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博客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論“六四”學運的反動性
1989年春季，在中國北京發生一場震驚全球的事件，其震驚的程度使從美國的華盛頓到英國的唐寧街10號，都有強烈的“震感”。這場事件發生地點是以北京天門廣場為中心起點，並逐步向四周擴大，乃至幾乎是擴大至全國範圍，連香港、澳門和台灣都被波及。其影響力和破壞力之大可以說超出人的想象。這場事件被稱作六四學生民主運動、六四事件、六四暴亂或六四動亂，簡稱“六四”。
這場事件的影響至今還仍很強烈。每年，在世界的很多的地方都有這場事件的紀念活動，甚至，在美國還永久樹立起“六四”紀念碑。但是，當人們都在熱血澎湃般地熱衷於紀念“六四”和悼念“六四”亡者時，這些狂熱的紀念者是否思考過，這場“六四”事件到底給中國，給中華民族以及給中國的民生的發展帶來什麽樣的影響，是正麵影響，還是負麵影響？我斷定，任何的“六四”參與者們都從沒有思考過這些問題，因為他們都是些隻注重自己眼前那一畝三分地利益的人，從未有過為整個民族利益考量的胸懷。或許，這些“六四”參與者們都還缺少反思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當人缺少反思和明辨非能力，並且缺失大義的品格，一心隻考慮自己的時候，注定都會自己走向歧途，或被人煽動利用走向毀滅。“六四”參與者們的結局就是這樣的結局，可悲！如果這樣可悲行為也要被隆重紀念，並形成主流趨勢的話，那這樣的民族也就沒什麽希望了。
聖經上說，一顆種子到底是壞種子，還是好種子，把它種下去，等待它發芽長出來後，就知道了。壞種子出壞芽；好種子發好芽。這個上帝給我們啟蒙的哲學道理是告訴我們，一件事情的好壞要通過最終所帶來的結果來判斷，帶來壞結果的就是錯誤的，而能帶來好結果的那就是正確的。用科學的道理來說，這就叫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不是用主觀和感官印象來判斷是非。或者說，你看到的和聽到的未必是真的，需要你用事實、智慧、思考來判斷真偽。
那麽，現在我們大家一起來看看，這“六四”到底是功，還是過；是帶來正麵影響，還是負麵影響。
1985年，鄧小平提出政治體製改革。1986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政治體製改革研討小組，開始了總體方案的醞釀和設計，嚴家其擔任要職。鄧小平說過，包括民主訴求在內，對於任何訴求，一切都好商量，隻是不要亂。
在1988年6月16日，中國中央電視台首播六集電視紀錄片《河殤》。 電視片中，黃河被暗示代表中華文明，藍色的大海象征西方文明。在節目的最後結尾，那奔騰的黃河流入大海，並配以這樣的解說詞：“民主政治的特點應該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學性；專製政治的特點是神秘性、獨裁性和隨意性。我們正從渾濁走向透明。千年孤獨的黃河終於擺脫了恐懼，流向了大海，並終於看到了大海。”，顯示著，中國將要融入世界，更顯示著，以鄧小平為總設計師的中國改革開放將引領中華走上強國富民道路上，與西方的文明和民主融為一體。
楊尚昆對該片大加讚賞，表示:“全體黨員幹部、官兵戰士都應該看看，解放思想嘛。”
“六四”以後，本來是很有希望的自上而下的中國民主化轉型之路被迫中斷，一些本來朝向民主方向的寬鬆政策被取消。中國受到多個國家的經濟製裁，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銀行給中國用於發展民生的貸款被擱置。很多外國對華直接投資的承諾遭到取消。中國年旅遊業的收入從原來的22億美元跌倒18億美元。同時，歐盟和美國都因為“六四”而對華實施武器禁運政策，直至目前，使中國國家的邊防防衛力量大幅下降。在這弱肉強食的世界裏，疲弱的國防必招致被欺負。我要問問這些“六四”者們，這些負麵結果都是你們所謀求的吧？
更重要的是，“六四”搞掉了鄧小平改革開放道路上的先鋒官趙紫陽，紀錄片《河殤》遭到批判，中南海裏的極左勢力趁機抬頭，阻礙了改革的進行，使改革停滯，並且重提階級鬥爭和計劃經濟，大有要回到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的架勢。一時間，中華大地烏雲密布，整個中國的經濟都死氣沉沉的。
各位“六四”學運者們，特別那些參與的學生們，麵對這一切損害中華利益的嚴重結果，你們是內疚、慚愧，還是心滿意足、心安理得？在你們翻天覆地地折騰，紀念“六四”的時候，怎麽那麽的理直氣壯？假設當初你們推翻了鄧小平，那麽你們能絕對保證現在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目前的水平嗎？恐怕你們當中，無論王丹、柴玲、吾爾開希等，沒人能做出如此的保證。既然你們做不到這一點，那你們還有什麽臉麵還在那裏鬧騰，以紀念穿著假民主外衣的“六四”？
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並發表南巡講話，用那博大的胸懷發出那最關鍵的吼聲：“誰不改革，誰下台。”，真是氣吞山河。從那時起，整個中華才逐漸恢複勃勃生機，使得國民年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樣的成就要使你們這些“六四”參與者和同情者們大大失望了，因為這樣的經濟成就與你們的願望完全相悖，使你們在“聲討和否定”鄧小平時，困惑該如何麵對這巨大的經濟總量。
在當時，如果沒有鄧小平，中國的經濟就沒有今天，這一點不容置疑，除非是傻子。
按照上述聖經的哲學道理，既然事實證明鄧小平是對的，那麽也就同時意味著“六四”是錯的，不僅是錯的，更確切地說是反動的。一句話，如果改革開放是進步，站在改革開放的立場上，“六四”是一場反對改革開放的反動和反革命的暴亂。到現在為止，這些”六四“參與者沒有一個站出來支持改革開放的，這足以說明問題。沒有“六四”，中華會更加美好！
如果還有木魚腦袋者不服，那我就通過兩個方麵標題進一步地讓你明白。
一，“六四”學運對立麵的中國中央改革開放小組
毛澤東的“文革”之後，中國百廢待興。這時的陳雲積極主張要不予餘力地對文革的參與者們進行血海深仇般的清算，就是說，要繼續“文革”，隻不過是當初挨整的變成整人的，整人的淪為被整的。這一切都被鄧小平製止了。不知大家是否記得，當初中央下達的文件精神是：擴大教育麵，縮小打擊麵。這就是鄧小平的建議。當時，鄧小平對陳雲主張，要把工作重點方在經濟建設上，而不是用在極左整人上。可以說，鄧小平對政治整人一點不敢興趣。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在“文革”中，被迫害成截癱，鄧小平並沒有因此去找凶手算賬，因為他知道自己身上肩負著振興民族經濟的使命，熟重熟輕，他非常清楚。換做我，或許，我會不惜一切地複仇。
陳雲作為中共的元老，雖然在“文革”中受迫害，但，其人的思想完全充滿極左思想，隻不過是其左的路數和毛澤東的相悖。陳雲隻相信計劃經濟，堅信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實為列寧主義），他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的反對者，是改革道路上的絆腳石。鄧小平曾通過胡喬木寫過一文件，該文件需要陳雲過目。文件中有這樣的一段話：“沒有民主，那還叫社會主義嗎？”經過權衡，鄧小平又將這句話改為：“讓群眾說真話，天塌不下來。”可見，陳雲已左得連“民主”二字都見不得。鄧小平的話雖然改動，但，換湯不換藥，要表達的意思都是一個。鄧小平之所以要將他的話改動，就是要在表達民主意願的同時，避免和陳雲有任何的衝突，安定團結嘛。
