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落矽穀
有興趣地努力工作，感悟人生。
矽穀簡介（一、半導體技術）
矽穀不是一個地名，早期矽穀是指舊金山市南麵的三個城市聖荷賽(San Jose)、聖克拉拉(Santa Clara為矽穀中心)和森尼韋爾(Sunnyvale)，是因矽材料的半導體集成電路芯片的設計與製造而得名。後來由於半導體集成電路和計算機及其軟件等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矽穀又延申為舊金山市和聖何塞市之間（以斯坦福大學為中心）一塊30英裏長、10英裏寬的狹長地帶。再後來由於互聯網等高科技的蓬勃發展，現在的矽穀是指整個灣區（Bay Area），也是加州高技術產業的代名詞。現在的矽穀集中了近萬家大大小小的高科技公司，公司類型也多樣化了，除了高科技，還包括金融、風險投資等。
沒有在加州生活過的美國居民，初來矽穀感覺就像出國了一樣。這裏與美國其他地方、尤其是和美國東部有著非常不同的文化。這裏崇尚發明創造，是一個富於感性思維的地方。雖然發明創造不能極左也不能極右，但真正發明創造的畢竟是少數。絕大部分人想要發明創造的人，並不能正確地運用感性思維，這也是為什麽矽穀在政治上容易偏左。
雖然矽穀這幾年看起來有些凋零（主要是硬件產業），治安不好，車子窗戶常常被砸。但矽穀仍然是強大的經濟引擎，這20年來，一直能排在全球前20大經濟體內，人均GDP相當於全球第二富的國家（當然錢都在大公司手裏）。矽穀的曆史很短，有很多神奇的說法，很多人都有所了解，但對矽穀高速發展的真正原因，許多人未必非常清楚。
矽穀在18世紀還是不毛之地，開始的發展很慢。即使是19世紀的淘金熱，也沒能對西海岸改變很多。真正改變是最近70多年的高速發展。這個改變也許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為這一切都是由於斯坦福大學的創建，伴隨著斯坦福大學的發展，孕育了矽穀，並把建校的精神傳承下去，才使得矽穀的發展產生指數方的巨變。
斯坦福大學的創建是出於愛和興趣的精神追求，這個追求使得人們對成功有了超越：“成功不是事業的成功，而是對世界的改變”。帶著這樣精神，再次回顧矽穀的曆史，會對矽穀有一個不一樣的了解，“飲水思源”，你會發現斯坦福大學是矽穀的“祖母”。
（一）灣區的發現
歐洲西班牙人最早在16世紀（1542年）到舊金山灣區，灣區還是西班牙一個傳教士在1769年發現的，分南灣、東灣和北灣。San這個詞西班牙語裏麵有神聖的意思，所以許多地名就以San打頭，如San Francisco（聖弗朗西斯科），San Mateo（聖馬刁），San Jose（聖何塞）等。
19世紀，舊金山是美國淘金熱的中心地區，早期華人勞工移居美國後多居住於此，稱之為“金山”，後來在澳大利亞的墨爾本發現金礦後，為了與被稱作“新金山”的墨爾本做出區別，而改稱聖弗朗西斯科為“舊金山”。
舊金山金門大橋是矽穀有名的地標。早在1848年淘金潮時期，就有人提議在金門海峽上修建一座跨海大橋取代輪渡，方便兩岸來往，提高經濟發展。中間幾經周折，經過1869年，1872年，直到1923年1月15日，金門建橋協會成立，並遊說加利福尼亞州議會通過《金門大橋和公路法案》。5月25日，《金門大橋和公路法案》通過，議會同意有關縣區組成一個橋區，並可以通過貸款、發行債券、售取過橋費來建設和維護金門大橋和公路。1933年1月5日，金門大橋開始動工興建，經過4年多的時間，到1937年5月28日，金門大橋通車運營。
（二）斯坦福大學
斯坦福大學是由時任加州州長及參議員的鐵路富豪利蘭·斯坦福及他的妻子簡·萊思羅普·斯坦福於1891年共同成立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建立於1866年，那時已經成立25年了），大學以他們於六十歲生日前夕（1884年）因傷寒去世的兒子小利蘭·斯坦福為名，以表紀念，利蘭·斯坦福曾告訴他的妻子：“以後所有加利福尼亞的小孩都是我們的孩子”。
