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六四”(六)- 心路曆程(I)
浦江的文章«重新評價“六四”»,雖然是九年前的文章,雖然隻是一家之言,雖然可挖掘之處還很多。可貴的是它記錄了一個當年大學生的心路曆程。它是不是反映了當年那一代人的普遍感受,相信我們這些親曆過“六四”的人們和當年的學運精英們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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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評價“六四”
作者: 浦江
關於重新評價“六四”, 從十五大到江澤民訪美, 一直是海外輿論抄 作的熱點。“六四”是海外民主人士手中最有利、最煽情的中共暴政的鐵證。“六四”也是海外大多數關心, 熱愛祖國的中國人的一塊心 病。可是, 讓中共重新評價“六四”, 看來是不可能的, 而且隨著民 主人士的表演, 是越來越不可能了。八年多過去, 想起當時上海市長 朱(金容)基的話:讓曆史去給這個事件一個公正的評價吧(大意)。 在這裏, 我就想重新評價一下“六四”。諸位不必緊張, 我不代表曆史, 評價也不見得公正, 所謂“重新評價”隻是針對我以前對“六四”的看法而言。事過八年, 現在來“評價”可能相對客觀一些。也許個人經曆不同,認識也有局限, 我隻是一家之言, 大家盡可仁者見仁, 智者見智。
一, 六四
我何許人也:當年“六四“, 我是大一的學生, 在上海讀書。和各位多數人一樣, 是生在紅旗下的一代, 從小受的是中共馬列主義的熏陶。 也許是因為趕上了那個時代:剛上小學就是粉碎“四人幫”, 小學沒畢業就開始了改革開放, 中學時期是蘇聯的“新思維”還經曆了一次學潮;特別是當我最喜歡小說的時候, 正是描寫“上山下鄉”“文化大革命”的“傷痕”文學的高潮。 所以, 課上學馬列, 課下我 (殘缺一行)
“六四”那時, 年少氣盛的我怎能不熱血沸騰, 慷慨激昂呢。我和我的同學們一起上街遊行, 到“世界經濟導報”樓下聲援, 到人民廣場靜坐, 也很是轟轟烈烈了一把。起初, 最氣不過的是, 明明大家希望 的是懲治腐敗, 加強法製, 保障人民生活, 但中共硬說這是反黨反政府的反革命事件。為了澄清我們的態度,很快遊行隊伍裏就出現了“ 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標語。可沒多久,北京戒 嚴, 勢態進一步惡化, 政府和群眾的敵對情緒也不斷升級。可那時,還是有不少同學去了北京, 回來時個個興奮不已。而從他們的口中聽 到的多是:學生證如何吃香, 坐火車不要錢, 到了北京有人接待, 到 天安門廣場吃住也都不要錢, 人是那麽的多,場麵是那麽的大等等。 這使我開始想起了“文化大革命”, 想起了學生大串聯, 雖然我並沒 經曆過那段曆史。等到許多校園的大門口, 學生用高音喇叭播放“美 國之音”和BBC, 並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相信他們的時候, 當我看到 街上有一批學生(?)頭帶安全帽騎著自行車東躥西躥的時候, 我突然感到造成現在這種局麵似乎並不是我們的初衷。
“六四”槍聲一響, 各種消息鋪天蓋而來(事後想想, 其中大部分是由市麵上的小道消息和“美國之音”混合出來的), 上海也立刻陷入了混亂。我的幾個同學被鼓動了去公交停車廠戳輪胎, 他們想造成 事實上的罷工罷市的局麵。 可是混亂並沒持續幾天, 市長朱(金容) 基發表電視講話, 市政府出動工人糾察由轄治持秩序。上海的局麵就迅速的, 輕而易舉的被搞定了。