自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共獲得兩員全力支持他的改革幹將，分別是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個人可都是鄧小平改革開放堅定的支持者和執行者，頂著來自左的壓力，從不打折扣。非常可惜，這兩員幹將都分別被兩次的學運給搞掉了。可以說，這兩次學運都因此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破壞者。將鄧小平的改革搞垮才應該是“六四”學運的終極目標。將改革派鄧小平趕下台，那麽取而代之的人一定是被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的人，是走極左路線的人，這樣的人才是“六四”參與者所擁護的對象。在“六四”期間，眾多的學生和民眾手捧毛澤東像，表示他們對過去計劃經濟的懷念。1989年5月23日，來自湖南瀏陽的三位青年，將標語“五千年專製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的標語，張貼於北京天安門城樓的門洞旁，隨後將盛滿顏料的蛋殼扔向毛澤東的巨幅畫像。三人旋即被北京“高自聯”的學生們抓走，並轉交給北京市公安局。後來這三名湖南青年分別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刑期最重的是其中的餘誌堅，被判無期徒刑 。示威者們那麽地熱衷於對抗解放軍，燒軍車、殺軍人，可是，卻沒有人去砸、燒毛澤東紀念堂。如果毛澤東紀念堂不存在了，中國民主問題才會徹底地得到解決。毛澤東紀念堂以及天安門上的毛澤東畫像隻能讓民主離我們更遠。而“六四”就是來維護這毛澤東畫像的。所以說，“六四”參與者，無論是學生，還是工人等，都是想走毛澤東思想極左路線的狂人。這些“六四”狂徒打著民主和反腐敗的幌子，好讓其暴行合法化，就像列寧主義者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好讓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來掩蓋其自身的反動性一樣。“六四”的民主和反腐敗的外衣的確騙過了很多的人，也因此斷送了很多不明真相群眾的生命。那些死難者冤魂應該向”六四“暴亂的發起者討個公道吧。
在中國，要民主，就必須先清除左的東西。而“六四”的學生用實際行動表達對毛澤東極左思想的維護。他們維護著毛澤東極左思想，必然反對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政策。“六四”的行為完全與民主和開放的方向背道而馳，充滿著反動性。
趙紫陽在一份給鄧小平的經濟報告中寫道：“社會主義的經濟體應該是公有經濟和私有經濟的混合體（電視片《河殤》中就有趙紫陽的這段誓詞）。改革隻能循序漸進，不能急於求成，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存在。同時，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鄧小平回複：“這個設計好。”由此可見，趙紫陽和鄧小平都深刻領悟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核心內涵，要致力於在中國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的強國夢想。非常遺憾，趙紫陽和鄧小平要實現民主的夢想最後被那萬惡的“六四”給攪了局。最為可恨的是，在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巨大傷害之後，這些“六四”冤家現在還到處樹碑喊冤呢，像潑婦一樣帶著韻調地喊：“我的天啊！鄧小平殺人了！”。
可以說， “六四”給中國社會極左思想的複辟提供極好的溫床。在極左思想複辟，改革停滯，甚至是倒退之時，88歲的鄧小平開始南巡。這次南巡應該說是對極左勢力的大決戰。除了北京以外，各個經濟大省，特別是以廣東為首的南方各省都鮮明地支持鄧小平改革開放，上海也堅定地站在改革的行列裏，鄧小平勝了，因為真理在正確者一邊。在這種勢態下，北京才不得不重新開始改革。所以說，身處深圳的鄧小平和那時的北京政權不是一路人。鄧小平在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手段來逼迫當時的北京政權就範，而不是采用像“六四”那樣的烏合聚眾示威、鬧事、暴亂、打砸和用菜刀殺人等手段。
由此可見，在改革開放、發展經濟麵前，包括總書記在內的任何人都要絕對地屈從和服從。無論是專製的主張，還是民主的建議都要服從改革開放，換句話說，在改革開放麵前，民主或專製，姓”資“還是姓”社“都什麽都不是，是nothing。關於改革開放政策的內涵和重要性，我將中國的改革開放比喻成一列列車，這趟列車的編組就叫做鄧小平號改革開放高鐵專列。這趟專列所經之處，無論其它什麽級別的列車或什麽人都要為這趟專列讓路，這趟列車有絕對的優先權和特權，即便是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也要向這趟列車肅立致敬，並目送這趟列車安全駛離，駛向那富得流油的小康社會。這樣的治國理念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在這趟專列行駛的過程中，曾發生過重大事故，損失驚人，事故的地點叫“六四”。後來，通過事實查明，這起事故係人為故意破壞。肇事團夥的主犯們除個別外逃外，已全部歸案入獄。
在民主國家，一切的決定都要堅決地服從民主程序。而在中國，任何的決定，無論是專製決定，還是民主決定都要絕對地服從改革開放，即，發展民生。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部內涵，即，用發展民生、增強國力作為標尺來衡量一切。對於左的東西還很猖獗的中國，這一點非常重要，會少走很多的彎路。什麽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都去見鬼去吧！中華民族要實現的是民生主義。不管姓“資”的白貓，還是姓“社”的黑貓，隻要能逮住耗子，改善了民生，那就是好貓。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是綱，其餘都是目，綱舉目張。關於這些，大家可以從鄧小平在南巡時和地方官員以下的談話中了解到。
以下是鄧小平南巡時，和地方官員談話記錄的片段：
1，在漢口火車站，鄧小平對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說 :“ 你拿出筆來記下我的話。我有幾點意見請你轉告北京。第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實踐證明隻有改革開放才能救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中，改革開放是主題、是主線。 第二，發展才是硬道理，成天去爭論什麽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有啥意思?你搞得清楚嗎?反正我是搞不清楚。 到農村去搞什麽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姓資姓社的爭論，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不要再進行所謂的爭論了!不爭論!這要作為一條製度!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不能動搖，要管一百年，對，一百年不動搖。第三，經濟發展要求有一定速度。 ”第四， ...國家需要改革開放，人民需要改革開放，誰不改革誰下台!對，不改革開放就下台!下台!記住，回去就向北京報告:要記住，書記大人，你也一樣，不改革開放就下台!”
