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百家-------邪惡的中國文化

第二章   諸子百家

第一節  百家爭鳴

周朝的中後期，周王室處於風雨飄搖、日暮途窮的“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各諸侯國之間相互征戰吞並，先是春秋五霸，後是戰國七雄，他們拚命地擴大地盤，擴張自己的勢力，形成諸侯國各自為政的局麵。周天子不僅不能節製，反而受製於大諸侯王國的挾製，成為大諸侯王國的傀儡。周天子雖然在名義上，是各個諸侯王國的共主，但他擁有的實際政治權力，低於一般的小諸侯國王，甚至不如大諸侯王國的公卿大臣。
自黃帝以來形成的“教化治國、禮儀興邦”的治國理念，在“禮崩樂壞”的亂世之中，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在各個諸侯國中，具有野心的王公大臣，都在尋找富國之途、強國之略，自然需要各種治理國家的有效方法；需要管理國家軍事、政治、經濟等的各種各樣的人才。這就大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觀念，使人們從周禮“禮教”的束縛中得到一定的解脫和一定的反思。這就出現中國曆史上，思想最開明的時代——百家爭鳴的時代。但是，這種解脫和反思，並不是完全和徹底的解脫和反思；是在“尊王卑臣”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神聖不可侵犯的思想文化意識主導下的部分解脫和反思。
自黃帝以來，中華民族的思想意識文化體係，都是被儒家學說——“教化治國、禮儀興邦”的最終目的——“尊王卑臣”所主宰。而且幾乎所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機會，都被儒家人士壟斷。即使在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不論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陰陽家、縱橫家、兵家、農家、雜家……雖然相互進行口水戰，似乎某些觀點完全相反，但是它們都是建立在黃帝製定，由堯、舜完善和發揚光大的儒家思想文化意識體係的總體框架的基礎之上的，它們隻不過是從儒家思想文化體係中衍生出來的思想流派，它們隻不過是對儒家思想文化體係中的治國理念的不足，進行補充的旁係分支而已……例如：所有的學說都是建立在尊重帝王君主神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尊王卑臣”的基礎之上的。
孔子的儒家學說，代表著中華民族傳統的正宗的思想文化意識，它完整地繼承和發展了自黃帝以來的以“教化萬民、禮儀興邦”為核心的治國理念的哲學思想體係。孔子學說，的的確確是中華民族當之無愧的最正宗的思想文化哲學體係。所以，可以把孔子的儒家學說，視為中華民族的思想哲學體係。
最終，諸子百家逐漸回歸、融合於儒家思想文化意識的體係之內，成為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最終成為儒家封建帝王集團治理國家、駕馭中國“芻狗”的各種有效的方法、理念。

