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毛澤東後的中國和世界

失去毛澤東後的中國和世界


從現實的角度看毛澤東，或者說，失去毛澤東後中國所麵臨的困境。首先講一下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的基礎毫無疑問是毛澤東時代奠定的基礎，首先就是現代工業體係。經過了20多年社會主義建設，中國形成了一個社會經濟製度及其物質基礎。如果沒有幾十萬個國有企業，沒有人民公社製度的話，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根本沒有對象的。還有一個方麵是國際環境。中國把國門打開，前提是外麵沒有強盜，或者說是外麵的列強已經承認了新中國的合法存在，在文革時期的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在1971年7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就已經秘密訪華了。在1972年前後，大批西方國家或者是西方陣營的國家和中國建交，包括意大利、奧地利、加拿大、英國、日本、西德和西班牙等等。1971年10月，文革中的中國重返聯合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這個前提是什麽呢，是70年代初中國的國際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最重要的是越南戰爭的勝利。從1950年的抗美援朝到六七十年代的援越抗美，都是中國和美國直接或者間接交手，而且美國都失敗了。尤其是第二個戰爭，援越抗美戰爭，美國失敗得更慘。美國當時急於從越南抽身。他承認了中國的勝利，所以尼克鬆到中國來，在毛澤東的書房裏和毛澤東會談。當時美國媒體評論說，尼克鬆是舉著白旗到中南海的。在尼克鬆訪華之後，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隻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所以這兩個方麵，一個是中國的工業體係，一個是中國的國際環境，構成了改革開放的前提。如果沒有這兩個基礎，比如假設越南戰爭中國失敗了的話，那麽美國對中國的新月形包圍圈就會收得更緊，中國就根本沒有改革開放的機會，因為在門外是虎狼成群，虎狼環伺，這個門是不能打開的。所以說，如果人們能正麵評價改革開放的話，千萬也不能忘記毛澤東時代為改革開放奠定的基礎。

 在1971年的文革中的新中國，國際環境開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但國內政治環境也出現了一個變化，就是9月13號林彪出逃，即林彪事件。人們都知道，林彪在文革中被認為是毛澤東的副手和接班人，他的這個地位甚至被寫進了1969年中共九大重新修訂的黨章裏麵，這個黨章寫道：“林彪同誌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種寫法在中共黨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但是1971年林彪叛逃。這樣一個對黨對中國舉足輕重的人物，出現了這樣一個逆轉，對當時中國的政治打擊非常大。文革結束以來直接導致了“革命”概念在社會上的失落。以至於和“革命”相關的一係列價值，隨著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取消,  文革被否定和抹黑之後,  比如對“人民”、“黨”、“領袖”等等都失落了，到80年代，這些概念都成了被嘲笑的對象。所以“革命”在很多人心中都是一個負麵的概念，文革仍是一個被妖魔化的事件，毛澤東還是一個被妖魔化的人物。 對革命的妖魔化還沒有結束，甚至對辛亥革命都是用一種半醜化的筆法來寫的。那裏邊的孫中山像一個小醜，而慈禧太後、李鴻章和袁世凱這些按照原來革命的敘述在中國近代史上都是負麵形象的人，卻都相忍為國，是識大體、顧大局的穩健派人物，孫中山則活脫脫像一個八九之後在美國在西方的那些窮途末路的民運小醜。這也是革命被透支以後，對革命妖魔化的一種體現。還有就是教科書，如上海的曆史教科書把毛澤東與曆次農民起義的篇幅大大壓縮，在網上引起了很大的爭議。教科書和電視劇都是控製社會意識形態的主要工具。在80年代，對革命的批判還僅僅是在學術界、知識界，到90年代末以來，就滲透到了主流媒體，滲透到了電視和教科書，這是值得中國共產黨反省的。今天中國麵臨的現實，就是革命價值的失落，就是革命以及它所連帶的一係列價值都不再成其為價值，都被人淡忘，被人摒棄。還有就是啟蒙價值的破產。

啟蒙價值和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是直接相關的。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就是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尊嚴、價值、權利等等。它在80年代初曾經被表述為“第五個現代化”，所以是中國現代化的政治上的含義。北京大學在1980年10-11月份的時候，出現了競選活動，競選海澱區人大代表，北大有兩個名額，滿18周歲的人都可以競選。當時北大出現了十幾個以上的競選班子，非常熱鬧，天天晚上都有競選人演講，演講主要是對中國現實的評價，對中國未來的暢想，等等。當時有一個競選人，他提出了“第五個現代化”的概念，實際上在社會上也有人提。就是在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之後，還有一個政治現代化，而這個政治現代化就是指英美體製，就是多黨製、代議製。或者用90年代的說法叫“回歸英美主流文明”，也就是政治上的多黨製、經濟上的私有化和意識形態上的多元化，也是啟蒙主義的理想。

