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曆史人物的不同 - 讀網帖有感》的有感

 

《中西方曆史人物的不同 - 讀網帖有感》的有感

 

 

黑格爾說：

東方民族是最適應奴隸製的族群。當災禍來臨時，幾乎看不到有人站起來反抗；當災禍結束時，幾乎看不到有人跪下來懺悔。這個民族既膽怯又無恥，不敢麵對真實的曆史，所以潛在的病根，過不了一段時間就要以癲癇的形式發作。

 

問：包括俄羅斯，伊朗嗎？[調皮]

 

答：索爾任尼琴《古拉格群島》中有詳論俄羅斯民族性的章節，許多和魯迅所言重疊。讀過一本說伊朗的《不能沒有我的女兒》，波斯人的品性，許多與中國國民性類似。在現實生活中，歐美人和東方人在個人素質上品性傾向上著實不同。美國人，在普通歐美人之上，更向前一步。

 

史學上有近東中東遠東的劃分。“中西”是中國人生造的，中國人才這樣說。

 

在東方人中，中國是個很偏的存在。直至今天，中國人的各個方麵，在東方人中，也是個很古怪的存在。實際上，中國人在東方人中，屬於尚未從古老中走出來的民族，在普世文明前，它還處在被文明開化的初級階段。

 

東西差異，是指近東中東遠東與歐美的差異。中國還沒有達到獨當一麵能與歐美形成對比的質地水準，它隻是遠東地區中一個剛被開發的地方。

 

故而，“中西方曆史人物的不同”，是沒有的事兒。李玉和可以和鳩山鬥，和司徒雷登呢？隻能“別了，司徒雷登”，或者“一個純粹的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地猜。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魯迅這個體驗，仍有份量。自己的體會是，中國人，先要活過來，譬如從“中西”比較的荒唐中走出來，不再為“山西礦難”的原因分析糾纏，盡量讓日子裏沒中國的前前後後。幾代人之後，都像身邊的第三代第四代“香蕉人”那樣，過上正常普通人的生活。

 

附文：《中西方曆史人物的不同 - 讀網帖有感》

 

 

其實，這體現了中西方曆史人物在精神內核上的本質不同。

東方的曆史人物，往往懷揣著“以天下為己任”、“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大信念。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到“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種獨特的精神，是中國傳統文化和政治土壤結出的獨一無二的果實。

中國讀書人自古具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主人翁意識，無論他們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都自認為還是國家的“管家”，要對天下、朝廷與蒼生負責。這是一種極致的道德強迫感與曆史責任感。正如杜甫所歎“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範仲淹所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林則徐所踐“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他們將整個國家、社會乃至文明的興衰，悉數扛在自己一人的肩上。

然而，當曆史現實與個人願望發生背離時，悲劇便注定誕生——畢竟，相較於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團、階級和曆史慣性，個人的力量終究是渺小的、有限的。

相比之下，西方曆史中缺少這種將整個“天下”與“蒼生”背負於己身的責任感。西方曆史人物的終極追求往往是“對得起神明、良知或真理”。例如，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麵臨審判時宣稱：“這是我的立場，我別無選擇，願上帝保佑我。”他不是為了拯救自己的國家，而是為了捍衛自己的信仰。又如小加圖，為了反抗凱撒獨裁、捍衛羅馬共和國的自由而自殺，他的信念是“自由與法律”，而非“對全天下人的幸福負責”。

簡言之，中國曆史人物追求的是“社會責任”，而西方曆史人物追求的是“個人信仰”。相較於西方，中國曆史人物特有的“天下”情懷，讓那些悲劇英雄多了一份令人動容、蕩氣回腸的厚重滄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