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闊天空地胡思亂想錄
批判傳統的中國文化
科舉、高考、中國教育製度
從表麵上言，中國曆史上的科舉取士製度和現代高考製度，沒有任何相同或相通之處。然而，中國現代的教育製度，從精神思想內涵方麵而言，延續了中國曆史上的教育製度，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代的教育傳統方式和教育傳統體係，尤其是國家政府興辦教育的思想神髓和興辦教育的最終目的，沒有任何改變。
第一節 科舉
再讀《儒林外史》，……當六十多歲、久困科場的周進，看到貢院的號板，不覺眼睛裏一陣酸酸的，長歎一聲，一頭撞在號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被人救醒後，周進看著號板，又是一頭撞將去……周進隻管伏著號板哭個不住，一號哭過，又哭二號、三號，滿地打滾，哭了又哭……直哭到口裏吐出鮮血來……
當中舉後的周進回到鄉裏，汶上縣的人，不是親的也來認親，不相與的也來認相與……（就在幾天之前，汶上縣的人，誰也沒有把周進當著一個人物……）
……去鄉試時，範進沒有盤費，走去同丈人商議，被胡屠夫一口啐在臉上，罵了一個狗血噴頭……一頓夾七夾八，罵的範進摸門不著……出了場，範進即便回家。家裏已經餓了兩三天。被胡屠夫知道，又罵了一頓。
……範進不看便罷，看過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兩手拍了一下，笑了一聲道：“噫，好了！我中了！”說著，往後一交跌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
……胡屠夫作難道：“雖然是我的女婿，如今做了老爺，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卻是不敢做這樣的事！”……胡屠夫站在一邊，不覺那隻手隱隱的痛將起來，自己看時，巴掌仰著再也彎不過來。自己心裏懊惱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
……胡屠夫見女婿衣裳後襟滾皺了許多，一路上低著頭替他扯了幾十回。到了家門，屠夫高聲叫道：“老爺回府了！”……（胡屠夫）又轉回頭來望著女兒說：“我早上拿了錢來，你那該死行瘟的兄弟還不肯，我說：‘姑老爺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銀子送上門來……’……”
……自此以後，果然有許多人來奉承範進：有送田產的，有人送店房的，還有那些破落戶，兩口子來投身為仆圖蔭庇的。到兩三個月，範進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範進的母親因突然變為富貴，太高興激動，心髒病發作而去世）
在中學的語文教科書裏，就有《範進中舉》的節選文章，當時老師講的主要是針對範進在五十四歲時中舉後，高興激動而變瘋了，卻沒有對當時的社會背景做些介紹，對範進中舉為何變瘋，沒有闡述。老師講課時，僅僅是語焉不詳地鞭笞科舉製度對人性的摧殘……
中國曆代的讀書人，他們讀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貨與帝王家”。在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統治的社會裏，帝王選擇“任人唯賢”的標準，是符合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統治的要求，因此曆代讀書人隻能把自己，變成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的忠實的精神走狗，以符合“貨與帝王家”的基本要求。科舉製度就是在這種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政治製度，和社會思想文化意識的土壤裏麵的必然產物。
科舉考試製度，誕生於隋朝，發展於唐宋，在明朝時正式定型，清朝沿襲明朝的科舉考試製度。隋、唐、宋初，科舉考試主要以詩、賦、文章為主；北宋中期開始、南宋、元朝則以文章為主；在明清時代，八股文成為科舉考試的唯一文體。中國曆史上的科舉考試內容，僅僅限於儒家經典。
在等級森嚴、儒家封建神權主宰一切的中國封建社會裏，存在一個特殊的階層——儒士階層。儒士階層在中國儒家封建神權崇拜的社會裏，擁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和各種特權。例如，儒士階層不需納稅，享有政府官員的待遇，普通百姓對他們必須禮敬……
