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抗議，是2016年大選後抗議的繼續

如果沒有Covid-19，如果美國的Covid-19防範措施令人滿意，即使發生非裔美國人弗洛伊德事件，是否會有如此大規模的抗議運動？

如果2016年總統大選的結果，不是一位輸掉民眾選票的候選人當選，而是獲得普遍支持的候選人做總統，是否會有如此大規模的抗議運動？

如果現任總統的施政和言論不是備受立場鮮明的或讚成或反對，如果另一個黨推出的候選人是強有力的競爭者，是否還會有如此規模之大，延續之久的抗議運動？

感覺如今的抗議，是2016年大選後抗議的繼續。Covid-19和弗洛伊德事件，不過是為抗議行動增加了更多的能量。我看到的抗議，不僅僅是種族訴求、基本不是針對警察，不是單純針對紅黨或支持藍黨。抗議表達了一種深深的失望。對領導力的失望，對糾偏機製的失望，對政治家群體表現的失望。

領導一個大國，一個做了百年世界霸主的大國，除了智商情商財商，最重要的是胸襟和境界。這個境界決定了他在發生大事時的第一反應，是將國家乃至世界的未來放在首位，還是他的寶座、他的黨、或者自家的金庫。如果胸中本來就沒有國家乃至世界的未來的地位，就不可能指望他的施政會有國家和世界的格局和境界。

憤怒常常是恐懼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如此聲勢浩大，罔顧預防Covid-19病毒的社交距離，在街上人群中呐喊的大多數，對病毒的恐懼已經退到次要。他們的恐懼是對未來的巨大不確定性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