1876年，老斯坦福在加州購買了263公頃土地，作為養馬牧場，後來又擴大到3561公頃，成為斯坦福大學校園的地盤。1884年，他的愛子小斯坦福隨父母在歐洲旅行時，感染了傷寒不幸病逝，悲痛的斯坦福夫婦返回美國後，決定將他的2000萬美元的積蓄和他在帕羅奧多市（Palo Alto）的3561公頃的土地用來創建一所大學。
1891年10月1日，斯坦福大學舉行開學典禮，當時紐約的報紙曾預言沒有人會到蠻荒之地的西部上這所大學：“教授們將在大理石教室裏，麵對空板凳講課”。但大學揭幕之日，意想不到的車水馬龍，第一屆男女學生共559人，其中三分之二來自加州以外。
1893年老斯坦福在睡夢中去世，禍不單行，他的財產也被凍結。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斯坦福夫人沒有打算停辦學校，她竭盡全力維持學校的運轉，直到六年後資金凍結徹底解除。斯坦福夫人賣掉她的鐵路股票，將1100萬美元轉給大學董事會，斯坦福大學的危機終於過去。喬丹校長說：“這所大學的生死命運，千鈞一發全係於一個善良夫人的愛”。
為了方便交通，1955年斯坦福大學主動讓出土地，讓280州際高速公路從斯坦福大學穿過。
20世紀60年代，當同在舊金山灣區的公立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在學術活動和學生運動上雙雙遠近馳名之際，斯坦福大學卻還默默無聞。由於是用來培訓優種賽馬的農場拿出來作為學校的校園，加上那時在美國人眼中還是荒涼閉塞的邊遠西部，因此當時人們把斯坦福大學稱之為“農場大學”。這從很多曆史資料中可以看得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聯邦政府成立了美國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OSRD)，目的是做軍事相關的科研。從1941年開始，短短三年半時間內，OSRD將總共4億5000萬美元投入到武器研發上，麻省理工學院得到了1億1500萬美元，加州理工學院得到了8300萬美元，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各得到3000萬美元，而當時的斯坦福大學僅僅獲得了5萬美元的經費，並且還是用於培訓老師。從這些統計數字中，就可以看到斯坦福大學當時的科研能力了。後來，OSRD在斯坦福大學成立了一個無線電實驗室，而這個所謂的無線電實驗室主要目的是研究無線幹擾器，用於反雷達監測，裝備在美國對日本以及歐洲戰場的導彈上，而取個“無線電”的名字主要是為了掩人耳目。這個實驗室的負責人就是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院長弗雷德裏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弗雷德裏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憑一己之力迅速提升了斯坦福大學在科學學術研究方麵的地位。
就像毛竹的生長一樣，前麵花5-6年的時間生長根莖，默默無聞地打基礎，然後竹筍破土而出，拔地串天。斯坦福的騰飛，是20世紀70年代之後，鑒於斯坦福大學有八千多英畝的麵積，學校可用的空間麵積很大，於是1951年工程學院院長特曼（Frederick Terman）提出了一個構想，也即斯坦福大學的轉折點：將一千英畝以極低廉、隻具象征性的地租，租期最高限99年（避免百年老店），租給工商業界或畢業校友設立公司，再由他們與學校合作，提供各種研究項目和學生實習機會。後來幾家著名的公司把公司辦公地點遷到了這裏，這些公司當中有新興的惠普電子公司，惠普公司等企業的成功促使其他一些公司也搬進這個園區或者搬到附近的地方。
斯坦福工業園當初成立的核心目的，是為了讓斯坦福大學的科研成果，也就是那些實驗室造出來的軍事技術和武器係統的研發和生產能夠靠近斯坦福校園。就這樣，斯坦福成為那些軍事部門最喜歡的合作方，後來也在這些客戶的需求驅動下造就了一個科研、投資和創業的生態係統，奠定了矽穀電子業的基礎，因此科曼教授也被人稱為“矽穀之父”。
