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好友夏君（之三）

憶好友夏君

（之三）

 

徐家禎 

 

成為好友

 

（接上文）我與夏鏞後來成了終身的好朋友，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我與他有很多 共同的愛好。

從我當時正在看的《三俠五義》談起，我們發現我們的共同愛好實 際上是外國文學。我從小就比較喜歡外國文學，從希臘神話、伊索寓言開 始看，看到各國的民間故事和安徒生童話故事、格林童話故事，再看遍蘇 聯小說、俄國小說，最後看到英、法和美國的小說。五十年代中國各出版 社出版過的外國文學作品，那時我幾乎都買來看過了。在大學期間，我一 度曾想利用圖書館的資料，編寫一本《英國小說索引》，但是後來發覺我 的這個計劃野心太大，就半途而廢，放棄了。夏鏞那時也喜歡外國文學， 於是我們在一起，談論的常常是外國小說的話題。夜自修沒有什麽功課可 做時，我們也各自拿一本外國小說讀。

我與夏鏞的另一個共同話題是西方古典音樂。我大約從十二三歲時 起，就愛上了西方古典音樂。先是聽聽廣播電台裏所謂的輕音樂，後來， 父親買了一架電唱機，還買了不少蘇聯和捷克的古典音樂唱片，我就開始聽古典音樂了。這些事情，我在以前寫的不少隨筆中都詳述過，這裏就簡 單再重述一下。那時，我聽音樂隻是注重樂曲的悅耳不悅耳。雖然我也從 豐子愷的《大音樂家的小故事》這類介紹外國古典音樂的通俗讀物中，已 經了解了一些西方主要作曲家的情況，但根本不去關心一部曲子演奏的是 哪個樂團、指揮家或獨奏家是誰。

夏鏞喜歡上西方古典音樂是受了他哥哥和姐姐的影響。可能也是因 為受他兄姐的影響，夏鏞那時不但聽過的樂曲比我多，而且談起西方國家 的樂團和演奏家時，滔滔不絕、如數家珍，真是讓我佩服至極。更使我吃 驚的是，他竟然告訴我他聽過蘇聯國家交響樂團和捷克愛樂來華訪問時的 現場音樂會!後來我在我《南澳散記》(注 4)的〈聽音樂〉一章中寫道:

“特別聽他說起親耳聽到捷克愛樂樂隊和蘇聯 國家交響樂隊來滬演出的實況時，我真有種遇到見過 基督顯靈的教徒或者朝見過列寧的共產黨員那樣的敬 畏感。”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與西方世界基本上斷絕了關係，尤其是 文化上的交流，於是，西方古典音樂的來源，主要來自於蘇聯和東歐幾個 “民主國家”。記得五十年代，蘇聯著名小提琴家大衛 · 奧伊斯特拉赫 (David Oistrakh, 1908-1974)就到中國來訪問演出過。在上海的演出地點 是美琪電影院。據報紙上報道說，連舞台上都站滿聽眾。我記得，除了上 麵提到的蘇聯和捷克兩班樂團外，好像東德的德累斯頓愛樂樂團也來中國 訪問過。但是，所有的外國演奏家來中國演出，票子幾乎全部是內部供應 的，也就是隻分配給專業單位(如，音樂學院等機構)和有內部關係的聽 眾，一般群眾根本買不到票。那麽，夏鏞是怎麽去聽現場音樂會的呢?他 告訴我，是去文化廣場外等退票!德累斯頓樂團要是也到過上海，而他沒 有聽過，那麽，一定是沒等到退票吧。夏鏞的愛樂精神，真的讓我十分感 動，自感遠遠不如他。所以，我後來常對人說:夏鏞是我進入音樂大門的領路人。不過，可惜的是，後來，隨著歲月的變動和環境的更改，夏鏞的 聽樂程度還是幾乎停留在我們大學時期相遇時的水平，而我的聽樂經曆卻 逐漸趕上並超過了他，而且還寫了大量音樂欣賞方麵的文章，出版了關於 古典音樂方麵的著作，那就隻能說是後來居上了。