相對北京的“深入持久”和“興師動眾”, 上海的局勢平息之快確實 令我吃驚。事後細想, 我個人總結了兩點:一是市政府措施得力, 派 工人糾察隊協助警察維護秩序, 大多數市民並不想亂, 這一點更重要。因為在平息事態的過程中, 赤手空拳隻是多帶了個袖標的工糾隊員們似乎很輕鬆, 並沒有遭到什麽反抗, 在有些地方還受到群眾鼓掌歡迎。可見上海的局勢平息之快, 倒是可以看出一點民心的向背。我之所以這麽認為, 還得益於我的同學講給我聽的兩個戳輪胎的故事。
故事一:某同學找了身邊最大的一把水果刀參加戳輪胎, 可到了現場 卻發現麵對厚重的大輪胎, 那刀根本不頂用。這時一位年輕的公交司機象及時雨一樣遞過來一把鋒利的錐子,並教他戳輪胎不要戳它正麵, 戳側麵比較容易。當他謝過那位小師傅,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幹掉了一輛公共汽車的所有輪胎後, 卻赫然聽到那位小師傅正和幾個哥們討論搓麻將的事, 說看樣子至少一個禮拜不用上班了, 哈哈, 過年了, 可以大幹一場了。看著他們高高興興揚長而去, 那個同學頓時覺得自己被人耍了, 高昂的鬥誌就象被戳破的輪胎很快沒了氣。
故事二:某同學去戳輪胎, 和大家一起到了一個很大的停車場便分頭行動。不巧碰上一老工人, 拉住他羅哩羅嗦地勸, 什麽一個輪胎多少錢了, 有多少人要坐他的車了, 市民等久了上車怎麽罵了, 現在車少人多車上怎麽擠了, 機修工修一個輪胎要化多少時間了。就這樣喋喋不休, 他去哪老工人跟到哪, 過了半天楞是一個輪胎也沒戳到。而且老工人講的全是些瑣碎而又實在的小事, 倒是搞得他滿肚子大道理不知該怎麽說。望著年紀和自己父親相仿的老工人和他那愁容滿麵的神態,他開始覺得自己象小孩子作了壞事一樣的理虧。後來索性放棄, 一個人去大門口等他的同學們了。
其實, “六四”事發當時我可不象現在講故事這麽輕鬆平靜, 腦子裏 頓時出現的是打倒中共, 鬥爭到底之類的念頭。即便事態平息後, 靜 下來細想時, 雖然覺得學生這方也有錯, 但我還是一屁股坐在了當事 者的一方:學生的立場上, 仍對中共進行徹底的否定。提前開學後, 各大學莢學生進行了洗腦, 可大家根本沒當回事。心裏依然充滿著強烈的逆反情緒, 還不時私下揭揭中共的傷疤: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槍口卻對著人民,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卻下令鎮壓自己的人民。 一個月的學習很快就結束了, 大家被要求作出深刻的反思, 以致“反思” 一詞突然熱了起來。 經過大家的活學活用倒是發現了很多妙處。 例 如在學校裏下“四國大戰”, 出動了假炸彈把對方的司令嚇回營, 有 人就常常捎上一句:“好好回營反思反思!”
可是不久, 真正的反思就不得不進行了。 那是因為蘇聯的垮台。
二 反思
“六四”前不久, 戈爾巴喬夫訪華, 北京之後去了上海, 還去了我家 住的那個區參觀。據我父親講, 他也在人叢中看見了戈氏那留著胎記 的光腦殼。可是這位充滿新思維的大人物在完成這次訪問後, 不出兩 年就丟了權。又是他, 在蘇聯散夥後馬上下令解散了蘇共, 急不可待 的與共產主義劃清界限。 最近又聽說他在幫畢薩餡餅拍廣告賺錢。
蘇聯的垮台之初, 我相信, 大多數學生和我一樣都報著幸災樂禍的心 情。同學當中也不時的聽到有人高興地說:蘇共完蛋了, 中共還遠嗎? 但隨著蘇聯解體, 休克療法出台, 前蘇聯的老百姓卻真正的倒了大黴, 國家實力也一落千丈。英美等國出而反爾, 袖手旁觀, 甚至落井下石。 這使我首先想到了中共的那句名言“自力更生”。象蘇聯這樣的大國不論誰上台, 把指望寄托在別國援助上都是不現實的(同理, 中國也一樣)。今天, 俄羅斯總算擺脫了多年的倒退, 艱難的重新起步, 回想起來, 靠的也是俄國人自己的努力。但不要忘記, 俄羅斯畢竟還有一個中國所沒有的優勢, 那就是前蘇聯留下的家當。