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荷冰語
用眼睛去發現，用耳朵去傾聽，用心靈去感受，體驗別樣的人生。
觀點
疫情大考：習近平的生死戰？
作者：鄧聿文
（鄧聿文是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胡趙基金會秘書長，時政評論家。）
時間：2020年3月5日
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網》
很大程度上，可以把自去年12月發生的這場新冠病毒疫情看作是對習近平政權，特別是他個人政治生命的一次大考。習自己也認識到這點，他在2月23日一個麵向十幾萬官員的視頻會議中直截了當地說，“這是一次危機，也是一次大考”，他還承認，“疫情應對存在明顯缺陷”。
從目前來看，雖然他已渡過前期因瞞報和應對不力而陷入被動的狀態，重新控製政局，但大眾以及包括相當部分官員在內的社會精英層對他的不滿也達到了一個階段頂點。對習而言，要想其今後的統治穩固，他就必須打贏這場戰“疫”，防止疫情回潮，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回顧中國政府對疫情的應對和防控部署，1月25日即農曆正月初一是一個轉折點。是日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全權處理疫情防控事務，小組由總理李克強掛帥。然而時隔三日，習在會見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時，卻突兀拋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話，讓外界大跌眼鏡，猜測北京在應對疫情上存在兩種聲音和兩個司令部
的權力鬥爭。
習近平“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說法後來一再被強調，根據中共黨刊《求是》2月15日全文刊發的習在2月3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透露，他最早1月7日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就對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又專門作出指示，要求全力做好防控工作（習首次對疫情公開表態）。1月22日，他更是明確要求湖北省對人員外流實施全麵嚴格管控。再接著是1月25日的第二次政治局常委會。“從年初一到現在，疫情防控是我最關注的問題，我時刻跟蹤著疫情蔓延形勢和防控工作進展情況，不斷作出口頭指示和批示”，習在講話中強調。2月，習又召開了一係列大小會議，而所有這些會議，主題隻有一個，就是舉全國之力，盡快將疫情控製住，不使疫情發展成為一場能動搖中共統治的社會危機。
然而，即使有習“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有他“從年初一到現在”把疫情防控當他“最關注的問題”，但是中國政府還是未能阻止武漢失守，使疫情成為1949中共建政後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這背後原因何在，是否說明他更應對此負最大責任？
在信息缺席和不對稱的情況下，輿論多把武漢疫情失守歸咎於地方政府和衛生防疫部門前期的瞞報，沒有告知最高當局實情，可越來越多的信息表明，中國政府其實在疫情暴發之初，就已經掌握了情況。經濟學家華生在為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辯護的文章裏也透露，疾控部門及時向衛生主管部門上報了武漢疫情包括人傳人的事實，後者也上報了決策層，但“新冠病毒疫情的前中期防治為什麽還會出現那麽多的遲緩、失誤和問題，真實信息的傳遞和反饋為什麽在相當一段時間遠遠滯後於病毒的傳播和擴散，以致在一個醫療資源極為雄厚，並且是向全國介紹治理能力和治理體係經驗的模範省會都市，卻完全無力阻止剛剛開始傳播的傳染病，有效醫療資源逐步枯竭崩斷，一步步發展為這個讓武漢以及湖北人民付出此種慘重代價、波及全國乃至世界的嚴重疫情”？華生認為，這才是人們應當關注和不能不追問的。
