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實體經濟危機

近來中共領導似乎特別頭大 - 自2017年以來北京與西方的關係一直緊張，新冠疫情解禁後的經濟複蘇步履蹣跚，消費者信心低迷，房地產價格持續下跌，一些最大的房地產公司違約（下圖 thejapantimes/ tradersdna）。而2024年7月公布的官方數據顯示，GDP增長低於政府預定的5%目標。導致中國大陸目前不那麽積極的經濟景象，有持續的房地產危機、人口迅速老齡化，以及前幾年政府對經濟加強控製和對疫情的極端應對等原因。但目前經濟停滯不前的背後還有一個更持久的驅動因素：那就是其數十年來工業生產優先於其他一切的經濟戰略，導致了巨大的結構性產能過剩。

簡而言之，在許多關鍵的經濟部門，中國大陸的產出遠遠超過本國或外國市場可持續吸收的數量。因此，大陸經濟有可能陷入價格下跌、破產、工廠倒閉以及最終失業的惡性循環的風險。利潤縮水迫使生產商增加產量，大幅打折，以便獲得現金來償還債務。此外，隨著工廠被迫關閉和行業整合，剩下的企業不一定是最有效率或最賺錢的，反倒是那些最容易獲得政府補貼和廉價融資的企業。

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和工業製造國，中國大陸的產能過剩正變成中國的產能，其它國家的問題，就像“美元是我們（美國）的貨幣，但是你們（別國）的問題”一樣。大陸企業許多商品的價格已經低於其他國家生產商的盈虧平衡點以下，因而衝擊了這些國家的市場。但是，大陸的廠家依然賺錢。於是，歐盟主席馮德萊恩2023年12月警告稱，大陸過剩的生產正在造成“不可持續的”貿易失衡，並指責北京從事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將越來越多的中國產品傾銷到歐洲市場（下圖 Reuters/FINANCIAL TIMES）。今年4月，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警告稱，大陸對鋼鐵、電動汽車和許多其他商品的過度投資有可能在全球範圍內造成“經濟混亂”，“中國現在太大了，世界其他國家無法吸收這種巨大的產能。”

盡管北京方麵極力否認，但幾十年來，中國大陸就非常重視工業生產和基礎設施建設，卻忽視了家庭消費。在中共看來，消費是一種個人主義的幹擾，有可能將資源從中國的核心經濟實力 - 工業基礎 - 轉移出去。根據黨的正統觀點，中國的經濟優勢源於其低消費和高儲蓄率，這產生了資本，國家銀行係統可以將這些資本注入工業企業。由於中國龐大的工業基礎依賴廉價融資才能生存，而中共領導層可以隨時限製這種融資，因此商界精英與黨的利益緊密相連，甚至屈從於黨的利益。在西方，金錢影響政治，但在中國則相反：政治影響金錢。

如何化解這樣的矛盾呢？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莫裏斯·格林伯格中國問題研究員劉宗媛（Zongyuan Zoe Liu）認為，中國大陸產能過剩問題將是一個長期挑戰，而非僅靠新的貿易壁壘就能解決的。因為即使美國和歐洲大幅限製中國商品進入西方市場的數量，也無法消除大陸幾十年來在工業投資和生產目標上積累的結構性低效率。其次，北京越來越強調在經濟上自給自足，這會增加而不是減少生產過剩的壓力。此外，華盛頓為阻止北京向美國大量出口關鍵行業的廉價商品而做出的努力，將造成美國經濟中新的低效率。中國大陸的生產過剩問題將衝擊美國之外的其他國際市場。

因此，西方不應尋求進一步孤立中國大陸，而應采取措施讓北京牢牢地留在全球貿易體係中，利用全球市場的激勵機製引導大陸實現更平衡的增長和不那麽嚴厲的產業政策。否則，北京將越來越不受國際經濟聯係約束，將會加倍推行其國家主導的生產戰略，即使損害全球經濟和阻礙自身繁榮也在所不惜。以下為劉宗媛發表於《外交事務》的China’s Real Economic Crisis一文的主要內容。