俄羅斯雖然已經淪為了一個二流國家, 在多數人的眼裏, 它甚至還不如一貫自稱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但就是這麽個二流國家目前還擁有著一批世界上頂尖的科學家, 擁有世界一流的太空科技和一流的兵器工業, 以及雄厚的重工業基礎。而且,它國土麵積遼闊, 資源豐富, 人口較少且文化素質高。就在兩年前, 我的一位在俄羅斯住了五年多的朋友親口對我說,別看俄羅斯倒退了好幾年, 中國發展了好幾年, 單就城市的基礎設施而言,中國現在還遠不及俄羅斯呢。 正所謂: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中共有句話“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有點言過其實, 但也不無道理。 俄羅斯的這個榜樣使我想到了中國。假設“六四”時中共被推翻, 中國又是一個什麽局麵呢?也來個經濟休克, 內戰四起, 議會和總統 刀兵相見, 請問誰能應付這種局麵呢?從美國請個總統來?恐怕沒人會支持劉曉波的這個主張。或是民運人士?算了吧, 他們吵吵架架還 行。趙紫陽?可惜那趙總書記也不過是個戈爾巴喬夫, 中國到現在還 沒找到葉利欽呢。 看今天的俄國,葉利欽的身體一有不適, 舉國上下擔驚受怕的樣子, 諸位又有何感想?俄國人都亂不起, 更何況我們這 個人口多, 底子薄, 又已經亂了一百多年的中國呢?
俄國的事能引起我認真的反思, 其實也得益於中共。“六四”後, 中共當局認為, 大學生之所以容易被人煽動了去鬧事是因為不了解中國 的國情。因此大力倡導大學生假期社會調查活動,又恢複了學生在校 期間的學工學農。這一招夠狠的, 別人不說, 至少是打中了我的要害。
九一年夏天, 我參加了學校赴內地的一個社會調查團。我們三十幾個 人曆時二十餘天走了江西、湖南兩省大小十幾個城市(地方)。其中 自然有捎帶著看風景的活動,但確實也有貨真價實的為當地群眾義務服務和考察當地民情的內容。這一趟讓我大開眼界。除了大好山河之 外, 讓我感受最深的是, 中國各地發展水平差異之大和許多內地農村 的貧窮落後。另外還有一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 是發生在從江西去湖南的長途汽車上。車上有倆人為了點小事吵了起來, 幾個湖南人就一 哄而上, 幫助同鄉把那個吵架的江西人修理了一頓。他們出手很重, 江西人很快就被打的鼻青臉腫, 口吐鮮血, 連救命也喊不出來了。這 突如其來的血腥的一幕讓我們這幫上海學生看得目瞪可呆, 啞然失色 , 連大氣也不敢出。下車時, 一個書生模樣的江西人悄悄告訴我:這 一帶江西人和湖南人素來不和, 鬥毆事件時有發生。 車上湖南人多,江西人就得少說話為妙。那人竟敢跟別人吵, 要不是後來司機提議把 他趕下車, 真不知該怎麽收場。 那司機也是怕他車上出人命啊。
(殘缺一行)
重要性。在中國, 村民械鬥,宗族火拚的事件到現在仍未杜絕。文革 時期, 民間發生的許多駭人聽聞的悲劇, 後來證明也多是因為有人趁 機徇私報複。 五十年代前, 中國大規模的戰爭連年不, 八十年代前 政治運動一場接一場, 飽經風雨的中國人實在是太需要“穩定”了。 沒有穩定的社會局麵, 經濟建設和政治改革都是不可能的。際從這個角度來看, 八九民運很難講到底擁有多少民意基礎, 而中共的鎮壓卻似乎代表了更多的民意。
大學畢業後, 我留校執教。九二年秋天, 因為係裏二年級的學生輔導 員生病, 我作為年輕教師被臨時抓差, 帶了一批學生下鄉學農。我們 在上海郊區的鬆江縣參加了當地的秋收, 後來還參觀了鄉鎮企業, 走 訪了許多農戶。這次留給我印象最深的則是上海郊區農民的富裕。那幾間小有規模的村辦企業吸納了很多勞力, 村裏每戶都有一兩個壯勞 力在廠裏作工, 隻有農忙時才下地幫忙。農民們都建起了自己的小樓 房, 有兩層的有三層的, 其住房條件讓我們城裏人望塵莫及。家裏的擺設也日趨現代化, 電視冰箱不必說, 有的家裏還買了摩托車, 裝了 液化氣。液化氣!那可是九二年哪, 當時許多上海人還在燒煤爐呢。