2，在南昌，鄧小平對江西省委書記毛致用說：“...你們什麽時候改革開放真有成績了，你們匯報我樂意聽，現在，還是那一套就免了吧。對了，書記大人，記住，發展才是硬道理!你應該多向廣東學習而不是向北京學習，誰不改革開放誰就得下台。你可以把我這話向北京報告。”
3，在深圳，鄧小平將身邊的親人都召集過來，包括鄧楠和鄧樸方。鄧小平是向他們囑咐中國將來的發展方向，可謂是關於中國未來而做出的遺囑。
鄧小平對親人們說：“大家今天也見到深圳了，這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也是中國今後生存發展的希望。... 毛主席前期是靠實事求是勝的。打江山的時候，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王明每個人都自以為比毛有學問，但毛勝就勝在實事求是。唉，但後來，他也以為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馬克思主義化身和發展。其實，他跟我一樣，凡夫俗子一個。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誰能說清楚?對資本主義又有誰能說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說不清楚。明明說不清楚，偏要去天天爭論?我看，發展才是硬道理。真得加上一條，不爭論!不爭論，要作為一條原則。”
4，還在深圳。鄧小平說：“蘇聯垮台有很多因素。其他不講，成天搞核武器，搞理論專政，不顧人民死活，而老百姓為了基本生活品還成天排隊，我看就是一個主要因素。號稱是發達社會主義，結果折騰了七十多年，連老百姓的肚子都喂不飽，說得過去嗎?說不過去。中國怎麽辦?中國就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老百姓的生活解決好。我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決不能動搖，一百年也不能動搖。
我跟李光耀講過，華人實際上在經濟上可以做另一個猶太人。華人在政治上一盤散沙，沒有核心，但有市場取向的功利和敏銳，有龐大的市場和網路。李光耀也同意我的觀點。
我們落後的關鍵還是我們從五十年代起，不抓經濟而抓階級鬥爭，搞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我這裏不是說社會主義搞錯了，但我也不能說我們完全搞對了。老百姓生活什麽都要票，什麽糧票、布票、煙票、酒票滿天飛，什麽都得排隊。長此下去，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我看除了實事求是這一條外，我今天還不能講得很清楚。我看也沒有幾個人說得清楚。說不清楚就不要去爭論，成天去爭論姓資還是姓社就是浪費時間。所以，我說，要把不爭論作為一條原則定下來，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呀！
中國怎麽辦?我看先別趕英超美，連日本我們也別去比。中國當前的任務和出路就是向四小龍學習，經過二三十年的奮鬥實現小康。前些時候，在北京、湖北、江西，我還不敢說，但這次到深圳，我有了信心。深圳的發展才不過十年，就到了今天的樣子。再這樣幹下去，四小龍就沒什麽可怕了。我想，深圳、廣東的基本任務就是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就是在全國殺出一條血路，做一個表率，率先超過四小龍。我看給廣東二十年時間，趕上四小龍是可能的。
現在的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姓資姓社的標準應該是三個有利，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生活水平。特區的實踐表明，改革開放不僅可以發展生產力，還可以解放生產力。所以，我發明了一條叫做不爭論。爭論什麽?一爭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麽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開辦特區有爭論，有些人今天仍不同意。”
說起市場，又有人講市場經濟是搞資本主義。其實，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哪是有那麽多清規戒律的主義。我提的在香港問題上搞一國兩製，反對的人就少。在主權問題，很多人可以向製度妥協，但在國強民富上，在發展生產力上，我們為什麽就不能更包容更妥協呢?還是那句真理:實事求是。中國窮，發展才是硬道理。為了發展，我們不僅在香港容忍和鼓勵資本主義，在內地我們也要容忍和鼓勵差別和市場機製。不這樣，何來引進外資，何來改革開放?
去香港看回歸是我的一個夢想，能去我一定去。但我已經88歲了，這次可能是最後一次外出了，時間不饒人呀!你們要堅持改革開放，就是堅持中國的未來。80多年前孫中山實現不了的理想，就可能通過改革開放實現。我今天講的，你可以回去跟下麵講，也可以跟上麵的北京講。我在湖北和江西還講過，誰不改革開放誰就下台!”
