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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學說如何治理國家-------邪惡的中國文化

(2020-09-23 08:25:22) 下一個

第三章    儒家學說如何治理國家

第一節    儒家學說治國的能耐

儒家除了拍封建帝王神權占有者的馬屁外,順君之過以謀其私,除對自己有利外,對社會生產的發展和底層“芻狗”而言,幾乎無正麵作用。尤其是對如何治理國家,發展社會生產力,提升國力,創造社會財富,根本不能無力,而且起嚴重阻礙作用。儒家學說僅僅是為滿足如何治理中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服務的學說;是一種“治人”的學說;是一種“治心”的學說;是一種控製思想文化意識的學說。
孔子同時代的名臣,他尊敬的著名政治家——晏嬰如此評論孔子:“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居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史記·孔子》。
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未能獲得各諸侯國的君主們的信任重用,究其根本,他不能解救各諸侯國的紛亂禍患。例如,居住陳國三年(陳國是儒家所稱頌的聖人“舜”的後裔的侯國),陳國被周圍大國所苦,戰亂不停,而孔子不能為力,隻能黯然離開……孔子隻能無可奈何地仰天長歎,告誡弟子們:“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史記·孔子》。
儒家思想太過於講究繁瑣的禮儀,在戰爭年代,這是用兵之大忌,世界上沒有哪一個真正優秀的統兵元帥,願意統帥像子路這樣的將領:在激烈的戰場上,僅僅因為頭繩斷了,不符合儒家禮儀,“君子死而冠不免”,而放棄作戰,“遂結纓而死”《史記·仲尼弟子》。此為孔子在戰亂叢生的春秋戰國時代,到處求官,到處碰壁的根本原因。所以孔子隻能無可奈何地歎息:“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隋末農民起義軍領袖竇建德率領大軍與李世民的唐軍對峙,時時遵守儒家禮儀製度的竇建德,在戰爭前夕都不忘記等級森嚴的儒家禮儀,最後慘敗而歸:竇建德群臣方朝謁,聞敵騎來,群臣連忙靠向竇建德,竇建德急忙招騎兵去應戰,騎兵卻為群臣所阻,竇建德慌忙叫群臣退後,進退之間,唐兵已到《資治通鑒·竇建德》。此為儒家繁瑣的禮儀,影響戰爭勝負的真實範例。
此為西漢開國之君劉邦在戰爭亂世期間,貶斥挖苦不重用儒生的根本原因。當劉邦徹底地戰勝項羽,西漢帝國正式建立之後,劉邦才開始大力重用儒生,製定等級森嚴的儒家禮儀,以樹立劉氏家族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威儀;利用儒生進行劉氏帝王神權、神聖不可侵犯的“教化”宣傳。讓劉邦高興地說:“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史記·劉敬、叔孫通》。
儒家思想文化意識,除了在政治官場上,拍封建神權占有者們的馬屁,獲取私利外,對社會經濟、文化、藝術、科技幾乎無任何正麵影響。當儒生們在封建神權爭奪中,不能占一席之地時,他們的際遇處境實在困難。所以有“百無一用是書生”,這句中華民族的古老俗語,才能流傳千古。正如現今中共官員們,如果一旦脫離官場,絕大多數才發現自己除了會“當官”,拍上級馬屁,對下級作威作福外,卻無謀生的一技之長。
例如:漢初名臣曹參任齊相,召集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最後以黃老術,相齊九年,使曆經無數戰亂、劫後餘生的齊國,很快安集《史記·曹相國》。而被儒生們稱頌為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廣招致儒術之士,命令他們共同製定禮儀的小事情,十幾年都不能成功《史記·禮》。
所以在中國曆史上,真正名垂青史的能臣幹吏,大多不是以儒學為主。在春秋戰國時期,正是各種人才顯示才能、發揮才智的最好時期,卻幾乎找不到儒家人士的影子,而後世“名垂青史”的亡國之佞臣者,卻以儒生為主。
“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史記·太史公自序》。

