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真正的治國思想------《邪惡的中國文化》

第五節     毛澤東“真正的治國思想”

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社會實際相結合而實踐的產物。這種理論提法完全正確，毛澤東“真正的治國思想”，的的確確是馬列主義在中國國情和社會實際相結合而實踐的產物！

一、新民學會。1918年，毛澤東和蔡和森等在湖南長沙組織的秘密團體，它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宗旨，討論時事，研究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希圖尋求一條奪取和掌握中國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的道路和方法。

二、秋收起義。1927年9月9日，毛澤東領導的武裝起義。毛澤東提出：必須到資本主義革命政黨——國民黨統治薄弱的農村，去建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毛澤東的確開辟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的正確道路。
在荒山僻野、高山野地的偏遠農村，“芻狗”們幾乎未受到資本主義民主思想的任何衝擊，在農村“芻狗”們封閉的思想意識底裏，仍然是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意識主宰一切。而且，農村“芻狗”們的思想意識非常單純，根本不了解外麵的世界，而他們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卻受到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無情衝擊，麵臨破產，或相對生活質素低於以前。所以，他們極端仇外、排外，可以盲目地聽信幾句簡單華麗的、天花亂墜的共產主義革命口號，便走上所謂的革命反抗道路。
就是像毛澤東這樣陰險邪惡的野心家，使用威逼利誘的“大棒加胡蘿卜”的策略，在這些偏遠山區裏，振臂一呼，吆喝幾句漂亮的大話，一騙就是成千上萬。當年在江西的叢林裏，毛澤東成為並無多大實權的蘇維埃政府主席，名義上的紅色政府元首，卻立即得到當地“芻狗”們的認可和忠貞於毛澤東。因為在偏僻地區的“芻狗 ”們的潛意識裏，象征意義的最高領袖——主席，與皇帝一樣，他們忠貞於主席，就是忠貞於潛意識裏的封建帝王！在如此強大的底層“芻狗”潛意識的民意擁護下，毛澤東才能由名義上的最高領袖，爭搶到實質的中國共產黨最高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可見，毛澤東正是利用這種深厚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底蘊，來達到他奪取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封建神權的目的。而共產主義革命口號，僅僅是他愚弄“芻狗”們用來爭權奪利的工具。

三、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的轉折點，也是毛澤東爭奪共產黨最高儒家封建神權的轉折點。在敗亡的長征途中，毛澤東完全掌握了中國共產黨的儒家最高封建神權，成為事實上的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長征最初是向西逃竄，“遵義會議”後，北上，到達目的地黃土高原。長征的目的地是陝北延安，如果這個決策者是毛澤東，對於爭權天下而言，毫無疑問，毛澤東的這個決策是英明偉大而正確的！讚美毛澤東高瞻遠矚，毫不過分。共產黨宣稱是北上抗日，是騙人之語；北上爭奪天下，則是實質。

四、為何長征，為何目的地是陝北延安？
中國曆朝曆代爭奪天下的勝利者，幾乎都是從西、北、三秦大地開始。古諺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夏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於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史記·年表第三·六國》。魏、晉興於北，隋統一天下於三秦，李唐起兵於太原，趙宋得天下於開封，蒙古族的元朝、滿族的清朝均興於北。
為什麽？天時、地利、人和。