第二節   道家學說

道家學說的主要人物是老子、莊子，老子是道家學派的創始人，著有《道德經》一書，五千多字；莊子繼承發展老子的部分思想，強調虛無，著有《莊子》一書。
道家思想在中華民族中的影響，僅次於儒家思想。而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開明得多，有人性得多。它直接揭露和控訴儒家封建神權崇拜社會裏的不平等現象：“大道甚夷，民甚好解，朝甚除，田甚蕪，蒼甚虛，服文采，帶利劍，食而貨財有餘，是為盜誇。”老子怒斥儒家封建神權權貴者為強盜頭子；認識到儒家封建神權權貴者們“損不足以補有餘”，這種劫貧濟富的社會不合理現象《道德經》；“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莊子》。
道家學說直接反對儒家封建帝王神權不受任何製約，壓抑儒家封建帝王神權權力，明確要求儒家封建帝王自我約束、控製自己行使神權泛濫的欲望，要求帝王“無為而治”；不要過分地幹擾“芻狗”們的生活——“治大國如烹小鮮”，“清靜無為而民自治”；保持“芻狗”們的固有的生活習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反對過分地剝削壓榨“芻狗”們的財富，“與上者不與下者爭利，損有餘以補不足”《道德經·老子》；道家反對太過繁瑣的儒家封建神權崇拜的禮儀製度，反對過分勞民傷財的厚葬祖先的儒家禮教思想，反對太過森嚴的等級觀念；道家要求儒家封建神權權貴虛心接受臣民或下屬的監督建議……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記·太史公自序》。可以如此認為，道家思想的治國理念，是一種簡約化的儒家思想，再加上對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稍微約束、監督的治國理念。
漢初，道家學說居於主導地位，是當時的顯學。如丞相曹參、陳平，就是以道家學說為主要治國理念；漢文帝、漢景帝，就是主要以道家“休息無為”的休養生息治理國家，當時許多重要的名臣都出自於道家人士。
唐朝李姓天子，是自認為“老子”的後代。唐初時就主要遵循黃老道家學說的“休息無為”的“休養生息 ”的治國理念。中國曆史上最開明的皇帝，李世民的“納諫”，就是遵從道家學說自我約束的結果；唐太宗的用人方式，就是遵從道家治國思想而選用人才 : “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
清朝的康熙，直接以漢文帝為榜樣，實行“無為而治”的政策。“從來與民休息、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清聖祖實錄》。       
漢初、唐初、清初的帝王，遵從道家思想中的休息無為的休養生息的治國理念，短短幾十年，就能使中國的經濟文化達到中國曆史的輝煌時期。然而，道家思想在以儒家尊敬崇拜封建帝王神權至上的思想文化意識，占統治地位的中國一直受到排斥和貶抑，最後隻能以宗教神話的形式，存在於中國的社會思想文化意識中。而道教的產生，也主要是因為道家思想，受到儒家思想長期壓抑貶斥，幾乎無容身之地的結果，並非是共產黨的禦用文人們所宣稱的，為抵製外來宗教入侵而產生的本土宗教。
道家治國的愚民政策的精髓，一直延續到至今。

第三節   墨家學說

墨家學說主要代表人物：墨翟、禽滑厘、魯班（公輸般）等。主要著作《墨子》等，現在傳承的有五十三篇。
墨家學說的創始人墨翟，主張“兼愛”、“非攻”，提倡刻苦學習，反對不勞而食；教人不相互仇視；反對戰爭；活著的人不唱歌奏樂，死後無服飾厚葬；禁止奢華，禁止生活浪費；反對繁瑣的禮法；消除森嚴的等級差別；他們要求儒家封建神權權貴者們，都要像“大禹治水時一樣：累得腿肚子沒有肉，小腿上沒有毛；驟雨淋身，強風梳發；身著粗布衣服，穿木屐草鞋。”墨家學說承認天地鬼神的存在，但反對儒家的“天命論”。
表麵上看，墨家學說與儒家學說完全相反。但是，“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史記·太史公自序》。
墨家人物觀察到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和治國理念，對“社會產生森嚴的等級差別、極端兩極化的貧富懸殊、戰亂頻繁的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不公平現象，而提出自己的主張。他們的主張的確是建立在堯、舜的治國理念的基礎之上，但是他們沒有意識到處於原始社會末期、奴隸社會初期的堯舜時代；和處於奴隸社會晚期、封建社會初期的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生產力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和進步。在堯舜時代社會生產力非常低下，即使皇親國戚、帝王將相都照樣勞動。例如作為“王孫”的舜，都自己耕種漁獵，自己挖井《史記·五帝》；作為“王孫”的大禹治水時都親自勞作，“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而不敢入”《史記·夏》。整個社會都沒有多少剩餘財富，能有“葛衣、鹿裘”都是很高的生活享受；能住進房屋，不住山洞，不必露天而臥，都屬於“王孫們”的奢侈生活；以三寸厚的桐木棺材葬死者，都屬於最高的奢侈陪葬品（當時的勞動工具主要是石器、青銅剛剛使用，製作堅硬的桐木棺材非常困難）。
所以墨家學說以堯舜時代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狀況為基礎，提出的主張，在春秋戰國時代，是不符合社會實際，是原始社會末期的部落氏族公社的管理方式。況且，墨家學說並沒有反對帝王神權，而僅僅是要求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占有者，自我約束而已。（這與孔子理想中的聖人帝王的“自我約束”是一致）
墨家學說提出的主張，根本不符合社會實際要求：要求所有人不唱歌跳舞娛樂，不悲傷痛苦，不享受生活……要求所有人都要努力辛苦不停地工作，不分白日黑夜、直到累死為止的、消除一切欲望的清教徒式的生活。這種適合原始氏族公社管理方法的主張，在奴隸社會晚期，封建社會初期，的的確確難以施用。即使宣揚“兼愛”、“非攻”的墨家學派，到後來都分化為三派：楚墨、齊墨、趙墨；並且，這三派互不相容，互相詆毀，互相排斥，墨家學派內部都不能“兼愛”、“非攻”了。
但是，墨家學說在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的打壓下，對中國的影響還是非常深遠的。墨翟、禽滑厘、魯班都是當時的大科學家，掌握著當時中國最先進的科學技術，他們對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做出巨大的貢獻，促進中國古代的生產力發展。尤其是魯班，他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偉大發明家，直到現在，魯班都被中國的工匠尊稱為祖師。
可以認為，墨家學派的主要成員，一般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工匠技工階層，代表中國底層“芻狗”們的切身利益。墨家學說雖然對中國曆朝曆代的統治階層無影響力，但對中國底層“芻狗”卻有很大的影響和吸引力，因為底層“芻狗”都至少有取得權貴者們一樣社會地位的欲望意識要求。所以，墨家思想文化意識紮根於中國底層“芻狗”的潛意識裏，隨著墨家學說的科學技術，在民間長存。每當王朝末期，民不聊生之時，就有人利用民間那種要求“平等”的思想意識，號召人們起來造反，以求得自己的生存機會。

