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好友夏君
(之五)
徐家禎
文革前後
(接上文)從上海師院畢業之後,我們就被分配到中學去當語文老師。記得那 時基本上都是就近分配的:我家住在長寧區,分配去的中學是靜安區的建 東中學,走路隻要十五分鍾就到;夏鏞家住盧灣區,分配去的中學是徐匯 區的五十九中學,也離家不遠。畢業之後,除了姚德祿、沈宗洲、崔思明, 與我還有一點來往,別的同學就都關係中斷了,隻有夏鏞,幾乎每月都見 麵。那時,我們見麵的地點不是外文書店,就是我家裏,那是因為我家的 居住條件比他家的好得多。
改朝換代後,1951 年,我們大家庭分了家。我父親一家在江蘇路 200 弄 22 號買了一棟三層樓雙開間的花園住宅。二樓有兩個朝南的大臥室, 還有一個朝北的小臥室。兩個大臥室分別成了我和一個妹妹、兩個弟弟的臥房。我上大學後一年,我妹妹考取西安交通大學,去了西安,我就一個 人占用一間臥室,我的兩弟弟則占用另一間。
我的臥室很大,總有四十多平方大。朝南一排八扇大玻璃窗,對著 花園。朝北還有兩扇玻璃窗,對著天井。夏天把南北的窗子一開,有對穿 的風進來,讓上海炎熱的夏天好過很多。
房間裏除了一張雙人床、一個放衣服的大櫥和一個五鬥櫥外,還有 兩個書櫥,放我收集的外國文學作品。對著朝南的那排窗戶,有一張紅木 小書桌、兩邊兩把紅木的靠背椅子,和我坐的一把藤椅 —— 書桌和椅子 都是我母親嫁妝的一部分,是我外公特地請木工到他們家裏去定做的,式 樣十分精致、高雅。靠門口那個書櫥,放著一張三人座長沙發,沙發前有 個長的木茶幾;對麵另一個書櫥的旁邊則放著一個紅木的高腳茶幾 —— 也是我母親嫁妝的一部分 —— 上麵放著一架西德製的手提打字機。後來, 我買了一個也是西德製的手提磁帶錄音機,就把它放在那台打字機旁邊一 個彩繪的瓷花鼓凳上。沙發邊上靠通向我弟弟的房間的門旁,則放著我的 音響設備:一架可以變速的電唱機和一個模仿東德製造的仿立體聲四喇叭 四波段收音機 —— 那架電唱機和收音機,都是六十年代初國產的音響設 備中最高級的器械了。後來,我又買了一台國產的錄音機,很笨重,就放 在弟弟的房間裏,通過連線,把它與我的收音機連接起來。
臥室的牆上,掛了一些我父親收藏的字畫。現在隻記得靠弟弟房間 的門旁,掛了一幅康有為的書法。沙發後麵則掛了四幅陳師曾的畫軸,分 別畫的是春夏秋冬的花卉。牆上還掛著兩幅銅版畫,是我一個筆友送給我 的,他是比利時 Lie?ge 博物館館長。房間的書櫥和長茶幾上,常年放著刻花 玻璃的花瓶,裏麵插著鮮花。
我家房間的地板都是打臘的,我的臥室也不例外。拚花的細柳木地 板上一打上蠟,就顯得格外光潔美觀。我另一個好同學沈宗洲那時也常來我家,他感歎過好幾次:“把家具移動一下,你房間裏開起舞會來太合適 了!”不過我對跳舞這類事情一向不感興趣,所以對他的提議從不搭腔。
我的臥室裏還連著一個沒有窗戶的衣帽間,大約有兩、三平方公尺 大,就在朝南的窗戶旁邊,平時經常隻放一些不用的雜物。有一時期,我 對攝影感起興趣來了,就買了一套放印照片的設備和各種化學藥劑,在燈 泡上包上紅的玻璃紙,把這間房間改成了我的暗房,作衝印和放大照片之 用。
這就是 66 年“文革”爆發前,我的安樂窩!
