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茶遇上卡布奇諾
when Chinese meet America一個在美國讀高中的女生，和她的媽媽
高毓民其實是自己主動去省紀委投案的。前一天晚上，他獨坐在沙發上，喝了一晚上酒。
那一次他周末回家，老婆馮豔珍告訴他，汪董跟她說，她手裏持有的一個基金，他可以接過去。那是幾年前買的一個私募股權基金，當時BC係統內很多人買了，說是BC證券公司做的上市保薦，鐵定兩年可以上市，至少可以翻倍的。他們也買了3000萬。誰知2015年股市大跌，公司的上市也推遲，一拖這兩年，公司經營也出了問題，上市無望 ，就賣給了一家上市公司，換得上市公司股份。可是這家上市公司股價也大跌，現在還在地板上，按現在的股價基金淨值隻有原值的一成， 按證監會新規定三年內還不能賣。
現在他們手中的股權基金，說得好聽是3000萬原值，其實市場價不到300萬。而且基金無法賣掉股權，持有人一分錢也拿不回來。汪董說他原價買過去。林珍問他是幫了他多大忙，他這麽大手筆。
高毓民第一反應是這個交易不能做。他這次幫老汪這個忙，完全是受人之托，是何行長的意思，他要的是位置，不是錢。他有今天的位置是20多年兢兢業業的結果，讀書時挑燈夜戰，高考時是他們市的狀元，進了R大還是品學兼優的模範生，保送了本校碩士。畢業後本碩同學除了出國的，要不在各金融機構，要不在各部委，現在每年同學聚會都聽說有人進去的。
他對馮豔珍說：“算了，先拿著吧，現在很缺錢嗎？”
馮豔珍不高興地嘀咕：“缺不缺錢，看跟誰比呀。”
他說：“跟人家比幹嘛，你想花就花，缺了你嗎？說實話我就搞不懂他們要那麽多錢幹什麽。”
馮豔珍不屑地說：“那是你沒有試過有錢的好處。”
有錢的好處？他太知道了，金融就是讓你近距離地看到錢的好處，以金融為武器，既可以拯救世界也可以毀滅世界，那才是至高無上的享受。不是隻有自己賬戶上的錢才是錢的。
跟女人說她也不懂，他隻跟她說，算了，別賣給老汪，今年是金融反腐大年，到時候有什麽事說不清楚。馮豔珍雖然心癢癢很想借這機會套現，可高毓民的話她還是聽的，就不再提。
可老汪沒有算了，他直接找了高毓民，說：“老弟你太見外了，你幫了這麽大的忙，我不表示不行，也不合規矩。行賄這事我不幹的，股權買賣純屬商業行為，我看好我願買你老婆願賣，價格我們協議，你就別管了。”
後來何行長也跟他提了一嘴，說自己人何必這麽小心戒備。看來不幹還不行了，既上了一條船，那就是榮辱與共，你劃清界限是要幹什麽呢。
後來就按老汪的說法，他和馮豔珍協議轉讓了基金份額，3000萬。
老汪一雙規，高毓民就知道這個炸藥包隨時可能引爆。他和周律師詳談了，交易可查，和貸款時間上是先後差不到半年，成交價和當時的市價差額這麽大，現在又是金融腐敗嚴打階段，肯定會被認定為受賄。而且汪東海會說他看好那股權才出價3000萬？進去的人誰不是爭著檢舉揭發。
周律師先是問：“這件事還牽扯到什麽人嗎？僅僅是汪東海，還是後麵還有人？”見高毓民沉吟著，他接著說：“我是想看看，有沒有什麽人是可以幫幫你的。”
幫自己？高毓民苦笑著搖搖頭，他孑然一身，以前是老行長的心腹，現在是新行長的幹將，可這最體麵的說法也就是上下級關係，指望誰幫他？
周律師就建議最好的辦法是投案自首，反正他是牽扯其中跑不掉了，是不是就把老婆摘出來，說是自己一人的意思，老婆並不知情，隻是按指示辦了手續。然後把差額2700多萬退賠出來，自首加退贓，可以減刑。
高毓民抬起頭，問：“會判幾年？”
周律師是他多年的合作夥伴，也是朋友。他艱難地說：“這個，如果按受賄金額，量刑應該是15年往上走，但有幾條可以辯的，一是並非事先約定而是事後成交，銀行業務辦理合法合規並非接受賄賂後違規辦理，沒有損害銀行利益，看能不能不按受賄罪；二是金額，不能簡單地按當時的市場價和成交價之差，做為受賄金額，事實上一直持有理論上價格是有可能回來的。到紀委，這些前因後果你要適當表達出來。”
高毓民幾不可見地點點頭。周律師接著說：“如果最後刑事立案了，還可以減刑。退賠理論上可減刑30%，自首可最多減刑40%。”他深吸一口氣，最後說：“爭取6年。”
高毓民把頭埋進兩隻手掌裏，半天沒有動靜。周律師靜靜地等著。過了幾分鍾，高毓民抬起頭問：“在那之前，我能回一趟北京處理一下家裏的事情嗎？”
周律師搖搖頭輕輕地說：“最好不要了。現在不知道他們什麽時候行動，錯過了時間，就被動了。你有什麽事，我去幫你辦。”
主要是馮豔珍。周律師說：“我明天去北京和她麵談，如果你一力擔責，我保證她沒事，退賠的錢你跟她交代一聲，我也會和她一起安排好。”兒子呢，馮豔珍在他就不用太擔心，這幾年，也是她一個人帶他的。說到這，高毓民終於哽咽著說不下去了。