話再拉回來，夏鏞那時還有一件事，也讓我大大地吃了一驚。那就 是他告訴我:上海已經有慢轉唱片賣了!慢轉唱片，也叫密紋唱片，因為 唱片上刻的紋路既細又密，所以一張同樣大小的密紋唱片，可以錄的音樂， 就比一般唱片多得多了。而在此之前，我家裏雖然已經買了一百多張唱片， 但是，那些唱片卻都是每分鍾 78 轉的普通膠木唱片，而慢轉唱片，則是 每分鍾 33 轉或者 45 轉的唱片，於是，一部半個小時的交響樂，用普通唱 片來錄製，需要用兩張唱片，也就是在播放時，不但要換一次唱片，而且 每張唱片還要翻一次麵:音樂要中斷三次。而一張大號的慢轉唱片，則隻 要用一張唱片就能錄製完整的一部交響曲，聽時，中間隻需翻一次麵:音 樂隻要中斷一次。當然，那時中國不會進口西方國家的慢轉唱片，進口的 隻是蘇聯和東歐各國的產品。

夏鏞不但知道上海已經有慢轉唱片可買，而且還告訴我，就在外文 書店可以買到。於是，第一次我去找慢轉唱片，就是夏鏞在一個星期六下 午，陪我坐公共汽車去的。

當時上海有兩家外文書店(五十年代好像還叫“國際書店”，“外文書 店”是後來改的名):一家在淮海中路國泰電影院旁邊的茂民路上，店麵不 大，唱片也不多，“文革”爆發前可能就關門了;另一家在靠近江西路的福 州路上，是總店，店麵很大，現在還在。總店賣音樂唱片的部門就在進門 的右手邊。唱片是不能自己進去挑的，隻能看目錄。目錄上所列唱片常常 已經被劃掉很多了 —— 那是表示已經售缺。選好唱片，讓售貨員在身後 的架子上找。找到了，可以要求店員用店裏放著的唱機試聽。但往往聽了 一兩分鍾，店員就會不耐煩地問你:“要不要?”

記得我第一次去福州路的外文書店，隻買了兩張一套的《天鵝湖》 捷克唱片。買這套唱片的目的倒並不完全是因為特別喜歡這部音樂作品， 或者它的演奏，而是我喜歡上了這套唱片的裝幀和封麵照片:唱片放在一 個很精致的盒子中，外封麵上是一位芭蕾舞女演員，彎著腰做出很像白天 鵝的造型來，十分優美。

自從第一次與夏鏞去外文書店買過唱片之後，我就成了這兩家外文 書店的常客，幾乎每周六或日都去。有時夏鏞不去，我就獨自前往。後來， 音樂唱片改到西藏路南京路口的音樂書店去賣了，我也幾乎每周六或日都 去。到“文革”開始，我已經積累了 300 多張慢轉唱片。我買了一個有多層 架子的木櫥，學外文書店的樣，把唱片一張張平放在架子上。這個木櫥， 就放在二樓後間平時空著的房間裏。不過那是後話，這裏就不多談了。

記得我進大學不久，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就來了。大學的夥食越 來越差，飯菜的份量越來越少，讓人整天感到肚子餓，吃不飽。後來我發 現，上海國際飯店十四層樓西餐部居然還對外開放，而且不需“就餐券”。 餓了一周，我常常逛完外文書店，就到南京東路坐有軌電車去國際飯店十 四樓吃一客西餐才回家。一開始，國際飯店的西餐套餐真合算:四元錢一 客，有什錦色拉、法式焗洋蔥湯、白汁鮭魚、炸豬排和咖啡及冰淇淋，還 有麵包!後來，四元一客的套菜很快就漲到五元一客，最後再漲到十元一 客。半年或一年後，國際飯店的餐廳就不再對外開放了。幸虧那時，政府 已經開放自由市場和供應高價食品，我可以回到家裏去為一周的饑餓充饑 了。

