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雲野鶴
個人博客
在國際舞台上，有一句經典句式就是“弱國無外交”，這裏的強弱當然是相對的，比如巴基斯坦對比中國，美國就是弱國，但是對比阿富汗和孟加拉，還是強國，多數時候，作為一個小國，尤其是經濟，軍事都弱小的國家，獨立的外交幾乎是一種奢求。
比較有名的例子是新加坡，盡管已經是人均GDP和人均收入都名列世界前茅，但是夾在中美兩個大國之間，還是非常難受，更加不要提其它經濟本身就不發達的小國。當然小國有外交也有典型例子，一個是以色列，靠強大的研發能力和猶太人在全球的影響力，一直發出自己的聲音，一個是北韓，靠強大的無畏精神和打哪兒指哪兒的核武器威懾力量，也是在國際舞台上頻頻揮手。
今天我就轉引美國著名作家，“槍炮，細菌與玫瑰”的作者賈雷德·戴蒙德，他出版的新書“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其中有關一個北歐小國芬蘭，在強敵環伺且孤立無援的艱苦情況下，如何保持國家獨立的？
在1939年蘇芬戰爭爆發之際，無論是美國、瑞典、德國、英國還是法國，都沒有對芬蘭伸出援手。這段曆史告誡著芬蘭人，芬蘭的存亡和獨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僅如此，隻有當蘇聯（俄國）感覺安全並對芬蘭委以信任時，才是芬蘭可以心安的時候。
1939年之前的芬蘭
數千年前，還是史前時期的時候，第一批說芬蘭語的人開始在這片大陸安置下來。芬蘭的曆史最早可追溯至大約1100年，即第一次出現關於芬蘭的詳細書麵記載時，自此之後，芬蘭一直是瑞典和俄國的爭奪對象。大部分時候芬蘭都是處於瑞典的控製之下，直到1809年，俄國吞並芬蘭。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俄國沙皇允許芬蘭擁有較大的自治權，芬蘭可以有自己的議會、執政班底和貨幣，而且俄國沒有強迫芬蘭人使用俄語。但是，1894年，尼古拉斯二世即位，成為新沙皇，他把可惡的尼古拉·博布裏科夫（在1904年被一名芬蘭人刺殺）任命為芬蘭大公國總督，俄國開始對芬蘭進行壓迫性統治。於是，在1917年年未，一戰即將結束，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芬蘭宣布獨立。
芬蘭的獨立導致了艱苦的芬蘭內戰。一方是被稱為“白軍”的保守政府派，由在德國受訓的芬蘭部隊組成，並受到在芬蘭境內的德軍協助。他們的對手是芬蘭共產主義勢力所代表的“紅軍”，以及仍駐紮於芬蘭境內的俄國部隊。1918年5月，出於鞏固勝績的考慮，白軍射殺了近8000名紅軍，還有20000名紅軍被困在集中營裏，在饑餓和病痛之中死去。要是以一國平均每個月被殺害的國民人數占國民總人口的比例來算，芬蘭內戰是1994年盧旺達種族大屠殺發生之前，世界上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場內戰。這場內戰很可能會給這個年輕的國家埋下分裂的禍根，但幸好芬蘭國內勢力迅速進行了和解，幸存的左翼紅軍重新獲得了完整的政治權利，在1926年，一名左翼人士還成了芬蘭的首相。然而，有關內戰的痛苦記憶使芬蘭對俄國心存恐懼，因此影響了之後芬蘭對蘇聯的態度。