在唐朝以後的中國封建社會裏，處於底層的“芻狗”百姓，想進入儒士階層，唯有通過科舉考試，這一唯一的途徑。一旦通過科舉考試，即“一舉成名天下聞”後，他們立即享有儒士階層的各種特權和崇高的社會地位。例如社會地位低下、生活極端貧困的範進，在他中舉前，嶽父胡屠夫可以隨意辱罵範進；中舉後，胡屠夫立即畢恭畢敬地稱範進為“老爺”……胡屠夫對待範進這種前倨後恭的、截然不同的態度，是等級森嚴的儒家封建神權崇拜的社會裏的必然產物，並非源於胡屠夫是一個勢利小人，整個中國曆史社會都如此，即所有的中國人都如此。
而生活在中國儒家封建神權崇拜的社會底層的周進、範進，他們一旦通過科舉考試，成為儒士階層後，他們的社會處境立即提升，猶如從地獄進入天堂。像周進這種始終處於社會底層的、赤貧讀書人，一生都在為科舉考試而埋頭苦讀、努力奮鬥，六十多歲了，連一個秀才都沒有考中，當他看到貢院裏的號板，能不發狂嗎？像範進這種處於社會底層的、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缺衣少食的讀書人，一生都在為科舉考試而奔波，當他中舉後，能不激動高興得發瘋嗎？
在周進、範進的精神思想意識裏，僅僅存在科舉考試。他們真正做到“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例如，範進連中國曆史上著名的文化名人——蘇軾都不知道，更不必說其它了。因此像周進、範進他們反常的行為舉止，是等級森嚴的中國儒家封建神權崇拜的社會裏的必然產物。這應當是吳敬梓的據實描寫，不是小說家的誇張筆法。而且，當極端貧困、社會地位低下的範進中舉後，榮華富貴隨之到來。“到兩三個月，範進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錢、米是不消說了”。
第二節 高考
高中時代，每當新學期開學的一、兩周內，我的物理老師總是繪聲繪色地，重複他的兩個同村、同社的女學生的故事：一個出身於村幹部的家庭，比較富裕；另一個出身普通農民，家庭比較貧窮。出身富裕家庭的女學生，長相漂亮，酷好打扮，卻不喜歡讀書學習；出身貧窮家庭的女學生長相普通，讀書刻苦用功。高中畢業，酷好打扮的漂亮女生，沒能升學，回到農村；長相普通的女學生經過幾次高考，最終考上大學。
幾年後，大學畢業、參加工作的女學生，穿著氣派，帶著英俊瀟灑的城市裏的丈夫，在回家探親的路上，遇到當年漂亮的女同學——如今成了地地道道的村婦：她懷裏抱著一個小孩，背上背篼裏背著兩頭小豬準備到集市上出售……在她們聊天的過程中，村婦懷裏的哭鬧不休的小孩拉了一泡尿；背篼裏的“嘰哩哐啷”叫的小豬，拉了一泡屎……當年的漂亮容顏和酷好打扮的習慣都已煙消雲散、蕩然無存……
這個故事是否真實，不可考證，但是它有真實存在的社會現實土壤。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城鎮和農村存在巨大的等級差別，這種差別簡直就是不可逾越的鴻溝，在等級森嚴的、傳統的儒家封建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氛圍裏，在城鎮人口的眼中心中意識裏：農村人就是“貧窮、齷齪、愚昧、落後”的代名詞。幾乎沒有城鎮人口的女青年下嫁給農村男青年，隻有在城鎮娶不到女人的男人，才會娶農村戶口的漂亮的青年女子。
當時從農村戶口轉變成為城鎮戶口，對於一般的農村家庭而言，簡直就是“難如上青天”。唯一的希望就是兩條路：一、參軍，通過軍人生涯轉為職業軍人，但是絕大多數農村籍軍人仍然會回到農村“修理地球”，因此從參軍的途徑轉為城鎮戶口的幾率極低；二、升學，在初中畢業時考上中等師範學校、或中專等，在高中畢業後考上中專、大專、大學等。因此，中考、高考升學，這是農村人轉為城鎮戶口的唯一希望。
然而，中國政府的教育政策體係一直向城鎮傾斜，廣大農村地區的師資力量和教育質量水平，遠遠低於城鎮。而且，國家高校的招生政策也是向城鎮傾斜，農村地區的考生考試成績分數，需要遠高於大城市的考生的考試成績，這就大大地增加了農村學生考學的困難！尤其是偏遠山區的農村學生，如果從小學開始統計，最終能夠考上“國家鐵飯碗”的，不到百分之一！例如，我所在的村小學，整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的啟蒙小學生，最終考上“國家鐵飯碗”的不到十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高考比喻，對於偏遠地區的農村學生而言，顯得多麽蒼白無力！
因此，對於偏遠山區的農村學生而言，如果立誌以升學的方式，擺脫祖祖輩輩“麵朝黃土、背朝天”的“修理地球”的命運，那麽，讀書就是一場費時持久的戰爭。他們就必須從小學開始自覺努力讀書，而且遵循的是一種“野蠻”的自然淘汰法則。