產能過剩與消費

中國大陸經濟停滯背後的結構性問題，直接源於四十年前大陸改革時代初期形成的不平衡的產業戰略（下圖 The Economist）。中國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1985年）幾乎全部內容都用於發展大陸的工業部門、擴大國際貿易和推進技術；隻有一頁是關於增加收入和消費的主題。在技術已發生巨大變化，全球市場翻天覆地的今天，中共一如既往地重視大陸工業基礎。如在最新的第十四個五年計劃（2021-25 年）中，經濟增長、研發投資、專利成就以及食品和能源生產都詳細的目標，但家庭消費隻占了一段。

中國的經濟規劃者認為，大陸生產商將在全球市場上卸載過剩供應，並從海外銷售中獲利。然而，客觀現實是大陸的國內市場已經飽和、外國政府對中國供應鏈主導地位心存警惕以及北京存在巨大的生產過度投資。21世紀初期是鋼鐵過剩，現在大陸在煤炭、鋁、玻璃、水泥、機器人設備、電動汽車電池和其他材料方麵也出現了類似的過剩。大陸現在每年生產的太陽能電池板數量是世界可用量的兩倍。

中國大陸長期的產能過剩，對於全球經濟具有深遠影響。例如，在電動汽車領域，歐洲汽車製造商已經麵臨著來自中國廉價進口產品的激烈競爭。西方的電動汽車和其他新興技術領域的工廠可能會關閉。產能過剩問題引發了大陸一些行業的殘酷價格戰，阻礙了利潤並吞噬了資本。根據政府統計數據，5月份中國大陸有27%的汽車製造商虧損；經濟領域的生產過剩也普遍壓低了價格，導致通脹徘徊在接近零的水平，私營非金融部門的債務償還率攀升至曆史最高水平。這些趨勢削弱了消費者信心，導致國內消費進一步下降，中國陷入通貨緊縮陷阱的風險在增加（下圖 INVENTIVA/The Guardian）。

現行的五年計劃指出，消費應專門轉向符合北京工業重點的商品：汽車、電子產品、數碼產品和智能家電。盡管大陸充滿活力的電子商務行業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多選擇，但阿裏巴巴、拚多多和 Shein 等主要平台在激烈競爭以銷售相同的商品化產品。換句話說，消費者選擇的是由國家的工業重點而不是個人偏好決定。如政府最近推動??商品更新的一項行動計劃，為用舊汽車、家電和換新車型的消費者提供補貼。該計劃與華盛頓於2008年推出的“舊車換現金”計劃大致相似。但該計劃依賴地方當局實施，因此基本上無效。政府的確可以影響大陸消費市場的供需動態，但它無法強迫人們消費。當收入增長放緩時，人們自然會收緊錢包，推遲大件商品的購買，延長舊設備使用時間。產能過剩對整體經濟造成的拖累，意味著政府引導消費的努力反可能使人們更不可能消費。

國內競爭的惡果

大陸政府長期以來的工業計劃旨在獎勵那些能夠實現最高GDP增長的城市和地區，北京利用“共同富裕”等社會運動來刺激地方工業發展。“共同富裕”的規劃指令和運動給地方黨委書記帶來了壓力和機會 – 產值上不去就走人的壓力，和GDP增長後獲得到晉升的機會。因此，地方官員有強烈的動機在特定領域進行高杠杆投資，而不管這些投資是否可能有利可圖。

這一現象助長了大陸各地地方政府的風險融資行為。地方政府借助本地銀行，為重點行業的項目提供資金。於是，中國大約30%的基礎設施支出來自這些投資工具。，從而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巨大的工業產能過剩，和巨額地方政府債務。據《華爾街日報》7月份的一項調查，大陸地方政府持有的表外債務總額目前在7萬億至11萬億美元之間，其中高達8000億美元麵臨違約風險（下圖 NIKKEIAsia）。

