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落矽穀
有興趣地努力工作，感悟人生。
我的一位大學同學，半年多前給我出了一道題：要是我認可的話，讓我寫《中國的民主要從選市長開始》。她說這是她的直覺，雖然我以前從來沒有從這個角度認真地去想過，但我相信她的第六感官，感覺她說的是有道理的，於是就答應了她的請求，準備抽空研究一下民主。這個當年在學校矜持文靜的女神，讓我感慨她對民主的鍾情、追求和執著，也讓我突然覺得她那清秀的臉龐，從側麵看過去和自由女神的臉龐有十分神似的地方。
我原本以為我會從美國民主開始研究，但沒有想到是幾個月前到德國柏林度假，看到柏林牆的故事開始了解民主的，是從二戰前和二戰後的德國民主開始研究的，是從一個不到位的民主體係，在經濟危機的衝擊下，怎樣被獨裁者利用和摧毀的過程開始理解民主的。二戰結束後，柏林分治，一邊是蘇聯控製的東柏林，實行社會主義體製，有一段時間發展也不錯，是一個教育免費、醫療免費的高福利國家，實行嚴格的物價控製，也控製人們的言論、思想、甚至心靈。另一邊是美、英、法等三國管轄的西柏林，1947-1949年間，美英法將其在西柏林的占領區合並，並召開立憲議會，製定憲法，實行憲政。東西柏林之間，本來沒有牆，隻有一道界限。但從1945年開始，每年約有數十萬東德公民通過柏林逃往西德，這使東德政府大為恐慌，於是一道牆在一個周日（1961年8月13日）的夜間悄悄地豎立起來，開始它隻是一道鐵絲網，後來逐步變成崗哨林立的水泥牆。東德方麵將此牆命名為“反法西斯防衛牆”。在柏林牆嚴密封鎖的28年中，為了自由，有數千人冒著生命危險翻牆越境。東德號稱“民主德國”，西德是“聯邦德國”。兩邊實行不一樣的民主，東德是中央集權形式民主體係，實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它的政策是不連續的，因而它的發展是不能持續的。它的各級行政首長都是來自上級主管的任命，盡管也可以投票，但投票是在任命決定之後而非之前，屬於走形式投票。西德是聯邦製，聯邦的特點是邦（或州、或省）的行政首長來自邦民的選票，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委派，英聯邦、美聯邦都是如此，東西德統一後的德聯邦也是如此。
在打太極的學習班裏認識一個德國友人Petra，家住西柏林，她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文化迷，一家三口常年吃他們自己做的中國餐，以至我們去她家做客提出吃當地德國餐時，她都沒有信心能做得像她做中餐的水平。這次柏林度假前，她提前幫我們全家預定了參觀德國國會大廈預約登記手速，讓我們有機會詳細參觀了國會大廈，並帶我們了解了二戰前後的柏林曆史。了解了二戰後和兩德合並後德國在法治國家、人權、言論自由和民主領域獲得的經驗。了解了民主、獨立思考、個人價值、公民國家、司法安全和私有財產必須得到保障的好處（剛到柏林第一天很驚奇發現街上很安靜，原來是德國周日商店都不上班，員工周日也要休息）。之後我們又到曆史博物館仔細了解了德國近代史。在柏林牆的紀念館裏，能看到一牆兩製的東德人民一直渴望能得到民主自由。再結合這次美國大選，身臨其境對民主有了比較全麵和深刻的理解。
一、什麽是民主？
“民主”這個詞來自希臘語，它是兩個詞組合在一起的：一個詞是人民，一個詞是“權力”、“治理”的意思。民主的基本含義是“人民的治理”，不是少數服從多數或多數人暴政。民主意味著不僅對多數民意的尊重，而且還要對少數民意的尊重, 目的是使社會和諧和盡可能使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盡管東西方民主的定義千差萬別，但民主的根本是地方自治和人民監督。
西方的民主也不完美，也是逐步成熟的一個過程。西方民主製度的發展經過了3個裏程碑：
（1）英國是在中世紀裏第一個邁向徹底民主製度的國家。公元1215年，英國的一些地主（封建貴族）和教皇共同聯合起來起草了大憲章，大憲章限定了國王的權力，替民主紮下根基，是民主的第一座裏程碑：第一次用法律約束君王，而在曆史上的大多數時候和大多數地方，法律隻是統治者約束百姓的武器。
（2）隨著時代的發展，國會在決策和立法上的權力也逐漸增加，到了維多利亞女王的時期，君主已經變成有名無實的領袖了，這是第二座裏程碑：用民權限製君權。公元1688年，英國人通過發動光榮革命，對統治者的約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王位繼承法》、《權利請願書》、《人身保護法》等針對王權的法律的實施，使得君王不能犯下作亂。
（3）第三座裏程碑：用權力製衡權力。公元1787年，美國在獨立戰爭之後，製定了人類有史以來壽命最長的成文憲法，確立了實行分權製衡的憲政體製，從而正式開辟了人類曆史的憲政時代。經過三次民主化浪潮，憲政民主作為製約政治統治者的最有效的製度手段，在20世紀已經得到了牢固的確立。美國雖然隻有短短數百年曆史，但它從文化和製度上首先承襲自啟蒙的歐洲，特別是最早建立民主政治雛形的英國。美國可以被視為是第一個自由民主製的國家，有著較為寬鬆的選舉權限製（雖然最初仍有針對財產和性別的限製、以及奴隸的存在）美國憲法也保障了人民的權利和自由。
“民主”有直接民主製和代議民主製，代議民主製也被描述為“共和”。
二、什麽是憲政？
憲政的要義是限製政治權力，即把權力放到籠子裏，權力就不能為所欲為。曆史證明，一般性的法律製度太容易被專橫權力所掙脫，故必須用“特殊法律”才能讓專橫權力得到約束。這個“特殊法律”就是承載憲政精神的憲法。用這樣的憲法把權力裝進籠子並加以限製與約束的政治實踐就是憲政。隻有靠憲政，靠能夠有效製衡權力的憲政民主製度，靠每個人都去積極捍衛自己的權利與自由，才能約束統治者，否則即使有憲法，也形同虛設，民主就會成為紙麵上的製度。民主應該保證人們的個人權利和自由並奉行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提出的人民主導國家，而不是國家主導人民的原則。民主製度力求做到政府基於民意，並對人民負責。民主製度還必須依憲法運作，即必須有確保貫徹憲法準則的手段，即使采用這種手段有時意味著要否定多數派的意見，不會出現多數人暴政。約翰·洛克從人性的底線和經驗出發，來論證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分析政府存在的基本目的，歸納的憲政原則：“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人類從自然狀態裏走出來進入契約社會，必然把人的一部分權利交給政府，但人的三個基本權利不能交，即生命、財產、自由。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追求政府的既得利益，而是為了公共福祉。公共福祉就是要保障公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政府不得以任何名義侵犯。政府是一個十分危險的機構，因為她太過強大，民眾難於駕馭，她掌控著至高無上的國家機器，她可以輕而易舉的動用軍隊、法庭、警察等暴力機關，來消除不利於國家利益的事和人。一旦哪個小人物觸犯了政府認定的國家利益，他便要遭到滅頂之災，因為小人物根本不是強大國家機器對手。如果同一批人同時擁有製定和執行法律的權力，這就會給人們的弱點以絕大誘惑，使他們動輒要攫取權力，借以使他們自己免於服從他們所製定的法律，並且在製定和執行法律時，使法律適合他們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們就與社會的其餘成員有不相同的利益，違反了社會和政府的目的。
憲政製約權力主要有以下3個手段：
（1）第一個手段：劃出權力的禁區並讓公民與民間力量來參政督政。憲政通過保護公民的生命權、自由權與財產權以及公民的人身權來劃出一塊政府權力絕對不得進入的領域從而大大縮小了政府權力的活動範圍。不僅如此，憲政還賦予公民一係列的政治權利能保障公民通過參與政治生活、自由辦報、組黨結社來主動地限製、監督政權的權力。
（2）第二個手段是：用憲法和法律來規範權力。憲政通過確立法治來對權力加以法律的約束，確保政府是法治的，而非人治的。憲政的本質是“對政府的法律製約，即通過法律限製政府”。憲政還通過保障司法獨立，實行違憲審查來確保統治者的意誌不得淩駕於法律之上。
（3）第三個手段：是分權製衡，用權力來製衡權力。憲政通過憲法把立法、行政、司法這三個權力一起關進憲政的籠子，讓他們互相抗衡、相互製約，俗稱“三權鼎立”。憲政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政府的主要職能和權限必須是分立的，通常是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這三權必須是分立的，應由憲法授予不同的機關來行使。這三個部門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獨立地行使自己的權力。這意味著三個部門之間不是服從與支配關係，一個部門無權撤銷另一個部門，也不能把自己的權力完全交給另一個部門去行使。憲政主義的本質在於以一係列準則或規範來限製政府權力，從而有效地防止權力的專橫。隻有實行司法獨立，才能免除專橫與暴政，才能保障所有公民的人身權利和自由。製約與平衡的製度，也是把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念和對立的夢想加以平衡的製度。
上述三種手段通過合力把權力關進了憲政的籠子，使任何掌權者不再能為所欲為。憲政民主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人類政治行為的暴力性質，使人類的政治行為趨向於和平、理性，這樣就實現了人類政治行為的文明化，從而使文明在人的政治行為和經濟行為兩個方麵都得到了落實。憲政民主的建立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重大標誌，而提升統治者，把權力關進憲政的籠子是一個國家通向長治久安的唯一途徑。它的誕生，是因為人類社會需要建立一個既能保障公民權利自由，又能處理公眾事務的政府。把公權力管住了，才能讓公務員變成服務員。如果政府守法，公民就會守法，政府與公民就都會安然無恙，過著和諧與喜樂的生活。政府守法是社會和諧、穩定、繁榮之源。約翰·洛克對政府提出的要求是：政府執行規則、執行法律即可，當裁判員就別當運動員，當運動員就別當裁判員，一身兼二任既破壞了法律，也極大地傷害了自由。政府的目的也因此很快就變成政府自身的目的，變成以公權謀私權的工具。
