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華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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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戰結束後的二十年裏，全球主義壓倒了民族主義。與此同時，日益複雜的製度、金融和技術係統和網絡的興起掩蓋了個人在政治中的作用。但在2010年代初，一場深刻的轉變開始了。通過學習利用本世紀的工具，一群魅力非凡的人物複興了之前的那個時代：強大的領導者、偉大的國家、自豪的文明。這種轉變始於俄羅斯 - 普京在擔任了四年總理後，2012年重返總統這一最高職位（下圖 Youtube）。從此他致力於鞏固自己的權威，碾壓反對派，重建“俄羅斯世界”，恢複俄羅斯的大國地位，並抵製美國及其盟友的世界主導地位。
兩年後，習進平登上了中國大陸的最高領導職位（下圖 人民網）。他的目標和普京一樣，但規模和影響力要大得多，因為北京的能力已經大大增強。
2014年，有巨大抱負的莫迪（Narendra Modi）實現了他長期的目標登上印度政府總理大位，並確立了印度教民族主義作為印度的主導意識形態（下圖 DAWN）。
同年，曾擔任土耳其手握實權的強硬總理十多年的埃爾多安當選土耳其總統（下圖 ALJAZEERA）。上任時間不久，埃爾多安即成功整肅了該國民主團體，確立了自己對土耳其的獨裁統治。
也許最重要的演變發生在2016年，唐納德·川普在那年贏得了美國總統大選。他承諾“讓美國再次偉大”，並高呼體現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反全球化精神的“美國優先”口號（下圖 Old Row）。川普的“美國優先”更多地源自50年代的右翼反共主義，雖然部分美國人中引起共鳴，卻與全球化浪潮格格不入。因此，在他執政4年後的2020年總統競選中輸給了民主黨的喬·拜登。拜登在2020年的競選勝利似乎標誌著一種恢複，那就是美國準備支持冷戰後的自由秩序，遏製民粹主義浪潮。但川普2024年令人信服的勝選複出表明，“美國優先”似乎擁有更大的民意基礎。勝選讓川普獲得人民的授權，他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的主張去製定全球議程。川普及其支持者自詡為強人，對基於規則的體係、聯盟或跨國論壇表示他們的不屑。他們承載著國家曾經和未來的榮耀，認為自己身負一種神秘的使命。盡管他們的主張涉及近乎革命性的變化，但他們的政治策略依賴保守主義的號召力，以吸引渴望傳統和歸屬感的選民。
在某些方麵，這些領導人的願景讓人聯想到政治學家亨廷頓的“文明衝突”，他認為這將在冷戰後引發全球衝突。稱其是文明的衝突，是因為政治領袖的一係列姿態和特定領導風格，可以將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的競爭（以及合作）重新看作是十字軍文明國家之間的競爭。川普在2020年共和黨大會上被介紹為“西方文明的保鏢”。克裏姆林宮領導層發展了俄羅斯作為“文明國家”的概念，用這個詞來為其統治白俄羅斯和征服烏克蘭的努力辯護。在2024年的民主峰會上，莫迪將民主描述為“印度文明的命脈”。在2020年的一次演講中，埃爾多安宣稱“我們的文明是征服的文明”。在2023年中共中央發表的一次講話中，中共領導人習讚揚了一項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國家研究項目的優點，他稱之為“唯一一個以國家形式延續至今的偉大、不間斷的文明。”
在未來幾年，這些領導人所建立的秩序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川普的第二任期。畢竟，正是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鼓勵了冷戰後超國家結構的發展。隨著川普的執政，安卡拉、北京、莫斯科、新德裏和華盛頓（以及許多其他首都）的傳統智慧將認定，國際政治中不存在大家均接受的單一製度，也沒有一套普遍商定統一的規則。在這種地緣政治環境中，本已脆弱的“西方”觀念將進一步弱化，歐洲的地位也將進一步降低。在後冷戰時代，歐洲國家已經習慣於美國在歐洲發揮領導作用，並在歐洲以外建立基於規則的秩序。華盛頓決定將支撐這一已經崩潰多年的秩序留給歐盟這個既無軍隊，又無有組織硬實力的鬆散國家聯盟，歐盟國家正經曆著一段領導層極度薄弱的時期。川普政府有可能在修訂後的國際秩序中取得成功。川普及其團隊應該將衝突管理視為美國偉大的先決條件，而不是障礙。
