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幕”降臨,並非危言聳聽》
原創:楠木,洛杉磯,11/09/2018
在新加坡舉行的“創新經濟論壇”剛剛落下帷幕。由於時期敏感,也由於中國經濟強人王岐山的出席,備受世界矚目。尤其在中國,這場“創新經濟論壇”會被解讀為試圖解開中美關係惡化的症結,或尋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新思路的論壇會議。
無疑,鮑爾森以他的特殊身份,他的發言自然引起全場關注,也會視為美方主流社會的意見。這給中國政府應對急劇惡化的中美關係提供一個實在而又現成的意見。
總體來說,這場“創新經濟論壇”實質意義在於提供中方政府通過這樣民間論壇,表達中國政府對中美關係的原則立場,至於美方多位重量級人士的發言,隻是“錦上添花”,應該不是論壇真正目的。
雖然,中國人的好朋友基辛格也出席會議,但是,由於他年近百歲,他的出席象征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因此,鮑爾森的發言就成為這場會議美方代表的重頭戲,這裏嚐試對鮑爾森發言提四點看法。
因為這四點關乎未來中美關係是否正常化,也關乎中國能否跨越改革開放麵臨的新屏障,實現中華偉大複興的關鍵要點,值得大家嚴重關注。
第一,鮑爾森的發言,對美國官方,準確地說,對特朗普團隊不會產生任何影響。這一判斷有助於避免中美政府在製定政策過程中產生誤判。
在小布什總統任內擔任財政部長的鮑爾森,曾經在共和黨內部擁有很高的發言權,而且,他是一位銀行家,也是世界500強企業的首席執行官。他既有豐富的從政經驗,也有豐富的經營管理經驗。由於他的背景特殊,他的發言必然會引起中國官方與民間的高度重視。但是,鮑爾森已經是過氣之人,認識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在美國政治體製中,前朝官員,哪怕是總統,當他們下野了以後,他們的言論和普通老百姓沒有多少差別,他們的影響力已經降低為普通老百姓級別。這是美國政治生活中一種常態。
我們不能用中國官場文化,來看待美國政治運作機製。因為中美兩國政府官員,在離任之後,對國家,社會,所產生影響截然不同。在中國,離任官員往往對在任官員有很大影響力,而美國沒有這種影響力的基礎。原因在於兩國官員選拔製度不同,在中國,在任官員大多數是前任官員親自提拔的,提攜之恩總是人之常情。這就是說,為什麽後任官員不得不聽取前任官員的原因。也就是下野官員對當朝官員保有很大影響力的原因也在於此。但是,美國政務官基本上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換了總統,就是改朝換代。
當然、還有一點十分重要,那就是美國總統是民選的,新任總統隻對人民負責,隻對國家負責,不需要對前朝任何人負責。
因此,鮑爾森的發言對美國政府,對特朗普團隊不會起什麽作用。這一點值得關注。
第二,何止“經濟鐵幕”降臨,“政治鐵幕”也在形成之中,這種現象並非危言聳聽。自從今年中美貿易戰發生以來,中美溝通與交流次數迅速下降,兩國最高領導人直接對話幾乎中斷。不管出於什麽原因,隔斷半年未聯係的兩國領導人,終於在上個星期,習特通了電話,這總是一個好的開始。
中美作為當今世界最大兩個國家,大國之間如果不能保持正常的交往,這對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人才等等方麵對會產出巨大負麵影響,甚至產生巨大傷害,也是對全球政治經濟產生不可估量損失。
在分析特朗普政府執政邏輯中,我們很清楚地看到,特朗普已經徹底放棄了前朝政府在美中關係中所持有開放與合作的立場。特朗普政府深知,美國任何對中國政策轉向都會導致中美關係的急劇惡化,也會引發亞太地區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甚至,在中美嚴重對立中,歐盟,日本等發達國家,開始選邊站,其他國家也一樣開始看風使舵,這就是“鐵幕”降臨前夜。如果中美不能攜手合作,“鐵幕”就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中國已經是亞洲第一大國,也是世界第二大國。中國的崛起挑戰美國也是必然發生的結果。習近平主席曾經說過,太平洋足夠大,足以容納中美兩國。但是,美國並不這樣認為,這裏最重要的原因,不完全是鮑爾森所說的,國家利益,國際規則,以及國際話語權的衝突。這些都是表麵因素,我們進一步思考,我們就會發現中美兩國存在著一個根本性問題,無法調解,那就是兩國存在著完全相反價值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這是兩條平行路,在前蘇聯體製崩潰以後,社會主義陣營處在相對弱化階段。這裏舉個不很恰當的例子,資本主義像高速公路,那時候,社會主義就像鄉間小路,鄉間小路挨著高速公路,可以獲取從高速公路分流而來的很多利益,但是,現在的中國,已經發成為高速公路,這兩條高速公路已經越來越少出現交叉。這兩條高速公路在平行發展中,大家選擇了不同的發展方向,這兩條高速路中間屏障越建越高,這就是“鐵幕”構築過程,所以,隨著中美實力拉近,兩國關係必然漸行漸遠。
如此看起來,阻止“鐵幕”構築,成為中美兩國首先解決重要的問題。如果說,資本主義的核心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有沒有可能調整或改變,朝著計劃經濟靠攏呢?這是一個值得思考問題。