憲政製度不僅用了各種方法來限製政府的權力，而且還用各種方法去限製“人民”的權力，把得到憲法確立的“憲法權利”，排除在民意（政治中的多數）的選擇範圍之外，並通過一個不受選舉製約的、獨立的司法係統來充當公民憲法權利的保護機製。
民主和憲政是分不開的：打個比方，民主就像“笑容”一樣，不能憑空建立，要有人臉和人體支撐，民主要有自由和法律製度及憲政伴隨，也如花朵一樣，要有綠葉和根莖。社會中隻有民主是不夠的，它還必須有自由和法律製度及憲政，否則民主也很難持續的（一戰後的德國的民主製度的毀滅就是被希特勒先拿走自由，再破壞製度所造成的，二戰後的民主東德的民主製度，由於權力不受約束，經過一段時間後，就比較艱難了）。當然自由是在法律之內的自由，在法律之外無自由，如果說法律之外有自由，那也是特權者或專製者或權力者的自由，是給自由以毀滅性打擊的自由。法律的目的不是廢除或限製自由，而是保護和擴大自由。哪裏沒有法律，哪裏就沒有真正的自由。
三、為什麽要民主？
（1）首先，是社會發展的需求：政治製度必須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任何不基於社會發展實際需要所建立起的政治製度都是很難可持續發展，終被曆史所擯棄的。民主製度隻是相對其他的製度相對好一些的社會管理模式，民主不是萬能的，在特定的時刻對一個民族有益的製度，對另一個民族也許是極為有害的。社會也許存在許多問題，但由於初步建立了民主製度，實現了威權體製向民主體製的轉型，老百姓對整個體製有一個基本的認同。他們也許對某個領導人或某個政黨不滿，有很多抱怨，但不會對整個體製不滿，甚至想推翻它。民主可以讓社會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意味著，將經濟能力、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作通盤、和客觀需求考慮。
（2）民主決策的過程才能體現統治者的合法性，這種過程可以通過公民投票直接的由人民決定，或間接的由人民選出的國會決定。中國曆史上每個朝代，都維持不了幾代就遭到幾乎滅門的慘狀，曆代王朝同室操戈，皇兄互相猜忌。項羽看到秦始皇出巡的那種威風與排場時說：“彼可取而代之”，趙高指鹿為馬，秦無二世，證明集權和極權這樣的體製是極不穩定和沒有人性。參觀柏林，二戰中柏林有70%的建築被毀，獨裁和侵略者的下場也都是很慘的。不受製約的統治者給人類帶來的災難更是罄竹難書。憲政是人類所發現的製約統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對統治者的製約程度也是衡量文明的尺度。對統治者的成功製約，受益者固然是普通的民眾，因為他們不再遭受專橫權力的塗炭，但是統治者們也同樣能從中得到利益，這就是民主大大提高了政治這一行業的安全係數。在憲政體製下，統治者們雖然要忍受公眾的挑剔和對手的責難，卻不再會因為權力鬥爭而被競爭對手投入監獄或送上絞架。隻有民主，才能保證可持續性社會穩定和發展。可以不用兵變，社會不會動蕩，真的能“千秋萬代”。
（3）人性具有墮落的傾向，權力必須受到監督：一方麵人品監督，另一方麵想法冒進或自私，主觀等的監督。雖然人和動物的區別是人可以控製自己的欲念，但人的低層潛意識還是有動物的習性，在我們家鄉流傳一個順口溜：“雞生來命窮，稻裏撿米，米裏撿蟲”,說的是如果地上什麽也沒有，遇到一粒稻子，雞會很高興地把它當作美餐；如果把它放在稻穀堆裏，它就不會珍惜稻穀，而去挑少有的米粒；如果把它放在米堆裏，它就不會珍惜米粒，而去挑少有的米蟲。民間流傳的《十不足》是源自明代著名音樂家、文學家朱載堉的一首散曲：“終日奔忙為了饑，才得飽食又思衣，冬穿綾羅夏穿衫，堂前缺少美貌妻，娶下三妻並四妾，又怕無官受人欺，四品三品嫌官小，又想麵南做皇帝，一朝登了金鑾殿，卻慕神仙下象棋，洞賓與他把棋下，又問哪有上天梯，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九天還嫌低”。物欲太盛就會造成靈魂變態，永不知足的人，沒有家產想家產，有了家產想當官，當了小官想大官，當了大官想成仙。這首詩不是隻對那些貪心不足者的心態刻畫得淋漓盡致，而是對所有人的，不管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俄國普希金著名的《漁夫和金魚的故事》的童話故事，描述了一個老太婆總是不滿足，向小金魚提出了一個又一個的要求，老太婆無休止的追求變成了貪婪，從最初的清苦，繼而擁有輝煌與繁華，最終又回到從前的貧苦。人類貪婪的原因，是因為人們的精神世界是無窮大的，有限的物質世界如果沒有約束，永遠不會得到精神上的寧靜。人如果把他放在高位上太長時間，又不受約束，也會失去快樂感，他的欲望永無止境，我們無法靠領袖自律可持續地保持較高的素質。古代的皇帝，三宮六院還不能滿足，可見是方向錯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指的是人和動物的低層潛意識自私本能。明朝的貪腐很嚴重，朱元璋以“剝皮實草”懲治貪官，但明朝竟然還是曆史上最腐敗的王朝。很多貪官一開始也許是清廉的，經過組織考察的，和久經考驗的，不是組織沒有明察秋毫，是因為人會變的，有自律的疲勞和難擋的誘惑，所以需要監督。人性低層潛意識具有墮落的傾向，但人性高層意識也有升華的本能。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隻要有監督，才會讓人恪守人的生命、財產、自由的底線，嚴格遵守製度，光明磊落地做人，腳踏實地實地前行。
（4）民主才能真正使人人平等。民主能最大限度的擺脫暴力，比如人們用投票的方式決定一件公共事務，相對能更容易的被反對派接受，即使難以接受，因為民主製度下，反對派是少數派，相對暴力危害的可能性也小。民主製度下就不會出現少數人定的製度或公共事務，因為考慮不周，受人詬病，貽笑大方。當百姓有了一票權力的時候，官員們就必須傾聽人民的聲音，必須了解人民需要什麽、關心什麽，不會成為官僚。一人一票才能體現人人平等，每個人的一票作用是一樣的，不會說因為官員他的票就大一些（一票頂10票），民主才能真正人人平等，不是紙麵或形式上的平等。
（5）民主有利於地方自治。我有個體會，如果強迫讓孩子在規定時間或規定方式做事，他們會有抵觸情緒和逆反心理，如果給他們一些選擇，例如讓他們或者現在，或者10分鍾後，來跑步或做事，他們會沒有困難地選擇其中一個時段，並且在做的過程中沒有怨言。但如果強迫他們隻有現在，或者數到10，或者隻有在10分鍾後必須做某事，孩子沒有選擇就會唧唧歪歪地、很不情願地、且磨磨蹭蹭地來做事。讓孩子感到自己擁有選擇和控製的權力，他們才會心甘情願去做自己選擇的工作。有些家長常嚴格要求孩子按著自己的方式，這其實很難做到，因為這裏有一個溝通的漏鬥效應。如果孩子按自己的方式做，可能隻會得80分，而按家長的做結果可能是100分。但家長未必講得清楚，隻講了90%，孩子聽到80%，聽懂60%，最後隻做到40%，即40分。很多事情如果總是靠上級動員，文件推動，甚至搞運動，也很難搞好，甚至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民主地方自治以後，就很容易管理港澳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也容易統一還沒有回歸的地區以保留原來自己的製度。
（6）民主可以提高公民素質、獨立思考能力、和創造力，因而提高整個國家的創造力。愚民隻會讓國家弱化，結果是一盤散沙。政府開明自信，才能提高國民素質。家長不放手孩子，孩子永遠不會成熟，平時沒有讓孩子有主見，到社會上或外出時就會表現出更無主見，幹什麽都是撥一下動一下。很多事情靠上級動員，文件推動，甚至搞運動，才能搞好。民主才能讓民眾有責任感，才能發揮各人的智慧，不是政府推動民眾，而是民眾推動政府。這樣無需動員和號召而會自動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和“眾誌成城”。
專製和集中在短期內也許會提高生產效率，但無法提高創新效率。民主可以提高創新效率，提高大眾智慧。專製國家最多能複製別國的先進技術， 但很難有創新能力，因為創新是在自由的環境下才容易產生的。當然有許多民間高手，是在三不管的地方，沒有意識形態的束縛，也會形成較高的創造力，這就是高手在民間的說法。
在民主製度下，人們才會相信法律是可靠的，隻要依法辦事，無論是個人和事業都是安全的，這樣人們才會安居樂業和自由，才會腳踏實地、不會浮躁，才能提高生活的興趣，有了興趣才能提高效率和創造力。自由和技術民主的模式有利於發明創造，民主提高民間創造力，美國很多高新技術都是民間創造的，如蘋果、微軟、雅虎、Google、因特爾等公司。
四、實現民主的條件？
任何事物的存在和發展都是具有一定條件的，實現民主也是需要一定條件的。在有民主條件時不推進民主是保守（即所謂的右傾），在缺乏民主條件時推進民主則是冒進（即所謂的左傾）。冒進的民主變革是不能持續的，隨後也會退回到條件許可的範圍內(把民主理想化了的人們，看到不成熟民主的後果，將痛苦萬分。幻想破滅後，權威主義，等級秩序將被民眾請回社會，就如同當年羅馬市民虔誠地迎接凱撒一樣)，而且冒進還會伴有相當程度的負效應。隻有當社會中大多數人都認識到民主的規則、民主的價值和民主的局限時，民主才真成為有價值的民主。這種認知可以先感性而簡單的，然後再理性而深刻的。所以真正穩健的民主化道路仍然是先發展低度民主（有限的、局部的、發展中的民主）、再發展高度民主。
