個自然的推論。將來怎麽樣?總體上我是樂觀的,隻要科大 60 年來形成的特色得到發揚,或至少能保持。很大的概率,許多年裏,中國科技大學在全球享有的美好聲譽,科大人在不同崗位上的傑出貢獻,將常常使我們倍感自豪。

      凡事皆有另一種可能。假如因外力影響,或因內部蛻變,科大的特色逐漸銷溶殆盡,科大就將湮沒在“千校一麵”的高校隊伍中,她的曆史不再值得提起,若提,隻令人徒生傷感。

      現在和將來的科大人,責任在我們肩上。

2018 年 6 月 30 日

 

《科大瞬間》文學城編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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