（一）、天時。在長江中下遊和嶺南，是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經濟最發達的地方，城市密集，歐美的資本主義思想文化意識的影響相當深厚，“芻狗”們的生活水平相對較高。而且從整個範圍而言，長江中下遊和嶺南地區，是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傳播最廣闊、最深厚的地區，“芻狗”們的思想意識裏已經有三民主義的深厚的思想根基，是國民黨統治力量最強大的地區。
而整個北方，都屬於國民黨統治薄弱的環節，隻有幾個自稱為國民黨，名義上屬於國民黨中央政府的鼠目寸光的、各自為政的地方軍閥。中國近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幾乎未影響到西北地區，代表資本主義思想文化意識的三民主義，幾乎未深耕於此。“芻狗”們的思想文化意識，完全被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所主宰；“芻狗”們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卻受到資本主義經濟的猛烈衝擊，生活受到極大的影響，所以，他們對資本主義思想文化意識武裝的三民主義，蘊含本能的抵觸對抗情緒，他們極端地仇視歐美的資本主義經濟文化意識體係，當年以排外、仇外而臭名昭著的義和團運動，就主要發生在北方，他們當然不會心甘情願地接受被強加的三民主義。而共產主義正是全麵批判和超越資本主義的思想武器，與北方相鄰接近的同樣處於封建社會的俄羅斯，共產主義革命已經取得成功。
（二）、地利。長江中下遊和嶺南地區，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繁榮的地區，物產豐富、人口眾多。然而河川平原縱橫交錯，易於行兵進攻，不利於防守，此為四麵受敵而非用武之地。井岡山地區，雖然也是高山野嶺之地，但地方狹小，僅僅三、四百裏，更無防守的天然屏障，在重兵壓境之下，開展遊擊作戰和運動作戰，缺乏縱深的腹地。而且，因為四麵受敵的地理位置的原因，根本不可能大規模地接受外部援助。井岡山根據地的失敗則是必然，不存在軍事指揮的錯誤與正確。
三秦大地的延安地區，黃土高原中的崇山峻嶺縱橫交錯、綿延千餘裏，其西、北部無強大之敵，所受敵隻有東、南。開展遊擊作戰或運動作戰，均有足夠的縱深腹地，即使重兵壓境，也能收縮自如，進可攻、退可守。而且，整個三秦大地，東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函穀關，南有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除東北為黃河外，其它三麵均為崇山峻嶺環峙，構成天然屏障，自古有“金城千裏、四塞以為固”的形勝之地；阻三麵而守，獨以一麵東製天下，是用兵之福地。其間號稱八百裏秦川，沃野千裏，人口眾多。誰得到三秦，誰就像騎在中國的脊梁上，任其驅策；宰割天下，誰與爭鋒？而且與蘇俄接近，便於接受蘇俄的大規模的軍事和經濟援助。
（三）、人和。長江中下遊和嶺南地區，民風彪悍，多奸狡巨猾之徒，頭顱聰敏，極易於被鼓動，但不能持久。所以，這些地方的“芻狗”特別好造反：從黃帝時的蚩尤，堯舜時的三苗，秦末的陳勝，到清末的洪秀全，幾乎都是從這些地方首起。但成功者，幾乎沒有。為什麽？是由這些地方的“芻狗”的性格決定。這些地方的“芻狗”：聰敏機靈，開始易被鼓動而被愚弄效忠，但不會長時期地被愚弄，這些地方的“芻狗”很易識穿被愚弄的本質，這樣人心已失，不可能有戰鬥力。所以漢代的張良說：楚人剽疾，勿與楚人爭鋒《史記·留侯》。和楚人作戰，剛開始時不與他們對抗，時間久了，他們自然鬆懈。
陝北延安地區位於陝西的北方，山西的西南，甘肅的東部，寧夏的東南。自古以來與西、北的其它民族混居通婚，形成當地人民風淳樸，思想簡單，少智。陝北人不會被輕易愚弄，但一旦被愚弄，就會一輩子連子孫後代都會被愚弄。所以，隻要掌握了陝北“芻狗”的民心——即愚弄陝北“芻狗”的民心，那麽爭權天下就有源源不絕的兵源，而且是不怕死、永遠不會背叛的天下最勇敢的兵源。古人言“百二山河也”，就是說一百萬秦兵，可以抵擋其它地區的軍隊二百萬。而“共產主義”正是愚弄貧窮、少智、簡單淳樸的陝北“芻狗”的靈丹妙藥。
當年在井岡山地區，毛澤東屠殺AB團成員達到十萬之多，並未讓聰敏的楚人完全忠貞於毛澤東；而在延安的整風運動中，屠殺不忠貞於毛澤東者，不過三、四萬，而且絕大部分是非陝北“芻狗”。