5，在上海西郊賓館一號樓。鄧小平說：“書生造反，十年不成，那也不僅是中國古訓，也是現代真理。曆朝曆代，秀才造反，改革的失敗者居多。漢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甚至當代的毛澤東都是以秀才見長，他們當初的業績都很輝煌，但一旦做出一個大文人的樣子，都目中無人，最後結果淒涼。
我認為上海有希望的理由正在於此。上海人就是很務實，不像北京成天就是務虛。上海人富於技巧和操作精神。隻要讓他們幹，他們肯定會幹出一片新天地來的。 ”
談話記錄完畢。
通過上麵的談話內容，知道鄧小平完全擺脫了以往所追求的任何主義教條的約束，一心要發展中國的經濟，不管用什麽手段，隻要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能改善民生那就是正確的，他已無意去爭論什麽主義和製度，他還要求官員們解放思想，大膽實施改革，改革沒有什麽對錯之分，隻有成敗之分。隻有改革開放才有資格決定中國應該采取什麽樣的社會製度，而不是由“六四”或者其他的什麽人來決定。鄧小平指出，隻有改革發展才能救中國，並認為改革開放將會最終實現孫中山先生的理想。孫中山的理想之一就是民生的發展。鄧小平的話還包含：改革開放的發展還會最終實現三民主義的民主和民權。沒有良好民生基礎的民主和民權是殘缺的。大家應該注意到，民主的台灣的經濟依賴於大陸。今天改革開放的成果已充分說明了改革開放的正確性和再繼續的必要性。
鄧小平對李光耀說，華人有市場取向的功利和敏銳，經濟上華人可以做另一個猶太人。但，華人在政治上一盤散沙，沒有核心。所以，鄧小平隻專心進行改革，發展經濟，就是要發揮華人的長處，揚長避短，避免華人在政治上是一盤散沙的短處。就拿 “六四”的高自聯內部來說，其內部矛盾、分歧巨大 ，各個派係之間的爭權奪利也越演越烈，互不相讓，還有的為了獲得權利而將對方綁架，就連最後的逃跑都是各奔東西，各有各自的路數。他們內部的民主主張都要分王丹式民主、柴玲式的民主、吾爾開希式的民主等等，五花八門。如果要這些如同一盤散沙的人來實現民主，非導致國家內戰不可。鄧小平對了！
鄧小平還說，既然在香港的問題上，能夠實行一國兩製政策，容忍資本主義和民主的存在，那麽，在中國內地為什麽就不能容忍這些因素存在呢？引進外資就是引進資本主義經濟。鄧小平已經將自己的對民主和資本主義認可的態度表達得一清二楚。“六四”者們，難道你們沒有眼睛和頭腦看清楚這一點嗎？還在那裏反對他？這隻能說明你們都是些披著假民主外衣的中國真正民主進程的破壞者！
我認為，在鄧小平南巡時，假如當時以江澤民和陳雲為首的北京政權不就範，鄧小平就會用經濟的手段瞬間讓北京政權垮台，並重新在北京組建可以容忍資本主義和西方民主的政權。所以說，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是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開放，根本不是北京的經濟改革開放，即，不是共黨的改革開放。
自1992年起，到以後的二十年的時間裏，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經濟不僅超越了亞洲四小龍，還使中國經濟總量飛躍至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超額完成了南巡時鄧小平所期待的經濟目標。
鄧小平再說：“書生造反，十年不成，那也不僅是中國古訓，也是現代真理。曆朝曆代，秀才造反， 最後結果淒涼。”鄧小平的話也包含這“六四”的結局。“六四”其實就是一群書生造反。所以，“六四”這樣的結局不要怨鄧小平，而是應該怨天怨地，因為這是天意。所有要紀念“六四”者都是在重複人定勝天的邏輯，其結果會和毛澤東的下場一樣淒涼，不如都打起精神來，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助威，驅逐尚猖狂的極左思想，用改革開放救中國，去實現中山先生當年的願望。如果“六四”紀念者們還在花全部的精力糾纏於“六四”的對錯和平反的問題上，就如同極左思想始終糾纏於主義和製度的對錯，那你們真是不能和鄧小平把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博大胸懷相比，在鄧小平的麵前，你們是那麽的渺小，連一隻斷了幾條腿的殘缺螞蟻都要小瞧你們！對於改革開放來說，你們的行為和那些極左思想的性質沒有兩樣，對中華民族的利益威脅極大。
當年的諸葛亮甚至用其死後的軀體嚇退了追殺上來的司馬懿，從而掩護蜀國大軍安全撤退，可謂是鞠躬盡瘁。後來的鄧小平在其逝世後，捐獻角膜，遺體供醫學解剖，他在用自己的行動告訴中華民族的子孫們，他鄧小平並沒有將自己看得如何的高貴和高高在上，而是宣誓他已為這個民族做到了鞠躬盡瘁，盡到了那最後的職責，表達了他是多麽地深深愛著他的國家和民族。我倒是要看看無論是過去，還是將來，有誰還能做到這一點？
反觀這些“六四”者們，沒有一個人為發展民生的改革開放出力、呐喊。就連曾和中共打得你死我活的“法輪功”都認同改革開放。
二，“六四”的過程
我在此要講述整個“六四”的過程，以便讓“六四”的性質更加確定。在我開始之前，我要列舉一些證據要點。我想，對於這些證據要點，無論從任何的角度，任何人，包括親臨過“六四”者，都不會否認。
這些證據都是圖片。在這些圖片裏，我看到：
六四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門前請願。六四學運就以這種封建的大禮開始，其氣節不如共黨。這更加證明六四的反動性；
許多祭奠死亡中國軍人的花圈，旁邊有中國軍人持槍站崗護衛花圈，看上去，死的軍人好幾個；
許多死亡的示威者屍體，分不清是不是學生；
很多的裝甲運兵車和軍用卡車被燒毀；
一名”六四“示威者在開始點火焚燒一輛坦克（太可惜了，那都是國防的重器。而且，手無寸鐵竟能打敗坦克。非坦克兵仁義，無法實現也。）；
新華門前，守衛的士兵排成一排正坐於地；
幾個學生打著橫幅，橫幅上寫著：“鄧小平下台”。這個橫幅的背景正中，是天安門城樓上的那副毛澤東的巨幅畫像，顯示著這些學生都是被毛澤東極左思想武裝起來的，是要反對鄧小平的，這更證明了“六四”的反動性；
一些學生模樣的人在牆上張貼文革時期常用的大字報(讓我感覺文革要回來了。而且，這樣下去，必然是二次文革）；
學生舉著個牌子，牌子上是俄文；
學生們打著橫幅，橫幅上寫著：“廉潔中國共產黨萬歲”(希望“六四”說到，做到，言而有信，不要忘了這些喊過的口號）；
混亂的人群中有一輛卡車，卡車上擠滿了人，像似工人，這些人手中拿著一塊紙板，那板上寫著：“小平下台”（請問，小平下台後，將如何進行改革開放？）；
密集的中國軍人們前行，周圍的很多人群在向軍人們投擲石塊、磚頭等物；（可看出，軍隊並沒有開槍，甚至，都沒帶武器，否則，畫麵上是些屍體，而不是拋石塊的人群。）
在“六四”期間，眾多的學生和民眾手捧毛澤東像，表示他們對過去計劃經濟和極左思想的懷念（“六四”完全將文革的場麵複製下來）。這兩張照片讓我心驚肉跳，感覺當年的苦日子又要回來了，又要開始隻有使用肉票，才能吃上肉的日子。
另外，在1989年“六四”時，我看過這樣的一個鏡頭場麵。“工自聯”搶奪了一輛武裝軍用吉普車，車上麵有一挺機槍。這些搶奪者一邊開著吉普車，一邊開槍對空射擊。我當時就斷定，既然這些示威者們手裏已經有了武器，那麽接下來，這些武裝起來的示威者一定會和軍隊發生交火和武裝衝突，甚至會發生規模尚無法確定的巷戰（後來的事實證明，在木樨地就發生了雙方激烈的巷戰）。
證據完畢。
