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利
以文會友，提高文學修養。
/格利
畢業後我分配到省城研究所，老李同學分配回離省城幾百公裏外原籍小鎮上的一間糖廠。我與他已經整整有四十一年沒見過麵了。
事後我查了一下農曆，我們四十一年之後再見麵的那天是農曆初二，月虧的日子，難怪那天晚上天色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
老李同學有一個做豆腐的同行，我朋友的六叔認識他。老李同學的同行開著一輛小型農用三輪車把我們引到城郊結合部原縣糖廠的舊宿舍樓陡坡下。這裏沒有路燈，一個很陡的斜坡旁沿著坡度依次建有三棟宿舍樓，黑黢黢的大樓周圍魅影憧憧，也沒有任何照明——這就是早已停產多年的縣糖廠舊址。大樓，道路和路燈到處呈現出一種年久失修破敗不堪的景況。
老李同學已在斜坡上等著我們，手上拿著一隻小小的手電筒，一束白光射向地麵。
我急步向前，趔趔趄趄，黑暗中我看不清腳下的道路，也完全看不清他的臉。
隻聽一個遲疑的聲音問到:“你，你是某某。”
他的普通話很不標準，甚至可以說很難聽懂。
我急忙應道:“我是某某。”
他知道我來。
前兩年他知道我曾經委托過人來找過他，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不願回應我對他的尋蹤覓跡。
我是用白話回答他的，我知道老李同學是說白話的，而且他的地方口音很重。
我們兩個人的手緊緊地攥在一起，久久也不願鬆開。而這一握，中間經曆了漫長的四十一年之久。
我們是1975年9月入學，1977年7月畢業的製糖工藝專業中專學生。在那個革命的時代，是屬於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招生的一批工農兵學員。
老李同學當年學習基礎比較差，按學校安排與我結成一對一，一幫一，一對紅。
成了《同桌的你》。
作為同桌的我當年沒有給予他很多在學習上的幫助，但我卻從他那裏學到了帶有地方口音的白話。
今天我能夠說一口比較流利的白話，應該有他的一份功勞，還都要感謝他。
盛夏的晚上，夏蟲吱吱呀呀，遠處不知道從什麽地方似乎還傳來了一些單調的蛙聲。
糖廠的宿舍樓就隱沒在這一片漆黑之中。
樓道裏也沒有任何燈光。
我們一群人跟著老李同學小心翼翼地上了二樓進到一間十分狹窄的宿舍裏，我也沒來得及仔細打量這間房子，估計是一廳兩房，總麵積大概隻有20多平方米，有點像上世紀80年代初我結婚時第一次分配到的單位宿舍那個樣子。
房子由於沒有女主人打理而顯得十分淩亂。各種各樣的小物件隨意堆積，或掛在牆上，或擺在椅子上。黑暗中，不知道四個屋角還堆放著什麽東西。一個低矮的圓桌上麵蓋有一個普通人家用來蓋剩餘飯菜的竹編篩子。
小飯桌旁有一張簡易長沙發，沙發靠背上沿竟然還散亂地放著七八個雞蛋。沙發旁邊有兩張靠背矮凳配合圓桌使用。
一盞度數很小的老式白熾燈懸掛在房子中央，晃晃悠悠。昏黃的燈光下四處的東西看起來好像蒙上了一層黑黢黢的廚房汙垢，垃圾到處都是。
一問才知道老李的老婆、兒子和媳婦，女兒和姑爺他們都各自帶著一雙兒女一起到廣東深圳打工去了，常年離鄉背井在外謀生。
老李隻身一人蝸居在糖廠的舊宿舍裏。
每天很早老李同學就要起來磨豆腐，然後把做好的豆腐運到集市上去賣。很晚才能回來。我們來到他家的那個晚上，天已經完全黑了下來。他說他剛剛才回到家，還沒來得及做晚飯吃。
生活的艱辛可想而知，生活的困苦一目了然，房子那麽窄小，裏麵幾乎什麽也沒有，我想，家徒四壁也不過就是像他家這個樣子吧！
老李同學原來在班上是黨小組長。我是班上四名寫了入黨申請的其中一名入黨積極分子。
多年前，老李同學是因為超生第二胎被糖廠開除黨職公職的，還被重罰1000塊錢。開始每月隻發15元生活費，後來也漸漸地停發了。
盡管生活過得很艱辛，但老李同學從來沒有後悔過 ，雖然話語中有些抱怨和忿忿不平。
見過老李同學，我不禁為他對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堅持和執著欽佩起來 。老李同學的名字叫做繼善。冥冥之中似乎也在傳達著某種生命的厚重含義。
我也很喜歡孩子。
我曾經在多個場合調侃地向別人說到:“我父親養育我們兄弟姐妹五個，而我沒有父親那麽偉大，但是養育兩三個小孩，我還是有這個能力的。”
但事實上我們誰也沒有那個膽量來挑戰當時國家的計生政策。
很多年以後我們這個社會總結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成敗得失，不得不說，有些處罰超生的措施是欠妥的，獨生子女的成長和教育也是冒有很大風險的。
艱難過，憂慮過，遺憾過才知道在這個充滿偏見的社會裏，大家的生活是過得多麽的不易。
老李同學一家的生活還在繼續，曙光似乎就在前頭，今後的日子裏，老李同學，讓我們一起前行吧。我攥緊老李同學的手向他依依不舍告別，在桌上的篩子下悄悄地給他留下幾百塊錢。
出得門來，我的眼睛裏噙著熱淚，回頭望了望又重新隱沒入黑暗中的那幾棟大樓，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