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民主的對話（七）- 結束語●

關於民主的對話（七） - 結束語

《關於民主的對話》留言回複

oscargee 評論於： 2006-06-28 06:04:22

民主需要全民民主意識的提高。這句話說得非常好！怎麽提高？靠教育。
請問中國有任何形式的民主教育嗎？從 1949-2006 ，多少年了？幾代人了？為什麽民主意識沒有得到培養？是誰的責任？是誰的過錯？我可不可以講，誰不開展民主教育，誰不進行民主建設，誰就是獨裁者，誰就是獨裁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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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遊 評論於： 2006-06-2811:15:10

應當承認，新中國革命的成功是得到了人民支持的，也不無樸素的爭取“平等”“自主”的人民民主色彩。建國之初的國家政治製度也是按全民民主的形式設計的，並有延安時期基層民主試點的實踐。當時的政治協商會議也有各界支持和參與的背景。

後來走向“專製”，不乏特殊的曆史原因。首先就是國際政治舞台上兩大陣營間你死我活的爭鬥。一開始就來了個聯合國軍進朝鮮，讓人想到八國聯軍又來了，明裏暗裏的製裁滲透不斷，以及持續幾十年的冷戰。後來蘇聯又想實現沙俄時代的遠東夢，造成中蘇分裂。再加上滿清和老蔣留下的經濟發展的低水平格局，即使到了今天，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也還沒達到東歐激進民主改革前的人均總體水平，當時就更可想而知了。自身的薄弱和對手的強大，使當時的領導人產生了敏感的被顛覆的警惕，“階級鬥爭”的意識壓倒“民主憲政”的意識也就難免了。再有，以超常的意誌和團結在不長的時間內擊敗老蔣、並贏得朝鮮戰爭，使中共領導層和老毛的地位被神化，也從根本上抑製了其他社會力量和思想意識的產生和發展。這種缺少製衡的權力一旦走偏，象“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惡果也是不言而喻的。老毛晚年的病態偏執和理念誤差，給中國社會帶來了難以挽回的損失是不可否認的。但如果說老毛就是個隻會玩弄權術的小人獨裁者，這恐怕不是事實，老毛的著述和經曆，特別是抗強權的實踐經曆，決不是僅僅靠一個小人的智慧所能做得出來的。

如果說老毛時代，有過“獨裁”不錯。但和國際公認的“獨裁統治”還不能相提並論，因為老毛的“專製”和“獨裁”並沒有以“謀私”為目的（老一代領導人在清廉上還是站得住的），而仍然基本上是以他認為正確的國際共產主義理想“為民”，所以我傾向於“病態偏執”或“理念誤差”的說法。目前的中共領導層已經沒人有能“獨裁”的威望和地位，未來的集體領導也不得不經曆內部製衡的實踐，再加上外部經濟發展帶來的多元利益群體的出現，中國走上實質民主製度的文化和經濟條件才會逐步成熟，一個有著理性、透明、有效的權力製衡與監督機製的新型民主製度將會誕生，無論它是哪種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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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篇分析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文章（By湘山居士）

“從本質上說，我認為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在革命戰爭年代，由於環境的嚴酷、任務的艱巨，使他不得不按理性行事。可一旦大權在握，就可能被勝利衝昏頭腦，浪漫主義的一麵就占了上風。他在後期越來越重視精神的力量、強調道德的作用，…（一）忽視生產力的決定作用，誇大生產關係及政治的作用。…他多次批判唯生產力論，而主張“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搞政治掛帥。他忽視舊中國落後的經濟基礎對新中國建設的製約作用，…在經濟建設上，忽視（也不懂）經濟規律，一味地通過發動群眾、鼓動人們的幹勁來發展經濟。（二）在政治上，他忽視製度的建構，而直接訴諸人們的思想道德，指望通過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來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他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政治與倫理不分的泛道德化傾向，對人們提出難以達到的道德要求，企望“普天之下皆堯舜”。在倫理觀上，他所持的是一種意圖倫理而非責任倫理，隻問動機，不問效果；隻重立場，不計其他。於是誅心之論常發，而持平之論漸失。”

