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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對外政策和思維方式

(2020-11-19 08:46:12) 下一個
第十章    中國儒家封建神權的對外政策和思維方式
 
自從舜帝流放“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讙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後,再則古代中國中原之外的周邊地方的部落的經濟文化,的確不如中原地方的經濟文化發達,在炎黃民族的全體權貴和“芻狗”的思想文化意識中,逐漸形成自高自大、妄自尊大、夜郎自大的思想意識形態,對周圍的部落都認為是不知“教化”的野蠻民族,被稱作極具種族歧視色彩濃厚的“蠻夷之人”。當然,也就不可能對周邊民族部落產生尊敬之心意。在等級森嚴的儒家思想意識中,“蠻夷之人”與獸類無異……
即使號稱儒家聖人孔子,都毫不掩飾對周邊民族部落的鄙視之意。“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諒也,自剄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篇》這段話的大意是:孔子說,管仲輔佐齊桓公,使齊桓公稱霸諸侯,匡正了天下,人民到至今還受到他的好處;如果沒有管仲,我們恐怕已經成為淪為披頭散發的、衣襟在左邊開的落後民族了。難道管仲像一般人那樣,為了守小節,而在山溝裏自殺,而不為人所知道嗎?
魯國與齊國會於夾穀,齊國演出地方舞蹈,“旌旄羽祓,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怒斥齊人,“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史記·孔子》。僅僅因為演出“夷狄之樂”,孔子就要求誅殺演員。這就是儒家聖人孔子對待外族部落文化藝術的態度。
南宋末的程朱理學,把儒家鄙視外族思想文化藝術的精神意識發展到極致,使得整個儒家封建神權體係產生妄自尊大、天朝帝國、舉寰宇惟我獨尊的狂妄無知、夜郎自大的保守封閉的思想文化意識體係。
宋朝以前的漢唐等朝代,國門都是開放的,與世界各國都進行近似於平等的商業、文化、科學、技術等交流。而從明朝開始,實施閉關鎖國的保守封閉的國家政策,幾乎完全斷絕與外部世界各國正常的經濟、文化、科技的交流。即使明朝的鄭和七下大西洋,根本不是為了平等的經濟、文化、科技的交流,而是為了炫耀國威,炫耀妄自尊大、狂妄無知、夜郎自大的天朝帝國舉世無匹的中央帝國的至高無上的封建帝王神權!與漢朝的張騫、蘇武等出使西域,和唐朝的玄奘西取佛經及鑒真東渡日本迥異。
即使號稱中國曆史上的四大名君之一,大膽接受歐洲的現代科學思想的康熙皇帝,都自以為是地宣稱:“西學起源於中土,而傳及於極西。”的“西學東源論”。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打開封閉五百餘年的國門,被迫接受歐美的經濟、文化、藝術、科學、思想……的無情衝擊,中國出現了表麵上與儒家思想文化意識,格格不入的“洋務運動”、“百日維新”的君主立憲運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共產主義革命”運動……
然而,這一切變化,都是在根深蒂固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的基礎之上進行;都沒有脫離妄自尊大、狂妄無知、夜郎自大、封閉保守的民族思想文化意識。他們都是建立在嚴複的“師夷長、以治夷”的“拿來主義”的基礎之上的。
 
第一節    先秦時代的中原民族的對外交流
 
夏朝和商朝的奴隸製社會時代的經濟科技都相對落後,交通不便;又因為堯舜發展和完善的儒家思想文化意識的治國理念,是反對商業活動;所以中原地區民族與周邊其他部落民族的交流很少,除了戰爭外,幾乎無實質的其他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的交流。在西周初期時,匈奴的前身“戎夷”,“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周道衰,荒服不至。”但是,中原民族與周邊其他部落民族,都一直通婚往來。《史記·匈奴》。
 