由於農村的生存條件極其惡劣，營養嚴重不良，讀書學習的壓力超大，從初中開始，我的許多同學的身體就開始吃不消了，各種慢性疾病就開始發生，最常見的是“神經衰弱症”。到高中畢業的時候，超過百分之八十的農村學生得了“神經衰弱症”。然而，這些生病的學生，他們沒有退路，隻能繼續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努力讀書……他們隻能自我安慰，等到考上“鐵飯碗”後，在高等學校裏養病……
在漫漫的艱難坎坷的求學之途中，出現許多可歌可泣、震撼人心、發人深省的現象，他們要麽成為後繼者的楷模，要麽成為後繼者的反麵教材。例如，我的一個中學校友，參加五次中考，最終考上中師；我的一個中學女校友，參加七次高考，進行“八年抗戰”，最終考上大學（那時是兩年製高中），他們的精神動力一直鼓舞著後繼者；我的另外一個中學校友，他參加四次高考，最後一次的高考分數，超過四川省規定的重點院校分數線，卻遲遲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書，在九月初選擇跳河自盡，沒想到他自殺身亡的第二天，其家人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這些現代版的“周進”、“範進”的悲劇淒慘性，遠遠超過周進以頭撞號板，哭得口吐鮮血；更超過範進中舉後，歡喜而發瘋……（當我第一次高考落榜後，我的家人時時刻刻注意著我的行蹤，我自己知道他們是在擔心我可能“想不通”而“自殺”……因為流傳著無數起高考落榜者自殺的悲劇事件，讓家長們人人自危）
像這些悲喜劇，在偏遠山區的學生中時時刻刻地發生！我有許多同班同學，他們經過七、八年“抗戰”，最終沒能考上“鐵飯碗”，他們的悲慘人生怎樣？因為天各一方，我沒有他們的任何音訊……因為流傳的大部分是最終“跳出龍門”的故事。有些長期“抗戰”的校友，他們的同班同學師範專科學院畢業後，成為他們的補習輔導老師……
生存的自然條件非常惡劣，地方小官吏橫行霸道，各種各樣的“攤派”、“亂收費”蔚然成風，老實巴交的農民們麵對強大的國家暴力機器麵前，顯得蒼白無力、隻能聽天由命、忍氣吞聲……“貪汙腐敗”已經是農村農民默認的“社會法則”，農村土地上的出產總和，還不夠繳納各種“苛捐雜稅”，許多農民不得不背井離鄉，打工賺錢來養活家人……農民們生活在城鎮居民不可想象的極端貧困的狀態下。如果農民家庭中有人讀中學（初中、高中），這個家庭必然陷入更加貧困的境地，家庭的所有成員都必須節衣縮食，來供養“中學生”。
這些“長期抗戰”的農村“考霸”們，他們自己背負著怎樣的精神壓力，不是“道中人”，很難領會其中的“酸甜苦辣”，如果說他們的精神思想意識裏時時背負著“泰山”，則毫不誇張，而名副其實。一旦他們的最終希望完全落空後，精神崩潰則是必然的結果。
第三節 中國的教育製度
自從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帝王——黃帝，把“教化治國、禮儀興邦”作為治理中國“芻狗”的核心主要的方針政策，逐漸形成一套“教化芻狗”的教育製度。儒家聖人孔夫子，把這種教育方式發展和完善，因此，孔夫子被尊為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家，是當之無愧的。
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孔夫子的儒家經典、教育方式和教學精神，就成為中國曆朝曆代的教育製度、教育體係、教學方式、教學內容的基礎。
在西周以前，所受到教育的對象，主要限於貴族、官僚子弟。從春秋時代開始，所受到教育的對象，開始麵對社會各階層，但仍然主要限於貴族、官僚、富裕人家的子弟（奴隸除外）。真正把受到教育的對象推廣到社會各個階層，是確立科舉考試製度的唐朝，在以後的曆朝曆代，社會各個階層，都是接受教育的對象，但是奴隸階層沒有參加科舉考試的權利。
1905年，清朝政府在大臣張之洞的建議下，廢除科舉考試製度，廢除完全以儒家經典為核心內容的考試方式，興辦歐美式的各種學校。但在教學內容上，僅僅是在儒家經典的基礎上，增加了西方的科學技術。
到1927年前，中國各地的各種學校，大多仿效歐美的開放式的教學方式，對教學內容沒有多大的限製，因此中國出現了曇花一現的百家爭鳴的時代，各種思潮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各個校園裏傳播。
從1927年到1949年，中國各地的各種學校，大多仍然仿效歐美的開放式的教學方式，對教學內容沒有多大的限製，但是對於各種思潮有了一定的限製，中國內部的兩大黨派：國民黨和共產黨等，都出現了“思想警察”。
