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與新時代的民族主義

和2016年一樣，唐納德·川普的2.0總統任期促使華盛頓內外的評論家們反思美國外交政策的方向。美國的外交政策正走向一個不確定的時期，即使川普1.0讓世界對川普2.0將如何管理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有一個鮮明的參考點，人們對他如何應對中國和俄羅斯，以及印度和全球南方的新興大國提出了許多疑問。川普重返白宮鞏固了他作為變革人物在曆史上的地位。羅斯福總統和裏根總統塑造了美國曆史的不同“時代” - 羅斯福總統任期內催生了由美國主導的多邊秩序，預示著“美國世紀”的到來；裏根總統尋求最大限度地發揮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這是一個“以實力求和平”的時代。冷戰後的美國政府在這兩種願景之間搖擺不定，往往兼具兩者的元素。川普繼承了這兩個時代的遺風，但他也代表著一個新的時代：民族主義時代（下圖 amazon）。

華盛頓傳統上將世界劃分為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但始於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世界各國轉向民族主義：保護主義、邊境管控加強以及世界許多地方的增長放緩。事實上，自2010年代中期以來，民族主義 - 尤其是經濟民族主義和民族主義 - 的複蘇已成為全球事務的特征。由此，民族主義人物在各自國家的人氣上升，如匈牙利總理維克托·奧爾班、法國極右翼領導人瑪麗娜·勒龐和美國的川普。華盛頓並無質疑或挑戰這個新時代的民族主義，因為這期間的川普1.0和拜登政府正專注於鞏固美國權力，同時遏製中國大陸的發展。華盛頓優先考慮的是，通過關稅和出口管製來削弱北京相對於美國的經濟實力。旨在解決氣候危機根源的全球綠色能源轉型，已經讓位於一場政治上充滿爭議的擴大美國電動汽車生產的努力。供應鏈彈性比經濟相互依存更重要，因為華盛頓必須與北京競爭以獲取不斷縮小的全球經濟蛋糕的更大份額。由於未能將全球南方的不穩定、暴力和債務困境與高收入國家的問題聯係起來，美國加劇了民族主義在國外的蔓延。

在這個新的民族主義時代，“大國競爭”構成了美國對華大戰略。大國競爭以美國的世界主導地位為前提，問題是這種美國主導世界秩序的情況已不複存在。而十年來對大國競爭的關注使美國失去了寶貴的時間和動力來建立新的國際秩序，以限製衝突並激勵各國拒絕北京的經濟和軍事影響。對美國和世界民主自由陣營來說，北京確實對世界各地的民主、人權和網絡安全構成了威脅。但從大國競爭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威脅，導致人們視中國大陸為與冷戰時期的蘇聯相當的生存威脅，相應地視美中競爭為零和博弈。正是這種對北京咄咄逼人的零和博弈方式加劇了民族主義時代的風險。

如果美國決策者要重振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為遭受人權侵犯、不平等和壓迫的國家的和平與穩定做出貢獻，他們就必須拓寬視野，避開這個民族主義時代。氣候變化、民主倒退、經濟不平等和不可持續的主權債務水平等緊迫問題，無法通過加強美國實力而損害整個世界的利益來解決。以上是布倫內斯 (Michael Brenes)和傑克遜 (Van Jackson)兩人發表在《外交事務》一篇題為《Trump and the new age of nationalism》文章的內容簡介。茲將該篇文章主要內容編譯如下，供感興趣者參考。

民族主義複活 

當美國及其盟友於1945年擊敗軸心國時，美國領導人意識到舊的帝國秩序不再符合全球和平的利益。羅斯福總統擔心，當槍聲停止時，盟國會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樣，通過向內轉來保護各自的利益。他在1945年的國情谘文中表示，美國必須努力“建立一個能夠維持和平並在多年內實現國家之間更加完美正義的國際秩序”。在羅斯福看來，這一新秩序依賴於多邊機構，這些機構代表二戰後需要安全和繁榮的全球夥伴，動用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 羅斯福從全球角度定義了國家利益 - 維護一個讓世界安全、有利於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的多邊秩序。1948年，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消除了貿易壁壘，增強了日本經濟（下圖 WTO/EASTASIAFORUM）。1964年，非殖民化國家在聯合國內組織起來，成立了G-77集團，旨在挑戰西方對非洲和亞洲國家的忽視。今天，全球南方國家繼續向聯合國求助，以實現氣候正義、維護國際法，並追究私營企業違反勞動和環境法的責任。