綜合上述證據，可以知道，這場“六四”直接導致很多的示威者和軍人的死亡，這場“六四”充滿暴力色彩，甚至應該說是一場武裝衝突。“六四”的矛頭指向中國改革開放的領導者鄧小平，要否定改革開放政策。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眾多來自北京各個大學的大學生以悼念剛剛逝世的胡耀邦為名，積聚在北京天安廣場上。學生們要求政府控製通貨膨脹、處理失業問題、解決腐敗問題、實行民主、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等。
4月19日，2萬人聚集在新華門前（中央機關所在地中南海的南大門，也是正門），其中數千名學生企圖將花圈和請願信送入中南海。學生們高喊：“李鵬，出來！”部分學生還試圖衝進新華門。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追悼會結束後，在人民大會堂之外，數千名北京的大學生靜坐請願。第二天，北京35所大學的學生開始罷課。與此同時，大學生的抗議遊行也開始擴展到上海、天津、長沙、西安、南京等多個大城市。 包括北京在內，在很多地方，學生們公開高喊：“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打倒中國共產黨！”
同日，由於學生遊行所帶來的社會動蕩，在西安市，有暴徒縱火燒毀車輛、房子，並搶劫靠近西華門的商店；而在長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到暴徒搶劫；同時也多次發生了學生在武漢長江大橋上遊行並堵塞京廣大動脈事件。
當時的趙紫陽針對學生的抗議活動提出如下相應處理意見：一、勸導學生複課;二、對學生要疏導，展開對話;三、避免流血，如有打砸搶違法行為，依法懲處。當時趙紫陽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表示同意趙紫陽的對策。
由此可見，在處理“六四”的問題上，鄧小平和趙紫陽的意見完全一致，即，對學生的抗議，采取容忍、寬容的政策。
4月23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
隨著國家局勢變得更加動蕩，於4月26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
社論主要內容如下：
在追悼胡耀邦大會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誌的心情，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製，搞亂全國。甚至還有人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等口號。在西安、長沙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一些人利用大小字報汙蔑、謾罵、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公然違反憲法，鼓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麵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這場動亂將使廣大青年學生所希望的改革開放，治理整頓，建設發展，控製物價，改善生活，反對腐敗現象，建設民主與法製，都將化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喪失殆盡。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會變為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
不製止這場動亂，將國無寧日。這場鬥爭事關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的成敗，事關國家民族的前途。
廣大同學真誠地希望消除腐敗，推進民主，這也是黨和政府的要求，這些要求隻能在黨的領導下，加強治理整頓，積極推進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來實現。
社論內容完畢。
4月27日，北京大約有近十萬學生再次遊行，抗議人民日報社論的言論。這次遊行中學生們呼喊的口號一改過去的“打倒共產黨”、“結束一黨專政”等口號，代之以的是反貪腐丶反官倒的口號，並高喊“堅持社會主義製度”、“共產黨萬歲”，以此來表達他們並非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
4月28日，中國政府和學生代表進行對話。政府的代表是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及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當天晚上，中央電視台播出了三個小時的對話現場錄像，以表示官方重視對話和誠意聽取批評。
兩天之後，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也和北京大學生舉行了對話。
5月1日，“北高聯”召開中外記者會，發表一連串的公開信，包括“告全國同胞書”、“告香港同胞書”、“告全國同學書”和“致領導人書”，呼籲人民團結一致爭取民主自由（此舉如同發表國家“獨立宣言”）。
5月2日，北京大學生的學生領袖分別向黨中央、國務院和人大常委會等遞交請願信，要求政府在二十四小時內答覆他們提出的要求，否則會在五月四日舉行大型示威。
5月3日，中國政府召開學運爆發以來的第一次中外記者會。在記者會上，袁木說：“……（學生們）不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為談判的對手，而是要超越政府之上……不僅不合情理，還表現了青年學生的相當程度的一種幼稚的衝動”。袁木還在記者會上強調學運是由一小撮“黑手”在策劃。他點名了以美國為基地的“中國民主聯盟”，並且暗示方勵之在背後出主意。
5月4日，學生再次上街遊行。遊行的學生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麵發表了一篇“新五四宣言”，目的是爭取“民主、科學、自由、人權和法治”。
同一天，趙紫陽在亞銀年會開幕禮講話中說：應在 “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學生的合理要求，應透過改革和符合理性和秩序的辦法解決。對於嚴重的貪汙問題，趙直言是因為法製不健全，缺乏民主監督，公開化及透明度不夠。 （趙紫陽已經著手解決問題，並指出一切都應按法定程序辦。）
5月12日，當時主管新聞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與《中國青年報》工作人員對話，表示中國新聞工作已經到了“不改革不可”的階段。
5月13日上午，統戰部部長閻明複表示，政府已經準備與學生代表展開直接對話，但前提是學生必須先撤離天安門廣場以舉辦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的歡迎儀式。
王丹和吾爾開希等認為中國政府所提出的“對話”是一個誘騙學生就範的陰謀。王丹和吾爾開希等的目的仍然是為了改變“四二六社論”對學生運動的定性。他們決定采取更為激烈的抗爭手段——在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訪華前夕，發起絕食行動。