隻從理念上向往民主的道德價值，而忽視民主的製度構建基礎的朋友，是不是也該從中吸取點什麽呢？隻以民主口號為道德武器來抨擊時弊的朋友，是否也走入了與老毛同樣的理念悖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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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merdes 於 2005-08-02 13:16:40

毛澤東晚年錯誤探原
湘山居士

摘要本文認為，對毛澤東晚年錯誤之原因的研究，仍很有必要。本文重點探討毛澤東自身的原因，認為在毛澤東的思想與性格中隱含著一些可能帶來重大失誤的因素。一，哲學思想方麵。首先，他的唯物主義是不徹底的，有唯意誌論的因素。其次，他的辯證法思想也是不徹底的，過於重視鬥爭性與一元論。再次，是他的本質 主義、化約主義與整體主義傾向。二，政治思想方麵。首先，毛澤東缺乏現代民主精神，而更多的是封建的帝王思想。他的民主觀是有很大缺陷的。其次，在毛澤東的價值觀上，他更重視平等而不太重視自由與發展。再次，是他沒有把政治的目的與手段統一起來。三，毛澤東的性格方麵。自信向自負的轉化，謹慎向狂熱的轉 變，革命的必然邏輯。最後，本文簡要分析了製度層麵的原因。

不可否認，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的錯誤，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雖然他早年的功績是不容抹殺的，但我們也用不著為尊者諱。越是偉人，越應對其嚴格要求。那種所謂“偉人經過之處，難免踐踏一些花草”的冷酷的英雄史觀我認為是危險的。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主要體現在三件事上：一是五七年的反右，它不僅給 五十多萬“右派份子”造成了難以彌補的直接傷害，而且是對所有知識分子的傷害，從而也是對我國文化發展的嚴重傷害，其後遺症一直持續至今。二是五八年的大躍進，它直接造成了餓死幾千萬人的悲劇。雖然對具體人數尚有爭論，但無論如何是不少的。三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它所造成的十年浩劫，災難更為深重，自不待言。悲劇既已發生，亡羊補牢，就應該深入研究造成悲劇的原因，以避免曆史重演。若是諱疾忌醫，或者患了健忘症，好了傷疤忘了痛，那麽悲劇重演也不是不可能的。遺憾的是近年來人們似有開始淡忘或輕視這段慘痛曆史的跡象。原因是多方麵的。一是執政黨怕回憶曆史，恐有損其一貫“***”的形象，所以在匆忙下了個 “徹底否定”的結論之後，就避之惟恐不及了。這屬於有意識的遺忘。普通民眾的遺忘，則多是無意識的。至於說輕視，則來自兩方麵。一是近年來的“新左派”，他們雖然也承認這是一場悲劇，但更傾向於為毛澤東辯護，認為其動機是好的，他們憤慨於現實中的一些弊端，以至於對當年毛的一些做法感到親近起來，甚至開始 主張重新評價曆史、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了。另一麵則是一些自由主義者，在他們看來，毛澤東的錯誤隻是更廣泛的意識形態及其製度的錯誤的反映而已，是必然的，原因明擺著，還有什麽可研究的？這樣一來，當年的悲劇就隻剩下用來控訴的價值了。我覺得，對造成這場悲劇之原因的研究，仍很有必要。對更廣泛的意識形 態及其製度的批判雖然深刻，但不能取代對這一段具體曆史的研究。本文就將致力於此。首先，姑且沿用毛式辯證法的觀點：任何事情的發生都是內因與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外因的作用雖不可忽視，但我們更應重視內因的作用。在毛澤東晚年的失誤問題上，有些研究者過於強調外部環境的作用，如西方國家對我國的敵視及中 蘇決裂等，本意也許在於為毛澤東開脫，但我認為是不夠實事求是的。比如說五九至六一年全國餓死那麽多人，蘇聯逼債雖是原因之一，自然災害也算是一個原因（雖然那幾年究竟算不算災年也還有爭議），但主要原因恐怕還是政策上的失誤吧？因此，本文將重點探討毛澤東自身的原因。