 20世紀中國人有兩大理想，一種是革命的理想，一種是啟蒙的理想。剛才說了革命理想已經解體了，啟蒙理想不久也破產了。啟蒙理想的破產首先是八九事件，它在中國的現實麵前碰得頭破血流。然後是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中國全麵實行市場經濟，全民下海，當時有個說法叫做“十億人民九億商”，大家都在想怎麽經商，怎麽賺錢，所以任何理想都被拋到九霄雲外，包括啟蒙主義理想。大家覺得，在中國建立多黨製、代議製沒有現實的可能，最大的實惠還是跳進商海，撈一些現實的好處。八九事件和南巡對啟蒙理想的打擊是毀滅性的。所以1993年上海的知識分子就開始討論人文理想的失落問題，就是啟蒙理想的失落問題。他們當時感覺到了雙重的擠壓，一方麵是以八九事件為代表的國家機器的擠壓，另一方麵是市場經濟的擠壓。他們忽然發現自己進退兩難，寸步難行。所以《上海文學》雜誌開辟了一個欄目，叫做“人文精神的失落”。這兩個理想破滅之後，中國就麵臨一個信仰的廢墟，就出現了信仰的危機，精神的空白，以至於現在全體人民周圍的生活都能感覺到。形成了一種文化，一種都市主流人群的人生態度和語言風格，可以說隨處可見，調侃、嘲諷和混世，這就是理想瓦解之後的一種症候。

到了9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麵對或者目睹了知識界從社會良心這個位置上的退卻。知識分子首先是以“知識”來界定自身的，它生產和傳播知識，這是它的基本職能。如果再進一步的話，就要從“知識”上升到“良知”，就是說，不僅僅是關於客觀世界的一種知識，而且還有一種價值立場。但是在90年代後期，知識分子從“良知”這個立場退回到了“知識”的立場，甚至還在往後退，連“知識”的立場都守不住了，出現了大量的學術泡沫、學術腐敗。這些都和兩個理想的破滅有關。這是中國大陸今天的現實，是失去毛澤東之後的現實。

 更重要的是，我們都看到，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工農大眾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迅速淪落。這個淪落都是體製上的原因。首先是農民的去組織化，包產到戶之後，農民就失去了自己的組織，又分散成了秦漢以來的原子化的小農，五口之家的小農。當年孟子就在說“五口之家”，在戰國時期農民就是這個狀態。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國的農民又退回到兩千多年前的狀態。工人也失去了原有的地位。80年代是廠長經理負責製、承包製。進入90年代以後，出現大規模失業下崗的現象，同時原來的各種社會福利也一一喪失。這幾年網絡上有一個說法叫“新三座大山”，就是指醫療、住房和教育的負擔。

 

 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教科書》提到，蘇聯憲法規定蘇聯公民享有社會經濟權利，毛澤東當時說，重要的是要讓人民掌握社會政治權利，就是管理國家，管理上層建築和社會意識形態的權利，隻有掌握了社會政治權利，社會經濟權利才能得到保障。因為文革被否定以後，人民群眾首先沒有掌握到社會政治權利，所以他們的社會經濟權利在90年代也開始喪失掉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醫療、住房和教育，這在過去新中國前三十年社會主義時期是由政府來負責的。但在改革開放後的90年代，特色政權或者說公共權力，把這三項福利甩給了市場，由資本來支配。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現在都非常切身地感受到資本和市場在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方麵對勞動人民的支配，對農民工們的壓迫和剝削作用。這是90年代後期以來的情況。90年代以來，雞的屁經濟高速增長，但並沒有帶來相應的社會進步，相反卻導致了社會環境和自然生態的惡化，北京的沙塵暴，北京的交通堵塞，北京的汙染，大家都有感受。同時還有社會生態，這在北京感受不那麽強烈，因為北京的治安力量太強大了。在其他城市和農村，在基層，每年有幾萬起以上的群體事件的發生。

 所以，當革命和啟蒙那兩個理想破滅之後,  就是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崩潰之時，中國人的心中再也沒有一個神聖的東西，所以他們什麽都可以做。失去過去的記憶，沒有未來的視野，隻剩下一個赤裸裸的現實，唯一可做的似乎就是撈一些實惠錢財物。所以，為什麽有這麽多貪官?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他們的心理。如果一個人擁有一個正當的偉大的事業的話，他沒有必要，也沒有興趣去違法亂紀，撈取那些物質利益，因為一種事業背後是一種信仰，對人的激勵和拉動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源是文化問題，就是精神崩潰，沒有了未來的視野，隻剩下現實、實際和實惠。而毛澤東代表著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一個製高點。

大家知道中央高層有“20年戰略機遇期”這個提法。這個目標，似乎是一個未來的視野，但實際上分析一下就會看到，實際上算得都是經濟帳。一本非常權威的關於學習中共十六大文件的輔導教材說，到2020年的時候，中國的GDP要達到4300億美元。當時中國人口是14億，那麽人均GDP是要達到3000美元，一共列出了10個指標，剩下的是國民人均收入，城鎮人口平均年收入是15000人民幣，農村人口人均年收入是8000元人民幣，恩格爾係數要到40%以下，以及電腦的普及率，住房等等。10個指標基本都是經濟指標。也就是說，目前的中國人好像對未來隻有經濟的想象，再也不可能提出一個政治的想象和文化的想象。這就是今天中國人的困境。