（四）、全國的民心。辛亥革命後，中國實際陷入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麵，各地的土豪劣紳，搖身一變，就成了革命黨人，做了國民黨的新官吏，他們比滿清官吏的統治更加惡劣、加倍魚肉中國底層“芻狗”。所以，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從建立起，就無深厚的民意支持基礎，隻有城市中接受歐美資本主義“民權至上”的知識分子的支撐。
“三民主義”裏的空洞的民主思想，並不能解決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對混亂的軍閥割據的中國幾乎不能為力，尤其是急欲改變自身艱難處境的底層“芻狗”，更無任何實質意義；而且中華民國已經建立多年，“耕者有其田”仍然隻是一句空話，土地問題是中國曆史上各種問題的症結所在，列朝列代的底層“芻狗”暴亂，絕大部分是因為土地問題引起。而且，蔣介石政府把所有的儒家封建神權權貴，以非法手段掠奪、壓榨底層“芻狗”的私人財產，以法律合法化，使得底層“芻狗”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對蔣介石政府產生離棄之心。
當俄羅斯的文學藝術進入中國，因為這些蘇俄共產黨政府，精心挑選出版的文學藝術作品，主要揭露沙皇統治時代的社會不平，反對沙俄政府的腐敗和貴族的專製，反對西歐資本主義所謂偽善的“自由、民主、博愛”的思想觀念；而俄羅斯革命前的社會體製和中國極其相似，都是農業為主的封建君主專製集權社會，這種不平之鳴，很能獲得中國“芻狗”的共鳴，在中國的極具反叛意識的青年團體中，受到極大的歡迎。這些青年學者，大多出身於中產階級，因國家擾攘不安，家道中落，隻能依靠微薄的薪水生活，對蘇俄的社會變革自然產生向往之意。
蘇俄在政治方麵對中國表示，願意取消不平等條約，退還鐵路，退還滿洲的一切權利，幾乎受到所有中國“芻狗”的歡迎，共產主義思想便在中國的社會裏紮下深厚的民意支持基礎。
1937年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居然明目張膽地拾起儒家思想的精髓，大張旗鼓地以“新生活運動”為名，不遺餘力地宣揚儒家道德，實行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統治。而儒家思想正是激進的城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竭盡全力地反對對象；然而“三民主義”，正是以城市中的以受到資本主義“民權至上”的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支持為基礎，蔣介石政府把自己建立的政府的思想武裝的根基，都連根拔起，這種自毀長城的做法，導致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僅僅剩下幾個離心離德的軍閥在支持。

五、毛澤東爭權天下的共產主義革命鬥爭口號。毛澤東完全掌握中國共產黨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後，旗幟鮮明地提出各種各樣的革命口號。這些革命口號都是根據當時的社會實際要求，而提出的滿足中國“芻狗”的社會思想意識要求，和順應社會思想潮流而審時度勢的。而且這些所謂的革命口號，都是隨著當時的中國社會形勢的變化而改變。比如在日本全麵侵華的八年抗戰期間，隻大力反對和批判日本及軸心國的法西斯帝國主義，而不公開大力反對歐美的同盟國帝國主義。
毛澤東正是利用這些蠱惑人心的共產主義革命鬥爭口號，把中國“芻狗”的民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利用他們來爭權天下，成為毛澤東爭奪中國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的炮灰。
（一）、反對帝國主義。全麵激發中華民族的自私狹隘的民粹主義，讓四千年來受到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武裝的中國“芻狗”，形成的極端排外、仇外的集體精神意識，得到滿足。幾乎獲取所有中國“芻狗”的讚同。
（二）、反對資本主義。毛澤東的共產黨革命根據地主要在偏遠地區的農村，而資本主義經濟強烈地衝擊自給自足的中國農村經濟，讓農村經濟麵臨破產，所以農村“芻狗”正是反對資本主義，最徹底的生力軍。例如，中國共產黨的開國元勳，絕大部分出身於偏遠地區的農村。
（三）、反對封建主義。新文化運動以來，在中國的城市中，受到自由主義影響的知識分子“芻狗”中形成共識：中國的落後，被歐美列強肆意欺辱的根本原因，在於封建主義的專製文化；生活在農村的中國底層“芻狗”都有擺脫卑微地位的欲望，對封建專製主義的等級森嚴的文化意識，有本能的抵製精神意識和欲望。