20世紀20—30年代，芬蘭始終對由俄國發展而成的蘇聯感到畏懼。兩國在意識形態上不同：芬蘭是資本主義國家，蘇聯則是共產主義國家。芬蘭人難以忘記最後一代沙皇治下的俄國對芬蘭的壓迫，他們害怕蘇聯會想要重新奪回芬蘭。他們在擔憂中目睹斯大林在20世紀30年代掀起的陣陣腥風血雨。和芬蘭最直接相關的事情是，蘇聯開始在其與芬蘭國界線以東的一些荒無人煙的區域建設機場和鐵路。這些鐵路中有一條直達芬蘭，終點是沒有設置邊界的森林中央，除了為入侵芬蘭做鋪墊，你想不到它還能有什麽別的用處。
20世紀30年代，在曼納林將軍的帶領下，芬蘭開始強化軍隊和國防力量，這位將軍曾領導白軍贏得了芬蘭內戰的勝利。許多芬蘭人在1939年的夏天誌願承擔了鞏固芬蘭主要防線的工作，這道跨越卡累利阿地峽的防線被稱為“曼納林防線”，它把芬蘭東南部與最近的蘇聯第二大城市列寧格勒分隔開來。當德國在希特勒的統治之下重整武裝，並且與蘇聯越來越呈現出相互對抗的姿態時，芬蘭試圖維持一種中立的外交政策，忽略來自蘇聯的威脅，期盼這種威脅不會變得具體化。與此同時，蘇聯對它這個在內戰中借助德國的力量打敗國內共產主義勢力的資產階級鄰居持懷疑態度。
1939年8月，希特勒和斯大林突然停止敵對，並簽署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又被稱為《莫洛托夫–裏賓特洛甫條約》。這一係列舉動震驚了芬蘭，也震驚了其他國家。芬蘭人懷疑，這份條約中包含了分割勢力範圍的秘密協議（後來被證明確實如此），其中德國承認芬蘭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該條約簽署後，德國馬不停蹄地對波蘭進行了突襲，幾周之後，蘇聯入侵了波蘭東部。可以理解，斯大林想要將蘇聯的國界盡可能地向西推移，以應對德國不斷增強的威脅。
蘇芬兩國之間的秘密談判從1939年10月持續到11月。芬蘭方麵同意做一些讓步，但遠遠沒有達到蘇聯的要求，盡管曼納林將軍強烈敦促芬蘭政府做出更大讓步，因為他深知芬蘭軍隊的弱勢，並且（作為沙俄軍隊前中將）他很清楚蘇聯方麵提出這些要求所出於的地理原因。可是，芬蘭政府內部各方勢力（包括左翼和右翼，即內戰中的紅軍和白軍）一致拒絕做出進一步妥協。1940年7月，英國一些政要支持向希特勒妥協以換取和平的做法。但在芬蘭，所有的政黨都支持國家政府做出的拒絕向蘇聯妥協的決定。
芬蘭人同仇敵愾、拒絕妥協的第一個原因是，他們害怕斯大林的真實目的是要侵占整個芬蘭。芬蘭人很擔心這次要是滿足了蘇聯的要求，將來會沒法拒絕蘇聯更多的要求。如果芬蘭放棄了卡累利阿地峽的陸地防線，蘇聯經由陸路大舉入侵芬蘭將會變得輕而易舉。如果允許蘇聯在赫爾辛基附近建立海軍基地，那麽蘇聯將能夠同時從陸路和海路對芬蘭首都進行轟炸。芬蘭人從捷克斯洛伐克的遭遇中吸取了教訓，這個國家在1938年被迫將擁有最堅固防線的蘇台德地區割讓給德國，從而導致在1939年麵對德國的全麵入侵時毫無防備之力。
芬蘭人拒絕妥協的第二個原因來自他們對斯大林的誤判：芬蘭人認為斯大林隻是虛張聲勢，他實際想要的並沒有所要求的那麽多。同樣地，斯大林也出現了誤判，他覺得芬蘭人也不過是在虛張聲勢。斯大林沒有想到的是，一個區區小國竟如此瘋狂，欲以蚍蜉之軀撼動人口比自己多出近50倍的大國。蘇聯的作戰計劃顯示，蘇軍預備在兩周內拿下赫爾辛基。芬蘭人拒絕妥協的第三個原因在於他們的另一個誤判，他們相信傳統友國會在芬蘭需要的時候提供防衛上的幫助。芬蘭拒絕妥協的最後一個原因是，芬蘭部分領導者推測，如果蘇聯入侵芬蘭，芬蘭的軍隊至少能撐半年，盡管曼納林將軍警告他們這絕不可能。