 這一切的根源都跟毛澤東的逝世，以及毛澤東所代表的價值係列和精神世界的消失直接相關。而這一點，在毛澤東逝世的時候，在世界範圍內就已經被感覺到了。當時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人大常委會在毛澤東逝世時發表訃告說，毛澤東的逝世是一種“無法估量的損失”，在周恩來逝世的時候訃告是說“無法彌補的損失”，而其他人黨政軍領導人逝世都是說“重大損失”。這是當時中共中央對毛澤東逝世的一個估價。

在世界上，當時有123個國家的政府和首腦向中國發來了169封唁電，105個國家的首腦、政府領導人和他們的代表到當地的中國使館吊唁，53個國家下了半旗。當時國家的數量沒有今天這麽多，今天因為南斯拉夫、前蘇聯解體等等，包括東帝汶獨立，增加了很多國家。另外，人們都知道這幾年中日關係不好，以至於首腦會晤多年沒有實現。中日之間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互相的好感越來越少。但是，在毛澤東在世的時候，情況完全不是這樣。毛澤東逝世之後，在日本，從日本的首相、藏相、參眾兩院議長，到各大在野黨領袖和國會議員以及大批友好人士一共1700人，還有普通群眾一萬多人，都到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去吊唁。東京舉行了規模龐大的追悼大會。當時中國是在9月18號上午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追悼大會，與此同時，除東京的追悼大會以外，日本的神戶、橫濱、千葉、劄幌、大阪、愛知、長崎、福岡等大城市，都同時舉行了追悼大會。許多日本人在自己的住處掛起了毛澤東的遺像，並走上街頭散發悼念毛澤東的傳單。當時的日本副首相叫福田赳夫，後來也做過日本首相，他說：對毛主席，“無論做多麽高的評價，都是不過分的”，而我們都知道在中國國內後來對毛澤東的評價是三七開。當時的藏相大平正方，後來也做過首相，他說：“毛主席是一位胸懷寬廣如海洋的大人物，對今後的中國人以及世界產生的巨大影響，坦率地說，是難以估量的。”日本記者同盟發表聲明說：“毛澤東主席為人類解放事業立下的豐功偉績是永久的。”

 在中國隋唐時期，那是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一個巔峰，當時日本有很多遣隋使、遣唐使和留學生到中國來，當時中國是亞洲文明的中心，也是日本景仰的國度。日本後來的“大化革新”，起主導作用的精英都是從中國回來的留學生。中國是日本的中心，而這種中日之間的關係，隻是在毛澤東時期短暫地恢複了。而當時中國跟日本的國力對比和隋唐時期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因為中國是在1949年以後才建設不到30年時間。但是當時毛澤東有政治的、精神的力量，日本從政要到普通百姓都深深折服。我們中國人一直到今天都深深引以自豪。

  當時世界各國政要對毛澤東都有很多的評價，非常多，念不過來。其中有一個一定要提一下，就是非洲博茨瓦納的總統，他說：“他(指毛主席)在活著的時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壓迫人民的最大希望。”這句話說得太好了。毛主席逝世四十多年來，我們越來越對這句話有了深刻的體會。他在活著的時候代表了世界上所有被壓迫人民的最大希望。那麽反過來講呢，在他逝世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大家會處於一種什麽境況呢。正是在毛澤東逝世之後，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之後，世界上出現了一股向右轉的思潮。比如在發達國家，美國的裏根在1981年上台，稍前是英國的撒切爾夫人上台，他們都實行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而在社會主義陣營也出現了相應的改革。也就是說從資本主義陣營到社會主義陣營都出現了類似一個變化，這是毛澤東逝世之後世界曆史的一個動向。

 與此同時，伊斯蘭世界卻出現了相反的變化。中國1978年底開始改革，伊朗1979年出現了伊斯蘭革命，扣押美國人質。從此，特別是90年代以來，伊斯蘭世界承擔了原來主要由中國承擔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曆史使命。但是，應該指出，從伊拉克戰爭以來的情況看，恐怖主義遊擊戰的性價比太低。犧牲了那麽多遊擊戰士和無辜平民的生命，卻僅僅消滅了2800多個敵人。過去中國革命戰爭時期曾經把遊擊戰上升到戰略高度，這也是毛澤東在軍事鬥爭和軍事思想方麵的貢獻，其中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消滅敵人，保存自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原子彈，我打我的手榴彈”，這是毛澤東的軍事智慧。所以人民軍隊越打越強，越打裝備越好，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在戰爭中壯大自己，而不是一味地和敵人同歸於盡。說到底，伊斯蘭抵抗運動的這種情況也是因為缺少了像毛澤東那樣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的指導，仍然屬於失去了毛澤東之後的一種現實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