（四）、男女平等。使得中國“芻狗”的一半——受了四千年儒家禮教苦難的婦女，都會受到不明真相的引誘，而希望加入毛澤東的革命陣容。
（五）、共產財富。當時中國的財富分配兩極化非常嚴重，絕大部分集中在國民黨和地方軍閥的儒家封建神權官僚、資本家、封建貴族大地主等手中；底層“芻狗”幾乎處於饑寒交迫、朝不保夕的赤貧生活狀態。底層“芻狗”都有迫切改變自身窮困潦倒的艱難處境的強烈意願。

六、毛王朝的土地革命。每當王朝末期或亂世時代，土地成為中國自給自足的農業自然經濟的症結所在。曆代王朝更替時，誰解決了土地問題，誰就獲得天下民心，誰就能宰割天下。當蔣家王朝敗逃到台灣後，終於認清這個症結問題，在台灣進行土地改革，最後才能在台灣偏安一隅。
中國曆次改朝換代後，全中國的財產，幾乎都要進行一次全方位的重新分配。毛王朝建立後，全中國的財富也同樣進行了全方位的重新分配，在農村，一共進行了三次土地革命。
（一）、1952年9月前，毛王朝初期進行的土地財產重新分配的土地革命，即所謂的“打土豪、分田地”，隻不過重複曆代封建王朝更替後的舊例而已，並非蘇俄共產黨的創造。隻不過毛澤東采取的更加暴力血腥的、毫無人性的鐵腕手段來進行的。
（二）、“大躍進”之時，毛王朝實施的所謂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政治經濟體製，土地全部收歸國家所有，實行全體“芻狗”統一集體勞動，人民公社“大鍋飯”，統一大食堂的食物財富分配製度。事實上，就是原始社會的部落氏族內部的財富食物分配製度方式的“毛式”現代翻版。
（三）、“大躍進”徹底失敗後，經過劉少奇等人的部分微調，取消公共大食堂的“大鍋飯”製度，保持人民公社集體統一勞動，每個家庭分配小塊“自留地”的農村生產作業方式，實際上就是中國西周以前的“井田製”的生產作業方式的複製版。唯一區別是：“井田製”的“自留地”的麵積要多些；毛王朝時的“自留地”的麵積小些。然而可悲的是，中國農村“芻狗”所獲得的食物熱量，百分之七十以上，來源於占總耕地的不到百分之一的“自留地”裏。
補記：在《開放》雜誌上的一篇文章稱，在“三年自然災害”中，僅安徽省就餓死一千萬；旅英作家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裏，全中國餓死三千八百萬。我認為這兩個數字都有它的依據來源，但都不正確。據我所知的在我的家鄉川北地區，餓死的農村人口超過三分之一。
1953年全中國人口調查，中國共有五億八千三百萬人口。在未進行計劃生育的和平時代，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驚人，每年應該在二千萬人以上。張戎女士得到的數字應該是指1961年的總人口數，與1958年的總人口數的簡單差，這不是實際的餓死人口數，她忽略了人口自然增長數。實際餓死人口：是1961年的人口總數比1958年的人口總數減少了三千八百萬，應該加上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長數二千萬乘以三，得到的總數為九千八百萬！也就是說，三年所謂的自然災害，真正餓死中國人差不多一億人！

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場蓄謀已久的浩劫災難運動：表麵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以“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以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重點，以“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為形式，進行“全麵奪權”為主要內容的政治運動；它表麵上是破除“舊思想、舊傳統、舊觀念、舊習俗”等“四舊”的儒家封建傳統思想文化意識，和資本主義思想文化意識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於1966年5月，結束於1976年10月。
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主要是徹底清除被歐美列強強行嫁接入中國的資本主義思想文化意識，清除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所否定的部分儒家封建禮教思想文化意識；卻強化毛澤東個人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他完全應用儒家“教化治國、禮儀興邦”的核心治國理念，把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尊王卑臣”的思想文化意識，發展到極限。