自1994年實施財政改革以來，大陸地方政府一直處於長期的財政壓力之下。中央政府依賴地方政府實施產業政策，導致大陸各地的城市和地區在同一領域競爭，而不是優勢互補。因此，從西部的新疆到東部的上海，從北部的黑龍江到南部的海南，各地都在相同重點行業建工廠增產值。不可避免地，這種國內的重複生產惡性競爭導致了產能過剩和高額債務，即使是在大陸已經占據全球市場主導地位的行業也是如此。

以太陽能電池板為例。2010年，大陸國務院宣布，包括太陽能在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到2020年時應占到全國GDP的15%。兩年內，大陸31個省將太陽能光伏產業列為重點發展領域，100多個大陸城市建立了太陽能光伏工業園區。光伏產量幾乎立刻就超過了國內需求，過剩的供應被出口到歐洲和世界其他政府為太陽能電池板購買提供補貼的地區。到 2013年，美國和歐盟都對大陸光伏製造商征收了反傾銷關稅。到2022年，雖然大陸自身安裝的太陽能光伏容量超過其他任何國家，其國內市場無法支持額外的太陽能容量（下圖 THE BUSINESS STANDARD/EcoWatch）。太陽能製造商隻好將盡可能多的產品轉運往柬埔寨、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進行簡單加工後再出口至美國等地，以規避反傾銷關稅。這時大陸的光伏產能已經是全球需求的兩倍，預計到2025年將再增長50%。2024年初大陸成品太陽能行業的利用率已暴跌至僅23%。盡管如此，這些工廠仍在繼續運營，因為它們需要籌集資金來償還債務並支付固定成本。

另一個例子是工業機器人，北京從 2015 年開始將其作為“中國製造2025”戰略的一部分。到 2017 年，中國至少20個省份有800多家機器人公司和40個以機器人為重點的工業園區。然而，如今大陸在成熟技術低端機器人方麵擁有大量過剩產能，但在需要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端自主機器人方麵仍然缺乏足夠的產能。

此外的例子是人工智能， 2019年8月，政府呼籲建立約20個人工智能“試點區”。北京旨在利用中國在該領域的兩大優勢：快速建設物理基礎設施的能力，從而支持人工智能公司和人才的集聚，以及政府對收集和共享個人數據的約束較少。兩年內，已有17個中國城市建立了此類試點區。這些城市還製定了行動計劃，以吸引進一步的投資和數據共享。從紙麵上看，大陸目前在人工智能投資方麵僅次於美國。但實際人工智能研究的質量，尤其是在生成人工智能領域，可以說是乏善可陳。事實上，許多利用政府大力支持的大陸人工智能初創公司生產的產品仍然主要依賴於西方開發的模型和硬件。

創新，而非擴大再生產

大陸“內卷”嚴重 - 企業和工廠競相生產相同的產品，卻幾乎不賺錢。企業不會努力使產品與眾不同，不是通過改善企業管理或投資研發來獲得競爭優勢，而是試圖通過盡可能快地擴大生產和展開激烈的價格戰來超越競爭對手（下圖 Doo Prime）。與此同時，有限的國內需求迫使企業將過剩庫存出口到海外，但海外銷售又受地緣政治和全球市場波動的影響。出口目的地的經濟衰退和貿易緊張局勢加劇可能會阻礙出口增長，從而加劇國內產能過剩。

這些動態都導致了惡性循環：靠銀行貸款和地方政府支持的企業必須不停地生產才能維持現金流。但隨著企業生產增加，過剩庫存增加，消費價格進一步下跌，企業虧損更多，需要地方政府和銀行提供更多資金支持。隨著企業負債累累，還債難度加大，可能成為“僵屍企業” - 這些企業實際上已經破產，但能夠產生足夠的現金流來履行其信貸義務。隨著中國經濟停滯不前，政府降低了對企業的稅費，以刺激增長 - 但這減少了地方政府的收入，而社會服務支出和債務支付卻在增加。換句話說，地方政府與其支持的企業之間密切的財務關係催生了一波由債務推動的地方GDP增長，並使經濟陷入難以逆轉的產能過剩陷阱。