5月13日，學生領袖王丹帶領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
5月14日，以閻明複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與擔任學生代表的沈彤和項小吉展開正式談判，其間閻明複肯定了學生運動的愛國性質，並且懇求學生從天安門廣場上撤出。然而，學生卻仍不為其所動。
5月15日，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抵達北京訪問。但由於天安門廣場被學生占領，原定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歡迎儀式隻好臨時改在北京機場舉行。
5月16日，北京幾十萬各界民眾上街遊行聲援學生。
5月17日，趙紫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發表書麵講話，並刊登於5月18日的《人民日報》。全文如下：
同學們：
現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同誌，向同學們講幾句話。
同學們要求民主和法製、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愛國熱情是非常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同時也希望同學們能夠保持冷靜、理智、克製、秩序、顧全大局，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麵。
請同學們放心，黨和政府絕不會“秋後算賬”。
我還要告訴同學們，中央對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見和要求非常重視。我們將進一步研究同學們和社會各界的意見和要求，提出和采取加強民主和法製的建設，反對腐敗、推進廉政建設，增加透明度等實際措施。
同學們，建設四化，振興中華的擔子最終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們為國家和民族做貢獻的時間還很長。中央希望同學們保重身體，停止絕食，盡快恢複健康。這樣，中央就放心了，你們的父母、教師和廣大群眾也就放心了。同學們回去以後，中央和國務院的同誌還會繼續聽取同學們的意見，同各方麵多層次多渠道的座談對話都將深入進行下去。
我再次呼籲同學們，停止絕食。祝願同學們盡快恢複健康。
（但是，學生拒絕了這份聲明）
5月18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與北京的絕食學生代表對話，為時50分鍾。
5月19日晚上，中國政府發出軍事戒嚴令。從這時起，軍隊開始向北京集結。但，軍隊試圖進入北京城時，受到示威者阻攔，沒能進城。示威者采用暴力，給軍隊造成一些官兵的傷亡。而此時，因軍隊采取克製態度，示威者們尚無傷亡。
5月28日，全球很多地方舉行聲援天安門民主示威的遊行。在香港，有上百萬人參加了支持北京學生民主運動的大遊行。
5月29日，中央美術學院等6所院校的部分學生在晚上仿製了一座美國紐約的“自由女神像”，豎立在天安門廣場。
6月3日，政府決定清場的決定通過廣播、電視等在北京市通告。軍隊分幾路同時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市民們紛紛走上街頭設置路障，阻擋軍隊行進。
上午10時30分，第38集團軍在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大約5公裏的木樨地。 示威群眾用棍棒、石塊和自製的汽油彈攻擊士兵，甚至縱火焚燒軍車，部分軍人被打死、燒死。軍隊同武裝起來的示威者交火。雙方的交火在木樨地、六部口、軍事博物館附近等為激烈。
對於這一天所發生的事情，有一個關鍵的事實需要弄清楚：究竟是軍隊首先向民眾開槍，還是包括學生在內的民眾首先襲擊軍隊，然後軍隊才開槍還擊？
6月4日 淩晨12時30分左右，有2輛裝甲運兵車抵達天安門廣南側，學生便陸陸續續向軍方車輛丟擲水泥塊 ，之後其中一輛裝甲運兵車突然發生故障而無法移動，示威群眾便用棍棒破壞車輛並且以澆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燒。而因為車輛遭到焚燒而緊急逃出的3人則被示威群眾毆打。
6月5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告全國人民書”，將此次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在這場暴亂中，包括部隊士兵、非法份子和錯誤槍殺的群眾在內有將近300人死亡。解放軍官兵共有5,000人受傷，而示威者有2,000人受傷。
“六四”事件到此結束。
對於任何事情，如果隻看其表麵，而不去分析內心的實質，任何人都要被蒙騙。比如，當年，毛澤東在延安拚命地歌頌美國的民主，以謾罵黨國的“專製”，到頭來，毛澤東卻實行“人民公社”奴隸製專製。而如今，黨國已在台灣實現了三民主義，台灣有了民主社會製度，而對岸的中國卻仍處在共黨一黨皇權專製之下。通過這個事實，我們要小心有人用民主作為幌子來破壞真的民主進程。
“六四”學生們先是以悼念胡耀邦為理由占據天安門廣場，並最終逐漸盤踞和立足天安門廣場。在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學生們人仍不肯離去，並向政府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反腐敗、施行民主、解決通貨膨脹等，甚至提出要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等。一些學生竟然去衝擊中南海新華門，用極其不成體統的方式喊：““李鵬，出來！”，真是愧對自己的這些年的教育。
學生開始靜坐示威、抗議大遊行、絕食等行為。北京學生的抗議是步步升級，可謂采取了步步為營的戰術。隨著這升級的抗議，全國各地四百多個城市的高校學生在當地遊行聲援北京的學生。學生們喊出：“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打倒中國共產黨！”等口號。一時間，全國上下的社會治安秩序大亂，在很多的地方都發生了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
在喊出“打倒鄧小平！打倒李鵬！打倒中國共產黨！”等口號之時，就意味著此次“六四”學運的性質並不是當初所聲稱的要督促政府反腐敗、施行民主、解決通貨膨脹等所謂的愛國行為，而是要推翻政府，並且將矛頭直接指向當時正在貫徹、進行之中的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
學生們還成立了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高自聯”。在“六四”期間，“高自聯”實際上已獨立於中央政府的控製之外，在性質上，簡直就相當於一個剛剛獨立、立國的政府。這個“獨立”的“高自聯”的“疆土”是整個天安門廣場及周邊外圍若幹公裏處。這讓人想起來當年軍閥混戰時期，各路軍閥武裝割據的情景，這“高自聯”和那些軍閥的割據在性質上完全一致。不僅如此，這“高自聯”的成立又讓人想起當年江西的蘇維埃政權的成立。“高自聯”是在北京成立的中國第二個蘇維埃政權，它的目的就要推翻第一個蘇維埃政權。