現在把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運用手段，與儒家的“六藝”作比較。
（一）、《詩》。儒家的《詩經》是為封建帝王神權服務為目的，主要是頌揚儒家封建帝王神權；但也存在一些反映民間“芻狗”生活的各種題材，也有少量的諷喻和勸告儒家封建神權統治階級的作品。
自從毛澤東統治中國後，民間的自由之聲都銷聲斂跡，僅僅允許頌揚毛澤東或中國共產黨的詩歌存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代，把這種控製達到頂峰極限，幾乎不允許詩人們的作品出現，利用“文字獄”，讓所有的詩歌文學創作者噤若寒蟬。隻讓一些淺薄的，為毛澤東和共產黨塗脂抹粉、粉飾太平、歌功頌德的詩歌文學存在。詩歌藝術完全成為毛澤東強化統治中國“芻狗”的工具。
（二）、《書》。所有的儒家經典都為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服務。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中國讀書人為了科舉功名，一般隻研讀儒家經典；但中國仍然存在不屬於儒家經典的各種書籍，並且不在禁止之列。例如，《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等由封建帝王主持編撰的中國古代經典書籍總集，都收集各種非儒家經典。
在毛王朝時代，這些儒家經典，大多成為禁書。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代，絕大部分古籍成為禁書，許多古籍和古代的名人字畫都被大規模焚毀，尤其是有關歐美資本主義思想文化意識的書籍，全部成為“毒草”，而被暴力禁止。中國社會裏僅僅存在有關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書，這些書都是為毛澤東和共產黨歌功頌德、塗脂抹粉、粉飾太平的淺薄文字；即使馬克思、列寧等的有關共產主義理論著作，都經過篩選、過濾、篡改，完全符合毛澤東“真正的治國思想”……都是為毛澤東的個人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而服務，為維護共產黨的獨裁極權統治服務。
在毛澤東的示意下，學習儒家經典《論語》的行文方式，編製出不倫不類的《毛主席語錄》、《毛澤東選集》，強迫每個中國“芻狗”都必須學習背誦，即使目不識丁的老翁老婦，都不放過。以至於《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選集》的出版總量，都超過流傳兩千年的《聖經》的曆史總量之總和。可以如此說，在文化大革命時代，中國的印刷業主要是為這兩部書服務。
（三）、《禮》。儒家的封建禮教製度，是以代表森嚴等級觀念的禮節，來規範中國“芻狗”的行為動作，以彰顯各級官僚之間和“芻狗”的等級差別，以達到“尊王卑臣”的目的。
等級觀念在毛澤東的共產黨曆史上，一直存在。隻不過毛澤東的共產黨廢除了繁瑣的儒家封建禮教製度，簡化了各種禮節；弱化了各級官吏之間和“芻狗”的等級差別，但是強化了毛澤東的個人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的精神實質。在文化大革命時代，毛澤東把這種“尊王卑臣”的思想理念發展到極致：在封建王朝，大臣或“芻狗”們隻是在皇帝麵前，或朝廷裏及其它特殊場合，才會高呼“萬歲，萬萬歲”等；而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所有“芻狗”，在任何時候、任何場所都必須呼喊“毛主席萬歲”，即使在中國最偏僻的很少人居的山區裏的石頭上，都塗滿“毛主席萬歲”的標語口號。這種標語口號一直遺留到至今。“毛主席萬歲”與“吾皇萬歲”，有何區別？