1991年冷戰結束後，美國將國際機構置於單極時代的主導地位。蘇聯戰敗後，似乎沒有其他可行的選擇來取代美國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結果，多邊機構成為美國權力的附屬品，因為美國和歐洲認為自由民主理想將在包括俄羅斯和中國大陸在內的世界各地蓬勃發展。2001年後的反恐戰爭進一步侵蝕了國際主義，美國利用其優勢脅迫、哄騙或奉承各國加入其軍事行動，而很少考慮華盛頓的行動將如何損害美國與非西方世界的關係。

隨後是2008年金融危機。隨著全球經濟增長停滯，美國向銀行提供救助並保護消費者以穩定美國市場，中國大陸則啟動了一項大規模基礎設施項目以保護就業並維持經濟增長。但大多數國家通過積累不可持續的主權債務水平走出了大衰退。由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對其借款人施加了政治上不受歡迎的條款，發展中經濟體的政府將北京作為首選貸款人。

這種動蕩、不平等的經濟秩序環境，為民族主義政治和政客創造了機會。但全球化未能像1990年代那樣為各國帶來紅利，煽動家們將責任歸咎於非法移民和統治腐敗、不公平的精英製度等。經濟民族主義在許多國家紮根，民粹主義言論激增，領導人告訴民眾要在國內而不是國外尋找全球問題的答案。於是匈牙利的奧爾班這樣的人物粉墨登場，通過抨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盟上台。2017年，擔任總理的奧爾班聲稱“對歐洲未來的主要威脅不是那些想來這裏生活的人，而是我們自己的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他們一心要違背歐洲人民的明確意願改變歐洲。”反移民言論激增，世界各國領導人將本國的問題歸咎於移民。

與此同時，世界各國政府轉向中國模式的產業政策和國家資本主義，以保護其經濟免受全球化的影響；美國也采取了《通脹削減法案》和《芯片和科學法案》等措施。俄羅斯人則信奉民族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通過國家擴張主義鞏固經濟資源；直至2022年入侵烏克蘭，悍然以武力進行領土征服。曾經倡導自由市場的印度總理莫迪 (Narendra Modi) 也東施效顰，集中銀行業並對外國投資施加國家控製，開啟了國家資本主義的新時代。中東各國也將奉行國家主義的中國大陸視為合作和效仿的典範，並視其為平衡美國霸權的砝碼。

新冷戰 

川普1.0政府之前，奧巴馬總統淡化了大國競爭，認為與北京的合作符合美國的經濟利益。而川普總統的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采用了“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強調美國的繁榮高於全球利益，擁抱了民族主義和大國競爭的複興並從中獲益。川普1.0政府指出，美國將“在多邊組織中競爭和領導，以保護美國的利益和原則。”這意味著美國將暫時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促進教育、科學和其他領域國際合作的組織。川普還退出了《中程核力量條約》（裏根時代與莫斯科簽署的一項軍備控製條約）和《巴黎協定》（旨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協議）（下圖 RADIO FREE EUROPE/facebook）。對大國競爭的執著還導致川普對價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大陸進口產品征收關稅，引發了一場貿易戰，加劇了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緊張關係，導致美國部分地區消費者的生活成本上漲了7.1%。

拜登政府也屈服於民族主義時代。為了維持美國與中國大陸的競爭，拜登擴大了川普的保護主義政策。盡管強調聯盟和夥伴關係，拜登跟川普一樣，認為美國經濟治國方略的主要目的是限製中國大陸的力量，同時最大限度地發揮美國的實力。正如曆史學家亞當·圖茲去年11月在《倫敦書評》中所說，拜登尋求“通過一切必要手段，包括對私營企業貿易和投資決策進行強力幹預，確保中國大陸受到阻礙，美國保持決定性優勢。”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拜登大幅加強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該委員會以國家安全為由監控和限製外國投資；擴大了因與中國大陸軍方有聯係而被列入黑名單的中國公司數量；保留了川普最初針對北京的關稅；對中國半導體和可再生能源技術征收新關稅；對中國大陸在美投資實施新的限製；並為美國科技公司提供新的稅收抵免，條件是它們必須撤資中國大陸公司。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最初稱之為“小院高牆”的做法，後來成為遏製北京、瓦解美中在全球經濟高科技領域相互依存關係的經濟戰略。

