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故事（29）：隔壁李家遭苦難

隔壁李家的父親是縣經濟科副科長，南下幹部，臉上有幾顆麻點，腿可能打仗負過傷，走路一瘸一拐。有一次他與某同事吵架，盛氣淩人，與那同事頂嘴：“你有什麽了不起，你是四六年的，我是四五年的。”

 

原來那同事是一九四六年參加革命，也是一個老資格了。可能他工作作風有些生硬，人家不買他的帳，就與他吵起來了。他擺老資格地說了氣話，說他是一九四五年參加革命的，比你還早一年呢。一九四五年參加革命屬於抗戰時期，到了一九四六年日本投降後參加革命就不能算抗戰時期了，隻能算是解放戰爭時期參加革命，在政治待遇和薪水上就差一個檔次了。

 

坎兒家跟李家雖然是隔壁，但多年來大人們之間也相安無事。他家哥哥大坎兒一歲，老二小坎兒一兩歲，小孩間互相鬥氣是有的，但好像從來沒有打過架。

 

話說“文革”來了，李家分為兩派，父親是造反派，女兒是保皇派。李家父親被另一派的廣播喇叭指稱為“四·二二的黑高參、反動軍閥、走資派”。父女平時觀點就不一樣，時有爭吵。

 

有一天，女兒與家長爭吵後一氣之下就搬到學校的紅衛兵組織去住了，還放出話來說：“你這個老流氓，女兒在蚊帳裏，燈光下，你也來偷看，不要臉。”

 

這件事是她自己傳出來的，不知是真是假。憑心而論，一個父親，一個母親，就兩間房，李家人口多，有六個子女，共八口人，你要完全隔絕開來是不可能的。十五、六的少女正處在人生的一個敏感時節，逆反期，對大人的教訓什麽都看不順眼，有抵觸情緒。

 

中央一九六八年的“七三布告”下達之後，保皇派“聯指”組織加快了剿滅造反派“四·二二”組織的步伐。借助解放軍部隊的力量，“聯指”以摧枯拉朽之勢，迅速圍剿盤桓在各個據點裏的“殘渣餘孽”。抓到後經甄別由解放軍分別解送遣返各縣看守所或單位暫時看管起來。

 

這一天，李家父親等數名造反派頭頭悉數被解放軍武裝押送從龍城遣返縣城。“聯指”這邊預先知道消息後，派出一幹人馬埋伏在路口劫人，就像古書上經常描寫的劫法場那樣。押送犯人的汽車被截停之後，那些手上有步槍的解放軍小戰士開始也盡力勸阻，但後來人越來越多，擋也擋不住。有五個造反派最為著名的頭頭被群眾硬拽下車，推倒在路邊，就用棍棒、石頭砸死了。聽說有一個人命很長，陷在路邊的一個大泥坑裏很久還在喘息，生命久久不絕。

 

坎兒在事後才知道，隨著川流不息的人群到那泥坑看過現場。那些人死得很慘，全都被憤怒的人群推進路邊一個有著混濁泥漿的大水坑裏。其中就有隔壁李家的父親。

 

李家母親也沒有什麽好果子吃。抓回來後被綁起來關在縣人委門口的傳達室裏，挨打自然是免不了的。坎兒聞訊也趕過去看過，透過那門縫和窗子，黑黝黝的屋裏李家母親不時痛苦地大聲呻吟著，在人聽來，雖然有一點誇張，但一個女人出於保護自己的意識，也是情有可原。

 

之後，清理階級鬥爭隊伍運動中，李家全家被清理遣返東北原籍。數年後，“文革”結束，李家父親獲得平反全家才又從東北老家遷回小鎮。

 

他們遷回小鎮之後，有一次在一個鄰居的家裏，坎兒與李家母親和李家老二不期而遇。李家老二說到那時的悲慘遭遇時對我說道：“你父親當時負責護送我們到車站，還幫我們買了票，並送上了火車。”

 

回家後坎兒問父親有沒有這回事，父親對我說：“當時也是受單位組織指派，個人沒有自主權。負責護送他們一家到車站幫他們買票送上火車。”

 

對於父親，坎兒是知道的，他的心腸很軟。坎兒在學校時喜歡踢足球，他都不讚成，說踢足球和打籃球都是很危險的運動，勸坎兒改打乒乓球。“文革”中批鬥“走資派”打人的事他從來不幹，落井下石的事情他更不會去做。積極參加運動的造反派後來大多都當上了官，他卻幾十年一貫製，原地踏步走，始終升不上去。但是因為坎兒家與李家是鄰居，組織上指派他負責護送，也是沒辦法的事情，裝裝樣子言語生硬一點可能是有的，但絕對不會有什麽打罵或公報私仇的舉止行為，再說坎兒家跟李家也無冤無仇。

 

這件事情之後，有一次坎兒又回老家省親，在公共汽車上遇到李家老五漢生，他認出坎兒來了，熱情地跟坎兒打招呼並站起來要給坎兒讓座。李家老五在小鎮一家大飯店裏做大廚。有一次同學聚會坎兒他們就選在他那家飯店用餐。大家說到某樣菜式做得好，飯店老板還專門請他出來給大家敬酒，讓人印象深刻。

 

文革給人與人之間造成了許多人為的矛盾和仇恨，久久不能愈合。不對文革進行徹底的反省和清算，這個國家的民眾就永遠得不到真正的安寧。

[格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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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來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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