一、春秋戰國時代的商業發展。西周時期仍然延續夏朝和商朝的對外政策。東周後的春秋戰國時代,由於科技生產力的發展,舊有的經濟製度已經嚴重束縛了生產發展。魯國首先出現了土地革命,及以“初稅畝”製度取代“井田製”。大大地刺激了經濟的發展,也激活了商業活動,也促進了中原民族與周邊部落民族的經濟文化藝術的交流。中國出現了曆史上商業繁榮的時代,湧現出一大批著名的商人:範蠡、子貢、白圭、呂不韋、巴寡婦清、烏氏倮……這些商人不僅僅在中原地方的各個諸侯國之間,進行商業活動,而且與周圍其他民族部落進行商業往來。比如,烏氏倮主要與北方部落民族進行牲口交易。
 
二、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東周以前,中原農耕地區的軍隊作戰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牲口拉的戰車,或步行;作戰服裝也主要是滿足和符合戰車和步兵作戰要求而製作的。和北方遊牧民族接壤的趙國,由於經常和匈奴作戰,對匈奴的騎兵的快速機動的作戰方式,有深刻的體會和認知。趙武靈王發動一場對中華民族有深遠影響的軍事改革,以“胡服騎射”代替笨拙的戰車。這次改革也主要在軍隊服裝和軍隊運輸的交通工具上,當然也不可避免了中原民族的其他方麵的革新,如中原民族也直接以騎馬作為交通工具。
 
三、邊民互市。這種對外交流政策起源於何時,筆者不可考證。但在戰國時代,已經成為一種比較成熟的對外交流政策。當時與北方接壤的國家有:秦國、趙國、燕國、韓國等,都采用這種對外經濟交流的政策。其中的趙國最為“成功”:著名將領李牧利用邊民互市的“市租”,作為巨大的軍費開銷來源,最終打敗匈奴的騷擾。《史記·李牧》、《史記·馮唐》。
 
四、軍隊屯邊製度。這種對外軍事製度起源於何時,筆者不可考證。但在戰國時代,已經是一種比較成熟的對外軍事政策。當時與北方接壤的國家有:秦國、趙國、燕國、韓國等,都采用這種對外軍事防禦的政策。
 
五、長城。中國修築長城,這種對外軍事防禦工事,可能起源於春秋時代;這種軍事防禦的思想意識,可能源於“烽火台”。在戰國時代,已經開始大規模地修築長城。但是,當時修築長城的主要目的,不僅僅是防禦中原地區以外的其他部落民族,也應付和滿足中原內部各個諸侯國之間的軍事戰爭的需要。
  總之,先秦時代的中原民族的對外思想意識,主要是防禦周圍各個部落民族的入侵,對外交流始終處於從屬地位,也可以說,對外經濟交流也主要是以防禦為目的的(如趙國的李牧),不是一種平等互利互惠的、自由的經濟、政治、文化、技術、思想、意識的交流。
 
第二節     秦朝的對外國家政策
 
秦王朝采取的是對外軍事擴張的政策,主要以軍隊進攻和防禦的方式,對付北方部落民族。另外,大規模地修築長城,把北方遊牧部落民族,與中原民族完全隔絕。對於商業往來,僅僅是零星的小規模進行。
對西南各地的部落民族,主要以軍事征服、占領和政權統治。
 
第三節    漢朝時的對外國家政策
 
在西漢王朝,周邊其他民族把漢王朝統治區的絕大部分部落民族,逐漸通稱呼為“漢”,以及使用文字為“漢文”,語言為“漢語”,衣服為“漢服”……這就是“漢族”的由來。
 
一、西漢初期的“和親”政策。西漢剛剛建立時,就與統一北方的匈奴部落發生戰爭,漢高祖有“平城之圍”,而簽訂和約,采取“和親”的對外政策,並且每年“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史記·匈奴》。
漢朝初期的軍事是以防守為目的的軍屯製度,但初步創立“民屯”製度。商業交流主要以 “邊民互市”的形式,並且以戰國時代的趙國為榜樣,以“市租”作為部分軍費開銷的來源。
著名的“絲綢之路”就是從漢初開始的。北方“絲綢之路”是以西安為起點,到達中亞、西亞,直至羅馬;南方“絲綢之路”是以成都為起點,經過緬甸、印度,到達西亞。
 