斯坦福成為美國首家在校園內成立工業園區的大學，很快使得斯坦福置身於美國的前沿：工業園區內企業一家接一家地開張，不久就超出斯坦福能提供的土地範圍，向外發展擴張，形成美國加州科技尖端、人才高地的矽穀（Silicon Valley）。斯坦福大學被科技集團與企業重重包圍，與高科技、與商界更與實用主義和開拓精神這些典型的美國精神建立密切的聯係，也因此斯坦福大學成為了矽穀的核心，是全世界科技創新的中心。
（三）惠普公司HP
1934年，剛從斯坦福大學電氣工程係畢業的戴維·帕卡德（Dave Packard）和比爾·休利特（Bill Hewlett）去科羅拉多山脈進行了一次為期兩周的垂釣野外露營。由於彼此對很多事情的看法一致，而結成一對摯友。此後，比爾在斯坦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繼續研究生學業，而戴維則在通用電氣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斯坦福大學教授及導師Fred Terman的鼓勵和支持，二人決定開辦公司並自己經營。
HP由比爾·休利特和戴維·帕卡德於1939年創建，兩人決定用拋硬幣方式決定各自姓氏在公司名稱中的前後順序，雖然帕卡德贏了，但他尊重他的同班同學，堅持以Hewlett在前，因此被命名為“Hewlett-Packard”(簡寫為HP，而不是PH)。從一開始的公司命名就包含著一種謙讓精神。
1938年，戴維夫婦遷居至加利福尼亞州帕羅奧多市艾迪森大街376號。比爾·休利特就在這棟房子後麵租了一間小屋。比爾和戴維用538美元作為流動資金，並利用業餘時間在車庫裏開展工作。比爾利用其研究課題負反饋研製成功了惠普第一台產品：阻容式聲頻振蕩器（HP200A），HP公司的第一個客戶是華特迪士尼，華特迪士尼訂購8台振蕩器（HP 200B）用於製作動畫電影《幻想曲》。這個產品不僅讓HP賺到錢了，還讓他的客戶華特迪士尼樂園賺到更多錢並成長壯大起來，HP產品不僅自己賺到錢，還有能保證客戶賺到錢。雙贏的概念來自HP，是可持續的雙方互惠，而不是一方隻贏2次。
HP公司開發的產品即在工程界和科學界中大受歡迎。比爾和戴維與銷售代理簽約，以將其暢銷產品向整個美國市場上投放。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對電子儀器的需求日益增大， 惠普的產品銷量越來越大。惠普新產品不斷增加，並且建造了第一座公司大樓。
由於休利特和帕卡德的人品，HP形成了一種新型的、以前任何一家大公司都未曾見過的學術風格和企業文化：“客戶第一，重視個人，爭取利潤”。公司還創下先例，采用隔間式的辦公室，體現一律平等的精神。公司結構也體現創新精神，每個部門都有銷售、研發和生產，各自完成利潤指標。
公司的氛圍也別具溫情。兩人經常與員工們圍著咖啡壺和幾盤炸麵餅圈，談笑風生。兩人的辦公室都在公司最偏僻的地方，盡管很大，卻都顯得寒磣：舊的辦公室、長沙發、咖啡桌和一些書架。
HP給矽穀帶來良好的創新氛圍，當年史蒂夫·喬布斯還是高中生時，業餘時間想組裝一個電子設備，卻又缺少元件，於是就打電話給HP，HP免費給了需要的元件。史蒂夫·沃茲（另一個史蒂夫）從喬布斯同一所高中畢業後到HP工作。在喬布斯成立蘋果公司後的頭幾個月裏，沃茲並沒有辭去惠普的工作，隻是把蘋果當成了自己業餘時間玩票的地方。在HP知道後，並沒有對沃茲處罰，相反還給他們支持和投資。目前在半導體設備領域非常有名的泛林公司（LAM RESEARCH），是HP的一個等離子刻蝕工程師創立的。這個工程師在同事中並不突出，甚至有同事譏諷他隻會等離子刻蝕設備，不像其他工程師會操作很多半導體設備。但他知道市場上所有等離子刻蝕設備的上下電極的距離是固定的、或隻能手動調節，這對不同的半導體工藝很難做到優化。他就離開HP，在他車庫裏做出了可以在菜單程序中自動調節上下電極的距離，並賣到HP。然後在半導體工藝製作領域很快流行起來。
