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華之音
美國華人問政
“烏克蘭門”事件的爆發，掀動了新聞巨浪。一場國際政治大戲就在我們眼前上演，烏克蘭，歐盟，和北約都卷入其中，但角逐的主角是美國和俄羅斯。這場國際爭鬥的本質，是維護美國主導的國際體係的力量，與跟隨俄羅斯打碎現有國際體係力量之間的生死較量。以自由主義國際觀為核心內容的戰略理想主義，和以經濟整合為主要內容的戰術現實主義一旦成功結合，福山所設想的國際秩序和理想社會就會出現在歐亞大陸的地平線上。“烏克蘭門”的提示意義，正在於此。
- 轉自微信公號【美國華人】遐思客 原創
9月25日，特朗普總統在紐約會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麵對記者有關“烏克蘭門”的提問。（圖片來自白宮網站）
2019年9月，美國2020大選的種種準備活動已經如火如荼般展開了。本來就是多事之秋，就在此時此刻，一封來自情報官員的舉報信件，在已然波濤洶湧的新聞大河中，投下了一枚炸彈，刹那間掀起了巨浪。9月中旬開始，從《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連續報道中，我們得知，那位情報官員在8月12日向情報機關總督查官檢舉，在特朗普總統與外國領導人的通話中，特朗普說了某些令人極其不安的話。以後幾天裏，主流媒體繼續挖掘，國會開始向行政當局施壓，要求得到舉報信件。這幾天，我們清楚了，那位外國領導人是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
這位情報官員舉報的主要內容是，特朗普以美國軍事援助為籌碼向澤連斯基施壓，要求烏克蘭政府部門與特朗普私人律師和美國司法部長合作，進行一場對特朗普競選有幫助的調查。這種以國家軍事援助要挾外國領導人為自己政治利益服務的舉動，是嚴重的腐敗犯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與澤連斯基通話的幾天後，又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了電話，交談甚歡。主流媒體告訴我們，檢舉信涉及的事件不止一樁，還有其他人和事列入其中。很明顯，一場國際政治大戲就在我們眼前上演。這種從穆勒調查開始就一直不斷衝擊我們感覺神經的俄羅斯，烏克蘭，普京戲文，讓我們不得不順著邏輯的思路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考察一下“烏克蘭門”的實質。因為這個事件的直接原因是烏克蘭需要美國軍事援助，以抵抗俄羅斯的軍事壓力，我們就從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關係談起。
俄烏關係
俄羅斯和烏克蘭雖然同屬斯拉夫文化圈，語言和宗教都相似或接近，但兩者在曆史上衝突頻繁，恩怨難斷。兩者中誰是斯拉夫文化的奠基者，締造者，或代表者，都各有說法。繁榮於10到11世紀的基輔公國（Kievan Rus'）曾經是歐洲最大的國家，鍛造了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民族特點，是烏克蘭人文化自豪感的曆史基礎。19世紀的浪漫民族主義思潮在烏克蘭詩人舍甫琴科的倡導下，席卷知識界，為日後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打下了意識形態基礎。尤其是在烏克蘭人占絕大多數的西部地區，民族意識不斷地鼓動追求國家獨立的政治訴求。就西部烏克蘭來說，無論在波蘭還是蘇聯統治時期，民族意識無時不刻地尋求機會獨立建國。終於，蘇聯的解體給了烏克蘭不可多得的曆史機緣。烏克蘭人為之歡欣鼓舞。可是，這種機緣帶來的結果卻不可避免地與俄國統治者發生衝撞。以政治方向而言，烏克蘭與俄羅斯分歧的根本點是融入歐洲還是結盟俄羅斯。當2013年開始的示威最終在2014年逼迫親俄的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逃離烏克蘭後，烏俄衝突達到爆發點。普京決定吞並克裏米亞半島（Crimea），並在俄羅斯人聚集的東烏克蘭策動分離行動，烏克蘭則向美國和歐盟求助，兩國間爆發有限軍事衝突。