然而，與美國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迫使北京加倍努力推動大陸實現技術自給自足。因此，政府正集中精力資助先進製造業和戰略技術，以保護自己免遭西方孤立或潛在的經濟製裁。為了推動更多本土高端技術，大陸動員了整個銀行係統，設立專門的貸款計劃，來支持優先領域的研究和創新。結果，導致投資和生產過剩的結構性問題趨於嚴重，而不是得到糾正。如大陸國家開發銀行設立的一項針對科技創新和基礎研究的專項貸款計劃，到2024年5月時已發放了價值超過380億美元的貸款，用於支持半導體、清潔能源技術、生物技術和製藥等關鍵的尖端行業。中國人民銀行與多個政府部委共同啟動的690億美元的再融資基金（下圖 BusinessCameroon），啟動後僅兩個月，全國約有421家工業設施被指定為“智能製造”示範工廠 - 這是給計劃將人工智能融入其製造流程的工廠的一個模糊標簽。該計劃還宣布投資10,000多個省級數字車間和4,500多家專注於人工智能的公司。

問題是，除了投資數字外，這項活動幾乎沒有衡量實際成功的標準。多年來，大陸的產業政策傾向於將資源投入已經成熟的企業；相比之下，大陸政府在大力開發人工智能和其他先進技術方麵投入的資金與美國的風險投資方式相當。然而，大陸的經濟規劃者未能認識到，要真正培育這種創造力，企業家需要不受限製地進入國內資本市場和私人資本。如果沒有顛覆市場的可能性，這些巨額投資隻會加劇大陸的產能過剩問題。資金被投入到那些能夠最快擴大規模的產品中，迫使製造商過度生產，然後靠向國際市場傾銷獲得的微薄利潤生存。

過剩的痛苦

美國和西方西方官員加大了對北京經濟政策的批評力度，警告中國大陸“政策驅動的工業產能過剩”，正在損害全球經濟。美國和西方西方官員指責中國大陸的電動汽車、電池、半導體和其他行業優勢，是通過實施“不公平地壓低資本、勞動力和能源成本”並允許大陸企業“以成本價或低於成本價”銷售的政策實現的。由此，北京正在阻礙全球市場的創新和競爭，威脅美國和其他地區的就業，並限製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建立供應鏈彈性的能力。對大陸“產能過剩”的抵製，已經從西方國家擴散至包括越南和巴西在內的多個國家。如已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美國和歐盟已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各種進口產品征收關稅，包括但不限於電動汽車。

大陸官方媒體一直否認中國存在產能過剩問題。他們堅稱，這些批評是由美國毫無根據的“焦慮”驅動的，以誇大產能過剩為借口，引入有害的貿易壁壘，旨在遏製中國，抑製中國戰略產業的發展。大陸政府指出，中國的成本優勢不是補貼的產物，而是“充分市場競爭形成的企業努力” （下圖 MERICCS）。事實上，大陸外交官一直堅持認為，在許多新興技術行業，全球經濟麵臨的是嚴重的產能短缺，而不是供應過剩。

當然，也有大陸學者警告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如北京大學的陸鋒在2024年3月的一項分析中指出，新能源汽車、電動汽車電池和傳統微芯片存在產能過剩問題。他預料這些行業的過度發展將迫使大陸企業向國際市場傾銷產品，並加劇中國與西方本已緊張的貿易關係。他也提出了解決過剩的一係列措施，比如刺激國內支出（投資和家庭消費），以及將政府與企業分開，改革再分配機製以造福家庭。然而，這些提議的解決方案未能解決困擾中國經濟的根本協調問題：地方政府在國家指定的重點行業重複投資。