二、漢武帝的軍事擴張政策。經過半個世紀的對內“休養生息”,對外“韜光養晦”的國家政策後,西漢王朝的國力達到空前的高度。
(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漢武帝,被儒家封建帝王思想武裝的號稱“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對外實施一係列的軍事擴張政策,多次北征匈奴,把匈奴趕到極北(大概在現在的外蒙古北部和西伯利亞一帶),東征朝鮮,南征南越和東越,征服西南各部落——雲南、中南半島北部,兩次西伐大苑(現在的烏茲別克斯坦)。
(二)、大規模地實行軍屯和“民屯”製度,有效地抵製來自北方匈奴部落的攻擊。
(三)、大規模地派遣使節,出使西域各國,甚至有些使節可能到達歐洲。在西南,希望打通通往印度的通道,但是沒有成功。其中著名的使節有張騫、蘇武。
(四)、大規模地以國家名義,派遣商團,與西域各國進行商業往來。
漢武帝時代,雖然與中亞各國進行經濟、文化、藝術、科技等的交往,但是,從整體而言,漢武帝已經初步表現出,由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尊王卑臣”思想文化意識,使得整個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占有者的思想精神體係,產生妄自尊大、天朝帝國、舉寰宇惟我獨尊的狂妄無知、夜郎自大的思想性格。漢武帝派遣的使節,主要是向西域各國賞賜財物;對來訪的西域各國的使節,也是賞賜巨額財物,造成“四夷賓服、萬國朝貢”的假象。並不是一種平等的“有來有往”的交往,是一種純“輸出式”的交往,一種“征服式”的交往,是一種靠“金錢買外交”式的交往。對中國底層“芻狗”而言,從來沒有得到任何實質的好處,反而無限度地增加了“芻狗”們的“稅賦”負擔。這種對外交往的政策,僅僅為了滿足儒家封建帝王的炫耀國威,炫耀妄自尊大、夜郎自大的天朝帝國舉世無匹的中央帝國的至高無上的封建帝王神權!
漢武帝的這種妄自尊大、天朝帝國、舉寰宇惟我獨尊的狂妄無知、夜郎自大的思想精神意識,一直影響著中國以後的曆代帝王。
 
三、佛教進入中國。東漢初年,佛教開始傳入中國。
 
第四節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的漢族與其他部落民族的交往
 
這是一個中原漢族與北方部落民族反複征戰,而又密切交往和融合的全勝時代。在南北朝時代,尤其是長江以北的地區,幾乎被北方部落民族所統治,即“五胡”亂華。
值得一提的是,羯族所建立的後趙政權。由於羯族的封建帝王統治的太過暴虐而殘酷無情,被漢族的仇恨所掩沒。整個羯族被漢族全部屠殺,羯族從此消亡,僅僅留下“羯鼓悲鳴”。《晉書·載記》。
佛教開始大規模地傳入中國,並且得到北方帝王的認可,逐漸與中國的儒家思想文化意識融合。雲岡石窟就是在北魏時期開鑿的。
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中國與日本政府有使節的往來,日本已經開始輸入中國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
 
第五節    唐朝的對外政策
 
中國人最津津樂道的唐朝,宣稱是中國曆史上最開明、最強盛的朝代。對中國漢民族統治的封建王朝而言,(但是不包括蒙古人統治的元朝)中國曆史上,的確是再也沒有比唐朝對外更開放的朝代了!在歐美華人聚居的街區,被稱作“唐人街”,大概就是唐朝對世界的影響吧。
 