亞裏士多德關於社會穩定和社會衝突的思想，是他對古希臘城邦社會曆史演變觀察和思考的結晶。亞裏士多德說，在古希臘社會裏，有權有勢的富人建立的政府形式必然是寡頭製，在這種體製中，隻有擁有大筆財富的人才擁有投票權或者有機會擔任公職，排除了大多數人參政的可能性，這在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參政欲望日益擴張的時代裏必然導致激烈的鬥爭。如果窮人為數眾多並且組織良好，窮人就會建立“極端民主製”的政府形式，沒有教養的窮人傾向於“暴民統治”（農民起義就是“暴民統治”），他們常常踐踏法律，以多數人的暴政取代法治，經常因為盲從魅力型民眾領袖的領導而使極端民主製向專製製度蛻化。亞裏士多德還說：“中產階級不發達是政治不穩定的根源，當中產階級弱小無力並且組織很差時，國家就會分裂為窮人和富人，由於二者是天然的敵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難妥協，就會導致社會不穩定。而如果中產階級強大，足以抗衡富人群體和窮人群體而有餘，或至少要比其他單獨一個群體強大，那麽中產階級就會在國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進而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 中產階級的適量的財富使他們具有中庸的品德，保守穩定的階級性格，這種階級性格成為社會穩定的基礎。如果中產階層比較富裕，其中間位置促使中產階層傾向於有限的再分配政策，這不僅可以保證再分配政策不會過於背離富裕階層的利益，也可以保障貧窮階層改善自己收益的需求，因此龐大且富裕的中產階層充當了富裕階層與貧窮階層之間的緩衝階層，既阻止了富裕階層鎮壓貧窮階層的企圖，又阻止了貧窮階層發動革命以剝奪富裕階層的衝動。二戰以來，現代民主國家裏中產階級人數不斷上升已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支柱。如果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主體，那麽位於社會上層的富裕階層和位於社會下層的貧困階層的比重都會變得很小。隻有在中產階級占據主導地位時，民主才有效，貧窮人口過多不可能實現優秀的民主，拉美，印度，菲律賓都是如此。二戰前的德國民主崩潰也是經濟危機，中產階級變貧窮了而引起的導火索。美國最近的民主有很多怪相也是因為中產階級比以前貧困了。
貧窮滋生獨裁，富裕孕育民主，這種觀點長期以來幾乎成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共識。經濟發展對民主有著明顯的促進效應，在特定的經濟水平區間內，經濟發展的水平越高，民主發生的可能性越大。經濟發展對民主的正向效應是通過政治文化和社會結構來傳遞的：（1）首先經濟發展提高了教育水平，教育利於形成傾向民主的政治態度，（2）其次經濟發展擴大了支持民主的中產階級的規模，減少了易受反民主的政黨和意識形態影響的貧窮階級的規模，而這又將緩和階級衝突的強度，（3）最後中產階級的職業對教育的要求反過來強化了中產階級溫和的、傾向於民主的政治態度。當代著名政治學家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教授和李曼基提供了一份貧窮與民主之間關係的數據圖，他們收集了100多個國家從1950年到1990年的人均國民收入的數據，並測量其與民主崩潰和持續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伴隨著人均國民收入的下降，民主崩潰的可能性趨於增強，民主持續的時間也越來越短。參見下表的39個民主崩潰的案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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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
人均國民收入（美元） |
民主崩潰的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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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超過7000 |
0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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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001-7000 |
4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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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001-4000 |
4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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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低於3000 |
31個 |
從民主持續時間來看，伴隨著人均國民收入的降低，民主持續的時間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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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
人均國民收入 GDP（美元） |
民主的期望壽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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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超過6055 |
民主將穩定的持續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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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001-6055 |
11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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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001-5000 |
5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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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001-4000 |
3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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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2001-3000 |
2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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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1001-2000 |
1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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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低於1001 |
8年 |
統計分析的結果似乎揭示出了貧窮與民主之間的敵對關係：
（1）一是窮國無法建立和維係民主，窮國有著更多的窮人，窮人參與民主引發了富人的恐慌，富人轉而尋求威權政治的保護，從而導致了民主政治的崩潰。窮人對民主的支持不僅是因為他們對政治權利有著價值上的肯定，而且是因為民主確實能夠改善他們的生活水準。窮人在選票上的優勢決定了民選政府要推行再分配政策，這意味著要對富裕階層的財產進行征收，並以各種形式對窮人進行補貼，因此如果再分配政策超出了富裕階層的承受程度，他們將會要求將窮人排斥出政治領域，這就是推翻民主轉而建立威權政治。由此可見，隻有當民主在滿足窮人要求的同時又不至於引起富人的恐懼之時，民主才能維持下去。
（2）另一是窮人妨礙民主，最近幾年的統計分析研究還看到窮人的投票率低，這也是一種看似矛盾的現象：窮人和弱勢群體本來最有理由想要改變自己的處境，但是他們卻很少這樣做，尤其是那些收入少和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在政治上不積極，不樂於參加大選投票。
從上圖人均國民收入民主的期望壽命的關係曲線看，好像有一個閾值6055美元，即人均國民收入超過這個閾值，民主就會持續下去。中國在2015時人均國民收入是7820美元， 2017年8800，2018年9780美元。即使考慮到貨幣貶值（平均每年貶值2.43%），若按保守6%增長率，到2020年時預計中國10988美元的GDP和當年的6055美元相差不遠了，那麽屆時中國是否將很快就具備了民主製度並能使得民主將穩定的持續下去呢？答案是大家都知道的，這說明真正的閾值是和GDP有些關聯的其他原因，而不是直接原因。
有人說信仰基督教上帝的國家先進發達且實行民主製度的多（目前世界公認的真正的發達國家有18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瑞典、丹麥、挪威、芬蘭、比利時、盧森堡、瑞士、奧地利、荷蘭、澳大利亞、新西蘭。隻有日本不是信仰基督教的國家），信仰佛教的國家貧窮且實行非民主製度的多，非洲和南美洲很多國家雖然貧窮但是基督教國家也是民主國家。有人宣稱與其宣傳民主,不如宣揚基督教，因為基督教和民主精神有很大關係：（1）基督教人人生而平等的精神，（2）社會的使命感的精神（慈善事業），（3）恪守誠信的精神，（4）包容寬恕的精神。但也有人認為基督教和民主不是因果的關係，而是民主國家因為有了民主製度，才有真正的信仰自由，當然基督教對維持民主是有促進作用的。
那麽什麽才是這個閾值呢？應該是除了提高GDP，同時還要提高人民的包括情商和靈商在內的“綜合智力”。因為GDP隻是物質領域的一個標誌，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真正民主的條件是人們的精神領域的改進，思想要達到一定的境界，人們要共同致富，減小貧富差別。