在我看來，要解答華生之問，答案隻能從現行體製中尋找。正是在此意義上，習本人要為這次疫情的泛濫負最重要的責任，因為正是他的改造，導致這個體製無力有效應付諸如此類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雖然這個體製本來就千瘡百孔，但大體還能運轉，可習近平是不是像個醫術拙劣的醫生，硬是給它動了一個完全錯誤的大手術？
一般來說，應對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或類似災害，專業判斷、信息透明、公眾監督和領導人的擔當與責任，對戰勝困難和危機缺一不可。但人們看到，在此次疫情的處置中，權力意誌特別是習近平的個人意誌支配著疫情防控的進程。當年中國政府在應對SARS疫情時，盡管也離不開權力意誌、隱瞞的時間比較久、被中共最高層換屆問題糾纏，但那時官僚隊伍裏尚有一批技術官員，他們還尊重專業和公共輿論。現如今則完全變成了政治官員，他們崇尚權力意誌，唯上是從，以講政治作為頭號使命，它導致本屆政府在應對新冠疫情時官員的懈怠和不作為表現比胡時代更突出。如武漢市長周先旺說沒有上麵的批準，地方政府不能公布疫情；湖北等各省、部級領導就疫情防控講話通篇都是大談習近平。官僚隊伍的這個蛻變，我認為，是習近平對中共改造的結果。
在習的新時代，權力的至上性表現得更加不遮掩。中共對權力的高度壟斷以及官員行使權力的專斷，還有泛政治化，都達到了一個頂點：黨管一切，根本不和社會分享權力，而習獨占人事、決策和監督大權，成為唯一核心和唯一權威。
可以說，這個新極權體製關閉了幾乎所有的外部監督和信息通道，剩下的隻有權力本身，它不僅造就官場大批的依附性官員和他們的依附性人格，不敢主動作為，害怕擔責，坐等上麵尤其最高領導發號施令，形成體製性謊言和官僚群體的趨利避害，也導致社會特別是基層失去應有活力，在災害來臨時缺乏自救能力。故而，盡管有高科技，有無所不在的天網監控，有數字極權，仍無法解決權力的不作為和亂作為現象，更無法改善乃至進一步加重民眾對政權的信任赤字。在這次應對新冠病毒疫情麵前，政權變得更僵化暴露無遺。
不清楚習是否意識到他親手打造的這個體製的此種弊端。但當下他還必須依賴這個體製和官僚體係去防控疫情，不至使它完全失控，演變成他無法承受的災難。由於前期的應對失據，包括沒有預案的倉促封城，以及吹哨人李文亮醫生之死，導致民怨沸騰，民意和民心出現集體轉向，社會矛頭直指他指揮無方，領導無能，自由派知識分子公開發出讓他下台讓賢的宣言（如許誌永的《勸退書》），即使一向是中國政府堅定辯護士的某些左派人士和國家主義者，這回也就這個糟糕局麵發出嚴厲警告，告誡官員要實事求是（如張維為的文章）。總之，幾乎所有人都在等著看他如何收拾局麵。故可說，今次疫情是中共自八九“六四”後遇到的最大一次合法性挑戰。
習應該知道他身處的這個險境。在渡過前期的慌亂和反應過度後，他正在自救和反撲，重新強化官方輿論對他個人權威的塑造，強迫官員站隊，突出在他主導下對疫情的有效防控部署。綜合這段時期中國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特別是最近的政治局會議、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的部署，結合《求是》習近平講話透露的信息，可以把習應對新冠疫情的策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是打響武漢和湖北保衛戰，以犧牲武漢和湖北為代價，一手抗疫、一手複工，兩手都要硬，換取全國的防疫安全，以期盡快控製疫情，恢複國民經濟和社會秩序。這首先當然是因為武漢和湖北的疫情最嚴峻，故當務之急和重中之重是控製兩地疫情，把它們穩住，全國疫情就穩住了。（而北京作為首都的獨特政治地位也決定了它在這次疫情保衛戰中不能失敗。
一是習近平如此安排還有一個不能不提的因素，即全麵建成小康社會這個中共許諾的第一個一百年的目標任務，不能因為疫情而有動搖和拖延，因為它是習贏得長期執政的資本，在幾次常委會上他都對此有提及。要在今年如期完成這個目標任務，就必須盡快控製疫情，唯如此才能恢複生產。從此角度不難理解他對武漢倉促的封城決定。鑒於湖北在全國的經濟權重不大，截斷武漢和湖北同全國的疫情聯係，即使兩地全年不開工，隻要其他地方能恢複生產，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就不會那麽大。