這就為“烏克蘭門”事件準備了了場所，人物和情景，就等合適的時間點了。
歐盟與烏克蘭
我們再來看看另一個重要利益相關角色歐盟與烏克蘭的關係。用一句最簡單的話來概括這個複雜的雙邊關係，那就是歐盟對待烏克蘭的態度：棄之不忍，納之不安。歐盟領袖們當然清楚烏克蘭民眾對加入歐盟，融入歐洲文明大家庭的渴望。從建設歐洲社會，完成西方文明最後整合的曆史使命角度說，歐盟有道義責任幫助烏克蘭走出曆史留下的陰影。推脫這種責任將使歐盟領袖們無法麵對歐洲的下一代。但是，烏克蘭動蕩不定的政治形勢，舉步維艱的經濟改革，隨時都有可能插手而製造麻煩的強鄰俄羅斯的存在，都使歐盟感到有必要謹慎小心，延緩歐盟東擴的步伐。結果是，歐盟始終對烏克蘭表示願意接納，但卻從不承諾最終接納的時間。這種觀望中小步前行的最高成果，是2014年分政治和經濟兩部分簽署的烏克蘭與歐盟合作協議（Ukraine–European Union Association Agreement）。經過一代人幾經波折的努力，烏克蘭的一隻腳終於跨進了歐盟，成了歐盟的準成員。
歐盟對於烏克蘭的重要性，用任何形容詞描繪都不會過分。如果說，美國對烏克蘭的最大意義是戰略安全保障；那麽，歐盟對於烏克蘭的最大意義是心理歸屬感。隻有加入歐盟，烏克蘭才有安身立家的慰藉。
北約與烏克蘭
蘇聯解體後，北約存在的必要性曾經受到相當強烈的質疑。質疑的理由就是假想敵的滅亡消除了北約存在的政治正當性。可是，隨著俄羅斯踏上歐亞派道路的趨勢日益明顯，與歐盟的政治衝突日甚一日，北約的政治正當性得到了無可爭議的強化。沒有北約，歐盟就隻是歐洲的經濟體係和政治聯盟，沒有任何軍事嚇阻和幹預力量。更重要的是，沒有北約，美國在歐洲的軍事存在就失去了法理基礎，跨大西洋聯盟會失去重要的一翼。歐盟和試圖加入歐盟的國家都清楚北約與歐盟的不可分割性。烏克蘭自然不例外。
烏克蘭與北約的接觸從1994年就開始了。但是，就像和歐盟的關係一波三折一樣，烏克蘭加入北約的努力一直阻力重重。困難的源頭之一就是俄羅斯的強力反對。一旦烏克蘭成為北約成員，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蠶食行動就等同於挑釁北約了。不過，隨著2014年後親西方政府在烏克蘭執政和克裏米亞事件的發生，烏克蘭國內推動加入北約的呼聲迅速高漲，過半民意支持政府爭取北約成員國地位的努力。2018年，烏克蘭議會通過決議，把加入歐盟和北約定為國策。2019年，烏克蘭議會批準憲法修正，放棄烏克蘭國際事物中立立場，為日後加入歐盟和北約掃清了憲政障礙。
美國與烏克蘭
烏克蘭成為獨立國家後，美國一直關注和支持烏克蘭融入歐洲和加入北約的努力。1992年，美國通過了自由資助法案（FREEDOM Support Act － FSA），幫助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政治和經濟改革。烏克蘭一直是FSA資助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獲得的資金價值大約為40億美元。從1992年到2000年，美國國務院希望行動計劃（Operation Provide Hope）向烏克蘭提供了價值4億美元的人道援助。