法國社會心理學家托利得總結出的托利得定理：“測驗一個人的智力是否屬於上乘，隻看腦子裏能否同時容納兩種相反的思想，而無礙於其處世行事”。這裏的智力是綜合智力，容納兩種相反的思想也包括多種不同的思想。如果腦子裏能容納這些相反的的思想或多種不同的思想且又無礙於此人處世行事，那這個人肯定是把這些思想都深刻的理解了，不是人格分裂症。目前很多中國人（包括一些生活在國外的華人）價值觀和世界觀單一，是因為他們無法深刻的理解不同的思想。他們接受了某一種思想就本能的排斥與其相衝突的其他一切思想。如果能把反對意見認真聽完，並加以分析，說明你已經將問題的兩個方麵都考慮到了，如能夠充分加以分析，會對決策起到積極的影響，這對民主是非常重要的。民主的前提是民眾有足夠的文明，理性程度和經濟基礎。民主製度對公民素質有較高的要求。例如敗選一方不但要認輸服輸，還要支持勝方執政。不能為了上台不擇手段，輸了就賴賬。勝方要包容、大度，要遵守托利得定理，充分聽取敗方的意見。所以民主社會要有高比例的受教育人數，並且具備一定的綜合智力即公民在社會及政治事業、候選人和黨派的興衰起落中能夠做到合作與容忍。選舉中的失敗者將權力交給勝利者，以及當一些人看到在立法機構中贏得的勝利被法庭以違背憲法為由推翻時，他們能夠接受政府權力受憲法約束的原則，確保司法獨立。
由於新加坡從1959年取得自治地位以來就一直由人民行動黨執政並以壓倒性多數控製著議會，因此被很多人認為新加坡實際上是一個專製國家。但是根據憲法，新加坡是一個類似於英國的單一製、議會民主製(內閣製)國家，在新加坡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允許有反對黨的出現。有人指責李光耀是“威權主義者”，甚至“獨裁”，但新加坡民主是繼承了英國國會議會民主，全民選舉，和全套的英國司法係統。在如何對待西方民主的問題上，李光耀堅持獨立思考、走自己的路。言論自由，但說話者要對結果負責，鑒於大家都熟知馬克吐溫的《競選州長》和華人熟知的“莫須有”，有些競選者會不擇手段，李光耀對汙蔑不實的現象加以法律懲罰，律師出身的李光耀帶頭狀告汙蔑者。李光耀對付普通反對黨，基本上都是誹謗罪定案（誹謗法是英國人幫助新加坡製定的），處以幾十萬元的索賠，或者幾周到幾個月的監禁。誹謗罪僅針對事實，並不對個人評價言論定罪，比如說李光耀貪汙卻無法舉證，這是誹謗，說李光耀是笨蛋，是一種感覺，這不需要舉證，並不構成誹謗。
要實行好的民主，決不是隻要有一部好的憲法便大功告成了。李光耀說：“英國和法國曾經為殖民地製定過80多部憲法，這些憲法、製度、權力製約與平衡都沒有什麽問題，但這些社會沒有出現有能力運作這些製度的優秀領導人，而且這些社會的成員也不尊重這些製度（注意了：這裏不僅僅說領導人，還說了民眾！）……結果爆發了騷亂、政變或革命，他們的國家失敗了，政體也崩潰了”。 李光耀在英國留學多年，對華人和英國人都非常了解，他認為華人不是英國人，不可能擁有像英國唐寧街一樣的民主政體，隻能要適合新加坡、和對新加坡有利的民主。有些人不服氣：我偏要西方的民主。然而李光耀豪氣地說：“No way，因為你不懂民主，你學不會，你做不到，即使你很努力地學，但你的先天基因有問題，你的文化有局限，你的思維方式有重大缺陷，你在所謂的學習摸索過程中，會先沾染各樣的病毒，你會先毀滅。”
那麽李光耀先生指的什麽是“先天基因有問題”？什麽叫“會先沾染各樣的病毒”？什麽叫“你會先毀滅”？記得我們在中學學的曆史，總把農民起義作為正麵，但結果都是在重複著獨裁和愚民，改朝換代但社會製度沒有根本改變，人們傳承著決定中國曆史惡性循環的潛規則信仰：即每個奴性的心底，都存著一套皇帝的模式，一直無法打破愚昧體係做出理性選擇（這就是“先天基因有問題”），不好的東西傳進來能壞得變本加厲，好的東西傳進來也能變得麵目全非，基督教傳進來，中國人讀罷了《勸世良言》，隻用了幾年時間就把上帝改編成了太平天國（這就是“會先沾染各樣的病毒”），打砸搶殺了半個中國，自相殘殺死傷無數，自己把自己國家打砸了好幾遍，也沒有找到一個公正公平的生存方式（這就是“你會先毀滅”）。在這樣的社會體係裏，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受害者。李光耀對華人太了解了，華人以及東方民眾的智慧都不成熟，隻會講道德，沒有契約精神，都有尋求明君能安民、重民、保民，其實就像一個家裏沒有能力的孩子指望大人給他買房買車。老百姓還是習慣聽上麵的、聽領導的，對同事不願批評，對領導也不願指正，自己也說不得和不願被批評，走出國門也是一樣，開會時不提意見，會後私底下意見一堆。有一美國老板這樣抱怨一個中國工程師，平時問他對公司有什麽意見或建議，說沒有，過一段時間突然辭職了，在外麵對公司發了很多牢騷和說了不滿的話。如果民眾不克服這種羞澀，也是沒有辦法實現真正的民主，民主不是投票而已。90後就沒有60後和70後那樣較真，比較包容，情商和靈商容易提高。
在中國有很多領導小雞肚腸，常常有矛盾和心結，且把矛盾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搞得大家都知道他們的矛盾，老百姓也有老死不相往來的，沒有西方的包容能力。李光耀年輕時是參加反英鬥爭的，英國人看在眼裏，覺得他是個人才，並沒有把他抓起來，相反，看到他有號召力，就幫助李光耀成立政府，體現了英國人的綜合智力上乘、真實、自信。相比之下，我們很多中國人就像一些不成熟的孩子，容不得兩種相反的思想共存，聽不進去不同意見，還說不得，或者聽到反對意見不是暴跳如雷、就是惱羞成怒。這就是托利得定理所說的智力不夠上乘。即使到了國外，華人開始關心政治，也開始積極投票了，但有些還是比較幼稚，不能包容別人的不同，對讚同的候選人或議題要麽100%讚同，要麽100%反對。如果能包容和客觀，就應該是>51%或<49%的讚成與反對。有時可能是90%讚同候選人甲，75%讚同候選人乙，90%>75%，所以選選人甲。這種價值觀和世界觀單一跟我們成長的環境有關，不是遺傳，如果真是遺傳，那基因也是可以改變的，因為在國外生長的孩子包括中國的90後明顯比較包容，沒有像我們這一代人（60-80年代）對一些自己看不慣的事情，或者不同意見的事，很不淡定，動輒訴諸仇視的露骨戾氣，搞得自己也不快樂。有時很佩服美國人很能容忍一些移民打著原來國家的國旗在美國搞各種自己民族的活動，沒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其實是美國人在不違背憲法的前提下包容多元文化，不是靠消極容忍，而是綜合智力上乘的、自動的、自然所致。
民主是指人民對國家的治理，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打鐵還得自身硬，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如果我們這一代人不改變我們的價值觀，不提高綜合智力，不尊重社會製度，就沒有資格進行人民的治理。正如國際歌：“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除了在法律製度上像ISO9001言行一致外，民主要從提高人們的民主素質開始，自下而上，不是自上而下，不能像以前的運動，一級一級動員，提高大眾情商和靈商也及綜合智力。中國現在實現西方式的憲政民主的條件還不成熟。不成熟的民主，會出現多數人暴政，看到加州這次大選時附帶的大麻合法通過後，就會想到如果現在在中國實現一人一票直接民主製度，窮人就會最先提議投票分掉富人的財富。
所以民主的條件：是有一個龐大的、占公民多數的、綜合智力上乘的中產階級，不僅自己在物質和精神生活上富裕，更重要的是能有“共同富裕”的公民精神，提高公民素質，具有正確的價值觀，帶著全社會共同致富，減小貧富差別，才能實現民主的飛躍。
五、怎樣實現民主？
實現民主的過程就像對國家實行ISO9001論證的準備過程。
民主製度輸出是不民主的，是披著民主的外衣的一種專製或強製的暴力輸出，就像公司製度，不能認為其他成功的公司的製度好就照搬過來，國家的民主也是一樣，不可能完全照搬。美國人民包括多屆政府並不想用武力民主輸出，而是一些少數利益集團打者民主的名義，他們鼓動國會議員，策略綁架政府人員，進行各種國際外交活動，達到他們掙錢的目的。（老布什當年競選連任時也迫於利益集團的壓力，售武器給台灣，然後派人給中國解釋他的無奈）。這次美國大選可以清楚的看出：老百姓已經厭倦了打仗，畢竟打仗是國家出錢，用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錢，流的老百姓的兒女們的鮮血，利益集團的軍火商們不是到非洲那些貧瘠的地方，而是在有石油或其他資源，包括勞動力資源的地方，找一些偏激的反對派，最好能動武的反對派，賣兩邊的武器掙錢，利益集團的建設商們再夥同當地的利益集團進行戰後重建，是利益集團斂財的又一種手段。
ISO9001質量保證體係是為了成功地領導、改進和運作任何一個組織（不論規模大小或所屬部門如何繁雜），采用一種透明和係統的方式進行管理。針對所有相關方的要求，實施並保持持續改進其業績的管理體係。
很多公司在準備ISO9001體係論證時，都會出現：
（1）要麽做得不到位，缺少很多具體的製度或者員工日常操作流程，這是右傾，相當於做菜放鹽太少；
（2）要麽理解錯誤，以為這是一個改進的大好時機，結果對原來管理體係做了很大的改變，過猶不及（overdo），這是左傾，相當於做菜放鹽太多。
ISO9001體係論證準備的第一步是：言行一致，（do what you say, say what you do）。知行合一，然後在可控下逐步改進。製度可以逐步完善，但製度一定要能100%地執行，如果做不到100%地執行就暫時把它拿掉，不能作為口號放在那裏，也不能選擇對象執行。如果能100%地執行，即使知道製度有缺陷，大家也不會有意見，例如新加坡的鞭刑，國外很多人不喜歡，但也得尊重。
美國政府運作的基本原則: 三權分立，聯邦體製，憲法至上，人人平等。中國與美國憲法不同的是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一種議行合一的政權組織形式，不是三權分立的組織形式。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務，管理社會事務。其實在1954年製憲時，由於民主黨派尚能發揮監督製約作用，當時的憲法有許多條款，如“人民法院獨立審判，隻服從法律”，公民自由遷徙權，罷工權等都很接近西方的憲法高度。文革期間憲法曾遭到非專業和隨意地更改。最新版的憲法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從序言裏拿掉。從形式上看，除了司法沒有獨立於行政外，其它同西方民主憲法看上去相差不遠。但關鍵是如何才能保證官員和百姓都能遵守憲法?
