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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我已經上小學了。
除了正常的語文，算數，音樂，畫畫，體育課等課程，我們還有校內的課外活動。下午放了學幾乎沒有人回家，大家都根據自己的興趣及特長，參加一項或多項課外活動。
記得有跳皮筋，遊泳，田徑，兵乓球，籃球，唱歌。。。。
放學後，大操場上都是我的同學們。跑的，跳的，喊的，鬧的。女孩子們穿著各種各樣的花裙子，頭上戴著發帶。男孩子都是短褲。
我沒有體育細胞，去了合唱隊。
那時真快樂。沒有課後作業。放學後如果合唱隊有排練就去三樓的階梯音樂教室。我是低音部，站在教室的左麵，個子矮，排在第一排，離侯老師彈鋼琴的位置特別近。那時侯老師大概也剛出校門，20多歲，幹幹淨淨，戴著白色透明的眼鏡，總是一身黑色的衣服。和我們講話時和顏悅色，彈琴時，黑白琴鍵發出悅耳的聲音，時而如泉水流淌，時而如暴風驟雨，我們的和聲隨著老師琴聲飛向上空。
休息時我們跳出音樂教室的窗戶，外麵是學校大禮堂的房頂。房頂是平的，四周有一圈一米左右高的圍牆。站在那裏可以看到勞動公園和學校的內院。我們也常常在房頂跑來跑去，跳皮筋，抓人遊戲，安靜不下來。
那時的我對未來充滿幻想，世界在我眼裏是彩色的。
1966年暑假的一天，我拿著一個16開，橫翻的硬夾子，裏麵夾著幾張侯老師發給我們的歌片，按照計劃去學校排練。學校的大門關著。以往隻要告訴守門的大爺我要去合唱隊排練，他就會讓我們穿過傳達室進入學校。那天老人告訴我：學校關門，沒有排練了。什麽時候再來？不知道。
對於我，那是文革的第一天。
以後的日子是混亂的。不能上學，沒有什麽事幹。
很快到處都是白紙黑字的大字報，不是揭發這個，就是打到那個。開始像看小說那樣看大字報，覺得挺好玩的，有的上麵寫的是我們認識的一些大人的事。慢慢地不敢看了，見了大字報就繞著走，因為母親的名字也上去了，母親隻是一個小學教員，出身是她的原罪。
那時我的世界是黑白的，不是藝術的黑白，而是恐怖的，令人心驚肉跳的黑白兩色。偶爾又是紅色，當我在電影院裏看到紅衛兵受到最高統帥的接見，整個畫麵都是紅色：紅牆，紅旗，紅語錄，紅袖標，紅像章。。。
以後的日子是灰色的，沒有希望。在學校時知道自己畢業就會下鄉，成了知青後幹活總被所有的人甩在最後，雖然有人幫忙，可我不願欠人情。悲催的是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回城，什麽時候可以回城。城裏的父母呢，工資從來不漲，糧食布匹永遠定量，而我們永遠是他們的負擔。萬事不求人的父母努力地學習如何討好貧下中農，家裏的細糧（大米白麵和食用油）永遠給那些隨時可能上門的老鄉們留著。
表麵上我和別人一樣，一樣的勞動，一樣的上進，一樣的玩笑，可內心裏總把自己放在所有人的下麵，這樣我就不會失望。
1976年9月9日，我哭了。在此之前我還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後還有我的出路嗎？那天我的世界是黑的，黑洞般的黑。
我錯了。1977年我在農村參加了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1978年春天邁進了以前想想都覺得罪過的大學。
漸漸地我的世界回複了原來的彩色。
我很幸運。我感恩。
除了買東西要用糧票 油票什麽的，不大記得什麽了，隻記得玩摔泥巴 吹糖紙 羊拐什麽的.....
唯一痛苦的記憶是一年級沒戴上紅領巾，因為家裏成分定的是中農
“我很幸運。我感恩。” -- 能夠曾任自己幸運（不論大小），能夠懷有感恩（不論天地）的人，她每天起床之時，一定會迎接光明。
一看“棗泥“寫的文章，就知道（一）同嶺人（二）老實人
或許是出於“物以類聚“的原理，文革中我們這些“狗崽子“都聚集在了一起，誰要是在社會上受到了歧視，我們都會傾巢出動，這還真應了那句老話“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
再次問好同嶺人，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