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華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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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有諷刺意義的一個現象是，歐洲許多國家視唐納德·川普重返白宮為一次重大的、幾乎是世界末日般的轉變，認為他可能會破壞聯盟並顛覆經濟關係（下圖 FINANCIAL REVIEW/TikTok）。與此同時，中國大陸、伊朗、朝鮮和俄羅斯等美國的對手則認為，川普新政府對他們推進反西方議程是難得的一次機會。但亞洲從北部的日本和韓國，到連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東南亞，以及南部的印度次大陸，各國對川普的2.0政府好像反應平平，完全沒有歐洲國家內的強烈情緒。這些亞洲國家不大擔憂川普的專製傾向和對自由國際主義理想的蔑視，因為該地區一直以共同利益而非共同價值觀為基礎與華盛頓建立關係。這種方法與川普的交易性外交政策不謀而合，因為它涉及平衡互利，而不是維持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事實上，當亞洲國家談論“基於規則的秩序”時，這個詞的含義往往與西方（歐洲和北美）國家的理解截然不同。
對亞洲國家來說，川普重返權力中心不僅僅是對現有美國外交政策的徹底偏離，還放大和加速了自越南戰爭以來一直存在的趨勢。美國正擴大尼克鬆總統在冷戰期間在東亞引入的方法，通過單方麵重新定義其全球參與條款，對何時以及如何參與國際事務方麵變得更加謹慎。在與這樣的美國打交道近半個世紀後，亞洲並沒有過分擔心川普的第二個政府。這並非要忽視該地區的關稅政策和台灣問題，隻是說明亞洲國家更習慣於川普的交易主義。亞洲國家的經驗對其他美國夥伴和盟友來說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因為他們正在適應華盛頓對與世界合作方式的重新調整。近日，前新加坡外交部常任秘書長、新加坡大學中東研究所所長、新加坡管理大學社會科學院高級研究員比拉哈裏·考斯坎（Bilahari Kausikan）投書《外交事務》，分析川普總統的美國外交政策可能對亞洲國家的影響。以下為文章主要內容。
猶豫不決的霸權
對於許多亞洲國家來說，川普的“美國優先”方針與華盛頓50多年來對亞洲大部分地區采取的戰略如出一轍（下圖 AP/facebook）。1969年，當他試圖讓美國脫離越南這場無法取勝的戰爭時，尼克鬆公布了一項針對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夥伴和朋友的新戰略。“除了大國使用核武器的威脅外，”尼克鬆在當年夏天宣布後來被稱為尼克鬆主義的政策時說，“美國將鼓勵並有權期待 [軍事防禦] 由亞洲國家自己處理並承擔責任。”在尼克鬆看來，越南戰爭是美國政策的一個警示教訓。華盛頓不需要在地麵部署軍隊，因而不會陷入其他亞洲泥潭，但美國會作為維持亞洲穩定的離岸平衡者。美國將提供延伸威懾的核保護傘，以及以日本和關島的空軍和海軍基地為中心的軍事存確保自己離岸平衡者的角色。但該地區（韓國除外）再也不能指望華盛頓像在越南那樣直接幹預，各國需要自行負責本國的安全保障。
自那以後，這就是美國的亞洲政策。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者認為美國是一個準帝國主義的、好戰的霸權國家，而亞洲觀察家則認為美國是一個從根本上謹慎的國家，它不願部署軍事力量，在采取行動之前會仔細考慮自己的利益。美國對於維持穩定至關重要，但亞洲國家並不認為美國完全可靠，因為作為離岸平衡者，它的決定總是會讓該地區懷疑它的意圖：如果華盛頓決定介入，亞洲領導人可能會擔心自己會被卷入更大的地緣政治鬥爭；如果華盛頓決定不介入，他們可能會擔心被拋棄。
進入21世紀後，美國也開始將這種方法應用於其他地區。無論是奧巴馬1.0還是川普1.0，在各自的任期內都未能成功擺脫布什的國家建設冒險。但拜登總統在2021年下令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時，以及其後避免直接介入烏克蘭和中東的戰爭的行動，一舉了結了這一難題。在這兩場戰爭中，美國都隻是為盟友提供全麵的威懾和軍事支持，但沒有派遣任何美國軍隊。同時，拜登總統采取措施通過四方安全對話 (Quad) 以及美、澳、英三國的AUKUS防禦協議加強美國在亞洲的聯盟。拜登會谘詢盟友和夥伴，確定他們準備采取哪些措施來推進美國的議程，並且沒有做出新的美國安全保障來捍衛他們：這可以稱之為禮貌的交易主義。
因此，已經以這種方式與美國打過交道的亞洲地區更容易接受川普的外交政策。事實上，離岸平衡與赤裸裸的交易主義之間並無質的區別，僅在度上不同而已。的確，川普不大會與盟友協商，難以預測，在提供援助方麵非常謹慎，並要求盟友和夥伴為美國的保護支付更多費用（下圖 THE GOSHEN NEWS/Instagram），但結果可能不會有太大不同。無論誰入主白宮，美國對於維持穩定都至關重要。因此，大多數亞洲國家將接受川普2.0政府的做法 - 他們對川普之前的美國並不完全信任，也沒有覺得川普1.0政府一無是處。