夏鏞來了,我們就一起坐在那張長沙發上聽唱片,談音樂,談論外 國小說。那時,我已經開始熱衷於跟國外的筆友通信了。我們交換郵票、 明信片。東德的筆友寄來過一種塗塑的大張明信片,有一本 32 開書本那 麽大,塗塑的那麵不但印有彩色照片,還有唱片紋路,可以在唱機上播放 三五分鍾的樂曲。那時,在國內還沒有人見過這種“明信片唱片”,十分新 奇。後來,我的美國筆友也寄給我過慢轉唱片:拉赫馬尼諾夫的鋼琴協奏 曲被海關打碎或者沒收了,但是肖邦的兩張夜曲我卻收到了。那時,西方 古典音樂唱片在上海是多麽稀有呀,簡直像稀世珍寶一樣!夏鏞每次來, 我們就一起欣賞筆友寄給我的物品。每周,我都有新收獲。
有時他上午來,中午,我母親就留他吃午飯。當然我們不會為一個 常來已經很熟悉的同學特地添菜,吃的都是家常菜而已,但是,對經濟情 況不佳的夏鏞來說,我們的家常菜已經是他的山珍海味了。記得他多年後 還不止一次對我說:“你們家的火腿是整個蹄胖一起吃的,我從未見過。” 可見,他們家那時即使吃金華火腿,大概也隻是切一兩片火腿,放在菜裏 調調味而已。而我們家,則常常把整個火腿肘子用慢火燉酥了,叫“火腿 幢(可能應該是“月”字旁)兒”,當家常菜吃,所以,他看了很吃驚。
不過,好景不長,66 年夏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我 們家八月底就被抄了家。因為我家東西實在太多,除了現鈔、存款、金銀財寶之外,工廠的“造反隊”隻拿去了一些貴重物品,譬如,照相機、錄音 機、書畫之類,連我的電唱機、收音機、唱片,他們都看不上,沒拿。學 校的紅衛兵則就撿了一黃魚車我父親的書籍,當作“四舊”拿到學校操場上 去燒毀了,我的藏書連動都沒動。工廠“造反隊”在清點我父母的銀行存單 時發現,有兩張是我的名字的存單,數目不大,好像隻有 150 元左右,我 不知道怎麽會有我名字的存單混在我父母的存單中。其實,我畢業後,工 資是從不交給父母的 —— 他們也不要我的錢。我的錢全部用在買紀念郵 票、買唱片、買書籍和與外國筆友通信上了,根本沒有積蓄,所以也不會 有存款。不知那兩張存款是哪裏來的。不管怎麽,“造反隊”負責人對我說: “我們隻拿剝削來的錢。你的工資我們不拿。”於是把這兩張存單給我留下 了。除了這兩張存單,他們還留給我父母 500 元當作生活費。但是,這 500 元,後來給了我們家的女傭一筆“解散費”,讓她回家,還被延安中學 的紅衛兵偷去兩百塊,剩下的也就寥寥無幾了。
後來,各種各樣的“紅衛兵”不斷來我家騷擾,我想,我的那兩張存 單放在家裏總不保險,還不如放在夏鏞家保險一點。“文革”開始,夏鏞家 也被抄家了。但他家那時已經沒有什麽值錢的東西可以拿了,所以,隻拿 走了幾本外國小說,說是“四舊”,應付一下就完事了。當時上海到處刮抄 家風,社會上風聲鶴唳,氣氛十分緊張。路上“紅衛兵”還會攔下行人量褲 腳管的寬度,脫尖頭皮鞋,什麽事都做得出來,要是搜起身來怎麽辦?那 麽,怎麽把存單帶給他呢?我想了一個現在看來非常愚蠢的辦法:把存款 單卷起來,放在一把掃帚柄中,給他拿去。其實,拿了一把掃帚,不管是 乘公共汽車也好還是騎自行車也好,不是更加引人注目嗎?!不過,還好, 那兩張存單安全到了夏鏞家,一直放到我家“掃地出門”,相對安定一點了 才去拿回來。
後來,我覺得我的書籍即使抄家沒有拿走,以後也很可能是凶多吉 少的,還是轉移一些為妙。於是,就挑選了一部分,分批送到夏鏞家中去, 讓他暫時保管一下。誰知,後來,他的兩個弟弟不但自己拿去看了,還把 這些書借給他們的同學看,於是,就杳如黃鶴,從此收不回來了。不過,再過幾個月,我家就被“掃地出門”,除了毛選和魯迅著作以外,所有書籍 全部留在老屋內,最後全被充公了。所以,放在夏鏞家的那些書遺失了, 也隻能算是少得不能再少的一點損失而已。不幸之中大幸的是,他弟弟那 些同學把我們的書拿去流傳開來,沒有釀成更大的災禍:要是有人追究起 這些當時屬於“封資修”的書籍的來曆,那麽一定會追到我們頭上來。那時 我父親頭上已經有了“反革命分子”和“資產階級”兩頂“帽子”,要是再加上 “用書籍毒害青少年”的罪名,那麽,不要說會抓去坐牢,連殺頭的可能性 都有呢!
