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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人,老了,含阿拉。
“兒女自有兒孫福”和“吃光用光,身體健康”一樣,昰“壞人,老了”的標識。“發揮餘熱”“能幫一點是一點”是妥妥的老而優,老而尊。沒什麽可發揮的,幫不了了,就“我七十五了,一人,常去旅行。”(機場碰到一個加拿大老太太)這也是老而優,老而尊。
正常的人文,真好。年輕時,扛社會;老了,社會杠。不推脫,毋需托辭,人敞亮。
啃老族,“笑死了,被女兒解雇帶外孫女了”“陪人陪錢,抱怨著,也幸福著”….. 這擰巴的人文。
“壞人,老了”,一點不假。問題是,人老了,幾個是好的?知青,老了,壞不壞?很壞的一群。正在變老的七零後八零後,又會好到哪兒?張雪峰,沒來得及老,已經變得有點壞了;劉震雲寫的《鹹的玩笑》,人不壞,怎麽會想到這些個?胡繩寫的《二千年間》,張藝謀拍的《紅高梁》,就是在說,我壞,我很壞。
沈從文說,哪有什麽國民性,都是給製度逼出來的。出了國後,看多了周圍解放後的大陸人和自度,不信沈從文說的這話。國民性是民國或前清才有的。現在想想魯迅說的國民性的幾點,不當真,瞞與騙,精神勝利法,放在“解放後”,算得上人的“缺點”嗎?三年封控體現出的是陳雲那句話一點都沒說錯,“中國人好管,餓死也不會造反”。換句話,這裏的國民已經變得沒得性子了。“耗唄!看誰耗得過誰”。文革耗到七六年;現在又落到這一步了,耗到哪一年?
可,“這樣,社會成本最小”。
所以,中國走到了這一步:製度壞,人跟製度比誰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