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

多年前，讀到一篇短篇小說《路》，忘記是哪位作者寫的了，小說內容大致如下：

解放前，有一個窮苦的人家，生了很多孩子，生活非常艱辛。這年又生了一個男孩，家裏實在無法養活他，於是就把孩子通過當時的中介賣掉了。很快，當地有一個地主家裏招聘奶媽和傭人，於是這家婦人帶著自己的大兒子去應聘了，地主讓婦人做奶媽給他兒子喂奶，讓她大兒子做雜活。當婦人從特殊的胎記發現這個地主的孩子就是自己賣掉的兒子時，感到十分欣慰，沒想到自己的孩子到了一個富人家裏，也算他有福氣，並告訴她的大兒子：“這個孩子其實是你親弟弟”，她大兒子也非常高興。於是母子倆對這個孩子（也即地主的養子）非常周到，打心眼裏倍加愛護。小時候地主的養子對她們母子就同母親和兄長一樣的依賴，三個人在一起的時候，其樂融融。然而當地主的養子長大一些時，就沒有小時候那樣的隨和，而越來越是少爺的樣子，行為舉止上漸行漸遠。三個人的關係不再融洽，跟她們母子距離越來越大，沒有那種對母親和兄長的感覺了。終於有一天，母親受不了地主養子的少爺行為，母親勸導依然對地主養子抱有幻想的大兒子：“他不再是你的弟弟，你們今後將走不同的路”，帶著他毅然去投奔革命去了。

當時讀完小說，不能自拔：明明是母親家境困難，地主家不但幫著解決了兒子撫養問題，還幫著解決了母子倆的工作問題，當自己的親生小兒子長大一點，因為行為舉止或思想的原因，而最後含恨離開兒子。當年對這個故事唏噓不已，也產生很多遐想：到了解放後，鬥地主時，這位母親和哥哥會怎樣鬥這個地主兒子和地主弟弟？就算剛解放能看在親情的份上，能忍住不去批鬥，那到文革運動時，會不會能不大義滅親？

感歎之餘，也很欣慰我自己的母親不會這樣的，因為母親對不是親戚的富農都反對認真批鬥。記得上小學時，有一次全小學停課一起去參加批鬥會，看到大人們把附近僅有的一個富農，掛上寫著富農名字的牌子，戴上高帽子，押上台批鬥。在工宣隊帶領下，大人們有氣無力地跟著喊口號。而我們幾個同學，聲音響亮地跟著工宣隊喊：“打倒富農XXX”，嚇得在我們身旁的富農的女兒（也是我的同學），哇哇大哭。回家後，我就被我母親罵了一頓：“跟著輕輕喊幾聲就行了，幹什麽要對人家黃喊六吆的（狂喊亂叫），人家過去憑本事吃飯，有什麽不對的”。當時感覺母親思想特別落後、思想覺悟不高。但過後看到每次批鬥會完了之後，村民們都對富農客客氣氣，有人還幫富農把高帽子和批鬥的牌子仔細地收拾整齊，以備下次再用。那時不知道大人們是在工宣隊麵前做樣子，感覺非常扭曲，這些村民們界限不清，對這個富農怎麽就沒有深仇大恨？他們的階級鬥爭覺悟真差。