法不責眾！在中國不是隻有官員不守法，很多百姓也不守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沒有社會責任心和底線。許多小企業如果不偷稅漏稅，就沒法活下來，地方政府為了地方經濟也隻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平心而論，鑒於目前中國的公民素質，凡事找關係，司法就很難獨立。反腐工作隻有“疊床架屋”，設立很多機構。這就又回到了人們的民主教育和民智的開啟。所以中國共產黨如果能把民主教育（開悟民智）和實現司法獨立這兩件事上做好，對中華民族就會是很大的貢獻。
當前隨著中國經濟的日益騰飛，國家對貧困地區也有所照顧，廣大農村的物質方麵也改善了很多，絕對的貧困狀態有所改進，但相對貧富差距逐漸被拉大，貧困人口的數目長期占據著比重較大的位置。隻有縮小了貧富差距，社會的和諧穩定才能夠真正得以實現。為了不造成社會動蕩，對窮人不是直接給予，國家應及時對中產偏上的階層收取所得稅，地產稅。加強信息登記，地產稅先從0.5%銷售價並按照市場漲跌的行情作不超過漲跌2%幅度調整，不是自己住的房子銷售增值稅，個人所得稅是非線性比例及高的部分比例更高直到45%封頂。這樣國家才能有能力減輕企業的稅收，才能在客觀上讓企業遵紀守法，不偷稅漏稅。中國現在的實體企業稅賦很重，商品隻要流通，就要交稅，尤其是沒有材料部分的增值稅是個惡稅，高到40%比材料增值稅17%雙倍高還多（而在美國這部分增值稅是0%），這樣就限製了人工技術方麵的發展，技術創新的成本太高，大家隻能做與材料有關的下遊產品，相當於來料加工，如果沒有國家的特別扶持，企業很難進行技術創新。其實國家如果擔心企業會鑽空子，可以現降到18%，也會合理得多。這種通過高稅收，然後再集中投入少數企業發展，對許多小企業是不公平的。由於國家沒有一個合理可行稅收製度和一個嚴格、透明、統一的稅收部門，多級行政權力可以任意減免稅，會造成權力的放大，產生腐敗的源頭。
最好的民主製度建立的過程就像對國家實行ISO9001論證的準備過程，從現有的製度出發，逐步做到位後，循序漸進，再逐步改進和提高。
六、怎樣才能持續保持民主？
隻有當民主能夠喚起主要政治力量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主動的遵從民主製度時，民主才能夠長久存在。自由有許多困難，民主亦難維持，就像各種設備的維護一樣，遇到問題不能湊合或降低標準或漂移，不能走捷徑，不能貪小便宜，不能輕易改變法規，這樣才能持續保持民主。每個公民的自由權利，是構成民主大廈的基石。如果一個民主製度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不能保證大家都有獲得麵包的平等機會，縱使有千萬條理由，也將會走向毀滅。下麵讓我們看看二戰前的德國是如何從失去自由開始讓民主變質為專製（參見張悲啖《什麽是民主！》）: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了。協約國為了防止德國再次成為戰爭的策源地，就把德國改造為一個民主自由的共和國。德國於1918年11月成立了民主政府，並在國會上通過了一部民主憲法（魏瑪憲法）。這部憲法借鑒了當時各個民主國家的經驗，把國家權力分成國會、法院和政府三個部分，並且賦予了德國人民各種基本的公民權利。
1929年10月末從華爾街開始的經濟恐慌迅速蔓延，導致了一場世界性經濟危機。德國有許多企業倒閉，產銷蕭條，失業人數直線上升。這給希特勒提供了機會，他聲稱經濟危機是“政府無能”，是政府接受《凡爾賽和約》和戰爭賠款及奉行“社會主義”政策的結果。由於經濟蕭條，國家稅收下降，相反失業救濟的支出卻迅速增加。1930年3月，魏瑪共和國的最後一屆政府終因入閣各黨在如何平衡國庫虧空問題上意見分歧而垮台。
從1930—1933年期間，政府不得不由“總統內閣”來治理，經濟危機更使社會各階層的矛盾不斷激化，人民對政府極為不滿，強烈要求建立一個拯救德意誌民族、給社會帶來安定，給人民帶來幸福的新政府。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希特勒一方麵為國家社會主義展開強大的宣傳，對各階層人民不斷做出符合其願望的慷慨許諾。一方麵又通過納粹黨的宣傳機器，宣稱該黨不是一個階級政黨，而是“大眾黨”，並重點向中下層的中產階級發動討好攻勢，以爭取得到他們的支持。這種宣傳打動了處在絕望之中的德國人民，他們相信希特勒的諾言能夠兌現，因而紛紛聚集在納粹的旗幟下。經濟危機前，納粹黨隻有10.8萬人，到了1932年，人數超過了100萬。從1930年開始，納粹黨在國會選舉中不斷獲得勝利，1932年4月10日舉行總統第二輪選舉，希特勒竟然獲得了36.8%的選票。1932年7月31日舉行國會選舉，納粹黨獲得了37.3%的選票，獲得230個議席，一躍成為國會中最大的黨派。對希特勒的得勢，被推翻的霍亨索倫王室的支持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1933年1月22日，皇太子就曾致函總統興登堡（一戰的老英雄，曾受到德皇多次授予的榮譽），敦促其授權希特勒組閣，威廉二世還給納粹黨提供了200萬馬克的援助。就這樣，希特勒終於在1933年1月30日通過“後門”交易登上了總理的寶座。
1933年2月27日晚9時30分，德國總統興登堡、總理希特勒、副總理巴本、宣傳部長戈培爾，正在國會大廈對麵的貴族俱樂部吃飯。宣傳部長戈培爾接到了一個報警電話，說國會大廈著火了，於是他和希特勒立刻趕往現場。一到現場，希特勒就宣布火是共產黨人放的，隨後跑去召開內閣緊急會議去了。其實那個縱火犯是個荷蘭國際共產黨人，他既不喜歡納粹，也對莫斯科沒什麽好感，是個頭腦簡單的“愛國青年”，他覺得德國革命隻有在某種驚人的曆史事件的推動下才能爆發，他想用國會大廈的熊熊燃燒的烈火來喚醒麻木不仁的德國人。可是他不知道希特勒早就期盼著共產黨人能做點什麽蠢事，好讓他能找到借口清除異己。希特勒和戈林早就知道他將要在國會縱火，他們安排納粹衝鋒隊悄悄潛伏在國會大廈內，等著大廈燃燒起來時再給它“加點柴”，把事情鬧大，不然就憑“愛國青年”那區區50公斤的縱火材料，怎麽也無法引起那麽一場大火。
等到召開內閣會議時，希特勒大肆宣揚這一事件的嚴重性，竭力攻擊共產黨人：“共產主義忘我之心不死”。盡管在內閣裏納粹黨人並不占多數，可大家都被希特勒那極具煽動性的言辭給搞懵了，既緊張又恐懼，生怕共產主義革命爆發，幾乎沒怎麽考慮就一致通過了希特勒的要求，結果一下子就把葬送民主的悼歌給吹響了。希特勒要求的是什麽東西呢？他要求采取某種措施來 “保護德國人民和國家”（後來稱為“國會縱火法”）。所謂的“某種措施”，是希特勒要求：德國政府有限製公民個人自由、言論自由的權力，包括限製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和結社自由，有權對公民的郵件、電話、電報進行檢查，有權給警察頒發搜查公民住宅的許可證，有權沒收公民的私人財產，有權對持有武器的公民判處死刑，甚至政府在必要時可以接管德國各州的自治權力。
自由可是民主的最基本的保障，這些議員就這麽情商低下，在經濟不景氣和共產運動的恐嚇，讓希特勒拿到了他夢寐以求的內閣授權。希特勒下一步就要考慮怎樣才能使授權生效了。根據德國憲法，想要通過一項與憲法本身相抵觸的法律或政策，必須得到國會2/3的多數票，但希特勒很清楚他的納粹黨不可能在國會獲得2/3的席位，而且對於其他黨派讚同與否，他也一點把握都沒有，因此，他狡猾地走了一個捷徑。德國憲法第48條有一個規定，總統在國家緊急狀態下可以行使暫時的獨裁權，這本來是為應付戰爭或革命而設計的，但憲法並沒有詳細解釋所謂“緊急狀態”究竟應該是個什麽狀態，因此希特勒非常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他找到總統，要求總統行使憲法賦予的獨裁權，繞過國會強行通過他的法案。年事已高的總統興登堡雖然瞧不起希特勒和他領導的國社黨，但他很清楚，國社黨畢竟是當時的第一大黨，作為總統，他相信德國民眾的選擇，也有義務支持自己的總理（雖然他根本就不曉得自己究竟在支持什麽）。希特勒對興登堡說，為了防止共產主義革命，通過法案是必須的，而且他保證不會濫用這一權力，於是興登堡就簽字同意了。希特勒就這樣狡猾地把總統的獨裁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裏，從而開始了野蠻、血腥的政治清洗。社會上總有一些會溜須拍馬，厚顏無恥的無賴，希特勒就用這些無賴，首先拿德國共產黨開刀，大批共產黨人遭到“合法”的逮捕，甚至包括有豁免權的國會議員，一群群穿著褐色衫的衝鋒隊暴徒們未經許可便破門而入，強行搜查，把無辜者從睡夢中拖起，扔進衝鋒隊的營房，嚴刑拷打，逼迫其供認對德國的罪行。與此同時，希特勒對於他的競爭對手，社會民主黨及其他自由主義黨派也毫不留情，各種集會被勒令停止，所屬報刊被取締，公民權利亦被取消。經過短短幾天的暴力恐怖，公民不敢再隨便議論政治，不敢再在公眾場合嘲弄國社黨的種種醜陋與罪行，生怕哪天走到大街上會被莫名其妙地逮捕。可是希特勒並不以此為滿足，他不想躲在總統授予的“暫時獨裁權”下過日子，他要成為德國名副其實的統治者，由於他認為經過幾天的清洗，反對的聲音應該都已經消失了，重新舉行大選以獲得國會2/3多數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便於1933年3月5日舉行了德國二戰前最後一次全國大選。