HP車庫被加州政府命名為“矽穀誕生地”，並不是這個車庫裏的技術發明對矽穀誕生有較大影響，而是由這裏產生矽穀精神，對矽穀的發展有深遠地、可持續地影響。
（四）仙童公司
肖克利和“八叛徒”的故事，很多人都非常了解，仙童公司正是這個故事的後半部分。在半導體行業史上，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被稱為“晶體管之父”。他是美國的物理學家和發明家，他在推動晶體管商業化的同時，造就了加利福尼亞州今天電子工業密布的矽穀地區。
1936年，肖克利從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之後，就來到當時美國的科研中心貝爾實驗室。1947年，肖克利發現了半導體P-N結的單向導電等諸多特性，並利用這一原理發明了晶體管。同時巴丁和布拉頓也發現了一種三極管，這3名科學家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1955年，肖克利因母親年事已高，決定辭去貝爾實驗室的工作。1956年，肖克利搬到加州的山景城，以便照顧住在帕洛阿爾托鄉下的母親，他隻有45歲，不可能退休，需要有合適的工作做。遺憾的是，當時的帕洛阿爾托隻是一片大果園。旁邊的斯坦福大學在美國也沒有太大的名氣。肖克利隻好自己辦公司，好在他有一位非常富有的科學家朋友，阿諾德·貝克曼（Arnold Beckman），貝克曼是化學中pH值測定法的發明人，在商業上也非常成功。貝克曼出資，讓肖克利在加州辦起了自己的實驗室，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oratory），專門研製和生產肖克利所發明的半導體晶體管。
肖克利招人的辦法有兩個：首先，他去參加各種學術會議，聽博士生們作學術報告，通過他們作學術報告的水平，來判定他們的智商和研究能力，然後他主動聯係那些他看得上的人。第二個方法則有點匪夷所思，就是測智商。肖克利的招聘廣告是以代碼的形式刊登在學術期刊上的，除了絕頂聰明的人，其他人根本讀不懂他的廣告。
這兩個方法很管用，肖克利很快就網羅了一批英才，而諾伊斯和摩爾等人是他主動打電話聯係的，大家願意追隨他，完全是出於對這位大發明家的崇拜。他們是羅伯特·諾伊斯（Robert Noyce）、戈登·摩爾（Gordon Moore）、謝爾頓·羅伯茨（Sheldon Roberts）、朱利亞斯·布蘭克（Julius Blank）、尤金·克萊納（Eugene Kleiner）、金·赫爾尼（Jean Hoerni）、傑·拉斯特（Jay Lsat）、維克多·格裏尼克（Victor Grinnich）。
1956年，當肖克利招來一批非常優秀的年輕人後，順利在舊金山灣區創立了他的公司，這一年年底他和巴丁、布萊頓一起榮獲諾貝爾物理獎，新成立的小公司名聲大振，一切顯得十分美好。但原本傲慢專橫的肖克利變得更加唯我獨尊。諾伊斯和摩爾等人在加入肖克利半導體公司時，忽略了一個不難注意到的細節，即肖克利招來的員工裏並沒有他原來貝爾實驗室的同事。肖克利是名非常有個性的科學家，很難共事，貝爾實驗室的同事不願意跟隨他創業。
肖克利既不是好的領導，也沒有商業遠見或者說想法超前、沒有客觀的商業遠見。他將努力的方向放在降低晶體管成本，而不是研製新技術上。按照他的“左傾”設想，如果晶體管的價格能降低5美分，就將形成一個巨大的市場（現實是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才能做到這一點）。公司辦到第二年，摩爾等7人實在忍受不了肖克利的獨裁作風，打算集體“叛逃”，他們勸說公司的二號人物諾伊斯一起走，出乎意料，諾伊斯馬上爽快地答應了。
諾伊斯和摩爾等人準備另起爐灶，但是卻沒有資金。在1957年，風險投資不存在，融資並不容易。這8人中的克萊納，寫信給他父親的投資管理人，希望獲得投資。正巧投資人已辭職，這封信轉來轉去，最終轉到一位名叫阿瑟.洛克（Arthur Rock）的年輕投資人手裏，他對新興的半導體很有興趣，於是說服了自己的老板科伊爾（Aifred Coyle），兩人一起來到舊金山和諾伊斯等人會麵。
