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趙曉博士《文明衝突和大曆史視野下的中美貿易戰：中國痛失第三次發展機遇期

轉載《文明衝突和大曆史視野下的中美貿易戰：中國痛失第三次發展機遇期？

作者：趙曉   來源：日知新  已有 2464人瀏覽 字體放大  字體縮小

　　中美貿易戰，可以說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來沒有經曆過的經濟危機。
　　鴉片戰爭時，英國人幾艘戰艦，就將我們打回原形。
　　中美貿易戰，世界第一的美國幾塊芯片如同當年英軍的幾艘戰艦，一下子就將我們打回原形。
　　原因：我們製度落後、文化落後，文明程度、綜合國力也不如人。
　　今天的中國，仍受到“萬曆十五年”之文明困境的鎖定，“逼人”的使命就是要走出“萬曆十五年“之中華傳統文明宿命，在中西文明融合的基礎上建構“新中華文明”，完成現代文明轉型，而中美貿易戰正令這一偉大曆史使命麵臨嚴峻考驗，中國現代化進程亦麵臨再次中斷的危險。

　　眾所周知，中美關係的正常化是從美國“聯華抗蘇”開始的。
　　中國從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的反水，成為美國打贏冷戰、解體蘇東的轉折點。
　　若問“蘇東波”之觴，究竟是誰扔了最大的一枚深水炸彈，答案其實是中國……
　　而中美關係正常化後，美國是否支持中國融入其領導的全球自由市場經濟體係，仍經曆了長久爭論。
　　最終，“對華接觸”派勝出。
　　然而，在2015年的新一輪中美關係的盤點與討論中，美國智庫形成了新的共識：中國並沒有兌現當初加入WTO的承諾！
　　2016年12月12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15周年，中國原本期待在這一天成為WTO協定下的“市場經濟”國家，美歐日從此終止在反傾銷中使用“替代國“價格的做法。
　　然而，結果卻是，美歐日等西方大國全都認為中國政府幹預過多，拒絕承認中國是經濟國家。
　　可以說，中美貿易戰的導火索，在這一天就已經埋下了……
　　在美國看來，中美經貿關係不正常，關鍵不在於貿易順差太大，而是中國沒有兌現承諾，中國模式、中國道路與美國模式、美國道路截然對立。
　　中國鼓勵自己的養羊跑到美國的草場去吃草，晚上還去偷美國的飼料，回頭還笑話美國不會養羊，還要把跟隨美國的羊帶走，這樣的一個局麵絕對不能夠再繼續下去了。
　　那美國的戰略就要調整，放棄“對華接觸”戰略，轉而跟中國攤牌，你把你的羊牽回去，不許再偷吃我的飼料……
　　那中國為何不按美國期待的方向走呢？
　　中國自有自己的想法和道理，認為，國情特殊，不按美國所定的規則束縛自己，才是發展捷徑，“亂拳打死老師傅”就是聰明；
　　但在美國看來，遊戲必須講規則 ，不守規則就是不公平競爭，就不能跟你玩。
　　同時中美雙方立場、理念、文化不同，在發展模式、發展道路、意識形態上也存在根本差異。
　　“十八大“之前還好，中國遵循韜光養晦方針，不太強調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
　　十八大後，中國提出“三個自信”，在國際上推出“一帶一路”戰略後，進而強調“四個自信”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敘利亞、伊朗等問題上也與美國不和。
　　“一帶一路”戰略連同“四個自信”，也被西方解讀為中國意欲在國際上擴張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全麵挑戰美國模式和美國道路以及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
　　在模式、道路、理念上，美國固然與中國有根本分歧，西方其他國家包括歐盟、日本和澳大利亞等最終也會選邊站在美國一邊，就連印度預計也會加入印-太體係。
　　中美貿易戰發展到戰略之爭即所謂“新冷戰”，這對中國顯然是不利的。
　　目前，站在中國一邊的，大抵是得到中國好處的發展中國家、小國以及向中國出售資源有求於中國的國家，能量相對有限。
　　舊冷戰一共持續了43年，整整幾代人都是在冷戰陰影下成長起來的，包括基辛格在內，都認為冷戰會是人類的長期生存狀態，僅此一點，可想“新冷戰”可不是輕鬆說說而已。
　　中美貿易戰還牽涉到中西文明衝突的層麵。
　　而所謂“文明的衝突”即價值觀的衝突，則很少被雙方媒體做真正深度的解讀，但這一層麵的矛盾才是決定中美關係的核心與關鍵，相比之下，經濟貿易以及發展模式都還隻是手段，最終都要服務於文明追求。