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可以從他的思想與性格兩方麵來綜合分析。當然，這裏不防借用官方的說法，要記住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個人的思想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絕對正確的，我所要分析的當然是後者。我認為，在毛澤東的思想與性格中隱含著一些可能帶來重大失誤的因素，對這些因素人們尚缺乏研究。

一，哲學思想方麵。

首先，他的唯物主義是不徹底的。雖然他寫過多篇反對主觀主義的文章，並一再強調要實事求是，但這隻是他的理性思考。一個人是不可能老是依理性來行事的，在一定情況下，感性可能會超過理性。而從他的性格來說，他是一個浪漫主義者，這從他的詩詞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來。也就是說，他的思想與他的性格存在著內在的衝 突。在他的內心深處，隱藏著強烈的烏托邦主義衝動。從本質上說，我認為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在革命戰爭年代，由於環境的嚴酷、任務的艱巨，使他不得不按理性行事。可一旦大權在握，就可能被勝利衝昏頭腦，浪漫主義的一麵就占了上風。他在後期越來越重視精神的力量、強調道德的作用，這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而 且有一定的曆史根源的。想想看，中國共產黨在力量對比那麽懸殊的艱苦環境下是靠什麽取得勝利的？不就是靠領導班子的正確決策和廣大黨員戰士們的不怕犧牲、頑強拚搏的精神嗎？而這些都是主觀能動性的體現啊！所以“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就成為他的堅定信念，而畝產幾萬斤也就不足為奇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是 以經濟為基礎的，可我國的第一代領導者中幾乎沒有學經濟出身的，這就決定了他們的唯物主義是不夠徹底的。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毛澤東的錯誤是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比如說，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完全違背客觀規律，企圖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還有一個 問題是，由於地位的變化，即使毛澤東想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都不太可能了，因為他一下去就被人包圍，很難真正接觸實際，所以他所掌握的信息基本上是來自下麵的報告，而下麵的報告自然多是報喜不報憂的。所以即使已民不聊生，仍然是“形勢一片大好，越來越好！”這個問題對於現在的領導者來說恐怕也得引起注意 啊！具體說來，毛澤東晚年的唯心主義體現在：（一）忽視生產力的決定作用，誇大生產關係及政治的作用。在《矛盾論》中，他說：“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係、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方麵，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 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他多次批判唯生產力論，而主張“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搞政治掛帥。他忽視舊中國落後的經濟基礎對新中國建設的製約作用，反而說什麽“一窮二白，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在經濟建設上，忽視（也不懂）經濟規律，一味地通過發動群眾、鼓動人們的幹勁來發展經濟。（二）在政 治上，他忽視製度的建構，而直接訴諸人們的思想道德，指望通過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來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他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政治與倫理不分的泛道德化傾向，對人們提出難以達到的道德要求，企望“普天之下皆堯舜”。在倫理觀上，他所持的是一種意圖倫理而非責任倫理，隻問動機，不問效果；隻重立場，不計其 他。於是誅心之論常發，而持平之論漸失。從毛澤東晚期的中國教育來看，其中不乏宋明理學的影子。如過於高調的集體主義，“大公無私”、“狠鬥私字一閃念” 等，這與“存天理，滅人欲”有何區別？又比如說“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其中豈不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影子？其實唯心不一定不好， 至少唯物與唯心之間的對錯絕不是那麽分明的。這裏之所以沿用這兩個概念隻是因為方便。我認為，道德理想主義作為個人的選擇來說或許是高尚的，令人敬佩，但如果把它作為治國的理念、要求全國人民都來信奉它，那就必然會導致專製以及虛偽的盛行。個人可以理想主義，但不可要求全社會都理想主義。正如個人可以堅持 無神論，但不能強迫別人不信神一樣。遺憾的是，這種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低線倫理與高調倫理、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區分是完全超出了毛澤東的視野的。更可怕的是，由於道德、政治與法律不分，使得任何微小的錯誤都可能被上升為十惡不赦的大罪。這樣一來，階級鬥爭的擴大化也就成為必然的了。