我不禁感歎:想當初, 中共起家靠的就是農民;建國後, 分到土地作 了主人的也是農民;改革開放後, 最早嚐到甜頭得了實惠的又是農民 。上海的農民雖不能代表全部, 但全國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已經從改革開放前的二億多減少到了五千萬, 農民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早已是不 錚的事實。中國是個農業國, 農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 得農民者得天 下, 這就是中國的國情。民主人士在這一點上還要向中共多學習學習。 他們不去實事求是地研究中國的曆史、文化和社會,不去分析中國的 國情, 自以為從西天取回了真經, 便想指點江山, 甚至改造江山。可殊不知, 那種誇張和帶有誣蔑性的指責, 空洞不切實際的高調已經嚇跑了曾在一條戰壕裏的知識分子,我不知道他們還能憑什麽去推翻中共, 難道憑美國人?要我說, 當中國的城市人口大於農村人口的時候, 當中國的知識分子人數多於文盲, 半文盲人數的時候, 他們所謂民主 的偉大事業或許會有所轉機。如果民主人士們等不及的話, 何不停止 在海外無聊的呐喊, 幹脆回去作一些實事。
三 發展是硬道理
在學校教了不到一年的書, 我終於耐不住寂寞, 跳槽了。一旦踏上了 社會, “六四”也就從我關心的熱點中讓了位。正所謂“人在江湖身 不由己”。但我對社會, 對國情的了解卻加深了許多。經過一番掙紮和苦鬥,體味了許多不如意之後, 我才明白這社會其實充滿了無奈。理想主義的熱情, 自以為是的清高終於被磨煉成了務實的態度。這確實是我當初所未曾料到的。
如果諸位熟悉上海的話, 可能都知道,從虹橋機場去市中心有一條幹 道, 叫虹橋路。 這條路在虹橋開發區附近有一個岔路口。車到路口, 右前方仍是虹橋路, 左前方接延安路, 正前方則是一個廣告牌。因為 這裏車流量極大, 這個廣告牌可說是身價百倍。然而,就是這麽個黃金廣告牌, 不知何時起, 上麵隻寫了一句中共標語“發展是硬道理”。為這句話撐腰的則是它身後虹橋開發區裏林立的現代化大廈。
虹橋開發區曾是上海的驕傲。它是上海麵積最小的一個開發區, 吸引 的外資卻一直排名第一。由於近些年全市普遍的發展, 特別是浦東的開發, 虹橋開發區已不象以前那麽一枝獨秀了。可它仍是上海目前最 高檔的辦公樓, 公寓樓林立的地區之一。
我曾在虹橋開發區裏的一家外資公司工作了兩年, 上下班常經過那個 廣告牌。開始我不屑一顧, 中共的口號實在太多了。但隨著兩年來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 看著虹橋開發區裏一幢又一幢漂亮的高樓拔地 起, 市民也越來越為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時, 我開始體會到了這句口 號的深刻內涵。是啊, 中國存在著一大堆的問題:經濟基礎差, 文化 教育落後, 法製不健全, 加上龐大的人口基數所帶來的一些固疾, 如 :環保問題, 貧困問題, 失業問題, 社會保障問題等等, 甚至包括民主製度的不完善, 歸根到底際都是要靠“發展”來解決的。人民的信心,國家的實力, 政府的威信也要靠“發展”來建立。中共要想保住執政地位, 要想取信於民, 其實別的不用多講, 發展才是硬道理。