在西安上大學時，一個中學同學介紹我認識了他在西安的親戚，周末常去他們家串門。這家男主人是一個資深的企業動力設備高級工程師，他很羨慕我們當時改革開放後的學習環境，勸我在學校抽空多看些書，尤其是人物傳記和哲學等書，要學會客觀地看世界，不要人雲亦雲。他說他上大學時剛好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也是滿腔熱情，積極投入到文革運動中，參加到某一造反派係。當時有很多造反派係，每個派係都有一個五花八門的名字（就和現在的微信公眾號一樣）。大家都在找批判對象，以至於那些“壞分子”都不夠用了，很多壞分子一天能被不同的派係輪流批鬥好幾回，那些陳芝麻爛穀子的事情也被扒的沒有新意了。老是批評那些相同的壞分子也不新鮮了，以至產生批鬥疲勞感，有些派係就互相之間指責和批鬥。各個派係都有排他性，雖然都是擁護毛主席，但每個派係都認為他們的派係是最熱愛毛主席的，是最正確的，他們中人人都成為了道德的守護者。有一次來了一輛卡車，車上的人說某個地點的有一個派係的造反派開始反對毛主席，於是他們這個派係的人都義憤填膺，不由分說就跳上車被拉到一個地方，下車後，果然看到一群造反派等在那裏，雙方一見麵就武鬥起來。很多人被打成重傷，他運氣好落在一個他認識的人手裏，才避免受重傷。他認識的人問他：“有人告訴我們，有一個造反派組織開始反對毛主席，你們為什麽要反對毛主席？”他這才知道，這純粹是被人造謠、挑唆、誤導。當時這樣惡搞的事情很多，所以他就對武鬥不感興趣了。但樹欲靜而風不止，他不參見任何一派，結果就成了各派的批判對象，說他是“白專道路”。到後來就連原先的朋友也參加對他的批判，因為如果他朋友不批判他，被扒出或揭發出來就有可能連他朋友也要被列入批判對象。一旦被列入批判對象，那些陳年爛穀子的事情就會被放大和扭曲地扒出來或揭發出來批鬥。

我同他回憶此前上小學時，不僅是我母親，我們那裏的鄉親對不是親戚的富農，都反對真批鬥，隻是在工宣隊麵前走過場。他們很難接受新生事物，他們之間回憶過去時都用民國那年那月，而不是陽曆某年某月，好像還活在舊社會。他說：“那是因為你們那裏處在邊遠地帶，工宣隊宣傳次數較少，意識形態沒有受到影響，精神上沒有被綁架，人們還保持著淳樸的善良”。

我在西安上學時，正是國家剛開始改革開放，我們的意識形態還處在被束縛在以前中小學教育的境界裏，認為美國是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晚期。有一次我們班組織去參觀秦始皇兵馬俑，看到一群老美也在參觀兵馬俑。我當時對學英語口語很感興趣，就找機會上前練習口語。一個隨行的翻譯是一個生活在美國的台灣人，看到我帶著校徽，就好奇地走到我跟前來和我聊天，問我所學的專業，最後問我想不想出國到美國去，他說美國簡直就是天堂，矽穀是科技的皇宮，說我所學的半導體專業在那裏會大有作為。我當時的思想還停留在世界其他國家還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對美國都是負麵印像，心想這個人肯定是台灣特務，於是就警惕地離開了，留下那個台灣人愣愣地站在原地，目送著我揚長而去。

 “路”本來是指人馬舟車等行走的途徑，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需求需要走不同的路。後來人們衍生了各種“路”：人生道路，解決問題的方法，行為和價值觀念，發展道路，等等。

還有一條路叫“回鄉的路”。

古代，不要說出國很難回鄉，就是在國內外出做事，也是很難回鄉，常常是快退休時，才落葉歸根。這才有了：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古時候，鄉書難寄，通訊不暢，所以在回鄉的路上，心潮澎拜，甚至有一種“近鄉情怯”的感覺。回到故鄉後，故鄉的田園、山川通常變化不大，往往物是人非：

“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惟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

即使到了近代，魯迅也是外出做事20多年後才回鄉探親。以前出國的人很難回故鄉探親，基本是客死他鄉。故鄉對他們來說隻是掛牽、思念和依戀，故鄉的田園或山川，隻能夢中相見。由於以前交通不方便，回鄉的路稱得上水遠山長，回鄉的路上，吃的苦稱得上曆盡風霜。

20多年前，出國的人還是小眾，對很多人來說，回故鄉探親是受經濟條件和時間以及簽證的限製。我出國後第一次回國探親是出國3年之後的事，故鄉的變化很大，有一種“物非人非”的感覺。早期回國探親，我會準備大包、小包很多禮品。慢慢往後，就有一種把“石頭往山上背”的感覺，因為很多東西其實是中國製造的。