川普主義的真正根源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20世紀30年代，最初的“美國優先”運動在軍隊規模不大且尚無超級大國地位的美國蓬勃發展起來。美國優先黨人希望保持這種小軍隊和不出頭的低姿態以避免與當時的歐洲列強發生衝突（下圖 Old Row）。21世紀20年代的川普，則珍視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他肯定會增加軍費開來保持美國擁有的世界最強軍隊，並以言行證明他不會回避衝突 - 實際上他已威脅要奪取或以其他方式獲得格陵蘭島和巴拿馬運河。川普希望減少華盛頓對國際機構的承諾，縮小美國聯盟的範圍，但對美國退出全球舞台幾乎不感興趣。因此，川普外交政策更應該是源於20世紀50年代的右翼反共運動，該運動將西方與敵人對立起來，利用宗教主題，並懷疑美國自由主義過於軟弱、過於後國家主義和過於世俗，無法保護國家。
美國20世紀50年代的右翼反共運動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美國記者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的《見證》（Witness）、二戰後保守派外交政策思想家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的《西方的自殺》、和記者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的《西方之死》等三本書的基礎之上。在這些書中，錢伯斯、伯納姆和布坎南討論了美國自由主義者及其背叛，建立在“家庭、社區、教會、國家，最遠的是文明之上”的外交政策，“貧窮的白人正在向右轉”，全球主義 “…是一個精英的項目，因為它的建築師是未知和不受歡迎的，全球主義將在愛國主義的大堡礁上崩潰。” 等觀點。川普吸收了這一長達數十年的保守傳統，在此基礎上通過本能和競選活動即興發揮。川普喜歡破壞偶像，尋求顛覆現狀，厭惡自由主義精英和外交政策專家。川普精明而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西方文化和文明美德的典範，以抵禦內外的敵人。
修正主義
川普對普世國際主義的厭惡使他與普京、習、莫迪和埃爾多安為伍（下圖 FOREIGN AFFAIRS）。這五位領導人都認識到外交政策的局限性，都在敦促改變，同時在某些自我設定的參數範圍內運作。普京沒有想要將中東俄羅斯化；莫迪也沒有試圖要在國外打造另一個印度；埃爾多安並沒有推動伊朗或阿拉伯世界變得更加土耳其化。川普同樣對美國化作為外交政策議程不感興趣。他的美國例外論將美國與非美國的外部世界區分開來。對習來說，曆史和中國的硬實力，才是台灣地位的真正仲裁者。盡管印度沒有像台灣那樣處於全球熱點，但它與中國大陸和巴基斯坦一直存在邊界問題。自1947年印度獨立以來，這些邊界爭端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埃爾多安的修正主義更具字麵意義。土耳其助阿塞拜疆盟友將亞美尼亞人驅逐出有爭議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領土。土耳其加入北約聯盟，意味著對民主和邊界完整的正式承諾。土耳其在敘利亞的軍事存在，在南高加索和中東的軍事政治項目並非為了重建奧斯曼帝國，而是在證明土耳其的偉大，表明土耳其可以成為埃爾多安設立的目標。
在這股修正主義浪潮中，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是重點。普京以俄羅斯“偉大”的名義行事，領導著一個在他眼中無限希望的國家。俄羅斯2022年對烏克蘭的入侵是一個地緣政治轉折點，類似於1914年、1939年和1989年的世界。普京發動了分裂或殖民烏克蘭的戰爭（下圖 Imperial War Museum）。對烏入侵將開創一個先例，可能激發其他參與者（包括中國）對破壞性軍事冒險的可能性。普京重寫了遊戲規則，他的侵烏行徑雖然對俄羅斯來說很糟糕，但並沒有導致俄羅斯的全球孤立。普京將大規模戰爭作為征服領土的手段重新規範化。
烏克蘭戰爭使中國、印度和俄羅斯（以及巴西、南非和其他非西方國家）主導的金磚國家集團變得更大，讓其更具凝聚力。另一方麵，烏克蘭的支持者聯盟已經遠遠超出了跨大西洋的範圍。它包括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新加坡和韓國。在這個千變萬化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多邊主義生機勃勃，國家間的關係又是多變而複雜的。盡管俄羅斯和土耳其是競爭對手，但它們至少可以在中東和南高加索避免行動衝突。印度對中國感到擔憂，但兩國同為金磚及上合組織國成員，且均未譴責俄羅斯的侵烏戰爭。盡管一些分析人士開始將俄羅斯、中國、伊朗和朝鮮描述為一個“軸心”，但它們實際上是利益和世界觀經常出現分歧的四個截然不同的國家。