以川普的前任奧巴馬為例。在任期間，奧巴馬發表了關於美國對亞洲承諾的雄辯演講，但該地區的許多領導人認為他在對抗美國對手（尤其是中國大陸）時軟弱無力。2015年，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在白宮與奧巴馬站在一起，公開承諾不會軍事化南海。但次年（2016），北京卻真的這麽做了（不承認國際法庭仲裁） - 而奧巴馬什麽也沒做。美國在該地區的所有合作夥伴都注意到了這一點。另一方麵，2017年，川普在第一次峰會的晚餐時告訴習近平，在敘利亞獨裁者巴沙爾·阿薩德使用化學武器後，他下令當晚對敘利亞發動巡航導彈襲擊。這與奧巴馬在2013年阿薩德使用化學武器後不願作出回應形成了鮮明對比。
川普在其第一任期內的一些行動表明，他強調以實力求和平的做法與許多亞洲政府的本能一致。可能導致該地區衝突的問題沒有明確的解決方案，但需要通過堅定的威懾和巧妙的外交手段來管理。2017年，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威脅要用導彈襲擊關島，川普則以“怒與火”威脅平壤，實際上終止了朝鮮在關島附近任何軌道上進行遠程導彈試驗。川普這樣做，又與奧巴馬當政8年形成鮮明對比 - 對朝“戰略耐心”，卻讓朝鮮局勢惡化了八年。然後，2018年，就是這位稱金正恩“rocket man”的川普在新加坡會見了金正恩，也開辟了外交途徑。隨後又在越南舉行了美朝峰會。川普政府雖然未能實現讓朝鮮放棄核武器的目標，但其通過威懾和外交手段來控製威脅還是值得讚賞的。
這位總統在朝鮮核威脅與金正恩的互動一事，讓東亞和東南亞的領導人沒有理由擔心川普2.0。美國對該地區政策的主要部分已經到位，其中一些（對華政策）得到了兩黨的大力支持，因為拜登政府延續並擴大了川普2.0政府在處理中國大陸等優先問題上的做法。這些領域的任何新政策都不太可能是根本性的方向轉變。當然，即使是微小的變化也可能造成破壞，這並不意味著川普2.0政府不會對該地區產生重大影響或不會引起擔憂。尤其值得本地區國家密切關注的主要有三個問題：台灣、關稅和地區領導地位。
台灣難題
拜登打破了美國數十年來的“戰略模糊”政策，四度表示美國將保衛台灣免受中國大陸侵略。川普不會重複這樣的言論。在2024年的競選中，他對台灣的評論表明，這符合他對盟友和貿易的總體看法：他說台灣離美國很遠，難以保衛，應該為美國的保護付出更多，他還指責台北竊取了美國的半導體產業（下圖 Asia Times）。危險在於，他可能會把台灣看作與中國大陸更大博弈中的一枚棋子。川普肯定會想利用關稅和貿易戰的威脅作為籌碼，與北京達成貿易協議。這可能會造成極大的破壞。但如果他以台灣為交換條件進行任何可能的協議，將貿易和安全混為一談，危險和不確定性將成倍增加。
如果川普撤出烏克蘭 - 例如，以基輔願意與莫斯科談判為條件；如果川普2.0政府采取認真措施提高美國自身的半導體製造能力，這將向台北發出信號，表明它不能指望華盛頓的無限支持。這些措施可以防止台灣政治走向潛在的不穩定方向。或者如果川普2.0政府采取更公開的支持獨立的立場，北京將會作出強烈反應 - 加強在台灣周邊的軍事演習，或對台灣占領和管理的南海太平島采取行動。
澳大利亞、日本、新加坡和韓國都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采取了強烈而明確的原則立場，但該地區的其餘國家大多都持矛盾態度。東南亞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尤其認為，華盛頓對俄羅斯的譴責是雙重標準，他們指出，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加沙和黎巴嫩發動或支持的戰爭以及其他傷害伊斯蘭民族的衝突。因此，許多亞洲國家更願通過計算成本和收益，而非價值觀來尋求站位。如果這種平衡符合本國利益，這些國家將盡其所能維持與美國的關係，而川普對台灣和烏克蘭的態度仍是次要考慮因素。正是基於本國利益的考慮，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等傳統上不結盟的國家多半會向華盛頓靠攏。實際上這一趨勢在川普1.0政府就已出現，並在拜登執政期間進一步發展。這對中國大陸顯然不利。
亞洲需要領袖
對於許多亞洲國家來說，貿易政策可能是川普回歸中最令人擔憂的因素。川普曾誇口說“關稅”是他最喜歡的詞，並確實在2月2日那天決定對加拿大和墨西哥新征25%的關稅，後隻是在加、墨兩國服軟的條件下，暫緩30天。但他的確實施了對中國大陸的10% (+10%)新征關稅（下圖 NEW YORK POST）。以此看來，川普政府很可能還會對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等對美國有重大貿易順差的其他國家征收關稅。