第二節    馬屁犬儒

儒家學說,是為維護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神聖不可侵犯服務;是為維護儒家封建神權的各個階層的等級差別服務。“禮”,就是維護等級差別的表現形式。
孔子本人如何以身作則地拍封建神權占有者的馬屁呢?“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愉愉如也”《論語·鄉黨篇》這段話的大意是:孔子走進諸侯國君的大門,便非常恭敬地低頭彎腰,好像不容許他直著身體走進去;站立時不站在門的中央,行走時,絕不能踩著門檻,經過君主的空座位前時,臉色立即莊重起來,加快腳步,說話時好像有氣無力;提起衣服的下擺向大堂上走的時候,非常恭敬謹慎地低頭彎腰,盡力憋著氣不呼吸;出來時,才稍稍舒展必恭必敬的臉色;走完了台階,才快步向前,如釋重負般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仍然要表現出恭敬而不安、誠惶誠恐的神態;孔子出使到別的諸侯國時,舉著圭,非常恭敬地低頭彎腰,好像舉著千鈞重擔;向上舉,好像在磕頭作揖,放下來好像是在遞東西給上司;臉色莊嚴慎重而亢奮,畢恭畢敬、戰戰兢兢;腳步又小又快,如同沿著一條直線前行,在贈送禮品的儀式上,一副和顏悅色的形態;私下會麵時,滿臉堆笑。孔子在儒家封建神權權貴者們的麵前的表現,與哈巴狗有什麽兩樣?具有“人的尊嚴”嗎?
儒生在拜見帝王時的“禮”:三拜、九叩、山呼萬歲,這種俯仰之間的動作神態,與北京牌哈巴狗有區別嗎?具有“人的尊嚴”嗎?

第三節   儒家的封建帝王神權崇拜

孔子的儒家思想文化意識,僅僅是為維護封建帝王、貴族和權力占有者們的尊嚴而存在。
孔子公開鄙視底層“芻狗”們的農業生產勞動《論語·樊遲》;為了保持統治者的政權統治權力,寧肯餓死“芻狗”,宣稱任何時候都會餓死人,餓死人是正常現象,對“芻狗”們的生命漠不關心《論語·子貢問政》;可是他對統治者(魯君)不符合周禮的行為三緘其口,還為其狡辯《論語·陳司敗》。說得坦白一點,孔子就是想從權貴者手中獲取權力,而拍權貴者的馬屁。
而且,孔子僅僅是對擁有神權者服務,而不理會神權占有者是何人,並非對特定的權貴者忠心。孔子在宗主國魯國求取權力失敗後,率領弟子們周遊列國,司機到別的諸侯國獲取權力就是他的行為明證。
即使不符合儒家核心思想理念,“以下犯上”的“公山不狃以叛費氏,使人召孔子”;孔子都找籍口:“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下,倘遮幾乎?”欲往;子路很不高興,勸止孔子;孔子托詞說:“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論語》、《史記·孔子》)。“以下犯上、擅自稱王”的楚王召孔子,孔子及其弟子們欣然前往(孔子卻在《春秋》中貶稱楚王為“子”)《史記·孔子》。孔子尊“以下犯上”、爭奪儒家封建帝王神權造反成功的“湯”、“武”為聖人;宣稱“湯”、“武”是接受“天命”進行放逐或誅殺“桀”、“紂”。這就形成儒家思想“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理論基礎。《史記》、《論語》。
儒家後世弟子們,當然以此為榜樣,形成唯神權利益是圖的犬儒集團。

第四節    儒家的做官術

何況孔子教導弟子如何做官:“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論語·子張學幹祿》其大意是:做官的人,要把可懷疑困難的地方避開,謹慎地說出簡單的事情,就能少犯錯誤;把危險艱難的事情避開,就能減少後悔。加官進爵自在其中……
如此儒生們就會明白,為什麽在儒家封建神權官僚體係中,那些整天無所事事,隻會溜須拍馬的庸碌之輩,反而得到重用的根本原因。此為“屁股決定腦袋”的儒家思想文明意識的必然產物。
如果從心裏學角度分析,在充滿血腥的儒家封建神權爭奪的社會裏,神權占有者們,當然不希望下屬比自己更加聰明能幹,以對自己的權力構成威脅或潛在威脅;何況在儒家封建神權官僚體係中,下級必須絕對地服從上級的任何指示命令,絕對禁止“以下犯上”。所以,在儒家封建神權官僚體係中,隻要擁有溜須拍馬的奴性“才能”,便可以在儒家官僚體係中遊刃有餘,其它所謂的才能智慧都毫無用處。