1939年11月30日，蘇聯對芬蘭發動進攻，宣稱芬蘭的炮彈在蘇聯領土著陸，並炸死了數名蘇聯士兵。（赫魯曉夫後來承認，這些炮彈實際上是在蘇聯內部從蘇聯的武器中發射出的，是一名想挑起戰爭的蘇聯將軍下達的命令。）隨之而來的戰爭被稱為冬季戰爭。蘇聯軍隊在整個蘇芬邊界沿線發動攻擊，赫爾辛基及其他芬蘭城市遭到蘇聯飛機的轟炸。在轟炸第一晚，芬蘭的平民傷亡人數便達到了其在二戰期間平民傷亡總數的10%。
冬季戰爭
1939年11月30日，當戰爭爆發時，蘇芬雙方軍力懸殊。蘇聯當時有1.7億人口，而芬蘭僅有370萬人口。蘇聯“僅”以4支軍隊對芬蘭發起進攻，加起來一共有50萬人，另外還部署了一些軍隊作為儲備軍力或用於其他的軍事用途。芬蘭以全部軍力抗敵，軍隊被分為9個師，總共也不過12萬人。蘇聯以數以千計的坦克、現代戰機和現代火炮裝備其步兵團，而芬蘭幾乎沒有坦克，沒有現代戰機，沒有現代火炮，沒有反坦克步槍，也沒有防空措施。最糟糕的是，盡管芬蘭有一些不錯的步槍和機關槍，但彈藥的儲備十分有限。芬蘭士兵接到的命令是，為了節省彈藥，在蘇聯軍隊靠得足夠近之前，不準開火。
讓蘇聯和其他國家都意想不到的是，芬蘭守住了自己的防線。蘇聯製訂了沿著整條蘇芬邊界進攻芬蘭的軍事計劃，包括跨過卡累利阿地峽，攻破曼納林防線，還試圖從芬蘭最窄點進入該國中部，從而把芬蘭“攔腰斬斷”。麵對進攻曼納林防線的蘇聯坦克，缺乏反坦克步槍的芬蘭人發明了“莫洛托夫雞尾酒”，這是一種將汽油及其他化學物品組成的爆炸性混合物裝進瓶子而製成的土製燃燒彈，其威力足以炸毀一輛蘇聯坦克。還有一些芬蘭士兵躲在掩體中，等蘇聯坦克開過來時，將木段塞入坦克的履帶，使其不得不停下來。就在此時，幾名勇敢的芬蘭士兵跑到坦克前麵，用他們的步槍分別瞄準炮管和觀察孔，把坦克裏的蘇聯士兵擊斃。可以想象，芬蘭反坦克戰隊的傷亡率高達70%。
讓各國觀察者敬佩之意油然而生的，是芬蘭國土的捍衛者成功打破了蘇聯的兩個師對芬蘭中部發動襲擊的陰謀。
冬季戰爭的落幕
麵對蘇聯軍隊在人數和裝備上的壓倒性優勢，芬蘭軍隊何以頂住攻勢，堅守了如此之久？第一個原因是防守的動機：芬蘭士兵明白，他們的身後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祖國和民族的獨立，這些都是他們寧死也要保衛的。例如，當蘇聯軍隊挺進冰封萬裏的芬蘭灣時，在此處防守的僅有少數幾隊芬蘭士兵，他們已經得知自己不會得到救援：此時的他們明白自己應當堅守在島上，在犧牲之前盡可能多地消滅蘇聯人。他們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第二個原因是，芬蘭士兵早就習慣了在寒冬時節的芬蘭森林裏生活和滑行，他們對這塊作戰區域的地形早已爛熟於心。第三個原因是，芬蘭士兵提前準備好了應對寒冬的衣物、雪靴、帳篷和槍支裝備，但蘇聯士兵顯然沒有做好準備。還有一個原因，就像今日的以色列軍隊，芬蘭軍隊盡管數量少，但能力顯著，比起盲目服從指揮的軍隊，這支軍隊靈活性強，強調讓士兵發揮積極能動性。
