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雲野鶴
個人博客
首先介紹一下中國教育減負幾十年的曆史吧。
雙減政策指中國為落實習近平對中國教育指示而提出的學生減負政策，目的在於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校外培訓負擔政策，以建設高質量的教育體係。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簡稱“雙減”政策)。政策提出，對於義務教育，要壓減作業總量、時長，減輕過重作業負擔，提升學校課後服務水平，滿足學生多樣化需求。對於校外培訓，則規定麵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線上學科類機構改為審批製，學科類培訓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嚴禁資本化運作，不得占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組織學科類培訓。中國各地方政府根據中央的要求，還提出了更詳細的政策
一項最新研究發現，教育減負政策效果堪憂。過去十幾年，減負政策一直在加碼，但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證角度看，限製教育供給不僅沒能減負，還帶來了一個值得警惕的負麵效果——拉大教育不公。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周子焜、雷曉燕，以及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的沈豔計算了2008-2018年間教育減負政策對初升高的概率、家庭教育總支出和學習時長的累計影響。結果發現，十年間教育減負政策實施後，收入處於收入分位數下10%家庭的學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下降了9.3個百分點，教育總開支平均下降了21%，每周學習時間平均下降了9.19個小時。而處於收入分位數上10%的家庭的學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上升了5.3個百分點，教育總開支平均上升了67%，每周學習時間平均上升了10.37個小時。
“過去不依賴家庭教育和經濟支出的教育模式正在消失，那些更多依賴天賦和勤奮從而經濟投入程度低的家庭在減負後不得不加大經濟投入。”作者寫道，“這些發現有助於理解減負力度不斷加大的背景下，‘內卷’和‘躺平’這兩個相互矛盾卻同時存在並愈演愈烈的現象。”
該研究近期發表於《經濟學（季刊）》第3期。
減負政策隻有在沒有競爭的情況下才能生效
首先，作者梳理了2005年-2018年間的教育減負政策，然後通過理論推導得出，“教育減負政策可以全麵發揮作用的條件較為苛刻，隻有在不存在升學競爭或者升學率非常高的情況下，限製課業負擔和校外教育培訓負擔的措施才可能有效，而這些條件在現實中不容易存在。”
其構建的微觀理論模型展示了減負政策在三種場景下的可能效果，分別為：“無家庭教育投資、無升學競爭”、“無家庭教育投資、有升學競爭”以及“有家庭教育投資、有升學競爭”。結果顯示，哪怕是在第一種極端情況下，減負政策要有效也是有條件的，是由教育支出效用和教育產出的具體形式共同決定，而該條件並不總能成立。
在第二種情形下，最優學習時間隻和勤奮程度的分布以及升學帶來的額外效用有關。因此，減負政策也不能緩解學生的學習負擔。
第三種才最符合中國的現實，在這種情形下，減負政策實施後的結果將是：
高收入家庭的升學概率上升，低收入家庭下降；
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上升，低收入家庭下降；
高收入家庭的學習時間上升，低收入家庭下降；
前期家庭教育投資占收入比重低的家庭的教育投資會上升較多；而占比高的家庭上升上升得較少、不變甚至減少。
作者通過對2010-2018年5期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支撐了上述理論推導結果。另外作者也指出，韓國、日本等其他國家實施的減負政策也得到了類似效果。韓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至今的減負政策並未顯著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反而降低了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刺激了非法補習服務。日本從2002年開始推廣的、以縮減課內教育實踐和課程為主的“寬裕教育”，被指弱化了日本學生的學業表現和就業技能，尤其是低成績群體和家庭教育環境較差的學生群體。日本於2011年徹底放棄“寬裕教育”。
減負政策帶來了教育產出的分化
上圖展示了教育減負政策發生後，不同收入家庭的學生升學概率發生的變化。其中，A區域代表減負前不能升學而減負後可以升學的家庭；B區域則是減負前可以升學此後不能升學的家庭。
實證分析結果顯示，樣本中收入分位數為前46%的家庭，在教育減負後升學變得更容易，後54%的家庭在教育減負後升學變得更困難。
從中可見，減負政策帶來了教育產出的分化。“減負減少了校內教育供給，此時高收入家庭的學生可以依靠家庭補充教育投資獲得額外的競爭優勢，而由於缺乏相應經濟支持，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就會從升學競爭中退出。”作者寫道。
減負政策帶來了教育投入的分化
減負政策也帶來了教育投入的變化。上圖的區域C指的是，減負前不能而減負後能升學的家庭會增加資金和時間投入；而減負前能而之後不能升學的家庭則會減少資金和時間投入，即區域D；政策發生前後都不能升學的家庭，在教育投入上沒有明顯改變，見區域E；而政策發生前後都能升學的家庭，其教育投入傾向於在減負後增加，即區域F。
可見，“對於高收入家庭，既往的減負政策沒有使得這些家庭和學生減負，相反，他們的各項教育投入都在增加，參與到基礎教育的‘內卷’當中；對於低收入的家庭，減負政策的確使得他們的各項教育投入都在下降，然而這種下降的代價是他們在升學競爭中獲取的機會越來越渺茫，這意味著教育減負實際迫使他們從升學競爭中退出，不得不在基礎教育上‘躺平’。”
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研究考察的是2021年“雙減”之前全國各地的教育減負政策及其效果，彼時的減負主要集中在減少校內負擔；而從2021年7月《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的發布開始的“雙減”政策，無論從範圍和力度上要甚於之前，其中減少校外培訓也成了減負政策的核心。
作者稱，因為“雙減”政策執行時間尚短，效果未能全麵顯現，但等到該政策長期施行之後再評估，恐怕會錯過最佳的政策窗口調整期。因此有必要分析曆史上類似政策的執行效果，從而對當前的“雙減”政策形成合理預期，為進一步的政策調整提供參考。
基於他們的研究結果，當下推行的“雙減”政策如果要發揮作用，需要從加大優質教育供給和減少升學競爭壓力兩方麵著手。加大義務教育階段優質教育資源供給，一方麵是“增量”，即調動社會各方麵資源，改善學校的軟硬件設施；另一方麵是“提質”，加大師資人才培養，提高教學效率，使家庭和學生可以用更少的教育投入達到學習目標。而要減少升學競爭壓力，就需要提供更多的優質高中教育資源供給。
後記：
上麵的文章統計的是2009年到2018年，十年教育減負的研究結果，但是從2021年教培被團滅之後，是不是結果會有所改變，現在還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隻要中國家長的焦慮還在，隻要中國的競爭內卷還在，隻要中國年輕人的失業率高漲，很大概率就會使，教育減負其實是個偽命題，因為結果導向，教育的結果是後麵幾乎所有問題的解答，強行減負隻會是讓教培地下化和高價化，結果隻會是進一步拉大學生的差距，因為富人和中產會盡量偷跑加負荷，而窮人會最後付出代價。
這個也就是說從平民化的補習，變成了貴族化的補習，減少市場供給，提高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