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張鳴教授一段話後

張鳴說：

 

期待能用自己的死，來喚醒民眾的，無論是譚嗣同還是納瓦爾尼，換來的大多是愚民的嘲罵。愚民是無法用血來喚醒的，喚醒他們的，隻有砸到頭上的錘子。

 

議：《藥》就是說這的。

 

“大智若愚”，就是這裏的聰明，往往一副“傻樣子”。即裝。有本書《中國曆史中的潛規則》，精算師一般地把“愚”民之智，說了個透。譬如，平時不惹事，有事不怕事，而且盡量把事鬧大。譬如，滾釘板的代價遠比送禮求人劃算得多；“道路以目”，反抗，但一個子也不花。

 

經曆過的文革，出現過逍遙派。他們感受到了兩派爭鬥的什麽了，卻什麽也不說，也不幹，即“躺平”的今生前世。讓人說不上他們是左還是右。這其實是種“愚”民的算計，精得很。

 

魯迅在揭露的國民性中說，中國的“愚”民，相互的瞞與騙。“萬歲萬歲萬萬歲”地騙上，“吉祥”“恭喜發財”地相互騙；“美國要趕上我們，得花上好多年”地哄下；翻牆是刑事案件地硬瞞，對少先隊說“你們要準備接班啊！”地甜瞞。總之，彼此將所有的點子用光。結果，秦至清，一個樣；五四比六四，像同日所生；海外文學城裏常聽到的“網管也不出來管管這些言論”和張春橋“實行全麵的無產階級專政”像唱雙簧。

 

黑格爾說，曆史有童年期。一歲幾個月的小孩，有意料不到的領悟和反應。“五千歲了，還在癡迷“趕英超美，“全國打麻雀，“彎道超車”，一個領袖，一個政黨，“定於一尊”，說什麽好呢？

 

譚嗣同都喚不醒。由不得說氣話：得用錘子砸。但，管什麽經呢？

 

於是，就有了這樣的“公知話”帖：

 

Friedrich Hegel Dialektik und der Geist der Geschichte

 

黑格爾說：

東方民族是最適應奴隸製的族群。當災禍來臨時，幾乎看不到有人站起來反抗；當災禍結束時，幾乎看不到有人跪下來懺悔。這個民族既膽怯又無恥，不敢麵對真實的曆史，所以潛在的病根，過不了一段時間就要以癲癇的形式發作。”

 

網友一見就說“胡說八道”。“說是“胡”說，大抵沒錯。“八道”，就不去扯了。“我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而這“公知話”的“惡意”，不但“毒”，而且試著用一種曆史哲學，把問題的高度和深度都說到了尋常的“童年”中國人說不出的“大人話”的程度。

 

中國的事，用“兒童話”漢語說出的，最高水平是《論語》二十四史之類小孩學大人話。少聽為妙。說中國事的，自己聽費正清，黑格爾，羅素，黃仁宇，林毓生等的，即外國人的或香蕉人的，一點兒也不信“中國人的事還是得聽中國人說”。

 

近來有一悟。不少大陸人說，和歐美有種“碰撞不上的痛苦”。反省多年。忽然覺得，中國是個小學或還不如的文化水平的社會，（甚至可以擴大至整個遠東），歐美則是處在高等教育程度的地方。馬斯克和馬雲楊元慶等同框，就這效果。看中美會談桌子兩邊坐著，也是這感受。南京話叫大人和小把戲。

 

張鳴氣壞了。其實還是屬於有點“耍小孩脾氣”。因為這“愚”民，是智，但卻是長不大的巨嬰之智。為它流血，他用來蘸饅頭治肺癆；用疫苗錘它，他“生死由命，富貴在天”。多少代人被這纏上了，一代又一代盡整些沒用的。

 

建設性的意見：潤，有多遠潤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