可是，芬蘭軍隊的不屈不撓和他們獲得的暫時性勝利僅能為芬蘭多爭取一些時間。隨著春天臨近，冬天的冰雪消融，蘇聯最終還是會在跨過卡累利阿地峽和芬蘭灣的時候發揮自己在軍隊數量和裝備上的優勢。芬蘭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國家送來的誌願兵、裝備和軍隊上。芬蘭的外交戰線上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小小的芬蘭力抗蘇聯龐然之軀的舉動獲得了廣泛的同情，12000名外國誌願兵受到鼓舞前來助戰，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來自瑞典。可是，大多數誌願兵在戰爭結束前仍未完成軍事訓練。一些國家送來了軍事裝備，但這些裝備的質量參差不齊。比如，一名芬蘭老兵告訴我，有些舊兵器還是一戰時期的，被從意大利運來。當發射炮彈的時候，這些火炮的後坐力非常強，因此必須用特別牢固的裝備來固定。一般情況下，使用一門火炮不僅需要一名射擊手，還得配備一名觀察手，在火炮的前方觀察彈殼落地的位置，從而校準下一次的瞄準範圍。然而，據我的老兵朋友說，這些意大利的殘槍舊炮在減輕後坐力方麵設計得實在太差了，一門火炮得配備兩名觀察手：一名是我們通常看到的炮前觀察手，負責觀察彈殼的落地位置；還有一名觀察手要站在火炮的後麵，負責追蹤火炮的位置！
實事求是地看，芬蘭實際上隻能依仗從瑞典、德國、英國、法國以及美國獲得軍隊及物資援助。芬蘭的鄰國瑞典，盡管和芬蘭之間有著共同的悠久曆史以及文化傳統，但由於擔心被卷入和蘇聯的戰爭，拒絕出兵援助芬蘭。德國雖然曾指派軍隊支持芬蘭獨立，兩國之間也有深厚的友誼和文化紐帶，但希特勒還是不願意為了支援芬蘭而違背早前與蘇聯簽下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美國則是鞭長莫及，加上該國自數十年前就開始奉行孤立主義政策，對國際事務保持中立，因此羅斯福總統對芬蘭的處境也無能為力。
於是，芬蘭實際能求助的隻剩下英國和法國了。英國和法國最終確實答應了出兵支援芬蘭。但當時，兩國均已陷入與德國交戰的水深火熱之中，這當然是英法政府的當務之急，其他任何事情都隻能往後放。德國彼時從中立國瑞典進口大量鐵礦石。大部分鐵礦石從瑞典通過鐵路被運至挪威的不凍港納爾維克，然後用輪船運往德國。英法兩國派出援兵的真實意圖是要控製瑞典的鐵礦石產區，並中斷從納爾維克至德國的海上交通。英法兩國提出派兵經挪威和瑞典前往芬蘭支援，隻不過是為達到自己的真正目的的一番托詞。
繼續戰爭
1940年1月，蘇聯終於開始反思自己在1939年12月遭受的慘重的軍力損失和軍事失利。蘇聯不再浪費精力嚐試把芬蘭攔腰斬斷，而是轉過頭來集中火力攻擊卡累利阿地峽，那裏開闊的地勢對蘇軍有利。經過持續兩個月的前線戰鬥，芬蘭士兵已經筋疲力盡，而蘇聯方麵仍能夠源源不斷地向前線輸送新鮮的後備力量。2月初，蘇聯軍隊最終突破曼納林防線，芬蘭軍隊不得不撤退到較弱的第二防線。曼納林將軍手下的長官紛紛請求他將軍隊撤退到更遠的地方，以獲得更佳的防守位置，但曼納林將軍有著鐵一般的沉著意誌：雖然芬蘭軍隊傷亡慘重，但他拒絕撤到更遠的地方，因為他深知，和談已不可避免，此時對芬蘭來說，最重
要的是盡可能多地守住自己的領土。