記得有個同事,我曾去過他家兩次。第一次去, 他還住在舊式的裏弄 裏, 一大家子擠在一幢三層木結構小樓的頂樓。盡管他衣著時髦, 人 也很有派頭, 可他的家實在不敢恭維房子老舊, 家具陳舊, 周圍環 境也很差。時隔一年, 他又請我們去他家作客。那時因市政府的舊城 改造計劃, 他家已拆遷去了近郊的一個綠化很漂亮的小區。根據政策他家分了大小兩套房, 他們小夫妻單獨住一套小兩室一廳。化了十幾 萬裝修的房子象賓館的套房一樣豪華, 令我們讚歎不已。 可他卻說, 不算啥,我一個朋友, 在什麽什麽花園買了一套公寓, 那個廳有多大, 都可以開舞會。相比之下, 我家的廳實在是太小了, 雲雲。滿嘴的依然還是不滿, 臉上卻分明是喜氣洋洋。
象他這種情況在上海不算少數, 住房條件的大幅度改善可以說是上海 人這幾年得到的最大實惠。同時,上海人的觀念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 化。比如大批職工下崗的事, 要是在以前, 早就鬧的不可開交了。估 計最常聽到的應該是“憑什麽讓我下崗”之類的話, 儼然一幅理所當 然吃大鍋飯的樣子。可現在, 人們已經實際多了,因企業效益不好或產業結構調整而下崗的工人們, 怨天尤人, 等靠要的少了, 大部分能 以積極的態度麵對現實, 甚至不少人還在下崗後找到了更好的工作。
隨著城市的發展, 上海人更有活力了。 市政府的口號“一年一個樣, 三年大變樣”幾乎成了市民們近年來形容上海變化的口頭禪。從跨越黃浦江的四座大橋, 到地鐵, 內環線, 南北高架, 東方明珠電視塔, 新外灘, 新浦東,新的人民廣場, 上海變得越來越新了, 越來越高了, 越來越亮了, 也越來越快了。華燈初上, 霓虹閃爍, 滾滾的車流, 繁華的商店, 優雅的居室, 這確確實實是擺在人們麵前的硬道理。
後來, 上海為了建設從機場到外灘的高架路, 把那個廣告牌給拆了。九六年底, 在我來新加坡之前, 從機場經虹橋開發區連接內環線的一 段寬闊的高架路, 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開通了。車開在平坦的高 架路上, 人們再也看不到那句口號了, 但這句話早已深深的烙在了我 的心裏。
四 出國
出國前, 我對於“六四”還是持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學生固然有錯, 穩定固然重要, 但中共就不能用和平方式來解決嗎。 由於在國內很 少聽到海外民主人士的聲音, 我對他們少還有點同情, 甚至還寄托 了一絲希望。 然而出國後, 這剩下的一點點也很快就煙消雲散了。 反倒是被西方媒體和民主人士一起給狠狠教育了一頓,這教育卻象是中共常講的所謂“生動的愛國主義教育”。
錢寧的“留學美國”是我很喜歡的一本書。 或許是因為國內的發展, 對外交流的增多, 也或許是因為我沒去美國, 反正我出國後並沒有 體會到錢寧在書裏描寫的那種物質和文化方麵的衝擊。但其他種類的 衝擊還是有的, 而且相當劇烈。那就是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和民主人 士妖魔化中共所帶來的, 對我心中那片聖潔的民主自由理念的衝擊。
於是, “六四”的話題又重新成了我關心的熱點。其實它也不可能不 成為熱點。“六四”已過去了八年, 但你聽西方媒體有關中國的新聞, 時不時還在最後捎上一句:六四, 中國在北京鎮壓了民運。 如果碰 到什麽大事, 象鄧小平去逝, 中共十五大, 江澤民訪美等等, 那更是 要作一個精彩的回顧。每年的六四, 也一定會把鎮壓的火爆鏡頭搬上 電視重播一遍, 頗有點永世不忘的意思。
