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華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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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主要由於德國和英國之間的結構性力量競爭：經濟需求、地理和意識形態。德國的快速經濟崛起改變了力量平衡，尤其德國人在海上的擴張，影響到了英國擁有深厚戰略利益的地區。於是，德英兩大國越來越將彼此視為意識形態上的對立，過分誇大了它們的差異。德國人諷刺英國人是世界上貪婪的剝削者，而英國人則反諷德國人是一心想擴張的專製惡棍。德國和英國之間越來越難以達成妥協，衝突一觸即發（下圖 slideshare/Duluth World History）。
德國大力增強海軍力量，慶祝其在歐洲的主導地位，並堅持其作為大國的權利，藐視國際行為規則和規範。1913年，世界海洋霸權英國的海軍總長溫斯頓·丘吉爾認為，英國卓越的全球地位是“合理”。這時英國官員和評論員則對德國進行了猛烈抨擊，尤其是抨擊德國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倫敦非常警惕地注視著柏林，將其所有行動解讀為侵略意圖，選擇性地忽視了德國對自身在歐洲大陸被潛在敵人包圍的安全擔憂。自然，英國的敵意加深了德國的恐懼，激發出德國的野心。兩國間的矛盾螺旋上升，不斷激化，最終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今天的中美關係，仿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和英國一樣，似乎正陷入一種惡性循環，可能會給兩國和整個世界帶來災難（下圖 TRIBUNE/Transnational）。與一個多世紀前的情況類似，美中之間深刻的結構性因素助長了對立。經濟競爭、地緣政治恐懼和深深的不信任使美中更非常有可能發生衝突。
但非常可能發生並不意味著注定會發生。這裏就需要人類、尤其是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智慧，他們可以更好地管理大國競爭帶來的緊張局勢，兩國領袖的決定可以防止戰爭。與一戰時的德國和英國一樣，結構性力量可能會將兩國矛盾推向臨界點，但災難發生與否最終取決於當事國 -- 正確的判斷和能力完全可以防止最壞的情況發生。
美中盟友變對手
中美之間的敵意可以追溯到冷戰的結束。冷戰期間北京和華盛頓對蘇聯的力量的共同恐懼，讓兩國成為盟友。但當他們的共同敵人蘇聯崩潰幾乎後，兩國政策製定者把更多地注意力放在彼此的不同與分歧，而非求同存異。美國越來越譴責中國大陸的專製政府，北京則對華盛頓多管閑事的全球霸權感到憤憤不平。
但雙方觀點的尖銳化並沒有導致美中關係立即惡化。在冷戰結束後的十五年裏，美中兩國依然相安無事。曆屆美國政府都認為，他們可以從促進中國大陸的現代化和經濟增長中獲益匪淺，同時還能改變大陸的價值觀。於是，美國人出於自身利益而支持北京崛起，讓中國大陸成為美國商品和資本的巨大市場。實際運作上北京似乎也有意以美國的方式做生意，進口美國的消費者習慣，接受市場按美國風格和品牌運作（下圖 SCMP）。
然而，在地緣政治層麵，北京顯然保持對美國的高度警惕。政治上蘇聯的解體讓中國大陸領導人認識到自身的脆弱， 軍事上1991年海灣戰爭中美國的成功讓北京意識到，這是一個單極世界，美國的軍事力量幾乎可以在地球任何地方為所欲為。 就像19世紀80年代和19世紀90年代的德國和英國一樣，中國大陸和美國在經濟交流擴大的同時，也開始對彼此懷有更大的疑慮和敵意。
2003年，隨著海灣戰爭的爆發，北京對華盛頓不再是一麵倒地跟隨仿效。中國大陸反對美國領導的對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領，雖然北京對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政權並無好感。除了美國摧枯拉朽般的軍事能力之外，真正讓北京領導人感到震驚的是，華盛頓可以輕而易舉地無視主權和不幹涉原則，以武力改變一國的政權和邊界。而主權國家這些概念正是美國誘使北京加入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的主要內容。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大陸政策製定者擔心，如果美國今天可以隨易地破壞自己要求其他國家遵守的規範，未來它的行為也難以受到約束。一位中國大陸軍事策劃人在海灣戰爭的爆發後警告說，伊拉克的昨天可能就是中國的明天（下圖 TEXAS STANDARD/Asia Times）。含義是，如果美國不高興，也可以像入侵伊拉克那樣對中國大陸大打出手。於是，北京開始擔心自己會在經濟和戰略上陷入困境，憂慮自己在經濟飆升之際會被美國遏製。中國大陸的軍事預算也隨之從2000年到2005年翻了一番，到2009年又翻了一倍。現在北京正以美國之後世界第二的國防預算，更好地訓練其軍隊，投資於新技術，開發新型戰機、擴展海軍和導彈部隊，包括艦艇數量已超過了美國海軍。