1940年3月，蘇芬休戰之後，蘇聯重整軍隊，並且吞並了波羅的海三國。德國則在1940年4月占領了挪威和丹麥，緊接著於1940年6月打敗法國。至此，除了德國，芬蘭所有可能的外援渠道都被切斷。芬蘭重新組建了自己的軍隊，還得到了一批德國裝備。1941年，希特勒決定進攻蘇聯。在某個節點，德國的軍事計劃員開始和他們的芬蘭同行討論“假設性的”聯合抗蘇行動。雖然芬蘭人不讚同希特勒和他的納粹主義，但他們深切地體會到，要在德蘇之戰中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選邊站隊是肯定避免不了的。否則，芬蘭會麵臨被蘇聯和德國中的一方或雙方吞並的風險。相比再次經曆冬季戰爭中孤立無援、與蘇聯單打獨鬥的痛苦時期，芬蘭寧願選擇和納粹德國結為暫時的同盟。這是“在幾個糟糕的選項裏選擇最不糟糕的一項”，在曼納林將軍的傳記中，史蒂文·紮洛加這樣寫道。蘇聯軍隊在冬季戰爭中的表現讓所有的觀察者—不僅僅是芬蘭，還有德國、英國和美國的觀察者都深信，德蘇若有一戰，勝利的天平將會偏向德國。而且，芬蘭人自然想重新獲得失去的卡累利阿省。1941年6月21日，德國對蘇聯發起進攻。芬蘭宣布保持中立，但在6月25日，蘇聯戰機對芬蘭的城市展開轟炸行動，當晚，芬蘭政府以此為由再次與蘇聯開戰。
這場繼冬季戰爭之後的第二次蘇芬戰爭被稱為繼續戰爭。這一次，芬蘭調動了其1/6的人口投入這場戰爭：這是二戰期間參戰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放在今天的美國，這就相當於籌備一支超過5000萬人的軍隊。直接在芬蘭軍隊中服役的是上至50歲出頭下至剛滿16歲的男性，加上一些靠近前線的女兵。所有15～64歲的芬蘭人，不論男女，如果不直接參軍，就必須服務於軍工行業、農業、林業或者其他國防所需的行業。青少年則要在農田、鋸木廠和防空方麵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正當蘇聯軍隊忙於應對德軍的進攻時，芬蘭迅速地重新占領了原先屬於芬蘭的西卡累利阿，並且試圖越過原有邊界，將位於蘇聯境內的東卡累利阿也納入版圖（這一行動引起了頗多爭議）。可是，芬蘭的作戰目標依然十分局限，芬蘭人不認為自己是納粹德國的“盟友”，而是把自己稱作“共同作戰國”。尤其是，芬蘭還堅決拒絕了德國提出的兩個請求：一是圍捕芬蘭的猶太人（盡管芬蘭確實把一小部分的非芬蘭籍猶太人移交給了蓋世太保）；二是和德國合作分別從南北兩端進攻列寧格勒。芬蘭對第二個要求的拒絕拯救了列寧格勒，使它得以在德軍漫長的圍攻中存活，並且促使斯大林後來做出了一項決定，即沒必要占領除卡累利阿之外的芬蘭領土。
盡管如此，芬蘭和納粹德國並肩作戰是不爭的事實。在不了解芬蘭境況的局外人看來，“盟友”和“共同作戰國”並沒有太大的區別。二戰期間，生長在美國的我當時覺得，芬蘭就是除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之外的第4個軸心國成員。在斯大林的施壓下，英國宣布對芬蘭開戰。但英國采取的唯一行動就是對芬蘭城市圖爾庫發動了一次轟炸襲擊，並且，英國空軍有意地把炸彈投向大海中，而不是直接投向圖爾庫市。
從1941年12月初開始，芬蘭軍隊停止向東推進，在此後差不多三年間，蘇聯和芬蘭之間的繼續戰爭沒有出現新的進展。一方麵，芬蘭在占領卡累利阿後沒有其他的目標。另一方麵，蘇聯軍隊忙於與德軍交戰，無暇派遣軍隊與芬蘭對峙。當蘇聯終於把大部分的德軍逼出境外時，蘇軍認為，是時候將注意力轉移到芬蘭身上了。1944年6月，蘇聯對卡累利阿地峽發動了猛烈的攻勢。蘇聯部隊迅速衝破曼納林防線，但（正如1941年2月）芬蘭成功地穩住了前線。蘇聯先是向西推進，後來卻又撤兵。一個原因是斯大林有更重要的目標：在美軍和英軍從西邊到達柏林之前，使蘇聯軍隊從東邊包圍柏林。另一個原因是，蘇聯軍隊再次遭遇了冬季戰爭時的困境：要突破芬蘭人的抵抗就得付出高昂的代價，要和芬蘭軍隊開展森林遊擊戰，還得想好如果真的征服了芬蘭，蘇聯得拿它怎麽辦。正因如此，就如同在1941年，1944年的芬蘭通過抵抗再次實現了一個現實目標，用我的一個芬蘭朋友的話來說就是：不求打敗蘇聯，隻求令蘇聯的勝利到來得極為緩慢且成本巨大，令其毫無喜悅之感。結果就是，芬蘭竟成了二戰當中唯一一個沒有被敵軍占領的歐洲大陸國家。