可是讓希特勒大失所望的是，盡管有種種許諾、恐怖和暴力威脅，但他的國社黨隻獲得1700萬張選票，僅占總票數的44%，組織一個聯合政府倒還可以，離2/3多數還有一段距離。希特勒為了修改憲法，他隻有求助於在國會中占多數席位的民主黨派，希望他們信任自己，給予自己獨裁的權力。希特勒在新一屆國會上，發表了也許是他畢生中最精彩、最虛偽的一次演說，他承諾一切舊有的秩序都會維持不變，國會所賦予他的獨裁權，僅僅在某些狹小的特定範圍適用，絕不會導致國家權力結構的改變，也不會限製任何公民權利，他唯一的目的，就是領導德國重新建立在一戰後的世界地位。希特勒在演說中，竭力想煽動起德國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呼籲全體德國人“從自私自利的黨爭中解脫出來，在民族自覺中團結起來，建立一個自豪的自由的統一的德國”。除了社會民主黨領袖奧托·威爾斯議員外，幾乎所有的民主黨派都情商變低，被希特勒的花言巧語所打動，奧托·威爾斯議員沒有被希特勒所蠱惑，昂然不屈地站出來反對希特勒的獨裁，他代表他的黨投反對票，並莊嚴地宣布：“在這有著曆史意義的時刻，我們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莊嚴地保證要維護人道和正義、自由和社會主義的原則。任何授權法都不能給予你摧毀永恒的、不可摧毀的思想的權力！”但社會民主黨在國會僅有84個席位，遠遠不及投讚成票的441之多，國會同意把自己的立法權移交給政府，為期是4年。這些在民主製度下浸泡了15年的國會議員們似乎還不懂得，一旦你培育出了獨裁的種子，它就會像可怕的瘟疫一樣四處蔓延不受控製，不要說是4年，即便是4周也足以摧毀一個健全的民主製度。
我們再來看看在同德國同一個經濟危機時期的美國人民是如何對自由權利的維護，來維護民主的：1933年，在羅斯福剛剛當政時，因為還處在風雨飄搖的經濟風暴中，大家都在齊心協力熬過這段艱難的歲月，所以他的各項法案幾乎沒怎麽費力就可以得到國會多數票及最高法院的支持，可是經過百日新政，美國經濟有了較明顯的起色，大家也都回過勁來緩了口氣，矛盾就來了。羅斯福的民主黨在美國政治中一直是少數黨，憑借1929年的經濟危機羅斯福才入主白宮，對手共和黨把持的最高法院，當然不肯給他麵子，加之最高法院的幾位法官，基本都是林肯時代的人，是一群“馬車時代”的人，保守是他們共同的特點，麵對羅斯福左一個新政又一個新政，被搞得眼花繚亂，委實接受不了，起先因為經濟危機而不得不授予羅斯福各項權力，那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現在到了該收回權力的時候了。
1935年1月，最高法院以8比1的票數，宣布羅斯福的《全國工業複興法》違憲，從此拉開了法院與政府的權力鬥爭。緊接著最高法院又於5月一口氣判3項新政法律違憲，到了1936年初，又廢掉了6項法律，這樣一來，羅斯福頒布的各項法律，已經被廢除了10多項。不難想象，羅斯福是何等的窩火，要說這幫人可真是些忘恩負義的家夥，如果不是百日新政挽救了美國的經濟，他們哪兒還會有閑情逸致來對新政說三道四？再說被廢除的這些法律，都是為了保障美國公民的權利才出台的，如《最低工資法》是為了救濟貧民窮人。
1936年，羅斯福再次以絕對優勢當選第33任美國總統，這下有了民眾的支持，羅斯福認為自己有實力回應最高法院的挑戰了，他要改變最高法院的敵對態度，把最高法院控製在自己的勢力之內。可是司法獨立是三權分立的前提，也是美國立國的基石，想打破傳統，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按照美國憲法，想扭轉最高法院，隻有兩種辦法，一是讓國會修改憲法，二是由總統直接任命自己的親信當法官，羅斯福很清楚，想得到國會2/3多數支持自己修改憲法簡直就是白日做夢，因此他企圖走個捷徑，由自己任命比較聽話的法官來主持最高法院，但這一點也很不容易做到，因為美國法官是終身製，除非犯下嚴重罪行，否則任何人都無權解除他們的職務。於是羅斯福開始秘密醞釀一項前所未有的政治改革方案，那就是改組最高法院的組成機構，這一計劃提出：凡是年滿70歲的法官，如果不自動退出最高法院，那麽總統就有權再任命一名法官進最高法院，這樣就可以利用增補多數的辦法來控製最高法院。
羅斯福這一方案剛一宣布，立刻引起美國輿論大嘩，不僅是對手共和黨，就連民主黨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因為這幾乎等於把最高法院的權力拱手讓給了聯邦政府，失去了最珍貴的司法獨立性，各家媒體難得一致地抨擊羅斯福實際是想搞獨裁，就連一向支持新政的國會也充滿了一片反對討伐聲，狂風暴雨般的抗議信更是接連不斷寄往白宮，那些在新政中獲得收益的人，無論大資本家還是平民百姓，很多都站到羅斯福對立麵去了，羅斯福實在沒有想到，這次可真是捅了個馬蜂窩，但他不為所動，堅信民眾站在自己這邊。那時沒有Twitter等自媒體，但有廣播，他在3月9日的“爐邊談話”廣播中，把矛頭直接對準最高法院的法官們，試圖說明自己不是針對最高法院這一機構，而是那些保守派，想澄清他不要獨裁僅僅是要維護新政的觀點，並希望能夠通過公眾壓力來製服對手。
就在美國政治出現嚴重危機，很有可能倒向獨裁的關鍵時刻，有個叫“帕裏什”的女工，把投訴西岸旅館案打到了最高法院，這就把九位法官直接推到了鬥爭的風口浪尖上。以休斯為首的法官們，這時麵臨了一個兩難的抉擇，是判《最低工資法》違憲以維護最高法院的威信？還是選擇退讓以阻止羅斯福找到邁向獨裁的借口？
最終最高法院理智地選擇了妥協，判帕裏什勝訴，法官們考慮到，如果宣布《最低工資法》違憲，那麽羅斯福很有可能以維護新政為借口，積極尋求改革最高法院，不管怎麽說，百日新政畢竟拯救了美國，羅斯福在美國不乏支持者，要是很多人不能看到獨裁的危害性，一個勁跟著羅斯福跑，那美國的民主製度就真的徹底完蛋了。於是最高法院以戰術上的失敗換來了戰略上的勝利，挫敗了羅斯福改組最高法院的企圖。判帕裏什勝訴，意味著羅斯福新政的勝利，給那些陷於貧困的人們帶來了麵包，但同時這一判決又在事實上駁斥了羅斯福說最高法院企圖阻礙新政的觀點（即沒有《最低工資法》也不會影響判案），使羅斯福的有關最高法院的政治改革方案胎死腹中，維護了美國司法的獨立性，美國人盡管有點“過河拆橋”的味道，卻得到了實惠，既拿到了麵包，又保住了自由。曆史老人並沒有特別厚待美國人，在那個混亂、恐怖的時代，他們遇到了與德國人同樣的問題：如何維持一個脆弱的民主製度的正常運轉？
在這個社會裏，總有萬般不如意，這種萬般不如意總會激發人們離開地平線的理想。這種理想，聽起來誘人，看起來偉大，真正要實施起來，遠不是那麽回事。在海市蜃樓的邊上，就是人類的萬丈深淵，進入海市蜃樓，就進入了地獄之門。德國人麵對“麵包”的誘惑，表現得情商不高（占小便宜），輕易相信了希特勒的承諾，忘記或有意忘記了還有“我幹嘛要聽你的”這個選擇，不相信也不願靠自己的能力去解決問題，隻是期待“英明之主，青天官員，救星或明君”來解救他們，為他們承擔所有的痛苦、困難和義務。從而失去一個可監督問責官員的製度，失去一個可選舉彈劾當權者的製度，應了那句：“貧窮滋生獨裁”。
但美國人不是這麽考慮問題的，他們認識到，無論羅斯福的新政挽救了多少美國人，無論羅斯福本人多麽的英明、正確，也絕對不能把手中的權利交給他，自己的命運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總統通過緊急時期國會所賦予他的權力任意影響司法獨立性，甚至是違背《權利法案》的立法初衷，那麽無論這位總統是否出於善意，都會導致民主製度的崩塌，更何況，獨裁製度最大的缺點是缺乏製約機製，即便羅斯福真的是想“為人民服務”，也不能肯定他能一直可持續保持是個“明君”（凱撒兒子就是生了一場病後由明君變成暴君的），更不能肯定他的後任也是個“明君”。那些為了眼前的利益而拱手讓出自己權利的人，恰恰沒有看到獨裁的長遠危害，把希望都寄托在一個人身上而非製度上，指望某個人的“英明和恩賜”過活，這可不是美國人想要的，他們絕對不允許自己的國家裏出現個希特勒。這種對專製製度的深刻認識，對自由權利的不懈維護，使得美國終於沒有像德國一樣走向獨裁。今天盡管有很多槍擊案，連前總統奧巴馬也常提槍支控製，但公民合法擁槍是時刻準備推翻偏離民主政府的。槍擊案的受害者是不幸的，但美國人知道：孰輕孰重，不能為了個別的不幸而犧牲大部分的公民權利。民主也像吃鹽一樣，對少數人的關照是為了減小貧富差別，維持民主，不照顧少數猶如不放鹽，是不民主的。但過分照顧少數就像過多的加鹽，也是不民主的。如今的川普當選，也是人們對左派偏離的政策拋棄，盡管很多投票給他的人並不新歡他，是他們具有托利得定理所說的智力上乘，兩害相權取其輕，需要一個保守和務實的總統，美國人民一定不會讓總統過分偏離。
說到底，要維持民主就必須有綜合智力上乘的民眾，即使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也要有較高的情商和靈商，不要貪小便宜，持之以恒、重複地維護自由權利。
七、如何進行民主教育?