這個“高自聯”王國的臣民就是那些參與的學生和一些市民。很多的學生和市民用磚頭、石塊、木棍、燃燒瓶以及後來從軍隊那裏搶奪過來的槍支武裝自己，於是這些人成了這“高自聯”的武裝部隊。這些武裝部隊後來就是向軍隊發動襲擊的主力。
89年5月19日起，在戒嚴令下達後，大批政府軍隊要進入北京，但都被學生和市民阻擋住，期間，一些部隊的官兵被殺，很多軍用車輛被示威者焚燒，槍支被搶奪。而市民和學生在6月3、4日清場前並無傷亡。由此可見，當時的政府和軍隊都做出極大的自我控製和忍耐。
從另一個方麵講，眾多訓練有素的軍人竟然能被幾個平民阻擋住，進不了城，如果不是因為他們顧忌百姓和學生，那他們就是一群不堪一擊的“兵痞”。而恰恰因為部隊顧忌學生和百姓的心裏，讓一些人鑽了空子。
6月3日上10時30分，軍隊對天安門清場行動開始。政府將清場的決定通過廣播、電視等媒體反複不停地向北京市民通告，通知民眾為了自身的安全要留在家中。在安全警告方麵，政府已經盡力了。但，示威人群無視這些，並以人民軍隊愛人民的心態認為軍隊不會開槍還擊，不會有危險，於是，不計其數的示威人群紛紛走上街頭設置路障，用棍棒、石塊和自製的汽油彈攻擊士兵，甚至縱火焚燒軍車，部分軍人被打死、燒死。 上麵我提到，“六四”示威者們從軍隊那裏搶奪了槍支，武裝自己，成為這“高自聯”的武裝部隊。這裏，完全不能排除這些武裝分子槍擊進城的軍隊。
以人民軍隊愛人民的道理認為軍隊不會開槍還擊的心態和當年的“義和團”的刀槍不入的愚蠢心理完全一樣。不錯，人民軍隊一定會愛人民、愛百姓的，正是如此，才有軍民魚水情。但是，當你首先向人民軍隊用棍棒、石塊和自製的汽油彈進行武裝襲擊，並導致傷亡時，那你就已經不是人民了。那這襲擊者會是什麽人？能向人民的軍隊下殺手，那他就是人民的敵人。人民軍隊的職責就是要鎮壓人民的敵人，以保護人民。
中國的軍隊是中國政府的武裝力量，任何對中國政府的軍隊進行襲擊都意味著是對中國國家的侵略。如果這襲擊是發生在中國本土以內，而襲擊者又是中國人，就意味這襲擊是漢奸的行為。在抗戰期間，任何和國軍開戰的部隊都是漢奸部隊和日軍的部隊。所以說，”六四“參與襲擊軍隊者又都有漢奸的嫌疑，或是穿著中國便裝滲透進來的某外國武裝分子。總之，首先向中國軍隊開火者那一定是中國的敵對勢力，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鏟除敵對勢力就是軍隊的職責。也就是說，在軍隊受到武裝暴力襲擊之時，這“六四”就已經最後成為了反政府、反國家的行為。如果在“六四”群體中存在持有外國公民身份的人，那這“六四”就可被定為，海外敵對國家對中國國家和民族侵略的代理人。
為了安定軍心，使所有參加清場的部隊沒有再蒙受傷亡的後顧之憂，政府授權給軍隊以開槍自衛的權力，而且僅限於自衛。於是，進城的部隊是一邊不停地齊聲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口號，一邊前行。士兵們的這些口號是在給那些狂徒們的最後的警告。好多狂徒們手中還都拿著磚頭、石塊，還有”工自聯“為其提供的菜刀和木棍等凶器。麵對磚頭、石塊、菜刀和燃燒彈的襲擊，哪有不回擊自衛的道理？正像名嘴金星所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禮讓三分；人若再犯，我必斬草除根。“ 我非常同意這個道理。正當防衛！哪有人民的軍隊可以任意讓“人民”傷害的道理？
一目了然，“六四”示威者武力襲擊軍隊和殺人在先，軍隊行使職責，開槍還擊自衛在後。可以說，在繼對越反擊戰之後，中國軍隊再一次地清除侵占自己國土的敵對勢力。敵我雙方戰鬥，殺人是不該受到譴責的。軍隊方麵的死者叫犧牲；示威者一方死者叫陣亡。
有一個很重要問題都被中國民眾忽略了，那就是，在這個“六四”期間，有境外的勢力提供資助和“指導”。比如，在“六四”的前兩周，一個名叫吉恩·夏普Gene Sharp就在北京，他所屬的機構就設在美國波斯頓。這個機構的職能就是顛覆其它國家的政府。中國政府在 “六四”期間，還提到過另一個境外由某國家所屬的組織，叫“中國民主同盟”，並認為這個組織和”六四“有關。香港還有個組織，這個組織給 “高自聯”很多的經費，並指示“高自聯”將事情鬧大，鬧出流血和人命，這樣會造成世界和香港的恐慌，從而使中國不能如期在1997年收回香港。而實際上，“高自聯”就是這樣做的。真沒想到，這“高自聯”及“六四”還扮演著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角色，的的確確地是海外敵對國家對中國國家和民族侵略的代理人。而且，柴玲和吾爾開希等是借助於香港所組織的黃雀行動外逃的。當時的香港還未並入中國版圖，還仍是在英國的勢力範圍內。 麵對這些和民族利益，各位參與“六四”的學生們，你們現在內疚和後悔嗎？
上麵說到，境外的組織指示“高自聯”將事情鬧大，鬧出流血和人命。5月27日，柴玲在接受“自由國際”的美國記者的采訪中說：“其實，我所期待的就是流血，隻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才能真正團結起來。隻要共產黨對學生開槍，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共產黨就一定會被推翻！” “高自聯”就是這麽做的。讓以下的事實來說明這一切。
學生以悼念胡耀邦為名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在追悼會完畢後，學生們理應返校。但是，此刻學生又提出新的要求。有言而無信之嫌。在趙紫陽和鄧小平同意和學生進行談判和對話的情況下，學生又提出一個接著一個的新要求，甚至以如不答應，就擴大遊行規模相要挾。在幾次和政府對話和談判的過程中，學生代表都缺少對政府代表的尊重，一副盛氣淩人醜態，這樣的談判態度沒人會接受，更會讓人對“六四”予以鄙視，如果談判的一方是這麽一付模樣，那這樣的談判就不會再繼續，而是用最終的一戰來結束紛爭，因為盛氣淩人的一方都是缺少誠意的。談判就應該是雙方平等的商量，都給對方以尊嚴。足以見得，學生畢竟是學生，很幼稚，而且根本沒有和政府誠信談判得誠意。一心想把事情搞大，哪裏會有談判的誠意？
5月14日，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國統戰部部長的閻明複直接前往天安門廣場，嚐試勸離學生，因為第二天，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來華，中方將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歡迎儀式。閻明複說，政府絕不會秋後算賬。如果學生們還不放心，他願意作為人質和學生們一起去北大。他希望以此來換取學生們的撤離。 政府派統戰部長來勸和，意義深遠，可惜這些學生，要麽無知，看不出這裏麵所包含的意思；要麽別有用心。統戰部長的到來表明政府將這些學生們視為統戰對象，而不管這些學生以前說過什麽、做過什麽、喊過什麽口號，隻要願意和解，願意幫政府一個忙，政府都會有所善意的表示。當時的統戰部長要以自己當人質來表達誠意，這應該是一個和政府談判和解的契機，我先為你政府做了些事情，那你能為我做些什麽呢？這才是談判的本質。結果是，學生以政府有欺騙性為由，斷然拒絕了統戰部長的請求。此時說政府有欺騙性，這是多麽愚蠢的邏輯，既然認為政府有欺騙性，那當初為什麽還要求和政府談判？道理是：明知道是騙子，還要求和騙子商量，那隻能說自己愚蠢，願意上當，或者自己也是個騙子。
知道戈爾巴喬夫要來，學生非但沒讓出天安門廣場，反而更加造勢，如，在我之前所列舉的證據裏，有學生舉起寫有俄文的抗議政府的標語牌。看樣子，“六四”學生們恨不得要將戈爾巴喬夫來訪給攪黃了，才高興，或者學生們希望借助蘇聯的勢力來顛覆政府，因為那時，在戈爾巴喬夫來訪簽訂和平協議之前，蘇聯還仍是個敵對中國的國家。假如此時有日本軍隊入侵，我估計這些學生都能舉起寫有日語的標語牌，倒向日軍，來消滅他們要推翻的政府。這還是敵對勢力的漢奸呐。