第四節   法家學說

法家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李悝、申不害、商鞅、韓非、李斯等。主要著作有《申子》、《韓非子》等。
法家學說源出於黃老道家學說，而主張“刑名法術”之學，是道家學說派生出來的一個分支。法家學說以“嚴刑峻法、以法治國”。
法家學說製定的嚴刑峻法的法律體係，本質上是舜製定的“五刑”的補充、完善和擴大化。它完全繼承舜的“五刑”的本質：是為了維護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神聖不可侵犯為目的。“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中國先秦的法家學說是“以法治國”，而不是“依法治國”。例如商鞅在秦國，以鐵腕手段製定和實施法律製度，卻對王族無約束力。太子犯法，卻處罰太子的老師《史記·商君鞅》，就是明證。
可以如此認為，中國先秦的法家思想，是儒家禮教的“教化治國、禮儀興邦”的不足之處的補充和完善。是維護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神聖不可侵犯的最有效的輔助工具。尤其是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法家是維護儒家封建神權統治的最佳武器。正是所謂“亂世用重典”，例如秦國重用商鞅、李斯等法家人士，最終取得天下。
法家思想對中國的影響是非常深遠而巨大的，它成為儒家封建神權權貴治理國家，不可缺少的工具。它維護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神聖不可侵犯，維護儒家禮教的實施、禮教的神聖尊嚴的維護，立下汗馬功勞。是中國曆代儒家封建帝王權貴集團，貫徹實施“教化治國、禮儀興邦”的治國理念的最有效的主要輔助工具之一。
韓非子的《說難》的精神實質，就是孔子儒家思想文化意識的“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的法家翻版。韓非子警告臣民不要觸犯“人主（即帝王）的逆鱗”，否則立即有“殺身之禍”。文中的許多事例，都是孔子隱瞞“魯君違背周禮”的這種儒家倫理道德和法製思想的反麵教材。