這些國家的外交政策強調曆史和獨特性，即有魅力的領導人必須英勇地維護俄羅斯、中國、印度或土耳其的利益。這些國家之間的互動是流動的、交易性的和個性驅動的，因而這不利於它們形成穩定的軸。這裏沒有非黑即白的東西，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也沒有不可談判的東西。這種環境非常適合川普。他不受宗教和文化定義的過度約束。他經常將個人置於政府之上，將個人關係置於正式聯盟之上。盡管德國是美國的北約盟友，俄羅斯是長期對手，但川普1.0任期內與德國總理安默克爾發生衝突，卻尊重普京。川普與之鬥爭最多的國家是那些位於西方的國家。如果亨廷頓還活著的話，他會覺得很困惑。
戰爭願景
在川普的第一個任期內，國際形勢相當平靜。沒有發生重大戰爭。俄羅斯似乎被烏克蘭問題給困住了。中東則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川普政府的《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而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亞伯拉罕協議》包含一係列旨在加強地區秩序的協議（下圖 RS）。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威懾似乎管用，因而從未出現其入侵台灣的可能。而川普的表現像一位傳統的共和黨總統 - 他增加了美國對歐洲的防務承諾，歡迎兩個新國家加入北約；他沒有與俄羅斯達成任何協議；他談論中國大陸時義正言辭；他還在中東為美國謀求優勢。
但今天，歐洲爆發了一場大戰 - 俄烏戰爭，中東陷入混亂，舊的國際體係已經破敗不堪。規則和邊界受到進一步侵蝕，不同國家大企業的碰撞，以及中小國家的日益絕望。烏克蘭比台灣或中東更有可能爆發災難，因為烏克蘭爆發世界大戰和核戰爭的可能性最大。即使在基於規則的秩序中，邊界的完整性也從來不是絕對的，尤其是俄羅斯附近國家的邊界。但自冷戰結束以來，歐洲和美國一直致力於領土主權原則。他們在烏克蘭的巨額投資體現了歐洲安全的獨特願景：如果邊界可以通過武力改變，那麽經常引發怨恨的歐洲將陷入全麵戰爭。隻有邊界不易調整，歐洲才有可能實現和平。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川普強調了領土主權的重要性，承諾在美墨邊境修建一堵“大而美麗的牆”。但在第一個任期內，川普不必應對歐洲的一場重大戰爭。
與此同時，中國大陸和印度對俄羅斯的戰爭持保留態度，但與巴西、菲律賓和許多其他地區國家一道，決定在普京竭力摧毀烏克蘭的同時，保持與俄羅斯的關係。烏克蘭的主權對這些“中立”國家來說並不重要，這些國家更看重的是普京領導下的穩定俄羅斯的價值以及持續的能源和武器交易的價值。這些國家可能低估了接受俄羅斯修正主義的風險，因為它可能導致更廣泛的戰爭。烏克蘭分裂或戰敗的景象讓烏克蘭的鄰國不寒而栗。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波蘭是北約成員國，對北約第5條關於共同防禦的承諾感到欣慰。然而，第5條是由美國擔保的，而美國距這些國家很遠。如果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認為烏克蘭戰敗，將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危及他們自己的主權，他們可能會選擇直接加入烏克蘭的抗俄戰鬥。而俄羅斯則會向這些國家開戰，由此出現北約國家，包括美國，應否需要根據第5條而出兵與核大國俄羅斯在歐洲兵戎相見的局麵。可美國絕對不願意這時候與俄羅斯真刀真槍的幹，因為莫斯科並非美國的首要對手。結果可能是華盛頓、西歐國家與莫斯科達成協議 - 按照俄羅斯的條件結束戰爭。這時烏克蘭的鄰國，會要支持烏克蘭繼續抵抗俄羅斯，因為這些國家一方麵擔心俄羅斯對這些國家的侵略，另一方麵又擔心遭到盟友的拋棄。法國、德國和英國也基於各自國家的利益而加入戰爭，即使美國在全歐洲戰爭中袖手旁觀。
如果烏克蘭戰爭以這種方式擴大，其結果將極大地影響川普和普京的聲譽。正如普京不能輸給烏克蘭一樣，川普也不能“失去”歐洲。當事國升級的心理動機將是強烈的，美國介入俄烏戰爭的機會也會增大，因為需要兌現承諾。否則，就沒有多少國家會跟美國玩兒了。這種動態演變也會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現：北京和新德裏之間，或者俄羅斯與土耳其之間也可能發生敵對行動。
和平願景
前麵討論了川普2.0任期不斷惡化的國際局勢下，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美國與北京和莫斯科的成熟關係、華盛頓靈活的外交方式以及一點點戰略運氣的結合，不一定能給俄烏戰爭帶來重大突破，不會讓戰爭的結束，但完全有可能降低戰爭強度。美、中、俄關係的穩定可能解決不了台灣困境，但卻能成為防止印太戰爭的護欄。同理，穩定的美、中、俄關係不會提供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的解決方案，但有助於美國與伊朗的某種形式的緩和，以及敘利亞可行政府的出現。川普可能不是一個合格的和平締造者，但他可以幫助迎來一個戰爭較少的世界（下圖 THE CONVERSATION）。