現在出國的人很多了，經濟和簽證都不是問題了，所以現在出國的人常常回鄉探親，從美國回中國的機票和從美國西部到東部的價格差不多。由於交通工具的便利，要不是時差和看到中國日新月異的變化，都感覺不到是國際旅行。國內回鄉也更方便，有些甚至直接開車回鄉。慢慢地，人們已經體會不到水遠山長的回鄉的路了。

雖然說中西方的製度不同，中西方也平和的合作發展將近40年了。製度的不同帶來的是文化的不同，這其實就和吃飯一樣，眾口難調，自己感覺良好是最重要的。大多數的國人寧願犧牲一點自由來換取安全和物質的發展，很多國人並沒有感覺不自由，現階段很多國人也不需要那麽多的自由，很多人對物質上的天翻地覆的變化非常滿意。

在沒有微信之前，人們的溝通不是很暢通，溝通效率不高。回鄉探親時，大多匆匆忙忙。和親朋好友、同學等，還沒有談幾句，就又得動身離開，每次都無法深談。這樣反而是沒有隔閡，大家都客客氣氣、保持著美好的回憶。

幾年前，微信剛開始普及時，同學群裏，剛開始大家對於不同的觀點，還能互相諒解，國內同學對於國外少數同學的不能苟同和不能接受的觀點，就以：“久居茅房，不聞其臭”而自嘲。分別多年再由微信聯係在一起，大家感覺：“交流的距離從來沒有那麽近過，而觀點的距離也從來沒有感覺那麽遠過”。好像這麽多年沒有在一起，同學們盡長出不同的觀點來了。直到有一天，實在仍受不了，不同觀點的同學就杠上了。

曆史如果重演，一定以滑稽的形式再現。這個不分國界、危及全人類的新冠病毒本可以能促使人類意識到自己的脆弱和休戚與共，以及眾生一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本可以能促進合作而不是進一步分裂。然而一場新冠疫情和片麵的宣傳報道，讓人們產生信息的嚴重不對稱，造成很多人盲人摸象，混沌不清，很難了解真實的世界。由此便產生了很多出於各種自己的目的自媒體或媒體，更加片麵的宣傳報道和各種謾罵，讓人們形成很多不同的觀點和莫名的仇恨。謾罵和仇恨外國人倒也沒有什麽大的傷害，反正外國人也不在乎各種謾罵和仇恨，但有些國人仇恨他們認為不合他們胃口的同胞，利用網絡工具專門打擊一切被他們認為不合他們胃口的人，有些人身攻擊的手段和曆史上的大字報如出一撤。各種陰謀論造成人心惶惶。少數人已經是精神上的恐怖份子，他們在精神上綁架民眾，讓人們形成不同的路線鬥爭，造成人群的價值觀念的撕裂、政治撕裂和意識形態的撕裂。

突然間，很多家族群裏、同學群裏、朋友群裏，出現很多價值觀不同，意見相左，常常爭論得不可開交，人們的隔閡越來越大，讓許多人驚愕得無所適從。曾經以為非常了解的人，變得那麽生疏，完全不在同一個世界裏了，有些人彼此的隔閡已經如鴻溝一般了。