大家知道，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中國對世界所有國家的開放。中國當時幾乎和所有的國家建立良好的關係，就剩蘇聯了。和蘇聯關係正常化對改革開放也很重要，可謂是缺一不可。中蘇關係正常化會消除北部邊境的威脅，讓鄧小平能全麵專心經濟建設，而不再有大規模戰爭的擔憂，這關係改革開放的成敗。而“六四”不是以國家和民族大義為重，而是趁機添亂，再燒上一把火，往創口上，再撒上鹽，做人的醜態一覽無餘，這樣的人多一個，就多一個禍害。話又說回來，一個一心要害你，要把事情進一步搞糟的人，會為你的利益和生計著想嗎？
中國政府的四二六社論說得很中肯，很實事求是，這很符合鄧小平的風格，我認同這社論的全部內容。在這篇社論裏，沒有對學生的行為用左的方式上綱上線，而是指出社會的動蕩會毀掉整個改革。難道文革動蕩的災難都還沒領教夠嗎？
社論指出，在消除腐敗、推進民主方麵，政府，即，鄧小平，和學生們有相同的要求。並指出，有人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製，搞亂全國，不法分子打、砸、搶、燒，這是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甚至還有人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等口號。社論還指出，如果這場動亂不除，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喪失殆盡。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會變為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
所有“六四”學生們，社論所說的難道不是事實嗎？這足以見得鄧小平的高瞻遠矚和明察秋毫。
在社論發表後，學生們又憤怒了。憤怒的原因是社論將學生運動說成是動亂。我來分析一下，看看這“動亂”一詞用得有沒有道理。
“動亂”意思是：極度紊亂。“紊亂”意思是：沒有條理、無秩序。學生們本應該在學校的課堂上，卻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並且在那裏長期駐留。接下來，全國其它地方的高校學生都在效仿，都不上課了。社會動蕩。這動蕩又導致打砸搶刑事事件，社會再也不安定了。所有的秩序都被打亂了，連本應該在天安門廣場為戈爾巴喬夫舉行的歡迎儀式都改在機場了，要知道，天安門廣場一向都是歡迎外國政要的場所，這難道不是無秩序嗎？難道還是有序嗎？在新華們前，至少一個排守衛士兵相互緊挨著排成一排坐在新華門前，如臨大敵，以防止學生衝入新華門。在這個世界上，還能找到第二個地方，那裏的門衛士兵是這樣站崗的嗎？所以，當時的情況才應該叫動亂，而不是叫安定，到後來的“六四”學運和政府軍隊雙方的交火，更證明“六四”不僅是確實的動亂，還是血腥暴亂、恐怖暴亂。那具被焚燒過的軍隊士兵的焦黑的屍體，一肚子腸子都流出來了，讓我不寒而栗。
那個死去的士兵的前輩老大哥們可都是在當年的對越反自戰中奮勇殺敵的英雄。他們的英雄事跡根據同名紀實小說被拍成電影《高山下的花環》，在香港上映時，這部電影名叫《軍魂》，以弘揚那可歌可泣的軍魂。
包括那個“天安門母親”團體在內的所有要悼念“六四”的人們，在你們進行悼念的同時，又該如何麵對那些在“六四”中死去的軍隊士兵們和他們的家屬？這些軍人的家屬也在承受失去親人的煎熬，你們大家想過他們的感受了嗎？在這些死去的士兵的前輩老大哥們當中，有很多現在是安臥在對越反擊戰烈士陵園中。這些英靈如果知道，他們浴血所保衛的“人民”是這樣對待他們後來的弟兄們，又該有什麽樣的感受？請深度思考，而不要隻考慮自己，更不能當一名無賴。
在四二六社論發表前，“六四”學生們把“打倒共產黨”、“結束一黨專政”等口號喊得震天響。然而，過後，僅一天之隔，即，四二六社論發表後第二天，這些學生轉為高喊：“堅持社會主義製度”、“共產黨萬歲”。有的口號甚至是“廉潔的共產黨萬歲！”。這些“六四”學生的行為都是屬變色龍的，是兩麵派，而且還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幼稚！由這樣的人為你送上所謂的民主，這民主能是真貨嗎？
學生們就因為這“動亂”一詞就又掀起抗議浪潮，這顯然是被人挑唆、洗腦了，完全喪失理智了，充當了他人的炮灰。從另一方麵講，就因“動亂”一詞，就又引發抗議，這也叫雞蛋裏挑骨頭，沒誠意，純心是來鬧事、拆廟的。
再看看那些“六四”領導者的嘴臉。我隻說幾個人，說了這些人，就等於說了其他人。
吾爾開希在學生們都在絕食，並且有人餓昏過去的情況下，有人看見其在餐館吃盛宴，或許這是階段性勝利的“勝”宴。這正是：一將成名萬骨枯。在其外逃後，曾三次返回大陸自首，都被拒，並被直接遣返。吾爾開希自首，是因為他看到了這場“六四”給改革帶來的傷害，是回來懺悔的。可惜，大陸當局現在隻關心經濟發展，無暇再顧及吾爾開希，一旦同意他的自首，那將是個燙手的山芋，還會惹上一身騷，還是讓其在外邊自生自滅吧，因為道路是他自己選的。
柴玲，這個在“高自聯”中，最活躍的人，也是謊話連篇的人，謊話都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柴玲說：“自6月2日到6月4日這段時間廣場上的情況，我是最有資格的評論家。可是我們事後才知道，仍有同學對政府和軍隊抱有希望。他們以為頂多是被軍隊強行架走。他們太疲勞了，還在帳篷裏酣睡的時候坦克已經把他們碾成了肉餅。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也有人講整個廣場死了四千多。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
柴玲先將自己擺在顯赫位置，稱自己關於“六四”，是最有資格的評論家。然而，她接下來的話實在讓人失望，她所列舉的證據前麵不是“事後才知道...”，就是“ 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 總之，都是道聽途說，根本沒有親眼目睹見證。到了最後，竟然以一句“ 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結束。既然對於天安門清場的情況，柴玲沒有親眼看見，那柴玲還自稱是什麽最有資格的評論家？最有資格的評論家應該是現場目擊者，而不是柴玲。可見，“高自聯”中的人是說謊、騙人的。如果這樣的人來倡導民主，那麽，首先要弄清楚，她的民主是真民主，還是具有欺騙性的假民主。從這一點上看，四二六社論提到，有人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真正的民主法製程序，看來是說中了。鄧小平真老辣！
“六四”的目的就是要製造流血和死亡，就如同柴玲所說的：“我所期待的就是流血...。”那些妄想平反“六四”者，你們要先等到平反“文革”和否定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後，才會有機會，你們就等著吧，那一年的生肖將是個驢年。
在改革開放再出發的征程上，極左勢力將被曆史的車輪碾個粉碎。正義的人心都在真理一邊。隻有鄧小平之路才能救中華。鄧小平之路是通向民主之路。
再道一聲：“小平，你好！”改革開放再出發！鄧小平功垂中華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