降低圍欄，收緊束縛

美國已對中國大陸的清潔能源產品征收高額關稅，如太陽能電池板、電動汽車和電池（下圖 CARBON CREDITS）。與此同時，拜登政府通過2022年《降低通脹法案》投入了數十億美元建設美國許多相同行業的國內產能。但通過向在美國關鍵領域投資的公司提供巨額獎勵，華盛頓可能會複製困擾中國大陸經濟的一些問題：依賴債務驅動的投資、非生產性資源配置，以及科技公司股票可能出現的投機泡沫。如果目標是超越北京，華盛頓應該專注於美國體係已經擅長的領域：創新、市場顛覆和私人資本的密集使用，投資者選擇最有前景的領域進行支持，並在獲得回報的同時承擔風險。如果專注於限製孤立中國經濟優勢的戰略，美國可能會忽視自己的優勢。

美國決策者還需要認識到，北京方麵追求自給自足的做法加劇了中國大陸的產能過剩問題。這方麵的努力反映出大陸政府的不安全感，以及希望在與美國和西方的經濟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的情況下減少中國的戰略弱點。事實上，一個日益與西方市場隔絕的中國，在與西方的潛在對抗中損失較小，因此也沒有動力降級。要更有效地讓北京與西方國家合作，或者至少不采取破壞穩定的行動，就應與中國進行難以替代的高價值商品貿易，使其與美國和歐洲緊密聯係在一起。要記住，中美是戰略競爭對手，不是敵人。

美國政府應該阻止北京修建可以防止中國經濟受到製裁的圍牆。為此，下一屆政府應該建立聯盟，恢複受損的多邊機構，建立新的相互依存結構，使孤立和自給自足不僅對中國沒有吸引力，而且無法實現。一個好的起點是在談判桌上製定更多政策，而不僅僅是征收關稅。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下發動貿易戰將惡化人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導致人民幣貶值，並部分抵消關稅的影響。

到目前為止，拜登政府對中國采取了“分區”策略，一次解決一個問題，並將談判重點放在單個議題上。相比之下，中國政府更喜歡另一種方法，即不排除任何問題，一個領域的讓步可能會換取另一個領域的收益，即使這些問題無關緊要。因此，盡管北京在單項談判中似乎堅持原則，但它可能對一項更全麵、同時解決中美關係的多個方麵的協議持開放態度（下圖 CNBC/cna）。華盛頓應該對這種大交易的可能性保持靈活，並認識到如果激勵措施發生變化，中國領導層可能會突然改變策略，就像它突然結束零新冠政策時一樣。

華盛頓還應考慮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機構來促進與北京的談判。例如，中國可能會同意自願放棄其在世貿組織的發展中國家地位。中國也可能被說服支持修訂後的WTO框架，以確定一個國家是否屬於非市場經濟國家，該框架以行業為基礎，而不是以整個經濟為基礎。這些舉措將承認中國的經濟成功，盡管中國將其置於發達工業化國家的更高貿易標準之下。

中共領導人認為，作為一個大國，他的國家不應受到談判或外部壓力的束縛，但他可能願意在更廣泛協議的框架下自願調整貿易問題。許多中國專業和商業精英對與美國的關係現狀感到絕望。他們知道，中國融入西方主導的全球體係比被排除在外更有利。但如果華盛頓堅持當前的做法，繼續走向貿易戰，可能會無意中導致北京加倍推行導致產能過剩的產業政策。從長遠來看，這對西方和中國來說是同樣糟糕。

* 劉宗媛（Zongyuan Zoe Liu）現為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莫裏斯·格林伯格中國問題研究員，著有《主權基金：中國共產黨如何為其全球野心提供資金》（Sovereign Funds: How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inances Its Global Ambitions）一書。

參考資料

Liu, Z. Z. (2024). China’s Real Economic Crisis. FOREIGN AFFAIRS. 鏈接 ource=twofa&utm_campaign=China’s%20Real%20Economic%20Crisis&utm_content=20240809&utm_term=FA%20This%20Week%20-%2011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