“憶得舊時攜手處，如今水遠山長”。

這種意識形態的撕裂，並不是我們華人特有，國外也有。我們公司原來有一個設備顧問，是個德國人，3年前在他79歲時，我們正忙著新上一個與他有關的設備項目，有一天他來問我，他哥哥讓他回德國他們的家鄉柏林探親，要求見最後一麵，他說其實他和他哥哥年輕時感情並不好，要是我們項目緊張，他就沒有必要回去了。我趕緊勸他回德國探親，我們可以電子郵件聯係，工作不會影響太多，兄弟倆年輕時的隔閡，無非是雞毛蒜皮的生活瑣事，多大的紛爭，經過時間的衝洗，最後都不是事了。他幽幽地回答說：“要是生活瑣事就好了，但可惜不是普通的生活瑣事，而是政治問題”。我當時納悶得無語，心想：兄弟倆還有什麽政治問題。一年後在他80歲生日聚會上，他的兒孫們把他們家史和盤托出時，才明白他當年是從蘇聯控製的東德以難民的身份逃出來而改變了生活的路線，當年他的哥哥和他有不同的政治觀點，他顯得沒有那麽愛國，逃到了對立的資本主義國度（美國）生活去了。之後兄弟倆書信裏經常交鋒，他覺得他自己一直沒有變，是他哥哥經曆著不同的宣傳而變了，罵他背叛了東德的社會主義製度。他能感覺到他哥哥那麽罵他，其實他哥哥自己內心也很不快樂，罵人隻是一種發泄。他發現蘇聯控製東德以後，東德人和東德以外的真實世界越來越脫節，根本無法同他們溝通。常年的心情憂鬱和養家糊口的勞累，50多歲他就得了咽喉癌，辛虧在斯坦福醫院得到治療，之後放下和東德人的爭論，保持心情舒暢，才使得身體一直比較健康。

當這個德國人回鄉探親回來後，我問他感覺如何？他說比他想象得好得多了，本來隻準備呆2周，由於心情很好，後來延長到4周。每天和他哥哥一起散步至少1小時，一直以來的髖關節疼痛也好了。他感覺原東德的人們價值觀點也變了，兩德合並後，西德人對原東德幫助很多，東德的意識形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的家鄉柏林還保留許多二戰時毀壞的建築用以警示人們法西斯暴行的後果，他也把他的體會梳理了一下分享給我：“德國法西斯暴行留下了難以計數的血淋淋的屍體，是一場如同宗教狂徒的暴力運動，和你們中國的義和團暴民運動差不多。這些宗教狂徒共有的一些基本共性是：不講邏輯，一切從信仰立場出發，自以為是，隻認為他們自己是道德的唯一守護者，強烈的排他性，往往形成多個派係，無緣無故地恨一些人，很容易導致社會衝突。我以前沒有體會到媒體的力量，那場納帕大火發生在我家旁邊，其實根本沒有什麽毀壞，但媒體非常誇大、不實和博眼球、嘩眾取寵的標題黨行為，讓我再也難相信媒體了”。

在他81歲時，我們公司堅持讓他退休了。他有些不舍地說：“我喜歡工作，經曆過意識形態摧殘的人，工作對他們簡直就是享受，那種精神上的折磨才叫痛苦”。

魯迅在他《故鄉》一文中，描述了辛亥革命前後，由於受封建社會傳統觀念的影響，勞苦大眾所受的精神上的束縛，造成人性扭曲和人與人之間的冷漠隔閡，表達了對現實的不滿。對社會、曆史、人生、人心，這種千百年來幾乎不變地重複循環，魯迅不願把這些當做是曆史的必然，也不願人們屈服於這種循環，而是希望人們能勇敢地正視它，並且發起社會改革。《故鄉》文章的最後，魯迅帶著母親離開故鄉時，把改革舊社會、創造新生活的希望留給了下一代：“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麵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新冠病毒造成全世界的災難，然而災難自有它的價值，它終歸會讓人們重新審視自己的行為，冷靜地思考內心的真實需求。隻有在文明與誠信上的基礎上，才能可持續發展，路才能長久。新冠疫情讓人們沒事就呆在家裏，我的母校交大校園的櫻花道路上，撒滿了飄落下來的櫻花，如同厚厚一層粉紅的雪，沒有人去踩踏。我在西安上學多年，也曾在4月8日校慶期間回母校，但從來沒有看到我們交大的櫻花道像今年這麽漂亮。“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魯迅並不是指人馬舟車等行走的途徑，而是“希望之路”。隨著喧囂過後，信息不斷地溝通和社會的變革，當越來越多的人自我反省、追求真理的時候，那條互相理解、眾生一體、和平共處的希望之路，在時代的變遷、在雲開霧散之後，就像我們交大的櫻花道路一樣，春暖花開、鳥語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