“文革”中間,我與夏鏞還是經常碰頭,大概每月總有一兩次。那時, 外文書店已經不再出售慢轉唱片了,連蘇聯和東歐各國的唱片都不再進口 了。所以,我們倆的碰頭地點就改到了夏鏞的家,因為我們家被“掃地出 門”後,父母、我和小弟弟四口人都住在一個 16 平方的、堆滿雜物的朝北 後間,夏鏞來了不但不能坐下聽音樂,連談談話都很不方便了。
夏鏞家在建國西路一條叫“曲園”的新式弄堂裏。他家的房子格式非 常像我家的房子,也是三層樓雙開間的房子,前麵有個小花園。因為這棟 房子不是私房,是屬於房管處的,裏麵住了好幾家人家,誰都不去照看那 個不屬於自己的院子,所以,院子裏一片荒蕪,幾乎一無所有。夏鏞可能 以前住的是樓下整個一層,也可能還占用樓上的幾個房間,因為他們家有 那麽多子女,一間房間肯定住不下。但是我“文革”時去他家時,他跟他母 親和小弟弟都住在樓下一間朝南的屋子裏。屋子不小,也有 40 平方公尺 左右,但是,一家兩代三口人住在一起,還是顯得很局促的。那時,夏鏞 的大弟弟已經住到他承繼過去的姑媽家去了,隻有他小弟弟還住在家。不 久,小弟弟上山下鄉去了江西,家裏就隻剩夏鏞和老母兩人了。
夏鏞的那間屋子中間橫放著一個紅木大衣櫥,把房間一隔為二。“前 間”占三分之二的麵積,靠窗是一張紅木的大書桌和一張藤的坐椅,靠裏 邊放著一張舊的籐躺椅。躺椅旁邊放著一隻書櫥,我第一次去時,書櫥上 還貼著“紅衛兵”的封條。但很快,封條就被他們撕掉了。門口進來,靠左的牆邊,是一張紅木八仙桌,要是有客人來吃飯,就要把桌子移到房間中 間來。衣櫥前麵是一張紅木雙人床,夏鏞母親晚上就睡這張床。衣櫥後麵 隔出的“後間”很小,大約隻有整個房間的三分之一大,我記得隻有一張雙 人床和堆著一些雜物。這大概是夏鏞跟他小弟弟睡的。
前麵床前,有個小櫃子,上麵放著一台電唱機和一個收音機。我每 次去他家,就在這台唱機上播放音樂唱片。當然,音量隻能調得很小很小。 我常常就坐在他那張藤躺椅上,他呢,就坐在書桌前的藤椅上,或就坐在 他母親的床上。當然,他的唱片收藏很小,聽來聽去就這幾張。
我們“掃地出門”後不久,上海就爆發了所謂的“一月風暴”。上海舊市 委垮台了,新的“革命委員會”剛成立,還沒有真正開始工作。我那時也成 了我們學校的“造反隊員”。我就戴上“造反隊”的紅袖章跟我小弟弟一起去 敲居委會主任的門,說,冬天來了,衣服不夠,要回老屋去拿衣服。那時, 這位主任一看我的紅袖章,嚇得以為我要上門去批鬥她,連忙說居委會不 管我們房子的事情,要找房管處去要鑰匙。到了房管處,我們也如法炮製, 於是一位老管理員就陪著我和弟弟到老屋取衣服。後來,去的次數多了, 那位老管理員有點厭煩,再加那時又有風聲在社會上流傳,說:資本家的 抄家物資要發還了。於是,老管理員就幹脆把我家房門的一大串鑰匙全部 交給我,說:“以後你們要拿衣服就自己去吧。”
拿到鑰匙,我們當然就可以放心大膽地去老屋裏拿東西了。我發現, 原來除了我們的衣服一件都沒有被抄走外,連我父親收藏的古董硯台都全 部留在房間裏。更驚喜的是,我的三百多張唱片,除了被北京“紅衛兵”拿 去一部分,說要帶去北京辦展覽外,其餘的也全部都在。但是,我們當時 不敢多拿點東西的原因有兩點:一點是,我們搬出去以後,居委會和房管 處用卡車拿走了我家的全部家具,把其餘的箱子、物品全部都堆在三層樓 後間一個二十多平方的房間裏,一直堆到幾乎碰到天花板。空出的房間, 在“大串聯”時,當作外地來滬“紅衛兵小將”的宿舍,人多的時候,據說我 們家住了上百人!後來,“串聯”結束,那些房間就都空關著,我們家沒被抄走的物品,還是堆在那個後間。所以,拿東西時,我和小弟弟要像猴子 一樣在箱子堆裏爬進爬出找。即使這樣,也隻能拿表麵看得見的一些東西, 底下的既看不見,也拿不到。第二點是,我們當時住的房間隻有 16 平方 米大,已經放滿家具、床鋪和雜物,再放,也放不下很多東西了。想想社 會上既然說“資本家的東西遲早要發還”,那麽,這些東西總歸是我們的, 何必現在就去搬回來呢?於是,拿了我的唱片,再拿了幾方父親的藏硯, 就不再去老屋搬東西了。於是剩下的物品,後來全部被“抄家物資清理小 組”拿去,賣掉了。這些拿出來的唱片,我也常常帶到夏鏞家去聽。