補記：孔子、商鞅、彭德懷。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論語·述而篇》孔子為了維護儒家周禮“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的儒家封建神權、神聖不可侵犯的馬屁哲學思想文化意識指導下，絕對不能指出或讚同魯昭公違背周禮的事，並拚命遮掩。當別人指出時，孔子寧可自己承擔過錯，而斷然不承認魯君違背周禮。
商鞅在秦國變法初期，秦國首都鹹陽有千餘人談論新法律不好，不能施行；十年之後，新法產生了很好的效應：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秦國的許多人議論新法的好處。“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史記·商君鞅》。商鞅是以“流放”的形式，嚴厲懲罰議論“王法”的“芻狗”。來維護、彰顯“王法”的神聖威嚴。
1959年的廬山會議。當彭德懷把在河北省親自調查、親眼觀察到的社會現實：“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初期，農村已經出現大規模的饑餓現象，而根據事實給毛澤東上了《萬言書》，觸犯了“人主的逆鱗”——以事實否定了毛澤東好大喜功的“大躍進”政策。而被儒家思想文化意識武裝的林彪、康生、柯慶施等人，揣摩、秉承毛澤東的至高無上的意旨，為無以為繼的“大躍進”，大唱讚歌，不遺餘力地批判彭德懷……被儒家思想文化意識武裝的周恩來、劉少奇等人，為了討好毛澤東——帝王的歡心，昧著人類良心，罔顧在死亡線上掙紮的中國“芻狗”，批判與他們同生共死的彭德懷等人……結果把本來已經無以為繼的“大躍進”，一路高唱凱歌，繼續進行下去……以餓死數千萬中國“芻狗”的令人發指的滔天罪行，最終取得“大躍進”的 “偉大勝利”。
孔子以身作則、身體力行地執行，“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尊王卑臣”的倫理道德和法製理念：王權淩駕於法律之上；商鞅以嚴厲懲罰的形式，來維護“王法”的尊嚴，即秦王王權的尊嚴——帝王神權神聖不可侵犯的精神實質，即帝王神權的權威不容“芻狗”任何質疑和議論。孔子的行為與商鞅的嚴厲懲罰，他們的精神實質是完全一致：都是為維護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神聖不可侵犯、尊王卑臣的治國禦民的大政方針服務的；而且帝王神權淩駕於所有的倫理道德和法律之上。
毛澤東的同鄉、一同出生入死的親密戰友，一生對毛澤東忠心耿耿、戰功顯赫的彭德懷，為了中國“芻狗”的生存權利，違反了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倫理道德和儒家法製精神，觸犯了“毛澤東的逆鱗”，其結局是淒慘而可悲的。

第五節    陰陽家

陰陽家，也叫陰陽五行家。戰國時期的一個學派，主要代表人物為鄒衍。
陰陽五行學說，源出於自黃帝以來形成的玄學思想，和《易經》思想哲學。把陰陽五行神秘化，用“五行相生相克”：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用“陰陽五行”的“相生相克”，來比喻曆代封建王朝的興衰更替。
陰陽五行學說的科學性，真實存在嗎？“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明確否定陰陽五行學說的科學性。
陰陽五行學說對中國的影響是深遠的，後世的陰陽五行學說和儒家的“六藝”中的《易經》，以及道家的“虛無”哲學思想成分，以及佛教中的“輪回轉世”說等，逐漸融合、貫通，在南北朝時代，最終形成中國神秘化的玄學思想文化意識。
這種神秘化的玄學思想文化意識，為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的造神運動，立下汗馬功勞；也為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中的森嚴的等級觀念，提供了“合理化”的理論依據；也讓處於社會底層的中國“芻狗”，心安理得地接受來自於儒家封建帝王神權集團的暴力統治。
中國式的占撲、算命、看風水……一直興盛不衰，就源於這種玄學思想文化意識。