生命的意義在於幸福，隻有痛苦的人才會主動放棄生命。大多數人是希望自己的生命是一個幸福過程，幸福的感覺和價值觀有關。不同的價值觀所追求的幸福方式也就不一樣。每個人都是一個小宇宙，隻要這個人掌握了真理，就有爆發的可能。但人是社會性動物，大都被世俗洗腦和束縛或社會製度的限製形成錯誤的價值觀，而生活在誤區裏，一輩子與真理無緣。物質上的幸福感是相對的，到了一定的程度就飽和了，唯有自由和精神上的幸福才會持久永恒。進行適當的教育，最大程度的開發民智，形成民主文化，才能使社會和諧。
中國民眾文化主要是倫理世俗。一方麵倫理性過於強調人的自覺和道德修養，對外在的規矩不信任，反對一切不出自真心的東西，從而使得中國人重情感，輕契約。另一方麵世俗性在於中國人的人生價值並沒有投向外在的自然界，不在於對自然界的冥思，也不是找尋內心深處的自己。同國外基督教“罪”文化不同（有錯說聲抱歉，退一步，萬裏晴空，容易做到紳士風度，優雅，文明），中國人的“恥”文化是：每個人不能有錯，有錯是可恥的，因而有錯也說不得，對個人死要麵子活受罪。對集體誤工誤時，很難形成團隊精神。很多人不太會理解他自己在幹什麽，中國人是在別人的評價裏找到自我的，很少關注自己的內心客觀需求，這就會表現過分的要麵子和虛榮，物質或表麵的攀比和追逐。為了達到目的，會耍很多小聰明去越過規章製度或失去原則去做對自己也不忠誠的事情。
極左和極右都是不能容納對方，屬於情商和靈商不高，綜合智力不夠上乘。
根據托利得定理：“測驗一個人的智力是否屬於上乘，隻看腦子裏能否同時容納兩種相反的思想，而無礙於其處世行事”。請看下麵這個例子：1944年6月6日盟軍開始登陸諾曼底，第二天德國廣播裏播出了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威爾發表的一份講話：“我們已經勝利登陸，德軍被打敗，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向大家表示祝賀......”。可是在登陸之前，艾森豪威爾還準備了另一份截然相反的演講稿，那是一篇麵對失敗的演講稿：“我很悲傷的宣布，我們登陸失敗。造成失敗的原因完全是我個人決策和指揮失誤造成的，我願意承擔全部責任，並向所有的人道歉......”。其實艾森豪威爾做了大量作戰失敗的準備，一個已經在研究失敗可能的統帥，會從客觀上剔除失敗的種種可能，反而能更好地保障成功，這就是智力上乘。智力下乘的人，對任何事情往往不會向失敗的方向考慮（甚至在有些情況下認為失敗是可恥的），不能同時容納兩種相反的思想，這些人往往會成為最容易失敗的人，而且一旦失敗，連心情和鬥誌也輸得精光，甚至一蹶不振。何應欽曾經作為四星上將訪問荷蘭，荷蘭國防部接待了他，並給他看他們一係列的國防計劃，最後一份計劃是“投降計劃”。當時何應欽感到十分驚訝。他說，國防部怎麽會製定這種計劃，我們東方軍人是不言投降的。荷蘭人告訴他，投降計劃很重要。在打不過的時候就有用了，這是聰明人做法。當你打不過敵人的時候，你若不投降就會被殺了。投降是保全自己的人體，文化和建築，就不會招致毀滅性打擊，保存實力，保持國家完整，將來等真正強大了，再去奪取勝利，有投降才有翻盤的機會。在越戰中，美國兵隨身攜帶著12國文字的投降書，可以保全自己。丘吉爾曾對他的將士們說過：“我們應該投降時，一定要心平氣和地去投降，學會投降是一門學問，因為我們總可以再來，我們得為再來做準備啊！”
中國人智商普遍很高，如何提升公民的“綜合智力”？其實就是要提高情商和靈商。
提高情商的基本方法就是：
(1) 寧可吃虧，也不占任何小便宜（這樣的人也會很有愛心，恪守誠信，遵守規律和製度，不會投機取巧）。
(2) 有興趣地努力學習或工作（這樣的人也就會責任心和責任感，成熟，不靠明君，明白是為自己做事，工作積極主動不會偷懶）。
提高靈商的基本方法就是：
(1) 掌握客觀規律，知道和適應客觀世界的需求（這樣的人也就會實事求是，不會有以訛傳訛“聽人說”的惰性，悟性好，不會好麵子和虛榮，不會凡事找關係，對失敗就不會有恥辱感）。
(2) 注重“重複”自己的好的言行，使它們變成“潛意識” （這樣的人也就會有定力，不會漂移和蛻化變質）。遵守規律和製度，辦事先查相關規定的習慣。
在中國貪腐問題和誠信問題與千百年的價值觀和民智（綜合智力，主要是情商和靈商方麵）不高有關。最根本的解決辦法是從幼兒開始進行正確的教育。從小就養成習慣不占任何小便宜，就不會為了小事圖方便而違法製度，才有可能長大了不會貪，從小就不被人騙，長大了才有可能不會騙人。兒童對成人最大的回報是對成人100%的信任，然而許多成人無知和扭曲的價值觀，把開玩笑或欺騙兒童的惡作劇當作娛樂，這其實是嚴重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很無聊。
剛來美國時聽說美國是“兒童的天堂”，“美國人小時候不讀書，長大了才讀書”。直到我的老二、老三兩個小孩上幼兒園，才知道美國的小學教育，其實是德育、智育、和體育一起進行，尤其是德育和情商以及靈商部分。美國小學教育首先是把小孩教成一個品格正常的人。記得小女兒和兒子在學前班的時候，有一學期小女兒5歲和兒子4歲，他們的成績單下來，有20多項，每項最高3分，兒子幾乎每項都是3分，小女兒有2個1分，我很好奇那2個1分是什麽，老師仔細的解釋說：“1個1分是例如拚圖遊戲中女兒一個人獨善其身，早早做完，交了作業，而不是在做完或做的過程中幫助其他小朋友。另一個1分的例子是有個小朋友哭了，女兒就去找老師匯報，告訴老師誰誰誰哭了；正確的做法是女兒應該去安慰小朋友，自己去解決問題，而不是找老師解決問題。在美國也非常反感告狀的人”。我當時還不以為然，心想這要是在中國，這是好學生嘛！小女兒和兒子都在大陸寄養一段時間，很多人都認為女兒很聰明，兒子傻傻的。在以後的體會中，美國的小學教育是做人的教育，從誠信，不要占便宜，到健康教育，憲政教育（在加州每次總統大選，小學生就開始模擬總統大選投票）。但有些華人家長不注重德育和情商以及靈商部分教育，隻注重數理化成績。
要進行民主教育，就需要：
（1）教育改革，實用的思想教育，不是低效的愛國主義教育和一係列的道德教育。民眾的思想教育，能不同於以前的精神文明教育，提高大眾的情商，靈商，提高公民素質，減少各種“仇恨教育”。使社會意識形態進入更加文明、和諧和幸福階段。
（2）創立係統的教育手冊，培養思想家，采納各家之長，組織人力大力開發像聖經一樣公民的規範《公民參考手冊》，使得人們能“吾日三省吾身”，要確實能開發民智，開悟人生，應該有簡單的醫學，哲學，心理學等方麵的綜合教育，而不是哄騙和洗腦。注重溝通的效率，使用大眾化的語言，不要用晦澀難懂的說教，不要用容易混淆的，似是而非的語言。譬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很多人理解為：人都是自私的，都是為了自己的。人要是不為了自己，就天誅地滅。但是，本來用力說教的意思是：為是作為的為，修為，正心、治理，和處理的意思。為人先為己，為己就是做好自己，把自己這個人做好。人不修己，天理難容。