1944年6月，戰爭前線剛一穩固，芬蘭領導者立刻飛往莫斯科尋求和談，並與蘇聯簽署了新的條約。這一次，蘇聯提出的領土要求幾乎和1941年提出的一模一樣。蘇聯重新奪走了芬蘭境內的西卡累利阿，還有芬蘭南部海岸的一個海軍基地。蘇聯還提出了一項新的領土要求，即獲得芬蘭在北冰洋的港口及鎳礦山。芬蘭還不得不驅逐留在其北部境內的20萬德國駐軍，否則蘇聯軍隊便要長驅直入親自驅趕德軍。芬蘭用了數月時間完成這個任務，在此期間，德軍一邊撤退，一邊在芬蘭境內的拉普蘭省對視線所及的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進行破壞。當我在1959年遊曆芬蘭的時候，我的芬蘭房東們還在為這個昔日的盟友與芬蘭翻臉並且大鬧拉普蘭的事情感到憤怒不已。
停戰條約中，蘇聯還對芬蘭提出賠款要求：芬蘭必須在6年內向蘇聯支付高達3億美元的巨額賠款。雖說後來蘇聯把賠款支付年限延至8年，並把金額降到2.26億美元，但對當時規模極小並且尚未開展工業化的芬蘭經濟來說仍舊是一個沉重的負擔。然而，矛盾的是，賠款的壓力刺激了芬蘭經濟的變革，促使芬蘭發展包括造船業和出口加工業在內的重工業。（這筆賠款從而印證了中文裏“危機”一詞的含義，其中“危”表示“危險”，而“機”意味著“機遇”。）這場工業化革命帶動了戰後芬蘭經濟的增長，芬蘭也因而從一個貧困的農業國發展成為現代化工業國（再到如今的高科技產業國）。
1945年之後的芬蘭
芬蘭人把1945—1948年稱為“危險的年代”。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知道芬蘭最終熬出了頭，可在那些年間，芬蘭的前景並不樂觀。蘇聯要求的賠款對仍以農業生產為主、尚未開展工業化改革的芬蘭經濟來說負擔沉重。戰爭毀壞了芬蘭的基礎設施：農場被棄置，製造業設備荒廢失修，有2/3的運輸船隊受到破壞，卡車破損不堪、零件缺失，而且芬蘭人不得不靠燒柴來彌補汽油的短缺。成百上千名流離失所的卡累利阿人、傷殘的老兵、孤兒寡母，都需要住所，需要錢，需要那些尚且完整、健全的芬蘭家庭給予的情感支撐。成千上萬名被疏散至瑞典的芬蘭兒童終於回到祖國的懷抱，但此時的他們已滿心傷痕，忘掉了鄉音，在被疏散的歲月裏已幾乎記不起父母的麵容。
在這個危險的年代，芬蘭出台了全新的戰後政策。這項政策後來被稱作“巴錫基維–吉科寧路線”，是因芬蘭的兩位總統而得名的，他們分別是：尤霍·巴錫基維,執政時間為1946—1956年；烏爾霍·吉科寧，執政時間為1956—1981年。這兩位總統製定並且不遺餘力地實施這一路線長達35年之久。巴錫基維–吉科寧路線扭轉了芬蘭在20世紀30年代實施的忽視蘇聯的災難性政策。巴錫基維和吉科寧從這些錯誤中吸取了教訓。對他們而言，不可忽視的痛苦現實是：芬蘭就是一個弱小的國家；它不能對西方盟友的援手有任何的期待；它必須理解蘇聯的想法，並且時時放在心上；它必須與蘇聯各級政府官員保持密切對話；它必須向蘇聯證明自己可以信守承諾、履行協議，從而獲得蘇聯的信任。維持蘇聯給予的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芬蘭必須竭盡全力。
