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催生的教育實驗：當全球數億學生無法上學 (全文轉載NYT 多位女記者的綜合報道）

新冠疫情催生的教育實驗：當全球數億學生無法上學

 

VIVIAN WANG, MAKIKO INOUE

2020年3月5日

 

香港——當香港政府麵對快速蔓延的新冠病毒疫情，決定在一月份停課時，她家的日常生活節奏被打亂了。

 

高夢賢是一名保安，為照顧兩個女兒，她停止工作，並開始省吃儉用。口罩尤其貴，所以她每周隻出去一次。她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幫助10歲和8歲的女兒上網課上，摸索各種讓她犯暈、讓女兒們感到受挫的技術。

 

“（她們）老是說，什麽時候可以出去玩啊？什麽時候可以上學啊？’”48歲的高夢賢說。

 

冠狀病毒迫使至少九個國家，以及數不清的省市鄉鎮停課控製疫情，類似的混亂和幹擾在世界各地蔓延。在中國、韓國、伊朗、意大利、日本、法國、巴基斯坦和其他地方，全球有數億學生無法上學。

 

這是一場宏大的社會實驗，在現代教育領域幾乎史無前例。學校和去上學的日子有助於為家庭、社區和整個經濟提供架構和支撐。將學校關閉數周甚至數月，可能會對孩子和整個社會產生無法估量的、超越地域和階層的影響。

 

年齡較大的學生錯過了大學招生考試的重要學習環節，年紀較小的學生有可能在閱讀和數學等核心科目上落後。父母們爭先恐後地尋找兒童看護或在家工作。一些家庭把孩子轉移到未受冠狀病毒影響地區的新學校，卻錯過了畢業典禮或最後幾天學校生活等重大事件。

 

對於沒有經濟能力或缺乏職業靈活性的家庭來說，這一切都是雪上加霜，迫使高夢賢這樣的父母無薪休假，或者讓學生無限期地得不到教育支持。

 

各國政府正試圖提供幫助。日本向企業提供補貼，幫助抵消父母請假的成本。法國承諾，如果孩子必須自我隔離，而父母別無選擇隻能自己照顧孩子時，他們將享受14天的帶薪病假。

但這種負擔是普遍存在的，觸及全社會似乎與教育無關的各個角落。在日本，學校不再供應午餐，因此取消了批量食品配送訂單，影響了農民和供應商。在香港，富裕家庭將子女送到海外學校就讀，大批家傭失業。

 

39歲的法國人朱莉婭·博薩爾(Julia Bossard)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她說，自從大兒子的學校因消毒而停課兩周後，她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的整個日常安排。現在，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幫孩子們做作業，在超市裏尋找越來越少的意大利麵、大米和罐頭食品。“我們必須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她說。

 

在線和孤獨

學校和政府官員正在盡最大努力讓孩子們在家裏學習，並且有事可做。意大利政府創建了一個專門的網頁，讓教師可以使用視頻會議工具和現成的教案。蒙古的20多家電視台進行電視教學。伊朗政府與互聯網內容提供商（比如伊朗版Netflix）合作，免費提供所有兒童內容。

甚至還有體育課：在香港，至少有一所學校要求學生穿著運動服，跟著屏幕上老師的演示做俯臥撐，並且打開學生的網絡攝像頭以提供證據。

 

然而，在線學習的線下實現情況很有挑戰性。有技術上的障礙，以及當兒童和青少年不受管束地自行使用設備時，也不可避免地會分心。

17歲的香港高中生希拉·龐(Thira Pang)因為網絡連接速度慢而好幾次上課遲到。她隻好提前15分鍾登錄。

 

“能不能進去得看運氣，”她說。

家庭教室給年幼的學生和照顧他們的長輩帶來了更大的麻煩。上個月，中國西南部城市重慶一所停課小學的老師露比·譚(Ruby Tan)說，很多家庭是祖父母幫忙照顧孩子，讓父母去上班。但祖父母並不總是知道如何使用必要的技術。

 

“他們也沒辦法監督孩子學習，反而讓孩子在學習的時候養成了不專注的壞習慣，”露比·譚說。

 

有些幹擾是不可避免的。中國社交媒體上的帖子顯示，為了尋找更強的信號，老師和學生爬上屋頂，或者在鄰居的房子外麵徘徊。據中國一份雜誌報道，內蒙古一戶人家為了更快的網速，收拾起蒙古包，搬到草原上其他地方。

 

停課也對正常的標誌性教育事件造成影響。在日本，學年通常在3月結束。許多學校現在隻允許老師和學生參加畢業典禮。

3月1日，森田佐子（Satoko Morita，音）的兒子從日本北部秋田縣的高中畢業時，她沒能出席。她還將錯過女兒的小學畢業典禮。

 

“女兒問我，’沒有父母出席，參加畢業典禮和演講還有什麽意義？’”她說。

 

由於學校停課，香港學生克洛伊·劉(Chloe Lau)的高中學業戛然而止。她的學期最後一天本應是4月2日，但香港學校至少要到4月20日才能複課。

 

給女性帶來的負擔

隨著學校的關閉，各個家庭不得不重新考慮他們如何互相支持以及分擔家庭責任。落在女性肩上的責任尤其重，全世界範圍內照顧孩子的職責大多仍然由女性承擔。

 