　　然而，無論中國美國，對這一層麵的解讀相當缺乏。
　　冷戰結束後，蘇聯解體，中國走上向西方學習、市場轉型的道路，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不戰而屈人之兵，可以說大勝之。
　　西方因此彌漫著樂觀的情緒，一個標誌就是亨廷頓的學生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出版了《曆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的著作。
　　亨廷頓不認同福山的觀點，他指出，人類的本性是要尋找對手甚至敵人，否則人類也不知道誰是朋友。
　　這聽起來很想我們經常講的“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的說法。
　　亨廷頓進而提出，意識形態的衝突過去之後，取而代之的將是文明的衝突，“文明衝突將是未來衝突的主導模式”成為他的主導論點。
　　“文明的衝突”觀點出來後，遭到許多人包括筆者尊敬的印度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當頭棒喝，被斥之為新種族主義。
　　亨廷頓在中國更是惡名昭彰、不受歡迎，左派指控“文明衝突”論是帝國主義的最新翻版；右派嫌他打破了全球化天下大同的美夢。
　　然而，2001年美國“911事件”的爆發，讓所有的人都看到，薑是老的辣，亨廷頓的確眼光獨到，猶如世界的“先知”，已然洞察到這一切。
　　其後，亨廷頓又寫了《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
　　他指出，“文明的衝突”不僅僅發生於不同的文明板塊之間，也臨到了美國國內，當大量外來移民特別是拉美移民和穆斯林移民進入後，“美國國家認同（identity）”正受到各種“挑戰”，將發生“文明的衝突”。
　　亨廷頓的這一觀點，很快就被2013年“波士頓馬拉鬆爆炸案”所印證。
　　作案者喬卡·沙尼耶夫本是從車臣來的穆斯林移民，得到過美國的照顧以及許多好處，但他認同的不是美國，而是伊斯蘭。
　　相反，他的理想是消滅美國，他在遊艇的壁上寫下了“Fuck America（操美利堅）”幾個大字……
　　中國和美國形成文明衝突的情況也是這樣。
　　不是說中國從美國賺了錢，發了財，中國人就必然感謝美國。
　　情況可能是相反的，中國人有錢了，會對於自己國家和文化有更大的自豪和認同，因此反而會變得瞧不起美國，敵視美國！
　　美國也是如此，中國弱小時無所謂，但當看到一個與美國異質文化的大國崛起，將主導亞洲及全球事務時，美國難免充滿懷疑甚至敵意。
　　對於中國與美國以及整個西方可能形成的文明衝突，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有一番猜想。
　　他的觀點非常獨特：並非單獨的中國對美國地位形成挑戰，而是東方文明對西方文明形成挑戰——東方文明主要是以中國為代表的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
　　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合作，將對美國乃至整個西方文明形成巨大的挑戰。
　　而各地文明在應對西方文明（西方化、現代化）的挑戰時，主要有三種主張：
　　1.全麵拒絕（封閉主義）：如中國晚清、最初的日本以及今天的許多伊斯蘭國家；
　　2.半推半就（改良主義）：如中國晚清的“洋務運動”以及今天改革開放的中國；
　　3.全盤西化（開放主義、基馬爾主義）：積極擁抱現代化和西方化，代表是奧斯曼帝國創建的新土耳其以及“脫亞入歐”的日本；
　　最後，各地文明演變的整體情況通常是：較多的現代化（硬件升級）+較少的西方化（文明升級）。
　　比如，今天的中國就是這樣，一方麵我們積極擁抱西方的工業文明、科技文明，但另一方麵，我們較難接受西方的製度文明，很難接受西方的“普適價值”，拒斥西方的信仰文明（如1990年的義和團運動、中國近些年來的拆十字架運動）。
　　也就是說，器物層麵我們接受西方，製度層麵我們半中半洋，文明內核我們堅持自我。
　　（沒有走出清末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窠臼，編者注）
　　這是一種類似於身心靈的割裂或者電腦軟硬不兼容的狀態 ，較多的現代化+較少的西方化必然導致多極“文明”崛起，最終令世界走向“文明的衝突”。