周律師點燃一支煙，遞給他，又點燃一支給自己。過了很久，看他平靜了一點，高律師又問：“還有其他的事嗎？”
高毓民問：“其他人，我是說經辦這筆貸款的人，會不會受牽連？”
周律師了然：“這個呀，看她是什麽角色？如果隻是經辦，可以沒事。如果……”他看了他一眼：“和你有關係，就不好說。有經濟關係，重則刑事，有其他關係，行政處分可能跑不掉吧。”
高毓民點點頭。周律師又遞給他一支煙：“要不要我幫忙？”
高毓民搖頭。他說：“我父母那……”
周律師說：“你把電話地址給我，如果，最後移送公安了，我專門去一趟。有經濟方麵的安排嗎？”
高毓民說：“我給老婆打個電話吧，讓她安排。”
周律師拿出一部手機遞給他：“用這個打吧。”
走之前，周律師拿出幾張紙，要高毓民簽個字，是委托書。當然在紀委雙規期間，這律師委托書是用不著的，移交到公安去之後，才能再去見他了。周律師收好委托書，拍了拍他的肩膀，又重重地攬了一下，說：“那我先走？明天你先去辦公室收拾一下，我陪你一起去紀委。”
高毓民一動不動地坐在沙發上，望向窗外，華燈絢爛，多少次坐在這裏，俯瞰這繁華城市，仿佛是自己親手點燃了這一盞盞燈。高樓大廈盡收眼底，這其中的很多棟，他都上去過，和坐在頂層的那些人談過多少宏偉藍圖。今天，可能是最後一次俯瞰這繁華盛世了，以後，自己就要埋入塵埃。
是怎麽走到這一步的呢？他喝了一口酒，慢慢地回想著。教室裏埋頭做題的少年，大學校園裏妙語連珠的青年，天安門廣場上激昂的鬥士，初進那棟莊嚴的辦公樓的職場菜鳥，早到晚走的優秀員工，業績亮眼的青年幹部，舉足輕重的封疆大吏……這都是曾經的自己。每一個階段，應該都有艱難的意外的時刻，可這一次的艱難，讓他付出了下半生的代價。這就是收益風險的必然匹配嗎？
他又喝了一杯酒，如果可以重來，他要從哪裏重來呢？他能什麽都不做，讓自己象一塊抹布一樣被丟到一個角落嗎？他能放下窗外的這片璀璨燈光，從此行走在暗處嗎？都不能。他能做了這些又幹幹淨淨的嗎？其實，隻要再堅持一下，再圓滑一點，應該是有機會的。他是被衝昏了頭腦吧，覺得那不是什麽大事，好比在場上打球，誰都有可能奮力一搏而不得，OB（界外）的時候，他以為最多就是罰一杆。
他又倒了一杯酒，顫抖著拿出手機，翻出一個號碼，手指在那串號碼上停留了一下，才想到現在打給她可能會給她添麻煩，懊悔剛才忘了用周律師的電話給她打一個。不過，沒打也算了，能說什麽呢，把她綁到自己的戰車上，是自己的私心，又何嚐不是對她的真心提攜。功敗垂成，希望她能靠自己挺過這一關獲得新生，各自安好吧。
周律師和助手到辦公室，陪高毓民到了省紀委的大樓，然後看他一個人走進去。當天他被一輛車帶到一個賓館。他不是很清楚這是哪兒，也不必要去關心了。
他每天規律地作息，看守他的紀委工作人員很少看見這樣平靜的涉案人。他是在平靜地等待應有的裁決。可是，他沒想到，事情比想象的複雜得多。
關於汪東海和他的這件事，很快就問完了，後來翻來覆去的是另外的事。例如和永昌地產的關係，何行長和永昌老板陳建仁的關係。他和永昌是真的清清爽爽，永昌對他隻是一個大客。他也安排過好幾次何行長和陳建仁的見麵，可是他也確實不知道更多的事。至於他們到底是什麽關係，他不是說沒有想過，畢竟行裏對永昌的業務一路綠燈支持非常大。但他也完全不去探究，甚至是刻意不去接近。
紀委的審訊的處長不耐煩了，敲著桌子說：“我勸你還是好好想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否則，你主動投案是否對整個案子推進構成正麵作用，還是個問題。”
高毓民心都涼了，這是嚴重的威脅和警告。周律師也說過，主動投案減刑多少，是法官自由裁量的，如果認為自首行為對整個案子沒有什麽重大作用，也可能不構成減刑理由。
但他是真的與永昌沒有瓜葛，對何行長和陳建仁的事也一無所知，何從來沒有跟他表示過什麽。他被困在那個賓館三個月，看來他們就是想從他這裏得到何行長的證據。最後，不知是他們覺得拿不到什麽有價值的東西了，還是從其他渠道找到了突破口，終於他們把他移交給公安了。
他已經三個月沒離開過那個房間，再次走出來時，已經是春節了。天陰陰的，他被帶上手銬，坐進一輛警車，兩個警員一左一右坐在他身邊，車駛出賓館大門，他看了外麵一眼，沒有分辨出這是哪裏，隻見兩邊路燈上掛著大紅燈籠，在冬天裏顯得有些頹敗。車向未知的前路開過去，可他知道路的盡頭是看守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