在聽了8個人對未來將要開始的一場電子工業革命的描述後，洛克和科伊爾動了心。由於來得匆忙，兩人根本沒有準備合同，甚至沒有帶辦公用紙，所幸的是科伊爾腦子轉得很快，當即掏出10張一美元的鈔票，放在桌子上說：“我沒有準備合同，但是大夥在這上麵簽個名，算是我們的協議！”10個人分別在這10張鈔票上簽了名。
根據諾伊斯和洛克等10人商量的結果，諾伊斯等人將要創立一家新的晶體管製造公司，要融資150萬美元，這在當時並不是一個小數目。他承擔了找資金的任務，在一連串的碰壁之後，洛克終於找到IBM當時最大的股東菲爾柴爾德家族，菲爾柴爾德家族的上一輩資助老沃森重組IBM，在二戰期間，菲爾柴爾德家族的第二代老板謝爾曼.菲爾柴爾德（Sherman Fairchild）靠做航空照相器材發了財，他自己算是一名科技行業的老兵，因此願意投資半導體技術。
新成立的公司以菲爾柴爾德的名字Fairchild（仙童公司）命名。1957年10月，仙童半導體公司仍然在矽穀山景城（Mountain View）查爾斯頓路租下一間小屋，距離肖克利實驗室和當初惠普公司的汽車庫不遠。仙童公司一開始就要製造一種雙擴散基型晶體管，以便用矽來取代傳統的鍺材料，這是他們在肖克利實驗室尚未完成卻又不受肖克利重視的項目。諾伊斯是8個年輕人的頭領，大家都希望他擔任總經理，但是他隻想負責技術。於是他們找來職業經理人愛德華·鮑德溫（Edward Baldwin）來做管理工作。
由於諾伊斯等人掌握的技術先進，仙童公司很快就拿下美國當時正研製的女武神中超音速轟炸機（XB-70）的晶體管合同，合同中定價是每個晶體管150美元。一炮打響之後，仙童公司便拿下很多軍工企業的晶體管合同。隨後，仙童公司通過菲爾柴爾德的關係，拿下了IBM正研製的晶體管計算機的合同，這確立了它在世界半導體行業的領先地位，訂單紛至遝來。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沒有了“八叛徒”的肖克利半導體公司舉步維艱，並很快陷入困境，最後肖克利幹脆將公司賣給投資人和老友貝克曼，自己到斯坦福大學當教授，專注於人種和智商研究。
20世紀60年代，全球電子工業起步，仙童和德州儀器生產的集成電路開始應用於各種工業產品，僅阿波羅計劃就訂購了上百萬片集成電路。不僅如此，其他集成電路製造商都要付給兩家專利使用費，仙童由此賺足了錢。但是，仙童在研究和產品上的成功，非但沒鞏固它在剛剛興起的IT產業的壟斷地位，還給自己製造了很多競爭對手。當然這是消極的說法，其實是仙童公司對資本的過度側重，對新技術無意間的豁達大度，讓仙童公司成了一隻金雞。
1959年，當投資人收回仙童股權不久，總經理鮑德溫就帶8名員工創辦了自己的半導體公司Rheem，Rheem成為仙童產出的第一枚“金蛋”。緊接著，不斷有人離開仙童公司，在仙童公司邊上創辦新的半導體公司。
Rheem等小公司最初幾年的影響不是那麽明顯，諾伊斯在成為仙童公司的總經理之後，吸取了肖克利的教訓，努力營造一種輕鬆的工作氛圍和沒有等級的公司文化，上下級隻有分工不同而已，可以自由爭論，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期，這種管理方式幫助仙童引來大量人才。但是，諾伊斯在戰術上挽救仙童的努力，改變不了基因上的缺陷，即股權結構上的問題。尤其在半導體集成電路發明之後，投資者對新技術的遠景看不清，就會走向“右傾”的保守路線。
在發明了集成電路之後的頭兩年，製造成本比較高，以至於放棄掉原有晶體管業務、單獨發展集成電路是無法掙錢的。如此一來，仙童的老板和高管在業務上就發生嚴重的分歧。以拉斯特（Jay Last）為代表的一部分經理認為，應該優先發展集成電路，且在做新的一年預算時，應優先建一個製造集成電路的工廠。而菲爾柴爾德認為，應優先製造當時技術成熟、市場需求更大的晶體管，首先將錢用於擴大晶體管的產能。