一、唐朝的前期對外采取的是軍事擴張政策。在北方幾乎征服遊牧部落突厥族,東方征服朝鮮,西南征服雲南、中南半島的北部。建立了完善的軍屯和“民屯”製度。
 
二、唐朝的和親政策。唐朝的和親政策與西漢初期的和親政策不太一樣,西漢初期是因為戰爭失敗而被迫采取和親政策;而唐朝是主動采用和親政策,並非軍事上的失利。例如膾炙人口的文成公主下嫁鬆讚幹布的事件。
 
三、佛教。佛教大規模地進入中國,並且與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完美地結合。陳玄奘“西天取經”,被傳為曆史的佳話。並且把佛教轉輸入日本,“鑒真東渡”就是典型;文成公主下嫁給鬆讚幹布時,把佛教輸入到西藏。
 
四、景教。在唐朝初期,基督教的一個分支,景教傳入中國;但是在唐朝中後期,由於景教的教義與儒家思想文化意識相抵觸,被暴力滅絕:屠殺了所有的基督徒。
 
五、伊斯蘭教。在唐朝的中後期,伊斯蘭教隨著中亞的商人,進入中國。(不是傳入中國,因為伊斯蘭教徒沒有對外傳教的義務,伊斯蘭教僅僅限於中亞的商人,所以沒有被唐朝政府鎮壓。)
 
六、文化輸出。唐朝是中國曆史上,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大規模輸出的時代。向東輸入日本,日本政府派遣十三次“遣唐使”,主要學習唐朝的政治製度和儒家經典;向西南輸入中南半島;向西輸入西藏。
 
七、商業往來。唐朝不僅與中亞各國有一定規模的商業往來,而且與東南亞各國有商業往來,在廣州成立管理海上貿易的“市舶司”。但是,唐朝與漢朝一樣,對外的商業往來都是以官方名義進行,並且受到官方的統一管理。
 
八、國際官方交流。唐朝的各個帝王的做法,與漢武帝完全一樣:派遣的使節,主要是向西域各國或東南亞各國賞賜財物;對來訪的西域各國或東南亞各國的使節,也是賞賜巨額財物,造成“四夷賓服、萬國朝貢”的假象。並不是一種平等的“有來有往”的交往,是一種純“輸出式”的交往,一種“征服式”的交往,是一種靠“金錢買外交”式的交往。
總之,唐朝是一個開明的朝代,但是這種開明是有限度的,接受的外來思想文化意識,是絕對不能和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相抵觸和衝突,例如被滅絕的景教,就是證明。而且唐朝與漢朝一樣,對中國底層“芻狗”而言,從來沒有得到任何實質的好處,反而無限度地增加了“芻狗”們的“稅賦”負擔。這種對外交往的政策,僅僅為了滿足儒家封建帝王的炫耀國威,炫耀妄自尊大、夜郎自大的天朝帝國舉世無匹的中央帝國的至高無上的封建帝王神權!
 
第六節    宋、遼、西夏、金的對外政策
 
宋、遼、西夏、金的各國政府,繼續沿襲唐朝時的對外政策。佛教已經和中國的本土宗教——道教,及儒家思想文化意識,完全融合為一體,成為中國漢民族的思想文化意識的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伊斯蘭教完全占領了漢族儒家封建政權不能統治的中國西北地區。
 
一、宋。宋國是一個由漢民族統治的國家。
(一)、國家對外政策。宋國先後對遼、金稱臣,對西夏稱為兄弟。宋國每年進貢給遼、西夏、金巨額的金錢物資。宋國對北方部落民族國家始終處於軍事防禦的地位。
(二)、國境商業往來。宋國在北方邊境,采取的是“邊民互市”的形式,進行商業往來。
(三)、海上貿易。由於航海技術的不斷發展進步,指南針已經使用,宋國的海上貿易非常發達。宋國在廣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地設立“提舉市舶司”,以管理與東南亞各國的海上貿易。繼續沿襲漢唐政府的做法,這種海上貿易都是以政府的名義對外交流。
 