夏鏞第一次陪我去外文書店，他隻看我買，自己一張都沒買。後來 一起去過無數次，他也基本每次都不買，隻看我買。在我印象裏，他似乎 隻買過一張蘇聯唱片，是柴科夫斯基的《第五交響樂》，列寧格勒交響樂 團演奏，莫拉文斯基指揮。那時，大的蘇聯唱片 7 元一張，中等的 6 元一 張;東歐各國的唱片，大的 9 元一張，中等的 7.5 元一張，小的 45 轉的唱片，好像 3.5 元一張。那時大學畢業生 50 多元的工資，可以買幾張慢轉唱 片?更何況，那時我們還都是大學生，沒有一分錢的收入呢!

後來我與夏鏞慢慢進一步熟悉起來，我就知道夏鏞的家庭情況與我 既有相同之處，也有非常不同的地方。

相同的是，我與夏鏞都出身於所謂的“四類分子家庭”。夏鏞老家是 江蘇昆山，離上海很近，但他本人是出生在上海的。他父親其實是位紙業 商人，49 年前，家境十分殷實，這從他家“文革”時還留有的幾件紅木家具 就可以看出。但是，不知怎麽的，他父親後來被選為紙業公會的會長。當 時的國民政府，各行各業都要組織“義務警察”，大概是為了防備共產黨的 一種民間組織吧。他既是會長，就兼任了“義務警察”的小隊長，發了手槍， 每周去操練。改朝換代了，參加這種武裝組織的人都作為舊政府的軍政人 員來對待。但是，夏鏞父親實際上也沒有什麽罪行，所以一開始，裏弄裏 對他並沒有什麽懲罰措施。不過，夏鏞的父親是那種管不住自己嘴巴的人， 常常會亂講新政權不喜歡的話，更危險的是，他還常常去得罪裏弄幹部。 於是，不知在“鎮反”還是“肅反”運動中，就借他曆史問題的因頭，把他抓 起來，關進監獄。他父親本來有肺病，在監獄裏關了一段時間就發病了。 監獄裏最終讓他“保外就醫”，那是 50 年代中期的事情。出獄不久，夏鏞父 親就一病不起，嗚呼哀哉了。

夏鏞父親一去世，他家的經濟就發生了巨大困難。夏鏞母親是沒有 多少文化的家庭婦女，不工作。家裏兩女五男有七個孩子。幸虧那時，他 家大的三個孩子已經開始工作，總可以補貼一點家用。夏鏞的母親雖然不 工作，也沒有讀過什麽書，但真是一位善良、勤勞、刻苦的婦女。她竟然 把所有七個子女全部培養到大學畢業!(夏鏞是家裏的老四，下麵還有兩 個弟弟。最小的弟弟因為中學畢業於“文革”之中，所以先被分配去江西務 農。但“文革”一結束，高考恢複，他就考上了大學)要是把上大學比喻成 過去的科舉考試中了舉的話，那麽，夏鏞家就是“七子登科”了!

所以，夏鏞家雖然家庭成分與我相同，但是他家的經濟情況卻與我 天差地遠了。夏鏞畢業時，他的大弟弟還沒有大學畢業，他的小弟弟還在 念高中。雖然他的大弟弟已經過繼給他一個經濟情況很好的單身姑媽，不 要他母親負擔了，但我看夏鏞拿來的工資一定大部分都要交給他母親作為 家用，還要幫助一點還在念書的小弟弟吧。所以，他與我一起去外文書店 而很少買唱片，其原因，也是可想而知的了。我猜，連他的支氣管炎可能 也是長期營養不良的結果。（未完待續）

注 4:《南澳散記》，徐家禎著，1991 年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