有時,我上午去,到了中午他母親也客氣地留我一起吃飯,我隻吃 過一兩次。因為我覺得他們家經濟情況不好,再加那時什麽都要憑票供應, 糧食也緊張,於是就改到下午才去他家了。
在“文革”快結束時,我還與夏鏞作過兩次外地的遊覽:一次是利用 一個長周末(好像是“十一”國慶或“五一”勞動節,放假一天,加上周末一 天的例假,就有兩天休息,算是個長周末了),一起去離蘇州不遠的太湖 洞庭西山玩。那時,旅遊是禁止的,因為遊山玩水被看成是一種“資產階 級生活方式”。所以,我常說:那時要旅行,隻有三種理由:出差、探親 和奔喪!那次我們出遊,當然也不會讓我們工作的學校知道。那時,去西 山要乘一種不大的擺渡船,擺渡到島上去。本來,我們打算星期天早上去, 在島上住一晚,第二天下午就回上海,第三天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上班 了。結果,上了島,到了下午就刮起大風來了,船碼頭掛出牌子:渡船因 大風停航。問他們什麽時候可以恢複航班,他們都搖頭說“不知道”,“要看 老天爺什麽時候風停”。記得那時島上根本沒有什麽旅館,隻有一個“招待 所”:茅草的屋頂下搭了幾排竹榻,是個大通間。還好,那是放假期間, 既無遊客,也無出差的,就我們倆,占了這個大通間。晚上,全島都關燈、 熄火,沒有一家飯店可以吃飯。我們隻能在一家小雜貨鋪買了幾塊硬得咬 得斷牙的“勞動餅”來充饑。天還沒黑,就無事可做了。我倆躺在竹榻上聽 窗外的波浪聲,就像鬆濤一樣。而我們的心那時也像鬆濤那麽起伏不安, 因為要是明天風還不停,渡船不開,我們就沒有辦法準時在星期二出現在學校了,這麽一來,我們周末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就會暴露!我們倆躺 在竹榻上,一邊想辦法編造缺勤的借口,一邊還聽著“鬆濤”胡湊了四句歪 詩。具體的句子,現在一句都不記得了,隻記得裏麵講到了“勞動餅”。睡 了一晚,早晨醒來,發現居然風平浪靜了。我們喜出望外,趕快趕到碼頭, 買了船票,像逃荒一樣地逃出島來。很多年後,我和夏鏞還把這次旅行拿 來當笑話講。
另一次則是我有位同事,他的朋友認識一位司機,說要開一輛嶄新 的大公共汽車去北京。那是因為司機在北京的朋友到上海定了這輛車,現 在交貨了,所以要開到北京去。我同事的朋友來問我同事,有沒有人想搭 便車去北京。那時,正值 1976 年暑假期間,我同事就約了我們平時關係 最密切的三、四個朋友一起搭車前行。因為公共汽車很大,空位很多,我 就邀夏鏞也一同前往。我的計劃是:一路跟他們一起搭到泰安,然後我跟 夏鏞下車去遊泰山,再坐火車去濟南,接著轉車去青島,最後乘船回上海。 誰料,上了泰山還沒爬幾步,夏鏞忽然臉色都變了,講他要回去了。我問 他為什麽,他說:好像要吐血的感覺。我問他要不要陪他一起回去,他堅 決不同意。我隻能在泰山與他分道揚鑣,各奔前程了。獨自登完泰山,我 一個人坐火車到濟南,第一次在黃河上坐了一次擺渡船。然後從青島坐海 輪到上海。一到上海,我就從收音機裏聽到了唐山大地震的新聞!
很快,十年“文革”就過去了。不久,我就出國了。那時,夏鏞已經 結婚,他的新房就設在他家那間房間的衣櫥後麵那個“後間”。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