巴錫基維和吉科寧均對蘇聯和蘇聯人民較為了解。巴錫基維分別在1939年10月、1940年3月和1944年9月代表芬蘭與蘇聯展開和談，他還曾擔任芬蘭駐莫斯科大使一職。巴錫基維認為，斯大林在處理與芬蘭關係時的主要動機無關意識形態，而是關乎戰略和地緣政治因素，具體指的是：蘇聯重視的是保衛其第二大城市列寧格勒（即現在的聖彼得堡）免受經由芬蘭或芬蘭灣發動的攻擊，畢竟這種情況曾發生過。如果蘇聯覺得自己的前線並未受到威脅，那麽芬蘭也會很安全。但是，隻要蘇聯覺得不安全，芬蘭也沒有辦法安全。說遠一些，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衝突都有可能讓蘇聯感到不安並因此對芬蘭提出要求，所以說，芬蘭必須積極地維護世界和平。巴錫基維和後來的吉科寧成功地與斯大林，以及後來的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建立了深厚的互信關係。
吉科寧總統在他的政治自傳中闡述了巴錫基維和他自己的政策：“芬蘭外交政策的基本任務是在本國的生存安全和地緣政治環境的主導利益之間做出協調……（芬蘭所奉行的是）預防性外交政策。這種外交政策的任務，是在危險降臨之前就對其有所覺察，並采取措施規避這些危險—最好是在被盡可能少的人知曉的狀態下……尤其對於小國來說，我們對自己的立場所產生的影響不抱有幻想，對我們而言，至關重要的是能夠對國家未來的軍事或政治發展所倚仗的不同因素有及時且正確的力量感知……一個國家應當自力更生。戰爭年代的我們在這一方麵吸取了昂貴的教訓……經驗還告訴我們，一個小國絲毫沒有把外交政策方案和情感混為一談的餘地，無論是正麵的還是負麵的情感。一項切合實際的外交政策應當基於對國際政治關鍵要素的認知，這些要素包括國家利益以及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影響。”
因為芬蘭堅定不移地奉行巴錫基維–吉科寧路線，蘇聯（以及今天的俄羅斯）在過去的70年中對芬蘭有所為且有所不為。蘇聯減少了芬蘭需要支付的戰爭賠款，並在支付時間上給予了寬限。1955年，蘇聯海軍從芬蘭的海軍基地撤離，還從距離赫爾辛基僅10英裏的波卡拉撤走了自己的炮兵部隊。芬蘭逐漸擴大與西方的貿易合作，同時減少和蘇聯的貿易往來，與歐洲經濟共同體來往密切，並加入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在這些事情上，蘇聯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蘇聯當然有能力阻止其中大部分的事。如果不是因為信任芬蘭和芬蘭的領導者，並且有足夠的安全感，蘇聯才不會這般行事。
芬蘭化
當我在1959年首次到訪芬蘭時，我對芬蘭和蘇聯之間兩次戰爭的曆史幾乎一無所知。當時，我問在芬蘭的幾位房東，芬蘭為什麽要實行那些政策，為什麽要進口那些質量不那麽好的莫斯科人牌汽車，為什麽那麽害怕與蘇聯發生衝突。我告訴他們，倘若芬蘭真的與蘇聯發生衝突，美國肯定會幫助芬蘭的。現在回想起來，可能再沒有別的話會比我所說的這些更讓一個芬蘭人感到殘忍、無知以及不得體的了。在芬蘭的國家記憶裏，充斥著這麽一種難以言說的苦痛：在1939年蘇芬戰爭爆發之際，無論是美國、瑞典、德國、英國還是法國，都沒有對芬蘭伸出援手。這段曆史告誡著芬蘭人，芬蘭的存亡和獨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僅如此，隻有當蘇聯感覺安全並對芬蘭委以信任時，才是芬蘭可以心安的時候。