毛王朝推銷的“毛製服”——中山裝，就是“衣”的禮教製度，在毛王朝的版本：在文化大革命時代，所有人都必須穿藍色、灰色中山裝，或黃色軍裝（軍人式中山裝）。否則，將接受到“革命”的懲罰。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代，強迫所有的中國“芻狗”，佩戴強化毛澤東個人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毛主席像章”。毛澤東逝世後，全體中國“芻狗”進行國傷，每一個中國“芻狗”都佩戴黑紗，戴白花；全中國奏哀樂，禁止一切娛樂活動；甚至有些地方官吏禁止“芻狗”做愛……許多過分要求遠遠超過任何一個封建王朝的帝王葬禮。這就是“禮”的“尊王卑臣”的現代表現形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給中國“芻狗”強行劃分成份，就是劃分封建等級觀念的另一種現代翻版，僅僅是換了不同的名稱而已。後來又增加“右派”、“臭老九”、“牛鬼蛇神”、“黑五類”、“狗崽子”……各種森嚴等級觀念的名稱。這些沒有任何過錯的現代中國奴隸，比中國曆史上任何時期的奴隸的處境遠遠不如。一有政治的風吹草動，這些現代奴隸便成為真正“豬狗不如”的東西。而且，強迫他們的子女世襲，讓他們的子女在就業、讀書、職務升遷……都受到極不公正的待遇。隻不過毛王朝的行禮方式，以血腥暴力代替跪拜磕頭作揖……
（四）、《易》。《易經》為儒家封建帝王製造了無數的神話故事，為封建帝王的“天賦神權、君權神授”提供了理論依據。
毛王朝否定《易經》，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代，禁止“芻狗”研究《易經》，否定一切巫術、拜神等行為……但是，毛澤東從未停止過自己的造神運動，他要打倒中華民族已經造好的一切神，僅僅留下他本人的唯一本尊，讓中國“芻狗”的思想文化意識裏，僅僅存在他一尊神……
直到至今，中國民間都流傳著無數的有關毛澤東個人的“神話故事傳說”，在有關風水相術書裏廣泛流傳，把毛澤東打敗對手蔣介石，幾乎謳歌為“天命所歸”的“真命天子”的不可抗拒、不可逆轉的“天意”，與董仲舒的“君權神授”無任何區別。並且把毛澤東暴力推行的“無神論”，以“有神論”的方式合法化：毛澤東是曆史上和宇宙中最偉大的“真命天子”，他主宰著天下所有的神和一切妖魔鬼怪的命運和行為……所以，在毛王朝時代，所有的神和一切妖魔鬼怪都不敢興風作浪！人們不必敬“鬼神”，都能得到毛澤東這個偉大的“真命天子”的保護。
（五）、《樂》。儒家的《樂》，是為封建帝王神權服務。孔子聽到為儒家封建帝王神權歌功頌德的“韶”，居然“三月不知肉味”，這些為儒家封建帝王神權服務的音樂，不會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否則，孔子弟子三千，《六藝》中唯《樂》完全失傳。而幾乎同時代的具有極高藝術性的音樂《高山流水》、《陽春白雪》……都能流傳至今。
毛王朝時代，“樂”也是專門成為毛澤東和他的共產黨服務的工具。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樂”完全成為為毛澤東個人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服務工具。著名的八大“樣板戲”，就是不遺餘力地宣傳毛澤東的個人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精髓，竭盡所能地為毛澤東的共產黨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塗脂抹粉……這些“樣板戲”有多高的藝術價值？但它們的確是當時的毛澤東圈養的中國共產黨禦用藝術家們，費盡心機、竭盡所能的最高藝術結晶，讓無數的被毛澤東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意識武裝愚弄的中國“芻狗”，感動地涕淚橫流而“三月不知肉味”……
（六）、《春秋》。孔子“筆削”《春秋》——篡改曆史事件的真相的目的，是為了讓“亂臣賊子懼”，以達到維護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神聖不可侵犯的目的；也間接表達了儒家思想文化意識對曆史事件的看法和所持的觀點。
毛王朝時代，不僅僅篡改曆史，而且胡編亂造曆史，尤其是對中國共產黨黨史，簡直是隨著毛澤東的意識變化而編造。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這種胡編亂造曆史“事實”的方法，達到中國曆史的頂峰：中國共產黨的黨史，完全為毛澤東的個人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目的服務；中國的曆史教科書，即使古代史，都被毛澤東的共產黨所圈養的禦用曆史學家們，隨著毛澤東的聖意而胡編亂造……
毛澤東親自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為了鞏固他個人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和讓他的神權神聖不可侵犯；從而達到毛氏“家天下”的目的，讓毛澤東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在毛氏後代中，像曆朝曆代的封建帝王一樣，由子孫後代永遠傳承……