另一方麵,社會主義的核心是財產公有製,公有製屬於計劃經濟重要組成部分,那麽,計劃經濟有沒有可能超著市場經濟轉化呢?或者,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共存呢?這一個問題,從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可是,從結果來看,隨著中國政府財富豐滿,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共存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接下來問題是,中國是否有機會降低計劃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地位呢?應該可能性不大,因為“雙百夢”必須依靠計劃經濟體製,才有實現的可能。看得出來,中國政府試圖在解決這個矛盾,但是,效果不彰,而且,矛盾似乎越來越激化,越尖銳,越突出。
當中美兩國大國各持己見,各走各路的時候,中美關係必然是漸行漸遠。
第三,美國中期選舉結果並不會改變特朗普對中國的態度。
在過去的幾個月裏,中外很多媒體都在報道中國政府正在等待美國期中選舉結果,再決定出手與特朗普政府交鋒。對此,中國外交部,商務部發言人始終沒有證實這樣的坊間傳聞。不過,在中美貿易戰打的正如火如荼的時候,中國媒體突然間禁聲了,這個現象引起外界種種猜測,中國政府有等候美國期中選舉結果的嫌疑。
昨天,美國中期選舉結果已經出爐了。雖然,民主黨久違了八年,重新奪回眾議院多數黨地位,但是,更多的政治分析家認為,這場期中考試,特朗普沒有全贏,但也沒有大輸,至少共和黨保住了參議院多數黨席次,再加上剛剛上任的卡瓦納大法官屬於共和黨提名人,因此,從華盛頓政治生態來看,特朗普並沒有失去多少分數,反而,因著民主黨重掌眾議院,讓共和黨有可能更加團結起來,支持特朗普備2020競選總統連任。
如果從民主黨過去執政理念來看中美關係,民主黨從來都是反對全球化貿易,反而是共和黨一直主張“重商主義”,隻是特朗普上台以後,在“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聲中,擱置了共和黨的重商理念,堅持優先發展美國經濟的政策選擇,拋出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導致中美貿易戰越演越烈。從中美貿易戰發生以來,其實,民主黨和共和黨在中國議題上,一直趨於一致,高度的統一。這就是說,這場期中選舉對於特朗普製定中國政策不會產生多大影響的原因。
這裏還特別指出,中美關係惡化不止表現在貿易層麵,已經外溢到政治,軍事,科技,人才等領域。所有在美國生活,工作,留學的華人都將受到波及。
第四,鮑爾森演講中提出,由於中國在改善公平競爭環境,以及對外開放等方麵進展緩慢,導致了進入中國的外商無法認同中國政府主導的一係列產業政策和行政措施。比如政府強製要求外商提交核心技術,以換取中國市場。對外國進口商品采取壁壘關稅等。這些政策措施明顯有違中國政府一直倡導的大力推動經濟全球化的戰略目標。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產業處在相對落後的情況下,當西方國家質疑中國營商環境公平性問題時,中國政府常常以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中國民族工業落後等理由加以說明,也常常取得西方國家表理解與支持。
但是,如今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一方麵中國希望當世界經濟大國,與美國爭奪國際話語權,爭奪世界老大位置,另一方麵又要繼續執行不公平競爭機製,獲取國家利益,這必然造成國家間利益衝突。
特朗普作為生意人的總統,對於美國前朝政府對於中國不公平對外開放政策,所采取包容與忍耐政策多有批評。再加上這幾年,“厲害了,我的國”不斷自我吹噓,民族主義情緒不斷膨脹,這就加速了美國強硬派對中國實施遏製手段。雖然特朗普政府多次強調,美國並不沒有遏製中國的計劃,但是,從特朗普團隊不斷拋出的對華舉措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應該有一個秘密對華戰略,隻不過是,隻做不說而已。
現在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政府提出的各種改革開放措施並不符合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潮流,也與外商對中國改革開放政策預期相去甚遠。這就給眾多在華的美國公司屢屢遭遇挫敗感,導致他們紛紛表示支持特朗普的對華強硬政策,以期待通過特朗普強硬立場,加速改變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如果特朗普無法改變中國某些政策,那麽,這些美國公司有可能寧用失去中國市場,也不願意失去公平競爭價值理念。這些美國公司有可能選擇退出中國市場。如果這種美資退潮情況出現,還有可能出現骨牌效應。這對於整體技術水平尚處在低端產業鏈的中國而言,有可能推遲,或延緩中國複興的路。這一點不得不引起中國政府深思。
對於中國為什麽會出現,外商看起來存在不公平競爭環境。鮑爾森在這篇發言稿中並沒有深入闡述,其實,回答這個問題並不是難事,隻要看看,在中國最讓中國人引以為豪的是什麽?中國有著超強的資源調度能力和超高的行政效率,這就是中國人常常掛在嘴邊的製度優勢,這種製度優勢的反麵作用,正是造成營商環境“不公平”的根本原因。
如果說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中國這樣做法並沒有不妥,但是,當中國走到世界舞台中心的時候,中國期待扮演世界主導者角色的時候,中國即扮演領導者的角色,同時,又是榜樣角色,中國的事情,就不完全隻是中國人的事,也是世界各國的事。因此,中國持守公平公正原則處理國際事務就顯得尤為重要。
在這個世界上,公平公正是人類永恒的追求,也是任何國家必須承擔的責任。這是一個普遍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