謙謙美君子
在美國生活了32年的謙謙君子
加州的老墨 – 6
我在“加州的老墨-3”博客裏提及了那個聰明能幹的電工 - Ruderal。因為偏愛，家裏大多數加裝電器的活都交給了他。他還勝任其它的活，比如刷牆，補洞，掛畫，裝鏡子，換門等等。為此，他帶著一個小工在我們家一幹就是三整天，做工時基本上一刻都不停，中午吃飯也簡單 – Ruderal 到外麵買快餐，倆人就在他們自己的大皮卡車上吃。
期間，我們有機會聊天，最後一天還請他們一起吃pizza。原來他們並不是真正的老墨，盡管他們也說西班牙語。他倆其實來自中南美洲危地馬拉（La República de Guatemala）。
中國人對危地馬拉比較陌生，因為沒有外交關係。從上麵的地圖可以看到：危地馬拉北接墨西哥，南臨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東靠加勒比海，西臨太平洋。危地馬拉與墨西哥同屬古代印第安人瑪雅文化。1524年淪為西班牙殖民地，1821年9月15日宣布獨立。在民不聊生的危地馬拉，每10個人中就有6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全國有近半數人口都長期營養不良，凶殺率全球第五。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間，在墨西哥邊境被逮捕的難民中有34%來自危地馬拉，為各國最多。危地馬拉的1,800萬人口中約有百分之一移民到了美國。
危地馬拉難民大量出逃從幾十年前就已經開始，Ruderal就是其中之一。他說，2005年，18歲的他隻身來闖美國。途徑墨西哥，走了一個多月才來到美國邊境。這讓我想起來曾經在網絡上看到過的中美洲難民拉家帶口，成群結隊的“大棚車”，他們千辛萬苦，越過墨西哥邊境向美墨邊境進軍的圖片和報道。他說他們那時白天還不敢走，怕被墨西哥的警察抓，隻能大部分時間在晚上徒步，不少人因病或饑寒交迫死在逃亡的路途上。還有些人是為了少走路，又沒有錢買火車票搭“順風車”時摔死的。看我不明白，他特地讓我看一張在他的手機上火車拐彎時的照片。因為火車到拐彎處時會減速，很多人因而鋌而走險，企圖跳上飛奔的火車而身亡，也有為躲避抓捕而跳車摔死的。他告，當年蛇頭收取的偷渡費用是5,000美金，現在的行情已超過一萬，大約是一萬五千。他15歲多就結婚了，這個歲數結婚在他們國家是“允許”的，但要到法定的18歲才能拿到結婚證。他在危地馬拉出生的大兒子現在快17歲了，周末有時會來幫他幹活，他現在在想是否要讓這個兒子將來上大學。他還有三個在美國出生的孩子，一共兩男兩女，最小的兒子才三歲。幹活的時候，我看到他還時不時地與小兒子視頻通話。因為需要養育有美國身份的孩子，他和老婆都可以合法地留在美國，也可以合法地工作？他們沒有綠卡，但有駕駛執照。他的小幫工才來美三年，Ruderal的故事或許會在他的身上重演。
在我們老中看來，墨西哥裔和中南美裔長的都差不多。咱就別那麽嚴格，籠統地把他們稱為老墨也就八九不離十了吧。Ruderal 的偷渡經曆讓我想起了從前的球友，Harvard（附上我幾年前寫的一篇拙文）。文革期間，他九死一生地從深圳遊泳到了香港。和危地馬拉類似，毛時代的中國，很多人也吃不飽肚子，60年代初還活活餓死了不少人。如今，再也沒聽說有人 “逃港“了，人人都能吃飽飯已是中國人民起碼的生活現實。是毛的去世，是改革開放讓中國人民的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實在有點搞不明白，為什麽現在還有那麽多人懷念毛的時代呢？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件：
何哈佛（Harvard Ho)
算起來，隔天遊泳1,000 米已經堅持3 - 4 年了。隨著年齡的增大，經常遊了一多半時，很自然地就想找個理由偷個懶。說來你可能不信，我雖越來越力不從心，至少速度下降了，但讓我堅持至今的一個原因是因為一個人和他的故事。