補記：末代皇帝溥儀。“文化大革命”前，經受二十年的社會主義“勞動改造”生活的末代皇帝溥儀，被有條件地釋放，當他出現在北京火車站時，被滿族遺民認出，那些對滿清王朝仍然忠貞不二的遺老遺少，立即跪在溥儀的麵前，黑壓壓的一大片……
溥儀事件，無疑對新的儒家封建神權占有者——毛澤東的精神意識產生一定的衝擊：經過近二十年的對中華民族思想文化意識，不遺餘力以“毛澤東真正的治國思想”進行的“教化治國、禮儀興邦”的教育改造，仍然存在大量的對滿清王朝忠貞不二的遺老遺少。
這也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

八、毛澤東“真正的治理中國的思想”。毛王朝把中國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把儒家“教化萬民、禮儀興邦”的“仁”政、治國愚民理念，發展到中國曆史的最高峰——毛澤東“真正的治國理念”：以共產主義為彩衣；蘇俄式的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極權獨裁統治的思想文化意識為內容；中國傳統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為核心基礎，完美結合而成的毛澤東“真正的治國思想”。
毛澤東“真正的治國思想”：就是消除了傳統的儒家思想文化治國核心理念中的“仁”政中的，家族和家庭中的森嚴等級觀念的倫理道德，即剝奪了儒家封建治國核心理念的“三綱五常”中的“父為子綱”中的“父權”，和“夫為妻綱”中的“夫權”的權力，而且把這種被剝奪的權力，無限度地轉移、擴大和強化到了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君為臣綱”——即“君權”身上的治國理念，即毛澤東的個人封建帝王的神權崇拜。
即毛澤東在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清除了“孔家店”的腐朽惡臭破敗的裝飾鑲花，和門楣上破爛泛黃的對聯，完整地保存了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的，這座“孔家店”的整體框架結構的基礎上，把裝飾鑲花的費用全部轉移到，強化整體框架結構建設的基礎上，然後把共產主義道德理想這個誘人的金色彩繪，塗抹在這座“孔家店”上，把共產主義的彩色綢緞鑲嵌在“孔家店”的門楣上——這就是毛澤東“真正的治國思想”的本質。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就是毛澤東“真正的治國思想”的“教化治國、禮儀興邦”的具體體現方式。而且中國共產黨，是毛澤東個人所有的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權貴集團，就是曆代中國封建王朝的帝王家族、和開國功臣的權貴集團的結合體的現代延續。所以在中國底層“芻狗”們的思想意識裏，除了毛澤東的封建帝王神權的圖騰崇拜外，便一無所有，中國絕大多數的底層“芻狗”們，幾乎都是聽令於毛澤東指揮的木偶！
毛澤東的“教化治國、禮儀興邦”的目的，是讓“天下所有人之大公，滿足他一人之大私”。
而且中國出現儒生所宣稱的治世之極的“大同社會”的虛假景象：天下為公、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殘廢者皆有所養《禮記·禮運》，路不拾遺、田器不歸、男女別行於途……當毛澤東去世之時，全中國絕大部分的底層“芻狗”們，居然為他們謀取數不勝數的災難和禍患的“紅太陽”，宛若死去父母般地流下真誠而傷心悲痛的淚水……
如果孔子地下有知，當他觀察到全中國的“芻狗”們，為他們的領袖去世而悲痛號哭時，一定會佩服得五體投地，對著這位“偉大領袖”三拜九叩、山呼萬歲、跪伏於地，拍著大腿、畢恭畢敬、誠惶誠恐地高聲讚歎稱頌：“此乃誠聖人也，堯、舜、禹、湯，遠遠不及也！”
據中國的史書記載，中國四千年的文明史中，隻有傳說中的上古聖人——帝王堯，能夠勉強和毛澤東的儒家“教化治國、禮儀興邦”的最高治國水平相比。

附記：臭老九。“文化大革命”時代，傳統社會地位非常高的老師，搖身一變，成為“臭老九”。主要是毛澤東為了消除傳統的“師權崇拜”，在中國“芻狗”的精神思想裏的影響。“師權”對中國民族的影響，僅僅次於“父權”和“夫權”，它是儒家封建神權崇拜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