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方方的緣分得追溯到上大學時。那時最愛讀的是她的《風景》和《桃花燦爛》。《風景》裏說“悲劇比沒有劇好;”《桃花燦爛》裏男人可以為了所謂的事業或向上爬甘心娶一個智障妻子,不僅放棄了自己喜歡的女人而且放棄了上大學的機會。對文學的喜愛由她而喚醒,寫的第一份文學評論就是她和池莉的新寫實,雖然這篇文章沒有發表並以後興趣轉移了,她的作品在我心中仍然是非常有分量的。
也許是因為身處一個相對自由的環境,對她的《方方日記》遭受的口誅筆伐大為震驚。我的大學同學 - 湖北大學的教授和湖北的中學語文高級教師 - 說:她的對陰暗麵的描寫會給國外各方想向中國索賠的勢力以口實,說真話得看時間、地點和場合。我的回複是:說假話的後果是假奶粉、假疫苗、訓誡李文亮,哪一條對老百姓好處?如果連知識分子、教師都對是否說真話猶豫,那真是社會大潰敗的開始。而馬上,另一個大學同學曬這位教授的朋友圈,原來他以“長歎息以掩涕兮”為標題推廣《方方日記》,他內心是同意、同情方方的做法的,糾結的是是否給國外勢力以口實。
對方方的口誅筆伐同訓誡李文亮的性質是一致的,中共那個社會不允許說真話,說假話才能生存甚至飛黃騰達。有時覺得挺魔幻的,說真話還需要辯論嗎?這是社會運轉的基本準則,這不是道德,這是生存的必需。最直觀的,不麵對科學真實,也發明不出我們現在急需的藥物和疫苗。什麽時候它成了一個要去辯論的論題?什麽時候它成了道德標準?什麽時候一個基本的生存準則成了至高道德的標杆?
而在此同時,對國內文章的邏輯混亂實在頭疼又擔憂。有拿《方方日記》與二戰時的《安妮日記》類比的,說如果像《安妮日記》那樣引起紐倫堡大審判,《方方日記》是要負責任的。引起紐倫堡大審判的不是《安妮日記》,是戰爭中在集中營中死去的千萬猶太人,這是盟軍進入柏林時的親眼所見。什麽時候一個相信槍杆子的政權對知識分子的直抒胸臆這般高抬高愛了?這可真是太抬舉知識分子的筆了。
而國內因為曆史知識的欠缺而對索賠的擔憂,也是更讓人迫切覺得中共對近代史、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些曆史的抹殺正在侵蝕國人的智商。我是到美國來才知道外國人對義和團的不解和不滿的,慈禧是不顧國力、利用義和團悍然發動對各國的戰爭,而庚子賠款有後續,即各國如何退賠。對這些曆史的抹殺,仍然是不麵對真實、事實的表現。而現在那些戰狼的叫囂、一尊的野心,很難不讓人聯想到清末八國聯軍來襲前的氣氛。
對李文亮的訓誡直接引發了這全球的世紀性災難,更不要說我的家鄉和家鄉人所遭受的深重的痛苦,國人甚至武漢人還沒有汲取教訓,還在賺著賣大白菜的錢,操著中南海的心,為中共統治階層搖旗呐喊助威:別給國外索賠勢力以口實。說真話是生存權,不是至高無上的道德。
魯迅批判“仁義道德”是“吃人,”我看魯迅還不夠犀利,仁義道德的背後是虛假和虛偽, 就如阿Q的精神勝利法,牆內國還沉浸在大國戰役的狂妄自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