何哈佛是我一個老中鄰居的哥哥。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在美國呆久了，老中們也都入鄉隨俗，不分大小長輩，見人隻呼其名。我們都叫他的英文名字， Harvard。 老美認為這樣叫名更親切，不見外。記得當年剛來美國讀MBA 時，為了表示尊敬，我見到老師都叫XX先生。一次，一個較年輕的老師讓我直接叫他的名字。還半開玩笑說叫他的姓氏，會把他叫老了的。
認識Harvard大約是在2005 年。那些年癮大，我們差不多每個周末都約在一起打高爾夫球。他是我們的大哥，每次都是他訂場，我們跟著去就是了。記憶中我打得最好的一場球是和他一組打的：我92 杆，他95 。。。
文革的時候，Harvard是廣州初中三年紀的學生。他去過北京“大串聯”。有一天早上四點就起床，餓了一天的肚子，等待毛主席的接見。親眼見到偉大領袖後，趕緊給家人發電報（那時電話不普及），報告喜訊。據說那天電報局人山人海，不得不延長關門。我“百度”了一下，知道他那次是毛在文革期間的第八次檢閱紅衛兵。時間應是1966 年11月25 號，那天，毛和親密戰友林付主席乘敞篷吉普車檢閱了在他們經過的馬路兩旁等候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幾百萬紅衛兵。其實，那天我在當時居住的汽車局大院院內一處高地也等了大半天，榮幸地受到了“檢閱”。因為毛從天安門出來，走西長安街，途徑大院大門的複興門外大街。本來，我們小屁孩是根本不配接受“檢閱”的。充其量，12 歲的我也隻能算是個紅小兵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被鬥倒了之後，文革的高潮落幕。他和成千上萬的曾經的紅衛兵們，沒有工作，隻能“上山下鄉”。他分配到離深圳不遠的公社插隊務農，起早貪黑，堂堂五尺男兒居然養活不了自己。一年之中，還不得不回到廣州的家中蹭吃蹭喝幾個月。他們家有兄弟姐妹五人，父母是普通的工薪階層，生活的拮據可想而知。
兩年之後的一個下午，他身穿白色襯衣，懷揣農場的出差證明，腳踏一部舊單車，儼然一副公社幹部模樣，順利騙過邊防巡邏民兵的盤查，躲到事先偵察好的一個橋洞下麵。等到月黑風高，來到邊境，換上遊泳褲，把兩件衣褲和身份證明文件放到特製的塑料袋中，背在身後，毅然決然地跳進波滔洶湧的大海，向香港方向摸黑遊去。用他的話是手腳後來根本就沒有了知覺，隻是機械的拚命地向前劃水。不知道過了多少時辰，終於看到了陸地。岸邊一片淤泥，這時的他渾身已經沒有力氣爬上岸了，隻能呼喊救命。那邊的村民聽到，把他救起。他請求人家給他香港的親戚打電話來接他。。。
在香港，他學習做首飾加工，出徒後到美國發展。安定下來之後，象大部分廣東人一樣，他先後把父母和兄弟姐妹五人一個不落的都辦到了美國。他的弟弟，我的鄰居還把他的嶽父/嶽母也辦來美國了。拜托那時的美國有照顧親屬團聚的政策，不象現在那麽“美國優先”。
根據後來資料的估算，當年渡海去港的年青人大約有20%的人溺水、甚至被鯊魚咬死而葬身大海。我在問自己，人要在什麽情況下才願甘冒這麽巨大的生命危險而義無反顧呢？是苛政猛於虎嗎？人們後來發明了“逃港”一詞，代替之前的“叛國投敵”罪名。鄧小平曾經還算實事求是地說過“生產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決逃港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Harvard兩年前不幸患癌去世了。每當我遊泳，特別是累了的時候，我的眼前總會浮現出他掙紮在茫茫漆黑大海裏的那如歌如泣的畫麵。我自愧不如：人家視死如歸，我這點累又算什麽呢？於是重新鼓足幹勁，“又是，又是100 米”（1）。
咳，老朽如我，流行歌曲一句不會，但紅色歌曲張嘴就來。所以，當今毛粉那麽多，奇怪啥呀。
1，借/改用文革中家喻戶曉的新疆歌曲《毛主席的話兒記在心坎上》的歌詞：
隻要想起您（耶），毛主席（重複一遍）。。。
草於美國芝加哥
二零一八年五月八日
遊泳是有點boring，貴在堅持。我新搬入的小區有遊泳池，我現在改每天遊5-600米。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