194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各地的各種學校，成為國家的統一財產，被共產黨統一管理。教學內容受到共產黨的價值觀的精神思想意識的束縛，凡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不符合共產黨統治的的其它一切思潮，均被鏟除殆盡。中國確立中考、高考等考試製度。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年，考試製度被廢除。直到1977年底，才開始恢複中考、高考等考試製度。
中國曆朝曆代的教育製度、教學體係、教育內容、教學方式等，都是為曆朝曆代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儒家封建帝王家族的神權統治服務。因為朝代不同，帝王家族統治的姓氏不同，因此在教學內容上，在以儒家經典為基礎上，也會做出相應的修改。但是曆朝曆代的統治中國“芻狗”的精神思想意識，和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方式完全一致，因此這種修改是非常有限而且簡單。例如，漢朝的教育，是以對劉氏天下歌功頌德為主要目的；唐朝的教育，是以對李氏天下歌功頌德為主要目的；明朝的教育，主要是對朱氏天下歌功頌德、維護朱氏皇家統治為主要目的……
當中國共產黨統治大陸後，中國現代的教育製度、教學體係、教育內容、教學方式等，都是為維護中國共產黨的政權統治服務為主要目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教育製度、教學體係、教育內容、教學方式等，是以維護毛澤東個人神權崇拜和神權統治為目的）
中國曆朝曆代都對優秀的讀書人，給予崇高顯赫的社會政治地位和許多特權。而這些受到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儒家經典教育的讀書人，他們的思想文化意識，完全被控製在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緊箍咒”之內，他們不遺餘力地維護儒家封建帝王神權的統治。因此，中國曆朝曆代的讀書人，他們完全被儒家封建帝王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所武裝，他們沒有獨立的人格和獨立的思考能力，他們讀書的目的，是為了“貨與帝王家”。
現代中國的教育，從本質上言，延續了中國曆朝曆代的教育製度、教學體係、教育精神、教學方式的精髓，雖然廢除了儒家經典為教學的主要內容，以在中國共產黨的共產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增加了現代科學技術的教學而已，其實質是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為核心教育目的。這與儒家封建神權崇拜的治國理念完全一致：“教化治國、禮儀興邦”，“造輿論”，就是這種教育方式的主要表現形式。
現代中國的高考製度，實際上是繼承和發展了中國曆朝曆代的科舉考試製度。“政治科”考試就不必多言，“語文科”的命題作文的寫作方式，實際上就是“八股文”的現代翻版。這兩項的總分高達一百五十分，超過總分的五分之一，任何一個考生都不能忽視。而且現代中國的教學方式方法，完全延續了中國曆朝曆代的“填鴨式”的教學方式方法，考生隻能死記硬背教科書上的“知識”，不能有自己的精神意識，標準答案是唯一、正確的“真理”。所以現代中國的中學、大學等畢業生，他們除了掌握部分的現代科學技術，他們完全被共產黨的神權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識所武裝，沒有獨立的人格和獨立的思考能力，沒有創新精神，他們讀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貨與共產黨”。
從1998年起的現代中國高考製度的改革，對偏遠地區的農村學生而言，不是福音，讓他們失去努力讀書的原動力。高額的學費，高昂的付出，卻不能得到相應的回報，找不到相對應專業的大學畢業生，絕大部分是出身於農村的孩子；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農村大學生，他們隻能與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農民工一樣，從事非技術性的工作；更不必說能夠在權力壟斷的官場上，混個一官半職了。
現代版的“周進”、“範進”們逐漸走入曆史，也徹底地消除了農民們的最後希望，他們的戶口永遠隻能在農村，他們的子子孫孫隻能忍受城鎮人口，高高在上的歧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