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給不同的理論體係排座次？ ——與解顏先生商榷

 

     前不久，餘東海先生在某網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儒家文化與西方文明》，文中提出了一個觀點，即“儒學高於西學”；餘先生並依照自己的優劣價值判斷給儒學、西學、馬學（馬克思主義）排了一個先後的座次。隨即解顏先生也在該網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就“儒家文化與西方

文明”一文與餘東海先生商榷》。我原以為解顏先生會就儒學與西學孰高孰低提出他自己的觀點，誰知他並未在文章中對儒學和西學做出任何具體比較和評價，而是在其文章中鄭重地提出了幾個觀點，並據此對餘東海先生進行了批評。

   首先，解顏先生認為（大意）：“（某個理論的）優劣比較屬於價值判斷，這是各人的權利，應該由每個人自己作出。如果作者把先入為主的優劣評判強加給讀者，而不是給他們以足夠的事實來讓他們作出自由選擇，這是對讀者認知主權的不尊重。所謂人人平等，其內容之一即是認知主權的平等。”

     下麵談談我的看法。我覺得，解顏先生的這個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這是建立在幾個先決條件之上的——第一，如果餘東海先生是某個國家高級社會科學研究院的行政主管，那麽他確實不應輕易對“儒家文化、西方文明、馬克思主義”等做出價值判斷，更不應該給它們“排座次”，因為那樣會對該研究院的研究產生非常大的不良影響。這方麵的典型例子有前蘇聯時期官方行政機構對生物學界中基因遺傳學派與獲得性遺傳學派的一讚一貶，導致了前蘇聯生物研究領域的巨大災難。第二，如果餘東海先生是某個世界學術大媒體的主編，那麽他也不宜在自己主持的媒體上對某些思想體係做出價值判斷，並對它們排座次，因為這會影響媒體自身的中立性質。這也就是為什麽世界上多數大媒體在發表某些人的文章時，往往會在文末聲明一下：“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報（刊）立場”。第三，如果餘東海先生是在哈佛大學（或其他某個大學）中開講“儒家文化與西方文明”的授課教師，那麽，在他講課時，他確實應該對儒家和西方的思想文化做如實的客觀描述，而不應對儒學、西學做出自己個人的價值判斷，因為那樣會影響學生們的獨立思考。這方麵的典型例子是，當中國大陸的某教授被邀請在哈佛大學講授“中國當代政治思潮”時，他就被校方叮嚀，在講課時必須如實、中立地介紹各個流派的思想觀點，而不能表達自己的好惡。總之，隻有在上述三種情況下（這裏不排除某些更特殊的情況），解顏先生的觀點才是對的。但可惜，餘東海一不是行政高官，二不是媒體大拿，三不是大學教授，那麽，他在一個網刊上以自己普通人的身份發表個人看法，並按照自己的價值判斷來給儒學、西學和馬學排座次，就是允許的，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因為世界上刊物眾多，發表不同觀點的人更多，作者各有自己平等的寫作表達權力，讀者也各有自己或信或不信的平等選擇權力。

     其次，解顏先生認為（大意）：“現實世界比最精密複雜的理論體係還要複雜得多。每個理論體係都隻能是對現實世界高度簡化和略化之後的認知，是從千萬個可能的視角之中的一個來展開其認識過程。可以說，每個倫理和思想體係都是在摸現實世界之巨象的盲人。無人看得見巨象的全貌，也無人有能力評價哪個盲人的敘述更為接近巨象的真實形狀。如果一個學者認為自己信奉的理論已經掌握了巨象的全貌，那麽真理也就在此止步了。如果總想著要用某種高高在上的理論一統江湖，那麽，將會導致巨大的災難（權力廝殺和王朝輪回）。”

我覺得，如果解顏先生是在19世紀說出這番話，那麽，它確實有一定的道理。那個時候還沒有全球化，世界上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相互之間的了解都還處在盲人摸象的階段，每個文明中的優秀思想家，不可避免地都認為自己對世界的認識是最正確的，自己的價值觀是最普世的。但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世界已經全球化，各個國家、各個民族，或者說各個文明之間已經有了充分的交流和了解。同時，全球化產生了大量新的問題、新的衝突；因此，這正需要我們能吸收此前各個分散文明中的不同思想體係的精華，創建出一個大一統的思想體係，它將不僅能解釋某個文明社會中的現象、而且也能同時解釋全球各個不同文明中的社會現象。通俗地說，就是原來互不往來的幾個盲人，現在已經聚集到一起了，他們已經可以、也應該拚湊出一個完整的“大象”形象了。總之，現在的世界，已經到了一個需要大一統的理論、而且可以產生大一統理論的時代了。

最後，解顏先生還在他在文章中表達了這樣一種看法，即認為作為一個學者，是不應該兼有“宣傳家”的身份的，而餘東海先生就犯了做兼職“宣傳家”的錯誤。這顯然是西方學界的典型觀點。而儒學和馬學則恰恰相反，兩者都是主張知識分子“入世”的。儒學的鼻祖孔子和孟子都風塵仆仆地周遊列國，到處宣傳他們的思想，希望能對拯救社會有所幫助。馬克思本人也莊嚴申明（大意）：“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理論來解釋世界，而關鍵是要改造世界！”而且他更是身體力行的投入了當時的工人運動（第一國際）。當然，願意做一個單純的學者，或願意做一個兼任宣傳家的學者，都無可厚非，解顏先生在這方麵對餘東海先生的批評，顯然是站不住的。

我個人猜測，解顏先生是有著西方的學術背景的，因為他所持的上述三個觀點在西方學術界中都是非常流行的看法。我們不能說西方學界的看法不對，我們隻能說解顏先生在應用他本人所認可的西方學界的看法時，沒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犯了生搬硬套的錯誤。

最後，我想對中國所有致力於政治改革的知識分子們說的是，無論你是信奉西學，還是信奉儒學、馬學，無論你是精通世界史還是中國史（抑或兩者都精通），當你應用你所真誠信奉的理論、當你應用你所精通的曆史上的經驗，來試圖解決中國當代的政治改革問題時，千萬要考慮時間、地點、環境，千萬要考慮應用某個理論或某個曆史經驗的先決條件，千萬要注意中國不是西方、當代的中國也不同於曆史上的中國。總之，千萬不要生搬硬套。如果說在一篇文章中犯了生搬硬套的錯誤還是無傷大雅的話，那麽，你在現實的政治改革中若犯了生搬硬套的錯誤，代價就很可能十分巨大了。你用滿腔熱血的努力，很可能換來一個你並不想得到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