北京已經以自己的方式進行了報複，因為它不想顯得軟弱。鑒於中國自身陷入困境的經濟狀況，北京的報複相對克製，為雙方妥協留下空間。談及中國大陸，目前人們普遍擔心其經濟狀況，認為北京的經濟問題本質上是由對該國經濟管理信心的崩潰所驅動的。這種失去信心的根源，是大陸許多商界和知識界精英以及中產階級對國家走向的懷疑。由於將政治控製和安全置於經濟效率之上，中國大陸走向了更加列寧主義的方向，減緩了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是，這種實踐改變了中國後毛澤東時代的社會契約 - 隻要不公開反對共產黨，中國人就有更多空間從事經濟和其他活動。
川普發起的新貿易戰使大陸的經濟放緩雪上加霜，並可能會造成惡性循環。地方政府背負的巨額債務，以及泡沫破裂的房地產行業削弱了消費者信心，讓大陸國內需求一蹶不振。為推動經濟增長，北京依靠國家主導的投資，幫助中國公司向國內外市場大量投放廉價電動汽車和電池。這加劇了與西方的貿易緊張局勢，並增加了征收更多關稅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可能性。而美國和其他國家對中國大陸實施嚴厲關稅製度的可能性，進一步削弱消費者信心，並讓大陸企業更加依賴政府主導的投資和出口。如果這一循環導致中國經濟陷入長期放緩，北京的應對方式將對亞洲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和經濟產生影響。
即便兩國的競爭日趨激烈，中美相互的核威懾使得它們的摩擦極不可能引發軍事衝突。但幾乎沒有人相信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關係在川普執政期間會有明顯緩和。在美中日益緊張的局勢中，很少有亞洲國家政府會在美中之間選邊站隊：它們多半會更相互緊密地合作，以對衝習近平的經濟政策和川普回歸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問題是：誰將有效地領導該地區？川普於2017年決定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這對美國的盟友和朋友產生了衝擊，至今仍在亞洲產生影響。但在沒有華盛頓參與的情況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率TPP成員國組建了全麵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使該地區迅速適應了美國退出帶來的衝擊。而安倍與川普建立的密切私人關係，可能也有助於軟化美國總統在第一任期內對日本和其他美國東亞夥伴的態度。
然而，如今美國最重要的三個盟友 - 澳大利亞、日本和韓國 - 的領導人在政治上都很軟弱。新任印尼總統普拉博沃·蘇比安托希望印尼的外交政策更加積極，但他尚未在地區或國際上確立自己的地位。當普拉博沃在11月大選後訪問美國時，他與川普通了電話。“無論您身在何處，我都願意親自飛往向您表示祝賀，先生，”普拉博沃滔滔不絕地說。川普對這種順從的表現做出了積極回應，但沒有舉行會談。該地區顯然需要有人像已故的安倍一樣站出來領導，但目前還沒有明顯的候選人。
美國永遠第一
亞洲與華盛頓的長期經曆表明，川普的外交政策並非標新立異。像美國這樣的大國，往往更傾向於向內發展，而非向外發展。川普不願讓美國參與對外事務，這其實是自喬治·華盛頓在1796年的告別演說中警告不要建立永久聯盟以來，美國外交政策中一直存在的一種思維方式（下圖 Instagram）。二戰前，美國隻是偶爾和短暫地參與對外事務。直到1941年珍珠港對美國本土的直接襲擊，華盛頓才被迫麵對歐洲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帶來的威脅。二戰後，蘇聯帶來的生存威脅導致美國卷入冷戰。1941年至1991年蘇聯解體之間的50年是美國曆史上持續對外參與時間最長的時期。
自蘇聯帝國解體以來，美國尚未麵臨過這樣的生存威脅。中國是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普京的俄羅斯也很危險，但兩國都沒有像蘇聯那樣構成對美國的威脅。既然如此，美國人就沒有必要按約翰·肯尼迪總統所說去“承擔任何負擔或付出任何代價”來維護國際秩序呢。的確，美國不得不持續不斷地參與海外事務長達半個世紀，並積極從事了本世紀初的“反恐戰爭”時代。但這些在美國的曆史長河中都隻是例外，而非常態。事實上，在尼克鬆主義的影響下，美國對亞洲大部分地區的政策甚至在冷戰的後期就已秉持盡量不幹預的立場。
因此，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們不應該指望所謂的共同價值觀，而應該將川普2.0政府的外交政策視為美國回歸自然地位。西方國家應該效仿亞洲國家，學會在與華盛頓打交道時，不要把華盛頓視作一個幾乎無條件保衛它們的超級大國。美國是一個離岸平衡者，會明智地使用其力量，首先推進美國的利益。
參考資料
Kausikan， B. (2025). Who’s afraid of America first? FOREIGN AFFAIRS. 鏈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whos-afraid-america-first-bilahari-kausikan-tru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