第六節    名家學說

名家學說，是戰國時期以“辯論‘名’、‘實’關係問題”為中心的一個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惠施、公孫龍、桓團等。
名家學說，是一種思辨的學說。辯論“概念”和“事實”關係問題為中心的學說，是用推理形式來辯論問題。例如：“白馬非馬”、“卵有毛”、“雞三足”、“火不熱”、“狗非犬”……這些似是而非、胡說八道的辯論。有些議題也有一定的科學價值，尤其是惠施的思想，如：“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裏。”……可惜，具有科學價值的惠施的著作失傳。
整體而言，名家學說的“思辨”，與古希臘哲學思辨迥然不同。名家學說的“思辨”，是一種強詞奪理、胡說八道的辯論，根本不是按照科學而嚴格的推理形式，來辯論問題；是為了“辯論而辯論”；為了表達和炫耀自己“口才能力”似的辯論；是一種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辯論”；是一種爭強好勝的“雄辯”。古希臘的哲學思辨，不是一種爭強好勝的辯論，是一種為了科學真理的、明辨是非的哲學思辨。“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史記·太史公自序》。
名家學說對中國人的思維意識有很大的影響。名家學說是產生於儒家思想文化意識的土壤中，最終與儒家思想文化意識一起，影響中國人的思維意識，把中華民族打造成一個沒有邏輯思維、沒有嚴謹科學思維、“不求甚解”，而爭強好勝、強詞奪理的民族。

第七節   縱橫家

縱橫家，是指戰國時代，為不同國家政治利益集團服務的謀士派別。主要人物有：公孫衍、蘇秦、蘇代、蘇厲、張儀、陳軫等。
縱橫家，按狹義劃分，是合縱、連橫兩大派別。公孫衍、蘇秦遊說齊、楚、燕、韓、趙、魏六國聯合抗秦，稱為合縱；張儀遊說六國，分化各國，瓦解合縱盟約，使其中幾國服從秦國，攻打其它國家，稱為連橫。按廣義劃分，是指戰國時代的從事外交遊說活動的謀士集團，他們運用外交手段，達到分化、瓦解、聯合各個國家集團之間的關係，為自己所服務的諸侯王國，謀取利益。
縱橫家們似乎在秦王朝統一中國後，“縱橫”學說便冰消瓦解了。而事實上，縱橫學說對中華民族的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縱橫家們的遊說方法、手段等，一直影響著中華民族。它為中國曆史上的戰亂時代，各個軍事政治集團，在爭權奪利中，提供了各種陰謀詭計；它為中國曆史上的和平年代，各個不同儒家封建利益集團之間的爭權奪利，即“朋黨之爭”提供了最佳武器；它為中國人在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窩裏鬥”時，提供了卑鄙下流無恥的方法和策略。

第八節    兵家

兵家，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學派。主要代表人物：孫子、孫臏、吳起、司馬穰苴、白起、王翦、廉頗、樂毅、田單等。
兵家是研究軍事問題，總結戰爭經驗的學派。中國的兵家的思想觀念是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為戰爭勝利服務為目的的；這已經證明兵家的核心指導思想觀念，是“貨與帝王家”，是為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神聖不可侵犯的目的宗旨服務的。與歐洲的著名軍事家，韋格提烏斯的軍事核心指導思想：“為了和平，而戰鬥。”迥異。
兵家對中華民族的影響是深遠的。在戰亂年代，不必說。在和平時期，兵家與縱橫家一樣，為中國不同的儒家封建利益集團之間血腥的爭權奪利，即“朋黨之爭”，和中國人之間的“窩裏鬥”，提供了卑鄙、下流、無恥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陰謀詭計、方法和策略。
在現代，兵家為中國商人追求最大商業利益，提供了不擇手段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陰謀詭計、方法和策略——商戰。所以中國的商業行為無誠信可言，兵家的思想文化意識立下汗馬功勞。

第九節   雜家

雜家，是戰國末期和西漢初期的一個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呂不韋、劉安。
雜家學說標榜對中國先秦時期的各家學說兼容並包，即所謂兼儒、墨，合名、法。主要代表著作有：呂不韋主持編撰的《呂氏春秋》；劉安主持編撰的《淮南鴻烈》、《淮南子》等。
雜家學說是為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服務。