其次，毛澤東的辯證法思想也是不徹底的，蘊涵著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種子。我們都知道，矛盾觀在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中占據著核心地位。而毛澤東的矛盾觀不同於傳統的中庸之道，他所說的對立麵的統一是建立在鬥爭基礎上的統一，在對立與統一之間，他更重視對立，所謂“鬥爭是絕對的、無條件的，統一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這為他的哲學滑向鬥爭哲學埋下了隱患。因為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再進一步就會變成鬥爭是事物發展的動力。他早年就曾說過三句很有名的話：“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到晚年則進一步說出“八億人民不鬥行嗎？”這樣的話來。那麽，為什麽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那麽重視統一戰線、那麽強調團結各方麵的人呢？我認為這更主要的是一種策略、一種權宜之計，是客觀形勢使然，而不是其哲學思想與性格的真正體現。一方麵，他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元論使得承認多元共存的寬容思想變得不太可能，如果說允許爭論的話，那也隻是為了爭論出一個唯一正確的結論。另一方麵，來自馬克思但被他進一步強化的階級鬥爭學說也使得不同的觀點難以真正共存。因為不同的觀點對應於不同的階級，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它們之間是你死我活的關係，在這種邏輯下，不同的觀點勢必難以和平共處。所以雖然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但難以真正貫徹落實，也就不奇怪了。沒有敵人是寂寞的，而毛澤東決不是一個甘於寂寞的人，於是人為地製造敵人也就順利發展了。

再次，毛澤東有個突出的思想特點，就是思考問題透徹，看問題深刻，善於抓本質、要害。如果他進行了正確的概括、總結，那會比別人深刻，反過來，如果他進行了錯誤概括，也會比別人錯誤得更厲害。其實這種思維方式是從柏拉圖、黑格爾和馬克思那裏一脈相承下來的，這就是本質主義、化約主義、整體主義。本質主義有利有弊，優點在於深刻、能夠以小見大，缺點在於容易誇大其詞、籠而統之、胡亂聯係，忽視事物的豐富性與複雜性。從一句話、一件小事中無限上綱上線，無疑就與這種思維方式有關。我們經常批評“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孤立傾向，殊不知也可能犯“隻見森林、不見樹木”的錯誤。說到底，這與我國一貫忽視個體的整體主義傳統有關，馬克思主義恰好迎合了這種傳統，所以它才在中國取得了如此不可思議的勝利，而後來又造成了如此慘重的失敗。比如說階級這個概念，一方麵，它自然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但另一方麵，如果我們隻滿足於把一部分人歸入某一階級而把另一部分人歸入另一階級，然後決定我們的態度，那就會忽視同一階級中不同的人的個性。更可怕的是，如果我們要對付的是一個一個的人，我們可能很難下得了手，但如果說我們要對付的是一個邪惡的階級，那我們就會理直氣壯、毫不手軟。在這裏，一個一個具體的人已經不存在了，存在的隻是他們的本質--某某階級的屬性。文革中一些年紀輕輕的紅衛兵整起人來之所以那麽心狠手辣，那決不是他們本性殘忍，相反，他們可能是非常純潔的，關鍵在於他們中這種思維方式的毒太深，迫害起人來（包括自己的老師）才毫無罪惡感。所以，毛澤東晚年的失誤確實跟近年來朱學勤所一再批判的文人思維有關，這種思維一旦與權力、與階級鬥爭觀相結合，悲劇也就不遠了。

(原轉帖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