特別值得提及的，是1994年簽署的＂關於安全保障的布達佩斯備忘錄＂（The Budapest Memorandum on Security Assurances）。它的重要性在於，為了說服三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克蘭）放棄蘇聯時代設立在那裏的核武器，美國，英國，和俄羅斯共同向這三個獨立國家提供安全保障。對於烏克蘭來說，美國的保障承諾是最為重要的和最具實際意義的。沒有美國的安全保障承諾，烏克蘭是不會同意把核武器移交給俄羅斯的。從這個條約出發，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麽美國和歐盟對普京在克裏米亞的行動反應如此強烈。我們也可以明白，在美烏關係中，並非隻是美國單方麵在輸送利益。由此可知，利用美國對烏克蘭的軍援為籌碼，脅迫烏克蘭政府為美國領袖個人利益服務，是多麽地錯誤和荒唐。
談到這裏，“烏克蘭門”主要利益相關者的位置都清楚了。接下來要討論的，是兩位主要博弈者之間的關係。
美俄關係的國際大背景
由於美國的世界領袖地位，美國在國際舞台上的一舉一動都牽涉到它所領導的國際體係的運行或存亡。所以，對美國和任何大國關係的思考，都必須放在國際體係的大背景中進行。離開國際體係這個大背景來討論美俄關係，一定會丟失對關鍵點的捕捉。
冷戰後美俄關係的新起點，在於是否和如何把俄羅斯納入美國主導的二戰後國際體係，讓俄羅斯像戰後的日本和德國那樣，在經濟上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政治上融入西方近代文明，構成名符其實的G8團體。具體說，美國希望俄羅斯能夠在經濟上逐漸向歐洲靠攏，在外貿，金融貨幣，和工業標準化等等方麵成為歐盟的準夥伴，在國際政治上徹底放棄大俄羅斯版圖的概念，建立與北約的夥伴關係，在世界事物上與西方取相同或近似立場。遺憾的是，雖然有葉利欽政府和克林頓政府的共同努力，俄羅斯最終沒有能走上西方近代文明的道路，反而踏上了集俄羅斯和蘇聯傳統中所有負麵因素之大成的俄式威權主義道路。
失敗的原因可以列舉許多，但主要原因是俄羅斯自身的問題。自彼得大帝起, 俄羅斯一直存在著兩條國家發展路線之爭: 歐洲派路線對歐亞派路線。歐洲派就是要走西歐的道路，市場經濟，加憲政民主。代表人物有十二月黨人和臨時政府。歐亞派則強調俄羅斯橫跨歐亞大陸的特殊性, 拒絕憲政道路。代表人物有沙皇尼古拉一世和斯大林。
近代俄羅斯有兩次走上知識精英向往的西歐道路的機會。一次是一戰後，但臨時政府的努力被國內革命打斷。一次是蘇聯解體後，但各方的努力沒有成功。普京掌權後，俄羅斯曾經麵臨石油漲價帶來的絕佳轉型良機。天賜石油財富使得普京政府有足夠的資金應付社會轉型期間的財務困難，完全可能既完成轉型，又避免社會動蕩。可是普京卻聽任良機在眼前流失，用石油財富養肥了一群聚集在他周圍的寡頭，把俄羅斯經濟死死地壓在蘇聯模式的深淵裏，仰仗能源出口苟延殘喘。（請參閱拙著《二戰後國際體係的價值與意義》????）普京對歐亞派路線的選擇，決定了俄羅斯在現代國際關係中角色的特殊性。
俄羅斯國際角色的獨特性
二戰後的世界曾經存在過兩個相互競爭的國際體係，美國主導的國際體係和蘇聯主導的社會主義大家庭體係。冷戰的結局使得美國體係成為唯一可靠運轉的國際體係，維係著國際社會大家庭的健康生存。幾乎所有世界大國（G7成員國，日本，印度，巴西，等等）都成了這個體係的成員，準成員，或半成員。至少在經濟上，這些大國與美國主導的國際體係有共榮共損的關係，他們的經濟價值是在這個體係中體現的。比如說，離開這個體係，他們的貨幣就會失去目前的價值。大國中唯一的例外是俄羅斯。