　　文明的衝突的另一原因是西方的衰落，在領土與人口，經濟產值，軍事能力等上麵，西方世界相比於非西方世界，都呈現衰落之勢。
　　這也使得西方文明不能繼續主導世界，“文明的衝突”最終成為必然。
　　中美貿易戰也正是如此。
　　習慣於找競爭對手的美國已然確定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
　　這可以說是自尼克鬆總統以來，美國對中國定位的最大變化，中美關係已然發生逆轉。
　　以中國文化和慣性思維，我們一時實在很難消化掉美國這一戰略轉換。
　　中國人也很難理解，川普訪華該吃吃、該喝喝，能麽能夠剛一拿到2500億美元大單，回去馬上就說中國是“修正主義國家”，指責中國搞“經濟侵略”，並宣布中國是戰略競爭對手。
　　川普還口口聲聲稱是好朋友，卻又開打中美貿易戰，讓中國難受！
　　殊不知，這樣的認識，本身就是中西“文明的衝突”的一種表現。
　　中國，首先放棄鴕鳥政策，接受“中美競爭對手”這樣的一個定位，進而研究如何作“合作型對手”以及學會“對手型合作（張木生先生首倡的概念）”。
　　中國更不要想象川普下台美國會改變對華戰略那樣一種對中國來說是最好的局麵，相反應該設想最壞的局麵：川普當政八年+彭斯再當政八年，美國將中國長期作為戰略競爭對手的可能性。
　　中國本輪變革從引入市場經濟開始，但其本質或與曆史上的諸多變革最大的不同是與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融合，故可稱之為“有十字架變革”。
　　西方物質（科技）文明來自於其製度（市場、憲政）文明，製度文明來源於基督教信仰及其倫理內核。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證明，基督新教是市場經濟之母。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證明，基督教是美國民主之母。
　　中國改革開放旨在於吸納西方基督教文明，超越傳統中華文明，故區別於曆史上所有的變革，本質為“有十字架的變革”。
　　然而，這一場中西文明的融合談何容易，中國從傳統中華文明走向新中華文明談何容易。
　　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曆史悠久、光輝燦爛，且有我們引以為豪的主體文化（儒家文化），後又加上馬列毛之紅色文化。
　　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承認技不如眾，也因此可以思想“師夷長技以製夷”的策略，但內心中很難承認我們的製度不如人，更無法承認我們的文化不如人。
　　文明衝突來自於不同的文明本位和文化情感。
　　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曾經指出，不同文明的相遇有一個不幸的定律，就是最沒有價值的東西會最大化地被吸收，最有價值的東西反而被最大化的拒絕。
　　西方文明進入東方文明時也是這樣，西方的洋槍洋炮很快被東方吸收，西方的科技、教育則逐漸被推崇，西方的製度很難被接受，西方的信仰和價值觀則被排斥。
　　中國的義和團運動，當今的伊斯蘭極端主義，都是拿著西方的洋槍洋炮去打擊西方的文明。
　　中國自豪於自己的傳統文明和主體文化，但中國人也在屢屢受挫後承認，中國文化有局限和瓶頸。
　　所以，自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啟蒙，再到上世紀80年代末的“文化熱”，中國人一直在作文化反思和國民性反思，目的就是突破自我，為中國文明開新路。
　　毛澤東讓郭沫若寫《甲申三百年祭》，就是要跳出李自成的曆史失敗。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也不僅僅是權鬥，也有他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希望通過“狠鬥私字一閃念”“靈魂裏爆發革命”等改良中國文化、改造中國國民性的文化考量。
　　毛澤東是有著偉大文化使命的政治領袖，雖然他的烏托邦試驗完全失敗了。
　　中國文明近代與西方文明相撞擊的危機，帶來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
　　而出路則是突破自我、中西文明融合，即傳統中華文明與西方工業文明、科技文明、市場文明、法治文明、基督教文明的全麵融合，進而形成新中華文明。
