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廣西“文革”檔案資料》的編寫

文革結束後，全國開展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工作。在廣西“處遺”工作開展極不順利。成千上萬的廣西上訪者到北京中央接待站告狀。  為此，在1979年後，中央多次派調查組到廣西了解情況。1981年，中央調查組基本查清廣西文革存在的問題，先後向中央遞交了七份詳盡的調查報告。這些報告尤其指出，在廣西文革期間，成千上萬的無辜群眾被殺害，這在全國是罕有。報告還指出，阻礙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工作開展的是廣西自上而下的文革幫派勢力。如區黨委書記喬曉光說“文化大革命不能說一無是處，廣西文化大革命有它的共性，也有它的特殊性，廣西是不是浩劫，要研究”。他還說，“過去已經作了結論定案的，不能隨便翻案，國清同誌講了的，不能翻案，不管是對事還是人，都不能翻案”。又如區黨委書記趙茂勳多次講：廣西情況特殊，沒有冤假錯案、沒有幫派體係、沒有雙突幹部，是和“四?幫”對著幹的。喬曉光、趙茂勳等區黨委主要負責人，仍然堅持“文革”中發布的、造成嚴重惡果的“7 ·3”布告是正確的，不能改變。中央調查組在報告中還反映，廣西區黨委給他們的調查工作進行幹擾，如設置障礙和派人跟蹤等。當時，甚至高居中央政治局委員和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韋國清也親自出手對抗中央的調查。王鶴壽指出，韋國清看了中央調查組的報告後，“也寫了很長的控告、反駁”。宋任窮不指名的批評了韋國清說，“對廣西的問題，現在北京有的?隨便發表個?意見，向廣西傳話。他有意見我們歡迎，他可以直接向中央提出來。從組織原則上說，就是正確意見，不通過組織，這種形式提出來也是不對的。”

1984年，中央領導人胡耀邦、習仲勳等派出陣容龐大的中央工作組赴廣西開展處遺工作，還及時地改組了廣西區黨委。新的區黨委組織了十萬幹部投入處遺工作，曆時4年之久。

1986年，處遺工作後期，根據中央中整辦的要求，為了完整、準確地反映和維護整黨工作的曆史真實?貌，對處遺和整黨的文件材料進行整理立卷歸檔。1986年到1988年，廣西區黨委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寫一套36卷《廣西“文革”檔案資料》（700萬字）。其內容有廣西各區直單位和各地市縣的“文革大事記、大事件”的檔案材料。後該辦公室還編寫《廣西“文革”檔案資料》續編10卷。內容是有關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工作的材料。

有關編寫大事記、大事件的指導思想，當時廣西區黨委組織部長區濟文說指出，編寫“文革”大事記和大事件，是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繼續撥亂反正的一項具體工作。“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災難。編寫好“文革”大事記和大事件，實錄這場災難，把它載入史冊，用血和淚的教訓來教育群眾，告戒後人，徹底否定“文革”，防止這樣的曆史悲劇重演，實現長治久安。

區濟文還特別指出，“處遺”工作搞了三年半，曾經出現過四次反複，就是由於“三種人”和殺人犯罪分子對處分不滿，起來鬧翻騰的。以後，“三種人”會不會卷土重來，能不能東山再起，不是說一點可能性也沒有，尤其是在某個地區，某個單位，一旦氣候適宜，他們就要鬧的。所以，編寫大事記和大事件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如實記下“三種人”和嚴重違法亂紀分子當年造反、奪權、武鬥、打砸搶和殺人放火的錯誤和罪行。這些都需要在大事記、大事件裏反映出來，一件件大事，一個個事件，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指揮是誰，參與是誰，受害者是誰，簡明扼要地寫下事件的始末，造成的嚴重後果，使責任者在現在和將來，想翻案鬧翻騰都不能得逞。

區濟文還對編寫大事記大事件的人員指出，“我們要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地寫出來。我們有中央、區黨委的支持，有群眾的支持，不要怕‘三種人’搞翻騰。講這個問題，是希望同誌們有精神準備，要積極、熱情，嚴肅認真，堅持曆史唯物論的觀點，寫好大事記和大事件，完成中指委辦公室交給的整理好處遺整黨檔案的重要任務”。

事實也是如此，編寫的整個過程中，文革的幫派勢力的種種幹擾，使好多案件調查取證工作難度極大。在檔案資料編寫的定稿階段，當時仍任自治區黨委書記的喬曉光親自出麵給編寫組反複施加壓力，下令要刪除有關大屠殺和人吃人的內容，迫使編寫組有關負責人打算委曲以求全，對文革史稿進行重大刪改。編輯組副組長王定則主張寸步不讓，他認為，屈服於壓力，對史實進行大幅刪改，眼下可過關，但修史工程一結束，就會有人拿著刪改前的史稿來反攻倒算，請你“說清楚”。那時班子已散，資料已散失，你有口難辯，於是“造謠誣陷”的罪名難以洗清，頂住壓力，拿史實拿檔案資料把幹預者硬頂回去。眼下艱難一些，但無後患，還為國家民族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就這樣，王定和他的同事們終於頂住壓力，保存了廣西文革時期大屠殺與人吃人的史實。

區濟文領導區黨委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主編了由自治區及各地、市、縣整黨辦編寫、各級黨委審定的《廣西“文革”檔案資料》。該書有18分冊共704萬字，於1988年3月付印。隨後又編緝《廣西“文革”檔案資料續編》。這一續編匯集了有關廣西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工作的所有文件，其中有中央處理廣西問題的會議文件和中央領導人的指示，還有中央工作組和區黨委的處遺文件，並包括了當時的中共中央處理廣西以外地區的文遺留問題和清理“三種?”問題的許多文件和指示。由於巨量的檔案史料不可能公開問世，當時廣西自治區黨委常委會決定，編寫了《廣西文革大事年表》一書，1990年公開出版發行。同年，廣西文革檔案資料編寫委員會編輯了《廣西“文革”圖片檔案資料》、《廣西“文革”文件匯編》(5集）、《1984年整黨文件匯編》以及有關廣西“文革”的紀錄片（錄像帶）。

在區濟文的領導下，曆時五年有多，完成了艱巨的廣西文革修史工程，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文革”史料，貢獻名垂青史。

“處遺”剛結束，區黨委書記喬曉光即下令把所有印刷好的《廣西“文革”檔案資料》一律封存，不準發與市縣各級檔案館，隨後又下令全部銷毀。公開發行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也以有“嚴重政治問題”為由，把未售出的全數收回銷毀。

但編寫組在檔案資料一印刷好，即送國家檔案館一套，這是喬曉光無法收回的。還有，負責銷毀檔案史料的人員，沒有把檔案資料直接送紙廠，而是賣給廢品收購站。有知情者數人從廢品站買走幾套，檔案資料直接流入民間私人手上。銷毀檔案資料的工作人員貪小財誤大事，讓喬曉光等要全毀史料的計劃，終於功虧一簣。喬曉光等毀檔案以掩蓋廣西文革曆史真相和文革幫派勢力罪惡的企圖也失敗了。

2016年《廣西“文革”檔案資料》和《廣西“文革”檔案資料》續編由美國國史出版社向全球公開出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