我有一位在英國的朋友就曾經笑談過“六四”五周年的事。那年, 當 地媒體早早的就開始作“六四”的文章了。又是學者訪談, 又是專家評論, 轟轟烈烈地研究了一番,最後得出一結論:六四, 北京必定出事。於是, 提前一個月就開始向北京增派記者和攝影印隊。他們剛到北京時, 真的很興奮, 因為天安門廣場上到處都是人,特別是還有很 的警察。看來大戲隨時就要開演了, 英國老百姓也都等著看好戲呢。但隨著日子的臨近, 使他們奇怪的是, 人群並沒有增加, 甚至連警察也沒增加, 天安門廣場平靜依舊。他們開始急了, 一看到三五成群的人圍在一起, 就立刻扛著攝像機往上湊, 結果卻常常令他們失望。到了六四那天, 他們快要絕望了, 采訪別人的時候一不小心就把心裏話給說了出去:今天是什麽日子?難道你們忘了嗎?對,是六四。那你們來這裏幹什麽?來遊玩?難道就沒有其他活動了嗎?說到這兒,我的朋友加了句旁白:你們咂還不鬧事啊!真是唯恐天下不亂賊子之心昭彰。直到最後確實什麽事也沒發生, 但他們回去還是發了一條新聞 :據可靠消息, 民主人士遭到了中共的嚴密控製, 北京紀念“六四” 的活動又一次胎死腹中。
也許有人要說了:既然你有錯誤, 幹嗎怕人家批評, 言論自由嘛。其實我認為:世界上沒有絕對的言論自由, 所謂言論自由隻是控製言論工具的人的自由。就象在中國, 中共控製言論工具一樣, 在西方, 言論工具則是由金錢來控製的。西方媒體的背後也有黑手, 並非全是群眾的心聲。所謂“輿論導向”, 西方媒體做的一點也不比中共差(至少對中國的報道是如此)。隻是他們更聰明, 同時把言論自由喊得震天響罷了。既然如此, 聽批評也是要看批評者的目的。因為有的人是善意地指出你的錯誤, 那我們就該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即便暫時看法不一致也可以展開討論。而另一些人卻是為了貶低你, 打倒你而故意揪住你的錯誤不放, 甚至添油加醋, 無中生有。對於這種批評, 我相信善良的中國人會以豪不妥協的倘給予他們針鋒相對的回答。
暫時撇開西方輿論不談, 其實我和我的朋友們也常討論“六四”的事, 我就認為中共還是有錯, 為什麽當時就不能用上海式的和平方式解決 問題呢?而我的觀點當即遭到了一個來自北京的朋友的反駁:北京 不是上海, 當時根本就沒有其他辦法。那時候, 我周圍的人幾乎沒人 相信新華社, 全在聽美國之音。政府也沒人了, 警察也不幹事了, 大 家真以為要變天了。 那街上天天都有上百萬的人。你要麽繼續僵著, 僵到政府下台, 要麽就得鎮壓。你要鎮壓, 不用能軍隊行嗎?聽到這我還是不服氣:退上一萬步, 也沒必要開著坦克, 裝甲車進城吧。朋友說:鎮壓方式是有問題, 即激化敵對情緒又授人以柄, 而且當兵的 不敢隨便開槍, 使解放軍自己也傷亡慘重。要不然, 麵對赤手空拳的群眾, 解放軍怎麽能搞出十幾號烈士來, 而且還死傷了幾百號人。有個戰士直到被活活燒死,手裏的衝鋒槍都沒打過一發子彈。反過來講, 出現這種情況不也是因為我們國家沒經驗、沒準備嗎?中國當時有防暴用的裝甲車嗎?中國當時連防暴警察也沒有。
我不禁啞然, 這使我想起一位中學同學所講的事, 當時他在北京讀公 安大學。某一天, 他們班被派到某路口協助武警設防, 防線就是武警 戰士搭起的人牆, 赤手空拳的戰士連塊防護盾牌也沒有。遊行人群洶 湧而來,在人牆前推推攘攘, 手挽著手的戰士們所麵臨的危險是可想而知的。 我的同學就親眼看見一個學生(?)在一番謾罵挑釁之後, 以隱蔽的動作扇了前麵那位戰士一個耳光。戰士的臉被打紅了, 脖子 也漲紅了, 太陽穴上的青筋暴跳了出來。要不是事前有打不還手, 罵 不還口的死命令, 要不是部隊的首長就站在後麵, 我同學說, 他不知 道那位十八九歲的小戰士會做出什麽事來。他們也是父母所養, 血肉 之軀, 也同樣是血氣方剛的年齡, 可能長這麽大就沒受過這樣的辱。
通過再次反思這件事, 我感到, 要想對“六四”有一個公正的看法, 就要先跳出任何一方當事人的立場, 以便更全麵的看問題。在八年後 的今天, 讓我們一起心平氣和地來回顧一下當時的社會背景吧。