克林頓總統有一句名言：“關鍵是經濟，傻瓜。”是的，真正改變美中兩國關係的是中國大陸無與倫比的經濟成功。1995年時，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約為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0%。可到2021年，它已經增長到美國GDP的75%左右。1995年，美國的製造業產值約占世界的25%，而中國大陸則不到5%。但2023年，中國大陸的製造業產量占世界製造業產量的近30%，而美國僅占17%。雖然這些數字僅是反映一個國家經濟重要性的指標之一，但它們確實顯示了一國在世界上的分量，以及包括軍事硬件在內的製造能力 – 硬實力。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當美國發現一國的國力（GDP）超過自己一半時，這個國家必然成為美國重點關注的對象。過往的曆史顯示，一旦被美國人盯上，那可就凶多吉少了 – 大不列顛、納粹德國及日本帝國、日本和蘇聯，殷鑒不遠。
猜疑、敵視、對抗
中共領導人為自己領導中國大陸比西方同行更順利地度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而感到無比自豪。許多北京官員認為，2008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是美國製造的災難，更是世界經濟從美國領導向中國大陸領導過渡的轉折點。包括商界在內的中共領導人相信，北京的崛起勢不可擋，中國大陸注定取代美國領導國際事務。北京在印太事務上開始表現得更加自信，對香港自治運動采取了斷然措施，在處理西藏和新疆事務時更加強硬，更頻繁地堅持其在必要時以武力接管台灣的權利。
在美中日益惡語相向、猜疑加深的背景下，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將中國大陸描繪成國際舞台上的一股邪惡力量，吸引了大量選民。而北京日益增長的自信和美國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共同幫助選民相信川普可以率領美國贏得與北京的競爭。於是，川普於2017年1月登上了總統大位，並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下圖 U.S. Embassy & Consulates in Canada）。
上任伊始，川普便開始了一係列咄咄逼人的外交行動，針對中國大陸施出了提高關稅，增加軍事集結的高壓政策。為加強美國的商業霸權，川普正式與中國大陸開打一場貿易戰，從而與前任奧巴馬總統推行的不那麽敵對的政策明顯決裂。民主黨的拜登總統2021年1月上任後，並未像他在競選期間說的那樣緩和與北京的貿易戰，而是繼續堅持川普針對中國大陸的許多政策。拜登總統的對華政策受到兩黨一致支持，因為兩黨一致認為北京是美國利益的主要威脅。不僅如此，拜登政府還通過行政命令進一步限製了美中貿易，禁止美國對可用於增強中國大陸軍事能力的關鍵技術行業進行新投資，並要求盟友限製對華出口高新技術產品，如要求荷蘭的ASML不僅禁售極紫外光光刻機給中國大陸，還禁售高端深紫外光刻機。雖然拜登政府強調，它將“始終願意在我們利益一致的地方與中國合作。”拜登政府認定中國大陸“不僅具有重塑國際秩序的意圖 – 其日益增強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又使之具備這樣做的能力的國家。”
自信滿滿的北京對華盛頓的強硬政策做出了以牙還牙的回應，它指責華盛頓試圖維持一個本質上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大陸外交部2022年6月發表的一份白皮書宣稱：“美國一直發誓要維護的所謂國際秩序，旨在為美國自身利益服務，並使其霸權永久化。……美國本身是破壞實際世界秩序的最大來源。” 目前所有的證據都表明，北京已經製定了有朝一日入侵台灣的軍事計劃（下圖 Daily Mail）。如果大陸軍隊攻台真的發生的話，美中之間有可能爆發直接衝突 – 戰爭。
由於北京正將主要精力放在處理其低迷的國內經濟，美國兩黨則忙於年底的大選，本就不夠頻繁的美中互動更加有限，兩國戰略溝通可能因此失誤。這就意味著美中關係有可能螺旋下滑，由猜疑發展至敵視，最後甚至走向對抗。
美中關係藍圖
但衝突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美國想阻止戰爭，就必須讓中國大陸領導人相信，美國並沒有下定決心阻止北京未來的經濟發展。中國大陸是一個幅員廣闊的國家。它的產業發達，其規模與美國不相上下，但也有貧困和未開發地區。美國不能簡單粗暴地向中國人說：如果你停止增長，就不會有問題。
但是，北京的工業也不能以犧牲其他所有國家的利益為代價不受限製地繼續增長。北京應該同意對其出口進行監管，讓其他國家有機會在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板和其他綠能重要領域競爭。如果中國大陸以其過剩產能繼續向其他市場大量提供這“新三樣”產品，許多國家，包括一些對北京經濟增長不太關心的國家，會開始單方麵限製中國商品的市場準入。