　　顯然，這是空前的曆史大工程，也是一個最艱難的文明轉型，不僅在中國就是在全球，也都是前無古人的大業！
　　這樣一個文明轉型迄今已近兩百年，進步很大，挫折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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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經曆了無數的坎坷和失敗，康有為的改良失敗了，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失敗了，袁世凱的複辟失敗了，孫中山的革命也失敗了，蔣介石“新生活運動”失敗了，毛澤東的“文革”也失敗了……
　　此其中，尤其令人扼腕的是兩次現代化變革的被中斷：
　　晚清的現代化變革（從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因為“甲午戰爭”被日本所中斷；
　　國民黨的現代化變革（1927年到1937年）因為“抗日戰爭”再次被日本中斷。
　　今天的中國，比任何時刻都更加接近民族複興、大國崛起以及文明轉型的完成，但也比任何時候都更痛苦地進入到產難時期，不僅在經濟改革、政府改革、依法治國等改革方麵麵臨難阻，在吸收基督教文明方麵也是風波頻生。
　　因此，就在這曆史的節骨眼上，“中美貿易戰”爆發了！
　　中國現代文明轉型會繼續前行，還是會再一次被中斷，這不能不讓人充滿憂患、輾轉難眠！
　　如果我們進入到“文明的衝突“層麵來看待中美貿易戰，則美國一旦坐實中國是西方文明的敵人，把中國視為西方文明的競爭對手以及挑戰者、反對者，就必然會聯合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各發達國家力量，進而日本、印度等親美新基督教國家，甚至反水中國的盟友朝鮮、俄羅斯（東正教國家）來，形成圍堵中國的強大聯盟，這對中國來說，將是比當年“八國聯軍”更大的挑戰。
　　天時，對中國是有利的，新興國家的興起、非西方國家的興起、中國的興起本來隻是時間問題。
　　倘若自然、順利發展，以中國的人口規模必然趕英超美，成為500年來唯一可能在綜合國力上超過美國的非西方大國。
　　故與美攜手，和平崛起對中國是上上之策！
　　地利，基於地緣政治的分析，對中國卻是不利的。
　　美國的地緣政治得天獨厚，兩邊是大洋，周邊沒有任何足以挑戰的國家或力量。
　　中國的地緣政治卻很糟糕，周邊俄羅斯、日本、印度等大國環伺。
　　這些強大的鄰居本質上沒有一個希望中國強大，從而成為其威脅力量的。
　　任何一個國家，若有機會削弱中國甚或徹底肢解，都會“遠交近攻”，決不手軟。
　　不僅如此，中國還存在著台灣、南海、西藏、新疆等不穩定因素。
　　這些都使得中國與美國的“新冷戰”也罷，“文明的衝突”也罷，存在著地利的不足。
　　中國有必要先整合東北亞、東亞、東南亞，再展開“一路一帶”戰略才比較適合。
　　人和，中國人口眾多是非常有利的因素，但中國收入分化、思想分化、立場分化，左中右打得不可開交，又存在不利的自身因素。
　　所以，中美貿易戰不僅表現為經濟層麵的“貿易戰”，也不僅表現為模式層麵的“新冷戰”，還表現為精神層麵的“文明的衝突”，中國無疑將因此麵臨最嚴峻、最深層次的挑戰。
　　這使得中美貿易戰完全不同於美國當前與其盟國的貿易戰，也不同於上個世紀90年代的美日貿易戰。
　　2018年6月25日，適逢提出“大曆史觀（macro-history）”的著名曆史學家黃仁宇先生誕辰100周年。
　　遺憾的是，全中國竟人無一個會議來紀念他。
　　黃仁宇先生在《萬曆十五年》中掀開了中國曆史的一角，全景地展現了一個龐大帝國在百年中由於經濟模式轉型失敗和始終無法突破製度桎梏而帶來的類似於“鎖定死亡”的後果。
　　也讓人想到，中國的傳統文明到這個時期，已然淪為一架高速墜落的電梯。
　　這個時侯，無論昏君明君，無論清官貪官，無論朝野，無論西東，無論善惡、人的區別以及人的努力都變成微不足道了，中國已注定將自由落體在大潰敗的曆史軌道上。
　　中國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拋開這架失敗的電梯，另辟新徑，突破傳統文明的陷阱（黃炎培稱跳出“曆史周期律”、唐德剛稱“曆史三峽”、潘知常稱突破“塔西佗陷阱”、《河殤》稱從“黃色文明”走向“藍色文明”、），邁向向新的現代文明。
　　其路徑，黃仁宇先生指出就是“中西文明融合”，黃先生稱中西文明融合是中國最大的事。