拜登執政期間，美國外交政策轉向民族主義，這有助於某些企業的發展。在華盛頓新興的民族主義框架內，特斯拉在中國的電動汽車業務大大受益，這不僅是因為它在美國電動汽車市場占據主導地位，還因為中國製造的電動汽車爭取到了歐洲關稅豁免（9%，而非20%）。與此同時，同樣的關稅也懲罰了消費者，因為高關稅切斷了美國綠色技術製造商與中國大陸企業急需的合作。拜登對多邊主義的姿態與第一屆川普政府的狂熱民族主義大相徑庭，他為建立聯盟做出了巨大努力。拜登組建的聯盟並非是支持多極世界，而是在與北京的新冷戰中民主與專製之間的意識形態較量。如拜登時代沿的大西洋夥伴關係，雖然表麵上旨在改善大西洋沿岸國家的氣候變化，但其最終目的是限製中國大陸的非法捕魚業，並吸引非洲國家遠離中國資本。

民族主義時代對低收入國家來說是懲罰性的，因為它限製了美國與非洲和亞洲國家建立友好關係和聯盟的機會。川普上任前，為了鞏固美元霸權，就威脅要對占世界人口40%以上的金磚國家征收貨幣關稅。如果付諸實施，這些行動勢必會切斷美國與全球供應鏈的聯係，增加美國消費者的消費成本。使用脅迫手段維護美元的主導地位可能使華爾街受益，卻會擴大美國的貿易逆差，使美國製造的商品在國外市場的價格昂貴，從而削弱美國的出口部門的競爭力。

最後，華盛頓有時會因為拒絕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國際機構而破壞其組織的聯盟。如向烏克蘭運送集束彈藥和殺傷人員地雷，使美國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個異類，破壞了相關的國際條約，例如《集束彈藥公約》（有111個締約國），以及有包括美國在內的164個締約國簽署的《禁止殺傷人員地雷條約》。川普1.0和拜登政府均削弱了世界貿易組織的權威，因為美國拒絕其爭端解決機製，阻止任命新的上訴法官，並無視針對美國工業政策各種規則違規行為的投訴，包括高額關稅和企業補貼。美國政府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阻礙中國大陸和印度的經濟增長。2024年11月，拜登在白宮發表聲明，否認國際刑事法院在與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戰爭有關的所有問題上的合法性。

合作勝過競爭 

不幸的是，川普正重振民族主義外交政策。他的政府似乎將中東危機視為文明衝突，認為需要通過軍事力量而不是外交手段來解決。華盛頓將把與中國的競爭視為一場生死攸關的鬥爭（下圖 THE NEW YORKER/The Guardian），組建的東亞聯盟是為了限製北京影響力。這將加劇國內的反移民情緒，可能導致仇恨犯罪和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事件增多，就像川普第一任期內發生的那樣。至於拉丁美洲，川普將繼續目光短淺地專注於美墨邊境的安全化，放棄在跨國犯罪和氣候變化等共同關心的問題上進行合作的機會。

但是，如果美國要以有意義的方式解決世界問題，美國的大戰略就必須擺脫民族主義時代。一個致力於改善全球南方或全球大多數的更廣闊的國際主義願景，是世界秩序的更好基礎，而不是與北京競爭，後者隻會讓少數人受益。華盛頓不應該把非洲和亞洲國家當作與北京進行大國競爭的棋子，而應該接受低收入國家被邊緣化會阻礙能夠促進美國及其盟友利益的增長這一事實。通過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合作，美國可以為非洲國家減免債務，重組陷入困境的經濟體，以最大限度地減少腐敗，進一步促進民主權利。華盛頓不應該讓金磚國家作為西方的製衡力量，而應該承認它們關切的合理性，並對優先考慮非洲和亞洲國家的新方法持開放態度。更強大的全球南方國家也將遏製民族主義和反移民政治，因為富有彈性的經濟使得移民“搶走”工作機會和消耗國家資源的論點難以成立。

美國是時候擺脫過時的大國競爭零和邏輯了。華盛頓不應浪費更多資源來適得其反地追求主導地位，而應重新致力於加強經濟和促進全球人權。國家利益並不在於在所有領域都勝過中國大陸 - 它在於強調合作而非競爭的國際主義願景。

* 本文作者之一邁克爾·布倫內斯 (Michael Brenes) 為耶魯大學布雷迪-約翰遜大戰略項目（Brady-Johnson Program in Grand Strategy）聯合主任兼曆史學講師。共同作者範·傑克遜 (Van Jackson) 現為新西蘭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國際關係學高級講師。兩人是《競爭危險：大國競爭如何威脅和平並削弱民主》（The Rivalry Peril: How Great-Power Competition Threatens Peace and Weakens Democracy）一書的共同作者。

參考資料 

Brenes, M. & Jackson, V. (2025). Trump and the new age of 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trump-and-new-age-nationalism

[趙登禹路]

串兒沒有主義。硬要說的話，也拉不上民族主義。這貨扯的是民粹，隻不過丫也不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