不受限製的貿易戰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現在包括美國和歐盟在內的各國正越來越多地對進口產品征收更高的關稅，並限製貿易和資本流動（下圖 NEWSTRAITSTIMES）。但如果這一趨勢演變成關稅泛濫，那麽世界在經濟和政治方麵都將陷入困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保護主義政策在世界各地盛行，中國大陸和美國可能都會成為淨輸家。保護主義政策在國內的收益“與這種關稅戰對兩國經濟利益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損害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阻止貿易戰是一個開始，但北京和華盛頓也應努力結束或至少遏製可能引發更大範圍災難的激烈爭鬥。在你來我往的大國競爭中，即使是微小的衝突也很容易產生災難性的後果。以俄羅斯目前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為例。去年烏克蘭的進攻和今年俄羅斯的反攻，並沒有讓烏克蘭和俄羅斯各自的前線發生很大的變化。西方國家希望在西方武器支持下的烏克蘭，能頂住俄羅斯的反攻，從而在最佳條件下實現戰場停火。目前，烏克蘭正加快加入歐盟的步伐，並從西方（美國）獲得安全保障。西方陣營中的許多人希望中國大陸能在俄烏停火談判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因為北京強調“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北京在對待俄羅斯的問題上應該避免重蹈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覆轍 -- 德國在一戰前的一個重大錯誤是，在呼籲國際正義的崇高原則的同時，對奧匈帝國騷擾其巴爾幹鄰國時袖手旁觀。最後導致了1914年的戰爭。
盡管俄羅斯與烏克蘭鏖戰正酣，台灣卻最可能成為20世紀20年代的巴爾幹半島。北京和華盛頓正積極地為可能的衝突做準備，這種慣性似乎在逐漸地將兩岸推向對抗的不歸路。這並非危言聳聽，在未來十年的某個時刻，北京和華盛頓可能因台灣而夢遊般地走向戰爭（下圖 YouTube/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各方都清楚 -- 也許除了執意要實現正式獨立的深綠極獨的台灣人之外 -- 隻有一種妥協才能避免災難。在1972年的《上海公報》中，美國承認隻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北京一再表示，它尋求與台灣最終和平統一。 這樣的妥協不會使台灣的所有問題都煙消雲散。但這將大大降低台灣戰爭的可能性。
在妥協的同時，美國還必須保持可信威懾。對華盛頓來說，至關重要的是，在未來十年裏，它應該將其軍事力量集中在印太地區，使其成為對抗北京侵略的有效威懾力量。它應該重振北約，讓歐洲承擔更大的國防負擔。
領導人可以通過積極和消極的方式從過去吸取教訓，知道該做什麽，不該做什麽。但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可怕的戰爭，使幾代人的成就付諸東流。
遏製經濟對抗和抑製潛在的地區爆發點對於避免美中直接衝突至關重要，但兩國之間敵對情緒的上升卻在增加美中關係破裂的可能性。1972年，當蘇聯和美國領導人同意一套“美利堅合眾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關係的基本原則”時，雖然聯合聲明幾乎沒有取得任何具體成果，但它幫助雙方建立了一點信任，並讓蘇聯領導人布列日涅夫相信，美國人並不是要修理蘇聯。以史為鑒，可知興替。上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德兩國的博弈，以及冷戰期間美蘇共存的記錄，或許可為現在美中兩國的競爭提供經驗。
* 本文主要內容參考維斯塔德（Odd Arne Westad）發表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Sleepwalking Toward War”一文。維斯塔德係耶魯大學曆史與全球事務Elihu教授，以及與即將出版的《大變革：中國從革命到改革之路》一書兩作者之一。另一作者為陳建（Chen Jian）。
參考資料
Westad. O. A. (2024). Sleepwalking Toward War. FOREIGN AFFAIRS. 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china/sleepwalking-toward-war-united-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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