第十節    儒家、道家、墨家對中華民族的影響

縱觀中國曆史，儒家、道家、墨家，三種思想文化意識，一直存在中國的社會裏，相互影響各個時期的不同政權。當王朝末期，民不聊生之時，就有人利用墨家學說的那種“平等”的觀念，號召、遊說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底層“芻狗”，為了獲取自己的生存空間，揭竿而起，推翻舊王朝。如陳勝的“苟富貴、勿相忘”，黃巢的“均貧富”，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等。在此戰亂時代，誰能與“芻狗”保持最近的距離，誰就是“仁義之師”，就能取得最終的勝利。
當新王朝剛剛建立後，由於遭遇連年戰亂，社會生產遭受嚴重的破壞，民心動蕩。明智的統治者，一般實施黃老的“休息無為”的“休養生息”的政策，以安撫民眾。如秦朝、晉朝、隋朝等，未實施黃老的“休息無為”的政策，而大興土木，所以二世而亡。如漢初、唐初、清初均實施半個世紀左右的“休養生息”的治國政策，所以才有“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熙之治”的中國曆史上的治世奇觀，也才有後世所稱頌的“漢武帝盛世”、“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的曆史盛景。
當王朝達到鼎盛時期，封建帝王在儒家思想文化意識武裝下的犬儒們，日夜不停地歌功頌德、海闊天空地粉飾太平的馬屁吹捧之下，得意忘形。受到道家思想自我壓抑、自我約束的儒家封建帝王的欲望得以釋放，便要肆無忌憚地滿足帝王個人無限膨脹的私欲，於是乎棄黃老之說如破鞋，極盡聲色犬馬之能事，大興土木。如漢武帝修建“明堂”始，開始修建宮室園林；唐玄宗天寶年間開始大興土木、陶醉於聲色犬馬之歌舞升平的得意忘形的生活中；熟讀《老子》的乾隆，忘記他祖父康熙的道家“休息無為”的治國理念，在中後期開始修建圓明園等一係列勞民傷財的工程。
中國曆史其實是一個怪圈：亂世之時，墨家學說被利用，作為反抗、摧毀末代王朝，和奪取儒家封建神權的工具，焚毀前朝的華美宮室園林；剛剛奪得儒家封建帝王神權之時，黃老治國之術居於主導地位，“芻狗”們得以休養生息，積累財富；盛世、末世之時，儒家思想居於絕對的統治地位，大興土木，消耗社會財富，而宮室、園林則由墨家的技師工匠們修建，最後民不聊生，導致天下大亂，而“禮崩樂壞”；墨家學說又成為鼓動“芻狗”造反、求生存的工具……
總之，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和“教化治國、禮儀興邦”的治國理念，在中國任何時代，都處於統治地位。漢武帝時代，儒家和道家之爭論，達到頂峰。究其根本，儒家和道家的競爭和鬥爭，就是誰能代表中國正宗的傳統思想文化意識。漢武帝選擇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繼承中國正宗的文化遺產而言，漢武帝的選擇無可挑剔：最能代表中國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的儒家學說，打敗了中國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的一個分支學派——道家學說；重新完全主宰中國的社會思想文化意識。
道家學說，西漢初期的政治政權社會裏享有崇高地位的顯學，到了西漢的中後期，在儒家學說的打壓之下，幾乎無容身之地，最後隻能以宗教的形式，存生於中國的社會思想文化意識裏。道教的出現，並非是抵禦佛教的入侵，而產生的中國本土宗教；而是在儒家學說的壓迫貶斥之下，借鑒佛教的形式，企圖尋找一條延續存在的合理化途徑。
特別是讓後世感到滑稽可笑之極的是，孔子預言認為五百年出一聖明君主，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裏，儒生們所認為的四大聖主明君：漢文帝、唐太宗、宋太祖、清聖祖。無一人是主要實施儒家之學，卻主要是遵從道家的黃老之術中“休息無為”的“休養生息”的政策，為治國理念，是黃老之說的執行者。這是真正地絕妙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