拉斯特不願意等，失去集成電路的機遇太可惜，他直接給投資人洛克打了電話。洛克和“八叛徒”中的每一個人都一直保持著非常好的關係，且總是樂於幫助他們開創事業。當他得知拉斯特的宏大計劃在仙童施展不了時，便找了他所投資的Teledyne公司的老板，由Teedyne出資創辦一家全資半導體公司，為軍方提供半導體元件。1961年，拉斯特拉上“八叛徒”中的霍爾尼“叛逃”到Teledyne，創辦了新公司，他們倆還拉上“八叛徒”中的謝爾頓·羅伯茨（Sheldon Roberts）。在洛克和Teledyne公司的支持下，三人創辦Amelco半導體公司，Amelco和它的母公司Teledyne很快成為了美國軍方（包括航天工業）重要的半導體器件提供商，直接和仙童競爭。
在拉斯特等人離開的第二年（1962年初），仙童的另一名基層技術主管戴維·艾力森（DavidAlison）帶著幾名工程師，得到華爾街的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投資，創立了Signetics公司。3年後，Signetics的集成電路產品，讓包括仙童在內的所有半導體公司相形見絀。
又過了幾個月，諾伊斯親自招進來的奈爾和摩爾的助手斯皮特爾·豪斯（Spitle House）離開仙童，創辦了Molectro公司，當年就被仙童最重要的競爭對手國家半導體公司收購。從此，原本在美國東部的國家半導體公司進入矽穀，研製自己的集成電路。就在這一年，克萊納離開了仙童，去做天使投資了。10年後，他創辦了矽穀著名的風險投資基金公司凱鵬華盈。
克萊納是第四位離開仙童的創始人，這距離公司成立僅僅過去3年的時間。不僅技術人員在不斷離職，其他部門的一些主管，包括負責銷售的副總經理唐.瓦倫丁（Don Valentine）等人也紛紛離開。瓦倫丁在國家半導體公司度過短暫的幾年職業生涯後，創辦了著名的風險投資公司紅杉資本。
仙童對創始人和高管的出走、員工的跳槽開始變得習以為常，聽之任之。這種包容也創造了矽穀的一種文化，從現有的著名公司中離職，直接創業。
到1968年，諾伊斯和摩爾希望發展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即把很多小規模的集成電路集成到一個芯片中，這樣對顧客有很大好處。而菲爾柴爾德則希望多賣芯片，如果將十個芯片減少為一個，仙童公司短期內的收入必然會減少。加之當時仙童公司的產能飽和，市場訂單很多，諾伊斯和摩爾希望發展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研製很難下到工藝車間。諾伊斯和摩爾發現，在這家他們創辦的公司中，兩人已沒有發言權了。如果在仙童再待下去，將會什麽事情也做不成。於是他們倆就幹脆離開仙童，創辦一家新的半導體公司（英特爾公司）。之後，“八叛徒”中的另外兩個人維克多·格裏尼克（Victor Grinich）和朱利亞斯·布蘭克（Julius Blank）也陸續離開了。
現在仙童公司的主要的半導體集成電路加工廠，經過多次轉賣重組，已經搬到美國東海岸緬因州，工廠旁邊緊挨著國家半導體集成電路加工廠，他們居然同用一個停車場，仍然傳承者合作和包容的精神。10多年前我曾去那個工廠提供半導體設備服務，在公司走廊牆壁的鏡框裏可以看到非常詳細的半導體技術的發展史，接待室的牆壁的鏡框裏寫著“矽穀的根在仙童”。仙童公司曾經是世界上最大、最富創新精神和最令人振奮的半導體生產企業，為矽穀的成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家公司為矽穀孕育了成千上萬的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是電子、電腦業界的“西點軍校”和“人才搖籃”。一批又一批精英人才從這裏走出和創業，書寫了矽穀一段輝煌的曆史。仙童公司成就半導體產業的做法聽起來匪夷所思，它並非靠自身發明了多少產品，創造了多大的市場，而是靠不斷地分離出公司和孫公司，讓半導體公司在舊金山灣區的矽穀遍地開花。從仙童公司直接和間接分離出去的大中型公司多達近百家，包括英特爾、AMD等知名公司，蘋果公司第三位創始人、第一任董事長馬庫拉也來自於仙童。仙童公司被稱為“世界半導體公司之母”，正如蘋果公司喬布斯形象比喻的那樣：“仙童半導體公司就象個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這種創業精神的種子就隨風四處飄揚了”。