在拜登及其前任巴拉克·奧巴馬和喬治·W·布什的執政期間，俄羅斯和中國大陸在華盛頓的係統性壓力下走到了一起。俄羅斯和中國大陸領導人誇大了這種壓力，仿佛政權更迭是美國的實際政策。隨著川普2.0各項政策的展開，這種壓力已經消散。川普並不關心俄羅斯和中國大陸政府的形式，他對國家建設和政權更迭的拒絕是絕對的。盡管緊張局勢的根源仍然存在，但整體氣氛將不那麽令人擔憂，更多的外交交流是可能的。在北京-莫斯科-華盛頓三角關係中，各國都可能會做出更多的讓步，尤其在小問題上，並對在戰爭和爭端地區進行談判和建立信任措施持更開放的態度。
如果川普和他的團隊能夠實踐這一點，並運用靈活的外交 - 對持續緊張局勢和滾動衝突的巧妙管理 - 可能會帶來巨大的回報。川普是自伍德羅·威爾遜本人以來威爾遜主義程度最低的總統。他不喜歡聯合國或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等國際合作的總體結構。相反，他和他的顧問，尤其是那些來自科技界的人，可能會以初創公司的心態進入全球舞台，一家剛剛成立、可能很快就會解散的公司，但能夠對當前的情況做出快速和創造性的反應。烏克蘭停戰將是對川普2.0政府的一個的考驗。川普政府不應追求倉促的和平，而應繼續專注於保護烏克蘭主權。對此，普京可能永遠不會接受。
允許俄羅斯限製烏克蘭的主權表麵上可能會給烏克蘭帶來穩定，但也可能引發烏克蘭人的大規模反彈，導致更血腥的戰爭。華盛頓應該幫助烏克蘭確定與俄羅斯的交戰規則，通過這些規則，逐漸減少雙方的敵視，乃至停火停戰。然後，美國將能夠像在整個冷戰期間與蘇聯那樣，承認與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存在分歧的同時，在核不擴散、軍備控製、氣候變化、流行病、反恐、北極和太空探索等問題上尋求合作（下圖 GZERO）。將俄烏衝突與美俄可合作的領域分別對待，這符合美國的核心利益，也是川普所珍視的：防止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核衝突。
隨機應變的外交風格更易於根據戰略機會采取行動。1989年的歐洲革命和共產主義蘇聯的解體有時被解釋為美國計劃的一個傑作。然而，那一年柏林牆倒塌與美國的外交戰略關係不大，蘇聯解體也不是美國政府計劃的：這完全是意外和運氣。喬治·H·W·布什總統的國家安全團隊並不擅長積極主動地預判或計劃事件，而是擅長應對意外偶然發生的事件。換句話說，布什政府既未在對抗蘇聯方麵做的太多以免過度刺激蘇聯，也在關予統一的德國的北約問題上堅持原則，讓其保持成員國身份。本著這種精神，川普政府應該做好準備，抓住時機。隨時準備充分利用任何出現的機會，同時保持靈活性，避免僵硬地陷入製度和結構的泥潭。
在準備和敏捷方麵，美國有兩大資產。首先是它的聯盟網絡，這大大放大了華盛頓的影響力和回旋餘地。第二是美國的經濟治國實踐，它擴大了美國進入市場和關鍵資源的機會，吸引了外部投資，並保持了美國金融體係作為全球經濟中心節點的地位。保護主義和強製性經濟政策有其地位，但它們應該服從於對美國繁榮的更廣泛、更樂觀的願景，以及對長期盟友和夥伴的特權。二戰後我們習以為常的世界秩序不再適用：國際體係不僅是單極、雙極或多極的。在一個沒有穩定結構的世界裏，川普政府仍然可以利用美國的力量、聯盟和經濟治國方略來緩解緊張局勢，盡量減少衝突，並為大小國家之間的合作提供基線。這可能有助於川普在2.0任期結束時比開始時更好地離開美國，為美國留下他的政治遺產。
* 本文作者金馬格（Michael Kimmage）現為威爾遜中心凱南研究所（Kennan Institute of Wilson Center）所長，著有《拋棄西方：美國外交政策中的一種理念的曆史》（The Abandonment of 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n Ide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一書。
參考資料
Kimmage, M. (2025). The World Trump wants.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world-trump-wants-michael-kimmage
美國版爛尾帝。接下來靠吹牛度日。
現在很多人對川普走火入魔了，其實川普在我看來就是個有能力的普通人，憑常識治理國家。方向不變，但措施和方針可變。戰略不變戰術可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