保姆供應短缺或者不敢去疫情嚴重的地區照顧兒童。

 

韓國首爾一家醫院的健康信息經理李成妍（Lee Seong-yeon，音）有一個11歲的兒子，自從政府本周一在全國範圍內停課以來一直沒能上學。韓國是中國境外報告冠狀病毒病例最多的國家。

對於李成妍來說，她不可能在家工作：隨著冠狀病毒席卷韓國，她和同樣在醫院工作的丈夫承擔著比以往更多的工作職責。

 

因此，李成妍的兒子在工作日獨自一人生活，吃的是李成妍事先準備好的香腸和泡菜炒飯便當。

 

李成妍說：“如果我的孩子再小一些的話，我想我會辭掉工作，因為我沒法把他獨自留在家中。”

 

盡管如此，她覺得她的事業仍然會受到影響。“我會盡量在下午6點準時下班，跑回家給兒子做晚餐，雖然那時候辦公室的其他人都還坐在辦公桌前，”她說。“所以我知道，我永遠都不會在事業上得到認可。”

 

對於沒什麽安全保障的母親來說，選擇更加有限。

 

在希臘雅典，阿納斯塔西婭·莫斯喬斯(Anastasia Moschos)說她很幸運。她6歲兒子的學校關閉一周進行消毒，現年47歲的保險經紀人莫斯喬斯在上班前可以將兒子交給來看望她的父親。但是，如果學校還要關閉更長時間，她可能不得不到處尋求幫助。

 

“我們這個社區裏通常每家都有一個祖父或祖母可以照顧孩子。預設是每個人都有幫手，”她說。“對於我來說並非如此。我是單身母親，沒人在家幫我的忙。”

 

即使是能夠離開疫區的母親，也難以獲得兒童保育服務。通訊業的創業者克裏斯蒂娜·塔格裏亞布(Cristina Tagliabue)來自意大利疫情中心米蘭，最近帶著兩歲的兒子搬到了在羅馬的另一個住處。但是，塔格裏亞布說，日托不願接收她的兒子，因為其他母親不希望任何來自米蘭的人靠近她們的孩子。

 

她不得不推掉幾份工作邀約，因為如果找不到保姆照顧她幼小的孩子，她無法在家工作。

“關閉學校是對的，但也有代價，”她說。“政府本可以為母親做些事情——我們也被隔離了。”

 

課堂之外

依靠學生上學、父母上班這個日常狀態的行業和企業也陷入恐慌。

 

日本的學校行政人員對關閉學校的突然決定感到措手不及，他們急忙取消食堂午餐的訂單，使食品供應商麵臨一大堆不需要的食品和暫時不需要的員工。

 

日本中部八街市學校午餐中心副主任田中和雄（Kazuo Tanaka，音）說，他的中心不得不取消13家學校約5000份午餐的食材。他說，學校每關閉一個月，中心的損失約為2000萬日元，約合130萬元人民幣。

 

“麵包店完了，”全國學校午餐協會秘書長小島雄三（Yuzo Kojima，音）說。“奶農和菜農將遭受打擊。學校午餐中心的工人無法上班。”

“影響是很大的，”他繼續說。“通知來得太突然了，我們無法做任何準備。”

 

小島還說，該協會討論過把餐食捐給依賴學校午餐的孩子，作為他們一天的主餐。一些城市的學校午餐供應商拋售了多餘的蔬菜。在一個日本中部城市的午餐協會，50棵半價白菜在15分鍾內售罄。

 

為了抑製冠狀病毒的經濟影響，日本政府正在向家長、小型企業和醫療保健提供者提供財務支持。但是學校午餐官員說，他們還沒有聽說關於他們的工人的補償。

 

在香港，數量可觀的家傭中有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因為有能力負擔的家長已經將他們的孩子送入海外的學校。

 

保姆服務機構尋保網主管菲利克斯·蔡(Felix Choi)表示，在疫情暴發初期，因為許多公司允許父母在家工作，人們對保姆的需求已經下降了30％至40％。現在，隨著香港政府將停課時間延長到最早四月底，一些外籍家庭決定離開香港而不是等待在香港開學。

 

“我們的客戶群中有30％以上是西方外派家庭，目前我還沒有看到他們中有很多人回到香港，”菲利克斯·蔡說。“大多數人告訴我們，他們隻會在學校重新開學後才會回來。”

 

那些沒有選擇離開的人正在盡力應對疫情。在香港的高夢賢說，一位朋友送來一些麵粉，以幫助她的家人度過疫情。她的女兒喜歡玩這些麵粉。

 

她一直在試著享受這段假期。她作為保安的工作要求她站著。所以她現在坐著來消磨時間。

 

Vivian Wang自香港、Makiko Inoue自東京報道

Su-Hyun Lee自首爾、Constant Méheut自巴黎、Elisabetta Povoledo自羅馬、Niki Kitsantoni自雅典、Farnaz Fassihi自紐約對本文有報道貢獻.。

 

Vivian Wang是一名駐華記者，此前曾為城市版報道紐約州政治。她在芝加哥長大，畢業於耶魯大學。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她 @vwang3。

翻譯：晉其角、鄧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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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Friday & Stay Healthy ！

 

Referred by : XiaHeBingYu 

Date: 03-06-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