（五）英特爾（Intel）公司
1968年，諾伊斯帶著戈登·摩爾與工藝開發專家安迪·格魯夫（Andrew S·Grove）離開了仙童半導體公司，創立了英特爾（Intel）公司。公司從8086單片機MPU，到用以PC個人電腦的80286，80386，80486，奔騰CPU，以及後來的高速CPU，可以說是指數方發展。戈登·摩爾在1964年提出的“摩爾定律”：即當價格不變時，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元器件的數目，約每隔18-24個月便會增加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這條半導體“第一定律”指導著行業的決策，左右著行業的發展整整50年。英特爾在Santa Clara的總部有一個英特爾博物館，裏麵詳細描述了半導體集成電路的發展史。英特爾的成功得益於良好的企業文化，公司非常民主，官員不搞特殊化。當年80286，80386，80486，奔騰CPU的發展很多是在中午吃飯的餐桌上討論甚至爭論出來的。所以在矽穀也形成了午餐會的風俗，很多工程師中午會約朋友一起外出用餐，經常交流，互通有無，增長見識。很多人發現如果不經常交流，人會沉靜下來，安於現狀，而每次交流後會熱血沸騰，浮想聯翩。
（六）本篇總結
從1955年有7家公司來矽穀辦廠到1960年增加到32家。當1965年斯坦福研究園區正式建立時，這裏已經集中了近70家高新技術企業，大都與矽晶體管和矽集成電路芯片關係密切。到了1980年代，矽穀雲集了近3000家電子、電腦企業。1990年代後期，這類公司竟超過了7000家。如今，這裏僅從事IT行業的企業就超過了1萬家，像穀歌、Facebook、英特爾、蘋果、思科、惠普、甲骨文等知名公司都在這裏辦公。
本篇著重於矽穀的半導體技術的發展，以後再介紹互聯網技術、生物醫療、智能高科技技術以及矽穀的資本運作和房地產運作，這些高科技的發展機遇其實和半導體技術的發展是相通的：即天時地利人和。
矽穀除了冬天的夜裏比較冷，其它大部分時間比較宜人，夏天的溫差比較大：中午較熱，早、晚溫度較低。有一種誇張的說法：“早穿綢羅中穿紗，晚抱火爐吃西瓜”。這裏常常地震，一方麵使得人們習以為常，膽大心細，豁達大度；另一方麵，練出防患未然的意識，使得設計考慮周到，即所謂的“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但這不是矽穀成功的天時地利人和。在矽穀，其實能看到很多失敗，人們也不以失敗為恥。有一個孵化中心，可以最短租30天房子，很多人堅持不了30就崩潰了。有一個新電池公司，他們用納米矽材料取代電池中的陰極用的材料碳，理論上可以提高10倍的效率。喬布斯在去世前半年還給他們發電子郵件，詢問進展情況，他們還停留在2倍的效率，且不能量產。這個公司招了很多高技術人才，有很多博士，但很多人都不願意做所謂的低技術含量的工作，把這些產品增值較少的工作承包出去。但這樣的不能連續的工藝生產是不會有最佳效果的，所以不成功是必然的。如今的矽穀，可以說是魚龍混雜，有很投機的公司，他們純粹是想讓公司上市，能發一筆財，最終成了燒錢的公司。
回顧矽穀的半導體技術的發展，我們會發現公司的成功根本原因不是“天時地利人和”的外因，而是自身的遠景。那些不是僅僅為了賺錢，而是要改變世界的人，才能窺見客戶的真正需求和社會客觀需求，公司也會非常成功。這樣的人也會豁達大度，包容、感恩和無私。隻有無私的人才會設身處地替客戶著想，才能發現客戶的真正需求。他們能把自己的興趣和社會需求結合，生活也會非常喜樂，這就是矽穀精神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