許多非芬蘭人本應比我了解得更多，卻也懷抱著我當時的那種無知的態度，他們給芬蘭的這種政策取了個貶義的代名詞，叫作“芬蘭化”。《紐約時報》在1979年是這樣解釋芬蘭化的：“在一種可悲的狀態下，一個弱小的國家屈服於強大的鄰國，對自己的主權自由做出可恥的、令人尷尬的讓步。”那些斥責芬蘭化的人認為，芬蘭的政策實質上就是懦夫之舉。
確實，芬蘭的很多舉動嚇壞了西歐和美國的一眾觀察者。在美國或德國，絕對不會出現僅僅為了避免惹怒蘇聯而推遲總統選舉或總統候選人退出競選這樣的事情。這些行為似乎違背了民主國家賦予其公民的行動自由權。
在這裏，我再次引用吉科寧總統的話：“一個國家的獨立自主並非是絕對的……無須屈服於曆史必然性的國家是不存在的。”麵對曆史的必然性，芬蘭需要比美國或德國屈服得更多些，理由很明顯：芬蘭是個小國，與俄羅斯共享邊界，而無論是美國還是德國都沒有這些掣肘。那些對芬蘭化政策嗤之以鼻的人，你們覺得芬蘭應該怎樣做，是不是應該不顧忌蘇聯的反應，再次承擔與蘇軍發生衝突的風險呢？
那些反對芬蘭化的人心裏存在這樣一種恐懼：他們害怕蘇聯會打起自己國家的主意。不過，其他的西歐國家和美國的地緣政治環境與芬蘭完全不一樣，它們無須麵對芬蘭的地緣政治困境。吉科寧對芬蘭外交政策的辯護濃縮成一句話就是：“芬蘭化不供輸出。”
實際上，芬蘭對蘇聯實行的外交政策必然是錯綜複雜的。這種政策產生的最終結果是，在二戰結束後的70年裏，芬蘭並沒有變成蘇聯或者（現在的）俄羅斯的衛星國。相反，芬蘭成功地在和西方加強聯係的同時，與蘇聯保持了良好的關係。與此同時，芬蘭人深知，際遇無常，因此芬蘭要求該國男性義務服兵役，並歡迎女性誌願參軍。芬蘭人在服兵役時要接受最長一年的嚴格的軍事訓練，因為芬蘭的期望是，每一個芬蘭人都具備上戰場的能力。經過一年的訓練後，芬蘭人在30～35歲之前每隔幾年就會被召集起來服預備役。芬蘭的預備軍人數占該國總人口的15%，倘若這一比例放在美國，那就相當於擁有一支5000萬人的預備軍。
芬蘭是本書中談及的因突如其來的外部衝擊而陷入危機的兩個國家案例中的第一例。在下一章中，我會討論明治時代的日本，這是另一個擁有強烈的國家認同和獨特語言的國家，這個國家的文化比芬蘭還要獨特得多，它經曆了更為激烈的選擇性變革，和芬蘭一樣具備顯著的現實主義色彩。但是，日本截然不同的地緣政治條件使它可以追求一種比芬蘭更加獨立的長期策略。
本文摘自《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美]賈雷德·戴蒙德 著，曾楚媛 譯，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4月。
後記：
對於芬蘭，我們可能沒有太多的印象，但是提到諾基亞（NOKIA），這個曾經世界第一大的手機企業，現在仍然是通訊產品的巨頭，我們可能不會沒有聽說過，而且，芬蘭還出現過一大批的傑出人才，包括最著名的可能就是LINUS TORVALDS，對的，就是那位LINUX的發明人。
台灣現在思考一下芬蘭的智慧，還來得及，畢竟習二是斯大林一樣的專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