雖然在2012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俄羅斯與美國主導的國際體係沒有共榮共損的關係。在新能源取代現有能源之前，俄羅斯唯一主要出口商品是能源初級產品，這種產品與歐洲國家的需求關係是剛性的，與國際體係的存在與否沒有密切關聯。形成對比的是亞洲大國的出口商品。因為在國際產業鏈中的位置，亞洲大國產品與國際體係的運行是不可分割的。沒有國際體係，亞洲大國產品的價值無從體現，需求無從談起。又因為在國防產品和信息產品上對外依賴不強，俄羅斯不同於海灣石油國家，沒有對西方國家的依靠感。這種與美國主導國際體係的疏離關係，造成俄羅斯對美外交活動中缺乏與美方的共同點，沒有攜手共進的動機。更有甚者，當普京意識到美國主導的國際體係對俄羅斯威權體製造成了威脅時，他對這個體係的態度，從外在者轉換成了破壞者。
普京與美國主導的國際體係的關係
由於全球變暖的威脅與日俱增，世界大國都在加速發展可再生新能源。如果這個努力以人們希望的速度產生結果，世界市場對碳排放能源的需求會日益降低。這個發展對俄羅斯意味著什麽，普京心裏非常清楚。俄羅斯在世界市場上僅有的另一類產品是軍工，如戰鬥機和導彈。這類產品也麵臨著美國挾信息工業優勢的新型軍工產品的強力競爭，好景不長了。另有一條積極的道路可供俄羅斯選擇，那就是全麵改革俄羅斯工業體係，利用俄羅斯發達的高等教育係統開發新型工業產品參與國際體係中的正當經濟競爭。可是，走這條道路是有條件的，需要相應的政治體製和經濟體係的全麵改革。因為這樣的改革會威脅到普京及其寡頭們的利益，他們是不會主動選擇這條道路的。於是，擺在普京麵前就隻有一條通往極端消極方向的不歸之路了：做一名毀滅現存體係的破壞者。
普京的做法是，利用西方民主製度的天然弱點，以高科技和社交媒體為手段散布虛假信息欺騙選民，以石油美元收買西方政客，然後利用這些掌握政權的政客改變西方國家的政策，讓世界朝有利於俄羅斯威權體製利益的方向發展。我們在2016年看到的英國脫歐公投，美國特朗普當選，法國勒龐競選，都有俄國人的身影出現。所有這些打著狹隘民族主義旗號的煽動家們，都在朝一個方向努力：打碎現有國際體係，讓西方盟國無法向一個共同的目標攜手前行。由於美國超級大國的地位，各方煽動家當中尤以特朗普的危害性為大。這位對現代國際關係知之甚少的美國現任總統，多次公開以總統候選人和總統身份聲稱：美國應當退出北約，停止對歐盟的支持，減少對世界的承諾。他表達的政策取向，正是普京夢寐以求的目標。俄羅斯威權體製的餘生完全依賴這些狹隘民族主義煽動家們的努力。
那麽，普京為什麽會那麽鍾情於歐美國家的右翼政客，而這些右翼政客為什麽又如此熱烈地回應普京的關愛眼神呢？
共和黨與普京的錯位攜手
前麵已經提到，美英法三國的右翼政客都有狹隘民族主義的特征，對國際體係極其冷淡。這種特征與普京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傾向是完全合拍的。這是他們之間的聯盟最為重要的意識形態基礎。美國共和黨和保守派中的孤立主義傾向由來已久，已經發展成為以班農（Stephen Bannon）為代表的白人民族主義思潮，以全球化為大敵。
此外，以美國共和黨為例，右翼政客政治倫理底線的淪喪，是他們拋棄原則，接受或容忍普京介入美國選舉的重要原因。共和黨在現代曆史上的政治倫理滑坡是從金裏奇（Newt Gingrich）開始的。金裏奇在1990年代給共和黨人帶來了選舉勝利，但也觸發了無視政治倫理和規範的進程。到金裏奇1999年離開眾院時，為了勝選可以不顧一切的理念已經深入共和黨人心。以這樣的理念為精神底基，共和黨人雖然起初有幾分羞羞答答，最後終於坦然地接受了普京幫助特朗普勝選的事實。
共和黨人和普京一樣，都從一開始就知道，特朗普是個冒險家，可以做出難以想象的出格事情。可是，對於共和黨人來說，隻有這樣一個視政治倫理為無物的人，才能叫出他們想叫而叫不出口的種族歧視口號，以動員被種族觀念衝昏頭腦的選民；對於普京來說，隻有這樣視法律和規則為敝屣的人，才能毫無心理障礙地在白宮替他國服務。兩相合力，各取所需。就是共和黨中最喜歡把道德說教掛在嘴邊的福音派基督教徒（evangelicals），也在勝選壓倒一切的理念中，狂熱地支持與基督教主要倫理概念毫無共同性的現代最惡劣版本的唐璜（Don Juan）。