　　黃仁宇先生在其自傳體書中寫道：
　　“為何康有為失敗了，孫中山失敗了，袁世凱失敗了，張作霖失敗了，陳獨秀失敗了，蔣介石失敗了，而毛澤東也失敗了......中國的問題大於上述人士努力的總和。中國文明將和西方文明融合的說法，是人類曆史上空前的事件。上述不同階段的失敗必須被視為階段的調試，以達成一致的終點。對我們這些有後見之識的人來說，這點很明顯，但舞台上的演員看不到。"（難道我們所稱的現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嗎？從文藝複興已降的西方文明，難道沒有吸引東方文明的合理因子嗎？西方大哲伏爾泰被稱“歐洲的孔子”是什麽意味？編者加）
　　黃仁宇先生的話很清楚，就是中國從傳統文明轉向現代文明這個工程實在太大了，每個曆史人物都難以完成，因此，都難免陷於局部失敗。
　　今天的中國，在經曆無數失敗後，終於走到了成功的前沿。
　　但改革開放、文明轉型依然艱難，中美貿易戰之發生，某種程度也與中國改革開放缺乏實質突破甚至還有倒退不無關係。
　　值此“曆史三峽”闖關之時，形勢逼人，內憂外患，我們能闖過去嗎？
　　中美相爭，世界震蕩；
　　中美攜手，世界之福。
　　而中國如何走接下來的路，不僅關乎中國，也關乎中美關係，還關乎全世界。
　　重建中美互信，中美文明攜手，共同對抗野蠻，中國可望和平崛起，中華民族將因此興盛百年、千年！
　　中國需要創新，創新需要文化和文明的土壤。
　　北京大學千人計劃講座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謝宇說得好，科學的精髓在創新，中國現在有錢、有人才，但缺乏創新的文化土壤，文化環境壓抑了創造力。
　　文明的核心是信仰，法治、自由、契約精神等。
　　胡星鬥教授指出，芯片不但涉及到中國的發展模式和創新體製，還因國家沒有信仰，隻崇尚權力和金錢，沒有契約精神和誠信概念；在一個盛行自我吹噓、同時人們說話都膽顫心驚的地方，要在芯片方麵自主創新不現實。
　　劉亞洲上將最近指出：“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絕不僅靠軍事和經濟力量，而取決於文明形式。”
　　他放言：“一個製度如果不能讓公民自由地呼吸並最大程度地釋放公民創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這個製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領導崗位上，它就必然滅亡。”
　　最高層則再次提到“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中國，如何跨越“萬曆十五年”的宿命，贏得曆史大變局呢？
　　顯然，中國一方麵要做好短期各種應對，以戰應戰或以戰促和；
　　一方麵要致力於中美雙方重建戰略互信；
　　而最重要的是中國要清楚自己“逼人的使命”究竟是什麽，那就是不忘使命、不忘初心，全力促進中西文明融合，升級操作係統，建構現代文明。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兵家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當心（趙藩）”，這是中國古人的智慧。
　　亨廷頓則在《文明的衝突》中文版序中說：“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的對話’。”
　　其實，在本質上，“文明”和“文明”是不會衝突的，文明與野蠻才會衝突，文明與文明之間相合的可能性遠大於相爭的可能性。
　　美國是現代文明的典範，中國和美國之間永遠存在著一種希望，就是在現代文明的平台上，在對文明更高追求上，形成“文明的對話”，繼而形成“文明的攜手”，“文明的共治”。
　　這將是中美貿易戰壞事變好事，觸發中國變革與進步，繼而帶給中華文明以及全世界的最大希望！
　　中國需認清形勢的嚴峻性，清醒反思，盡快走出戰略迷霧，作出正確的戰略應對，銳意改革開放，以贏得“天時”、贏得未來，不負曆史和未來。
　　趙曉：北京科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學博士。曾任國家經貿委研究中心、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北京大學-世界銀行研究員、地產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