二是通過一係列高頻率的會議和指示，發起全麵動員，推動和敦促官僚隊伍投入抗疫中；同時通過強調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恢複社會對他的信心。從1月25日到3月4日的一個多月時間裏，單常委會議就召開了六次，再加上依法治國委員會會議和深改委會議，以及政治局會議和全國電視電話會議，如此高頻率不但在習上台以來所沒有，即使在中共執政史上也罕見。除連開會議部署外，習還發布一連串的防疫指令，並視察北京市的防疫工作。所有這些會議、指示和行動，目的隻有一個，即動員全國力量抗疫。同時，要突出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以修補前期因應對不力而受損的形象。
三是有限度地放開與疫情有關的輿論管控，讓民眾有一個宣泄渠道，並繼續強調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嚴控網絡，打擊“謠言”，防止社會不測事件發生，兩者並行不悖，對自由派知識分子對習和政權的攻擊，則全力鎮壓，確保政治安全。武漢疫情大暴發後，官媒和一些市場化媒體在報道疫情時，突破了政府之前的某些宣傳紀律，如《財新》和《財經》兩份刊物對疫情的全麵深入報道，官媒對“八個造謠者”的集中報道，特別在李文亮事件中，一些官媒和民間輿論相呼應，表現很大膽。在全力防控疫情的當下，官方也需要媒體去監督官員的行為，防止再出現瞞報和其他亂相。但對媒體的有限放開隻是針對疫情，對借之“興風作浪”的“謠言”則繼續打擊，對網絡輿論的管控不能放鬆，特別是對民間對中共與習的攻擊，更不能縱容，必須鎮壓。
四是成立調查組，調查社會反映強烈的李文亮被訓誡的事情，以回應民眾對政府封鎖信息和應對疫情不力的不滿，安撫社會情緒。吹哨人李文亮醫生死於新冠病毒，點燃了大眾對中共和習近平政權的極度不滿和失望，連中共喉舌也一改之前的冷漠而不得不附和，它讓習近平如芒在背，感受到埋藏於社會的怒火，讓北京看到了激怒於民的危險性，如不對這種社會情緒作出退讓姿態安撫，很可能會發生不測事件。
五是對湖北和武漢兩級政權的主要領導換人，並加大對防疫不力的幹部處分，一方麵凸顯了習對人事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麵也反映了其優柔寡斷的弱點和用人狹窄。與SARS時期中央對北京市長和衛生部長瞞報行為和防控不力的果斷處理不同，這次對湖北和武漢兩位主要領導的換人，從時間上說有些晚了，它在某種程度上說明習的性格的猶疑之處，這種猶疑也體現在他對整個疫情的指揮部署中。如果真如他所說1月7日就已對疫情發出指示，那麽，正是其猶豫不決、瞻前顧後耽誤了最佳防治時機。另外，兩位地方主政者的換人，以及加強對防疫不力幹部的處分，雖然凸顯習在人事方麵的主導權，但也說明他戒心加重，隻能使用自己的舊部和親信，無人可用是他麵臨的困境。此外，此次人事調動還有一特點，就是有政法經驗和資曆的官員今後可能會得到重用。
六是加強疫情的國際宣傳和危機公關，讓國際社會明了中國的處境和抗疫形勢，對中國政府的防控有信心，不要在此時“落井下石”。習在這段時間內，先後同美、英、德、法等主要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通了電話，介紹中國政府的防疫情況，強調同國際社會和世衛組織合作。習近平的電話外交，目的是要打消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疫情的不必要恐懼，及對中國政府防疫不力的懷疑。隨著中國確診人數的下降及疫情向全球擴散，習也表示中國將更多地幫助其他疫情嚴重的國家。
疫情對習近平的大考還在進行。現在的問題是，即使習的上述防疫策略見效，中國政府最後取得抗擊疫情的“勝利”，但民眾已經不再信任習近平政權，對中國在他領導之下是否有光明前景不再抱有任何信心。從這個角度看，其形象幾無修複可能。假使中共在疫情過後的反思結果不能迫使官員戒掉空講政治的“病毒”，在日常治理中走向體製透明，中國依然不能避免下一次突發的公共危機，習近平的未來之路依然堪憂。
原文鏈接：
Happy Thursday & Stay Healthy !
Referred by: XiaHeBingYu
Date: 03-05-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