（3）教育也要像吃鹽一樣，不要走極端，變成道德教育，這樣很多人做不到就放棄了。例如對於“共同富裕”的公民精神：民主是要有一群很大比例的智慧和智力上乘的中產階級，不僅自己在物質和精神生活上富裕，更重要的是能有“共同富裕”的公民精神，帶著全社會共同致富。如果現在從道德高度要求中產階級“共同富裕”去支援和帶動貧困地區，他們會力不從心，因而造成反彈，反而發現他們會保守與自私。因為中國的中產階級還很年輕，是改革開放後產生的，經濟和精神都不堪一擊，一座房子、一場股災、一場大病、就可以消滅一個中產。他們上有老、下有小，麵對如此大的壓力，他們早已把全部精力投入了“中產”保衛戰之中了。中國的中產階層，就是正在過江的泥菩薩，自身難保，哪裏還顧得上別人。要人們大公無私，要先人後己，就有些強人所難。如果說出於原生家庭教育重要性，農民工的留守兒童，因為缺少家庭教育和家長的愛，將來可能是問題兒童，嚴重的會是罪犯的後備軍。出於這樣的認知，中產階級會在保證自己的前提下，不僅僅是從物質上扶貧，還在方法上，教育上扶困。在保證自己的前提下，幫助他人，這樣才會持久地進行下去。
（4）契約精神和法治教育，靠製度，不是靠道德，不是靠勞模來教育，不是一定要兩個黨，反對或在野才能做到監督和製約。很多人是因為討小便宜而耍小聰明走捷徑去違反製度，其實是情商和靈商不高。
（5）價值觀的改進。不要一味地追逐物質領域和錯誤的精神領域。摒棄關係學（在中國居然高官也要靠關係，本來沒有問題的，硬是搞出關係問題，關係是對製度最大的傷害）。東方人喜歡特殊化，而西方民主社會的人們習慣是唾棄特殊化的，矽穀一個中餐館老板曾告訴我：喬布斯經常去他們餐館排隊吃飯，開始他不認喬布斯，隻看到很多人對他很尊重，當他知道是喬布斯後，想著他那麽忙，就提出讓喬布斯不用排隊，被喬布斯謝絕了，喬布斯認為這對其他排隊的人不公平，自己這樣被特殊化也很丟臉。
總之，公民的情商、靈商以及表現出來的綜合智力、誠信等程度是決定民主文化底蘊的深厚。
八、中國的民主要從選市長開始
中國的低度民主從農村開始已經試了二十多年，但隻是在農村的村一級實行了差額基層民主選舉。村一級不是基層政權，而是農民的自治組織。中國現在還不能進行在鄉鎮和縣級以上直接民主選舉，因為即使立即實行直接民主選舉，也不會有多少實質性的民主成份。但是在城市街道一級推行直接選舉，條件可能成熟了，進而在一些富裕的中小城市進行市長選舉和城市規劃公投，進行“局部民主化”的實踐，逐步擴大效應，這是因為：
（1）中小城市像古希臘的雅典城邦那樣，有實行直接民主的自然地理環境和社會經濟文化因素等客觀條件。市政建設目標清晰，行政程序簡潔。
（2）富裕的中小城市中產階級占大多數，貧富差距小，受教育的水平較高，具備了民主的物質條件。民眾的情商和靈商以及綜合智力比較容易提高。政府容易進行有限的、幅度不大的財富再分配政策。
（3）民主的重要前提是開發民智使得公民有較高的素質，城市人口集中，容易從教育做起，從娃娃抓起，培養愛心，培養準確、不似是而非、不誇大其詞的風氣從而能有遵紀守法的潛意識，培養不跟風、不炫富（炫富助長了貧窮與富人之間的敵對關係）、不虛榮、不攀比的意識，培養正確的價值觀，並培養學生在學校選舉意識和民主意識。
（4）中小城市，容易從小事做起，從容易的事做起。杜絕無聊和低級趣味。逐步摒棄各種壞習慣和陳規陋習，有話直說，不好麵子，遵守規則，不要靠關係。把人們從追逐物質主要目標的狀態，調整到也追求精神狀態。
（5）中小城市普片受教育的水平較高，容易培養契約精神，不害怕訴訟，可以像美國那樣在城市內成立小額法庭(小額法庭是美國司法係統中最基本的機構），它便利當事人訴訟、提高審判效率、節省審判資源。對於事實簡單、訴訟標的額較小、責任明確的案件，按照繁簡分流的原則，設立專門的小額法庭處理小額、簡單案件成為法院的輔助，也是較好的普法手段。對於惡作劇，各種騷擾等，上小額法庭，有利於加強法治觀念和提高社會風尚。
（6）由於人口和地域集中，中小城市的行政流程容易公開透明，大家都有目共睹，就很難出現腐敗問題，這樣民選政府容易保持廉潔，它不僅能夠及時和充分地掌握民眾的信息，而且具有對民眾訴求有更好的回應能力，因此民主確實能夠實質性增加民眾的物質利益，所以在中小城市也很容易實行民主製度。
但是中小城市先進行民主製度也是有很多難處的，隻有做好城市民主製度的建設，才有可能在全國推廣進行。以前有一個說法：“很多人在外是一條龍，在家是一條蟲”，說的是在外鄉工作，沒有複雜的人際關係，開展工作容易出色，在自己家鄉，大家鄉裏鄉親，人際關係錯綜複雜，沒法開展工作。民眾糾紛也容易走極端。這是因為我們文化造成的，我們都推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管好自己，齊家，管好自己的家人，接著就談治國了，就談怎麽平天下了。但是中間有個斷層，這個斷層就是團隊、集體、社區、城市。所以這就是社會的薄弱環節，我們在這個斷層地帶就隻有靠我們的倫理世俗和價值觀行事和行政，並沒有什麽理論和規則指導。即使到了國外，也還是有這個斷層現象，在矽穀中國人和印度人區別還是很明顯的，印度人很抱團，中國人獨善其身，中國人對待新同事主要看技術，看人性格。有些創業公司，一開始是中國工程師多，他們很多人為了顯示自己的技術水平很高，就會為公司省錢，自鳴得意用不先進的設備作出好的工藝結果。後來慢慢的公司印度人開始多起來，最後把老中都擠走了，然後開始買先進和較貴的設備（當然也有些公司過了2年公司就關閉了，畢竟很多技術要靠中國工程師）。目前中國人在大公司的管理階層的比例遠比不過印度人，也是受這個教育的斷層影響。因此社區和城市的民主建設也是全新的意識，在民主建設中是難點也是重點。中國的民主如果從選市長開始，民主教育將是對“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教育很好的補充。采用民主製度，達到製約與平衡，把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念和對立的夢想的市民加以平衡。
由於是局部民主化，即使個別中小城市的民主化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也不會造成全國範圍內的影響，比較容易掌控。中小城市民主化過程是民主教育播種和培養過程，是民主化比較安全的起點。
民主意識當隻是有限數量的人知道時，它仍是這些人的個體意識，但是存在著一個臨界點，隻要再有一些人接納了民主思想，之後接納的人數就會成指數方增長，以至幾乎絕大部分人都接納了這種思想！如果有少數富裕的中小城市開始進行市長選舉和民主化，就會形成駐留點，由點到麵，進而使許多中小城市開始進行市長選舉和民主化。當幾乎所有的中小城市開始進行市長選舉和民主化後，那麽就會在全國範圍內很快地實現民主製度。
九、展望
如果從2025年開始進行市長民主選舉，經過一代人20年民主建設，那麽到2045年民主很成熟，公民的素質提高，2049年10月共和國將以民主、繁榮、昌盛度過100周歲生日。這樣到了2050年中國就會真正強大，後來居上，在各方麵領先於世界。從而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文明與誠信的民主製度下“千秋萬代” ，持續發展，永遠昌盛。
民主是需要錢的，一個選舉就要大把大把的銀子，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幾億，幾十億。。。。。為什麽有人總是故意漏掉這一民主的墊腳石？
改良派是沒有用的。
國家製度的變更要靠革命。
紅米2019 發表評論於 2019-06-15 16:00:03
我覺得經常被忽略的一點是地方自治，在上層是要清楚地劃分各個行政級別的權限，在下層是民眾培養自己管理的能力，小區的業主委員會是培養民主的好地方。
在以金錢資本為中心的社會，民主是資本的民主，自由是金錢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