再有，在共和黨支持者關注的一係列社會議題中，普京治理下的俄羅斯傳統意識形態，與共和黨理念相當合拍。首先，普京複活了俄羅斯東正教的國家意識形態正統地位。盡管東正教與美國基督教有差異，兩者在政治利益的召喚下可以強調共同性，很容易笑納對方。其次，與美國共和黨一樣，俄羅斯政治主流有強烈的白人種族主義意識。他們不把對方視為種族異己。相反，在歧視有色人種的基礎上，他們之間有明顯的相互認同感。再次，俄羅斯傳統上的大男子主義傾向，使得大批人把擁槍看作是男性身份的象征。這種意識和美國保守派人士十分相似。
近年來，美國槍支協會與俄羅斯的交往極其密切，雙方互視對方為盟友或準盟友。最後，俄羅斯千年曆史上的反猶主義與美國保守派根深蒂固的歧視猶太人傾向一拍即合，兩方心照不宣地合流而行；俄羅斯主流中的文化保守意識對同性戀持堅定排斥的立場，與美國保守派源於基督教的反同性戀立場完全一致。
共和黨與普京，既有政治利益的算計，又有意識形態的吻合，相輔相成，共謀大業。
國際體係的未來
可以確定地說，＂烏克蘭門＂所展現的國際爭鬥，本質上是維護美國主導的國際體係的力量，與跟隨俄羅斯打碎現有國際體係力量之間的生死較量。美國麵臨的最迫切問題，是總統特朗普和執政的共和黨站在普京一邊。共和黨領袖在參議院甚至不讓有關選舉安全的法案進入表決，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美國進步力量的首要任務是，從普京合作者手中把白宮和參議院的大權拿回來，確保美國主導的國際體係內，沒有破壞者充當內應。
以國際體係的未來而言，學界和政界一向存在理想主義（idealism）和現實主義（realism）兩種思路之爭。威爾遜（Woodrow Wilson）被認為是理想主義的代表人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被奉為現實主義的大師。其實，理想和現實並非一定對立，是可以在目標與手段的思考平衡點上調和起來的。我們在思考戰略性目標時，必須具有理想主義的追求高度。否則，就會失去方向。這是戰略理想主義。我們在思考實際手段時，必須具有現實主義的踏實眼光。不然，就會丟卻工具。這是戰術現實主義。戰略上，我們高瞻遠矚，確信理想中的目標在邏輯上是通順的，學理上是自洽的，信念上是可達到的。戰術上，我們步步為營，仔細探究可行的道路，找到排除障礙的方法，尋求可以依靠的資源。
具體說，在戰略性思考中，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自由主義國際觀為歐美國家指出了一條通向曆史最後階段的道路 （請參見拙著《曆史終結之美與文明衝突之痛－評福山和亨廷頓的國際觀之爭》????）。以歐盟為模式，推動符合條件的國家齊心協力往＂普遍性同質國家＂（Alexandr Kojève：universal homogeneous state）的方向邁進。在戰術上，以歐盟道路為榜樣，從經濟上整合條件成熟的國家入手，逐步向政治整合過渡。就像歐洲當年從六國煤鋼聯營向歐洲共同體過渡一樣，升級版的國際體係可以從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和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協議（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為起點，讓參與國家釋出部分主權，為今後的完全整合打下堅實的基礎。
以自由主義國際觀為核心內容的戰略理想主義，和以經濟整合為主要內容的戰術現實主義一旦成功結合，福山所設想的國際秩序和理想社會就會出現在歐亞大陸的地平線上。作為國際大棋局中小卒子的一步挪動，“烏克蘭門”的提示意義，正在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