八九之前, 中共的改革開放總的來說是一帆風順。於是中共開始著手 政治體製改革, 並下決心摸經濟體製改革的老虎屁股, 即進行物價 體製改革。考慮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及全麵放開物價對經濟帶來的衝 擊, 中共不得不采取漸進的, 逐步放開物價的辦法, 導致了價格雙軌 製的產生。麵對出現的新問題, 中共的宣傳機器不斷強調:問題必須 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現在看來, 這句話無疑是正確的。但有時老百 姓是等不及你去深化改革的。由於習慣了被政府財政所保護的低物價,老百姓對物價放開後的價格上漲缺乏必要的心理承受能力。於是物 價改革一開始, 各地一時間形成了搶購風潮, 造成嚴重的供不應求, 又進一步推動了物價的上漲。與此同時,價格的雙軌製卻造就了大批的官倒一夜暴富。在這種大背景下, 老百姓對政府的不滿情緒開始滋 生蔓延起來。另一方麵, 由於中共放寬了對新聞, 文化界的控製, 西方民主思潮當時在中國盛行一時, 越來越多的學生和知識分子開始崇 尚和追求西方式的民主。
胡耀邦的死成了導火索, 民主人士趁機發難, 學生開始上街遊行。起 初, 老百姓對學生給予支持和同情的態度,主要也是發泄對物價飛漲, 官倒橫行的不滿。民運本身似乎也沒有明確的政治目的(這也許是 我無法擺脫學生的幼稚)。 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和西方敵勢力一起 不斷的煽風點火,推波助瀾。美國之音的報道甚至比小道消息更離譜。而關鍵時刻, 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卻不知在打什麽算盤, 導致中央發出了另一種聲音, 使中共喪失了時間和時機。矛盾不斷升級,局勢愈發不可收拾。待到民運的矛頭明確指向中共和鄧小平, 指向中國的國家 體製, 軍隊的鎮壓也就成了局勢發展的必然。
回顧“六四”的後果, 我不得不承認, 那場民運的主角, 天真善良的學生確實是被利用了。“六四”帶來了什麽好處呢?沒有。受衝擊的 是國家和政府, 流血犧牲的是北京的市民, 隨之而來的西方製裁, 受 打擊的是整個國家的經濟。真正得到了一些實惠的, 卻隻有威風一時 的民主人士, 和六四後可以滯留西方並換到了身份的留學生(這是個副產品)。 那麽“六四”是否給中國帶來了民主呢?也沒有。 由於 “六四”, 中共推遲了政治體製改革, 重新加強了對新聞輿論的控製。而對普通百姓來說, 他們對民主的印象就是可以肆意罵政府, 可以隨便上街遊行, 以及天安門廣場上的一片狼藉。這種印象不但沒有提高 中國人的民主意識,反而使普通百姓產生了對對西方民主的反感。而 現在, 民主人士一股腦地把這一切後果歸咎於中共的鎮壓, 我倒想問一句, 如果不鎮壓, 他們當時會解散回家嗎?不會, 因為他們已經把群眾煽動了起來並誓言不達目的決不罷休。那麽他們的目的又是什麽呢?現在看的很清楚了, 那就是推翻中共, 推翻中國現行的國家體製。這就怪不得中共要鎮壓了, 至少這樣還能保持住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 的前提:社會穩定。
鄧小平死後, 我記得有人寫文章說:鄧一生功過參半, 一大功是使中 國開始改革開放, 一大過是鎮壓了“六四”。我卻不以為然, 甚至還 認為, 鎮壓“六四”可說是鄧的又一大功勞, 不論是對中共, 對中國, 還是對中國人民來說, 當然對民主人士除外。 八年多來的事實一再 說明, 中共目前確實代表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而且他們的工作也越 作越好, 倒是那些民主人士正在離中國人民越走越遠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