二、遼。遼是由契丹族統治的國家。遼國是一個對外開放的遊牧民族建立的國家,以至於俄語中的“中國”,就是以“契丹”的發音而形成的。這就是遼國對西北的開放的結果。
 
三、西夏。西夏是由黨項族建立的國家。這是中國曆史上最神秘的少數民族國家,黨項族在西夏滅亡之後,從中華民族中神秘地失蹤了。連西夏語,西夏文字都無人使用,至今僅僅留下幾十個孤零零的西夏王朝的陵墓土堆,據說烏鴉從來不停歇在陵墓土堆上……
據本人推測黨項族人的神秘消失,有三種可能。第一種:黨項族可能全體族人都信仰了伊斯蘭教,完全接受了伊斯蘭教思想文化意識,放棄了西夏語和西夏文,成為回教徒。所以,至今在當年的西夏地區,現在的寧夏回族自治區,是中國回教徒最大的聚居區。第二種:成吉思汗攻打西夏受箭傷而亡,蒙古人屠殺了所有的黨項族人。第三種:蒙古人把所有的黨項族人作為奴隸,黨項族人隨著蒙古大軍而被迫離開了西夏。
 
四、金。金是由女真族建立的國家。金的對外政策是相對開放的,與周圍各國進行商業往來。而且女真族完全接受漢族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
 
第七節   元朝的對外政策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是中國曆史上疆域最廣闊的國家,元朝也是中國曆史上對外最開放的時代。元朝對宗教信仰沒有任何限製,盡管元蒙統治者信仰藏傳佛教;並且完全接納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並且把儒家“教化治國、禮儀興邦”的治國理念推廣到整個蒙古帝國。元朝對商業行為沒有任何限製,在元朝統治區域內,商人可以自由往來。元朝統治者對科學技術比較尊重。
 
一、繁榮的商業。元朝是中國曆史上商品經濟最發達的朝代,東西方的各種商品可以暢通無阻地流通,當時波斯灣的商人遍布於中國的每一個角落。而且商業行為不受政府限製。
 
二、科技文化交流。元朝是中國曆史上東西方科技交流最暢通無阻的時代,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主要就是在元朝傳到歐洲。海南黎族的紡織技術,就是在元朝時代,由黃道婆傳到浙江一帶,對中國後世的紡織業產生革命性的影響。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就是在元朝時代,在中國遊曆做官,返回意大利後,寫下著名的對歐洲有深遠影響的《馬可波羅遊記》,對意大利的飲食文化產生革命性的影響,意大利的絕大部分麵食(除麵包外)都受到中國麵食文化的影響,不僅僅限於意大利麵條。
 
三、宗教。元朝統治者對宗教信仰沒有任何限製。
(一)、道教。元朝統治者比較崇尚道教(如成吉思汗、忽必烈等),所以道教得以走出漢族的圈子,在蒙古人統治的區域內發展,至今在外蒙古、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存在大量的道教人士“燒符化水、驅神捉鬼”的影子。
(二)、伊斯蘭教。隨著波斯灣的商業流通,伊斯蘭教徒大規模地進入中國漢族居住地,與漢族雜居通婚,逐漸在中國形成一個新的民族——回族。
(三)、猶太教。隨著波斯灣的商業流通,猶太人進入中國,並且在中國定居,與中國人通婚。但是中國漢族把他們也稱作回族,幾個世紀後,一部分猶太人幹脆改信回教,成為穆斯林。一部分猶太人堅持信仰,自稱為猶太人,他們戴著藍色的帽子,與回教的白帽子有所區別,故此稱作“藍帽回回”。
 
四、對外政策。元朝統治者對外采取的是軍事擴張政策。其對來朝貢的外國使節,采用的卻是中國曆代帝王的做法,也是賞賜巨額財物,造成“四夷賓服、萬國朝貢”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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