第五節    儒家的多重人格

儒家學說,本質上是虛偽的,舜為了建立所謂的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之一——“孝悌”之道,以身作則,對犯有謀殺罪的父親和弟弟,不予懲罰,而且多次圓謊。
孔子本人就是不守信用之人,與蒲國盟約之後,立即背盟。弟子子貢責問他:“盟可負耶?”孔子答道:“要盟也,神不聽。”此為不語“怪、力、亂、神”;“不事鬼神”的孔子以“鬼神”為卑鄙的籍口托辭《史記·孔子》。可是經商致富的子貢是很注重商業協約,所以在無數的孔門弟子中,隻有子貢才提出異議。
儒家學說嚴禁“犯上作亂、以下犯上”,孔子卻尊稱“犯上作亂”的“湯”、“武”為聖人;也稱反對周武王“犯上作亂”,“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為聖人。一生竭力維護儒家禮教的孔子,對統治者(魯君)不符合周禮的行為三緘其口,還為其狡辯《論語·陳司敗》。
孔子最心愛的弟子及兒子死後,卻拒絕把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馬車賣掉買外棺葬死者。《論語》此為竭力主張厚葬死者的孔子,在自己行為上,僅為他一己之私:絕不能放棄他曾經做過士大夫身份地位的象征:車馬、華服。
又如程朱理學的祖師——朱熹,就是一個言行不一的偽君子。他曾經引誘兩個尼姑做了自己的寵妾;為葬自己的母親,卻強行挖掉他人的祖墳;為報私仇,對一個無辜的妓女嚴蕊強加罪名,嚴刑拷打;當聽說新皇帝登基,他搶在大赦令到來之前,拉出十八個所謂的囚犯,砍了頭……(《中國科舉史話》·林白、朱梅蘇)
“道貌岸然”就是儒生們生活的真實寫照: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即滿口的仁義道德,滿肚子的男盜女娼。所以,在儒家官場上不可能找到真正守信用之人。

第六節    中國帝王和儒家學說

儒家思想文化受到封建帝王和權貴者們的歡迎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狼狽為奸,互惠互利。儒家思想文化以繁瑣的禮儀,製定規範森嚴的社會等級,來凸顯帝王、貴族和權貴們的高不可攀的社會地位;儒家思想文化以束縛老百姓的思想道德觀念,把帝王神權捧上神壇,把人間的政權維護和封建帝王神權崇拜推向頂峰。
當軒轅“犯上作亂”打敗神農氏、“禽殺蚩尤”,“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史記·五帝》。所謂“天子”,就是“上天之子”。西漢大儒董仲舒根據《易經》和“陰陽五行”學說,提出的“天人感應”學說:天帝有意識地創造了人,並為人世生產了五穀萬物,有意識地生下帝王來統治萬民,並立下統治秩序,即儒家的禮教製度。
如此,儒生們據此學說製造出各個時代的帝王神話,即讓“君權神授”、“神權天授”合理合法化,把最高權貴者尊稱為“上天之子”,即“天子”。在所謂嚴肅的儒家史書中,都從不間斷地製造了各個帝王的神話故事傳說,把皇帝塑造成半人半神之物,厚顏無恥地、鴻筆麗藻、竭盡所能地美化帝王的“天子”威嚴、不可褻瀆的偉大形象……
儒生們據此學說製造了各個時代的文臣武將、儒士權貴階層自身的各種神話,把文臣宣稱為“文曲星”下凡,把武將宣稱為“武曲星”下凡,他們都是上天(玉皇大帝)有意識地派遣下來,輔佐自己的兒子(天子,即帝王),來統治萬民。在儒士階層主宰的文學藝術裏,如小說、戲劇、繪畫中,都充斥了帝王將相的各種各樣神話傳說。
程朱理學進一步滅掉中國“芻狗”的“人欲”,僅僅存在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封建各級神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天理”。
明朝開國之君朱元璋的相貌醜陋不堪,而儒家史書《明史》曰:“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名山藏》稱:“日章天質,鳳目龍姿,聲若洪鍾,奇骨貫頂”。儼然一副英俊瀟灑之帝王龍顏。
可是儒家思想文化卻以“不事鬼神”來打倒、消滅影響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世俗神話傳說中的各種神明(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僅僅剩下有利於儒家封建神權統治的各種神明。如此逐漸形成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神聖不可侵犯;各級儒家封建神權崇拜、神權神聖不可侵犯的思想基礎,以代表各種身份地位的繁瑣禮儀,來規範中國人的行為,“教化”中國人從思想、意識、行為……全方位地、誠惶誠恐地、跪伏匍匐於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的腳下。
可以說,封建帝王需要儒家學說,就與中國帝王需要宦官一樣,必不可少。中國帝王借助儒家學說,來閹割中國“芻狗”的思想文化意識,把中華民族變成帝王神權崇拜、各級儒家封建神權崇拜的精神和思想閹奴,讓中國“芻狗”的精神思想意識,永遠戰戰兢兢、誠惶誠恐、心甘情願、服服帖帖地跪伏在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各級儒家封建神權的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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