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遊記》世德堂本研究二題

《西遊記》世德堂本研究二題

曹炳建

    內容摘要：世德堂本並非百回本《西遊記》的初刻本，其初刻本可能是盛於斯《休庵影語》中提到的周府刻本。世本之前的版本流變應該是：吳承恩稿本——荊府抄本——周府九十九回抄本——周府百回刊本——世德堂本。世德堂和榮壽堂共同出資刊刻並印刷了百回本。後板片歸熊雲濱，又經多次印刷。其中台灣世本是熊雲濱的補刻重印本，天理世本是熊雲濱的補修重印本。熊雲濱亦曾單獨刊刻過百回本《西遊記》。

    關鍵詞：《西遊記》；周府本；世德堂本；榮壽堂；熊雲濱

 

世德堂本《西遊記》（下簡稱世本）無疑是現存《西遊記》諸版本中最重要的版本之一。但是對這樣一種版本，學術界的探討還遠遠不夠。本文就其中兩個問題略加分析，以就教於學界諸賢。

一、世德堂本是《西遊記》的初刻本還是翻刻本

就今所知，世德堂本保存下來的有四套：（一）台灣外雙溪故宮博物院藏本，我們將其簡稱為台灣世本。此本二十年代發現於日本村口書店，三十年代初被北平圖書館購得，後輾轉流落於台灣。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此本的縮微膠卷，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本小說集成》據以影印出版。（二）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藏本，可簡稱為日光世本。（三）日本天理圖書館藏本，我們簡稱其為天理世本。此本某些卷有殘缺。（四）日本淺野圖書館藏本，可簡稱為淺野世本。此本缺前五十回。

台灣世本卷首有《刊西遊記序》一篇，題“秣陵陳元之撰”。《序》末題“壬辰夏端四日”，學者們據此認為世本刊刻於萬曆二十年（1592）。《序》後為目錄，二十卷一百回，每卷五回。卷次排列以宋代邵雍《清夜吟》詩“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麵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這二十個字為次序。正文第一卷卷首題“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月字卷之一”；第二行下題“華陽洞天主人校”；第三行下題“金陵世德堂梓行”。其中卷九、卷十、卷十九、卷二十又題“金陵榮壽堂梓行”，卷十六則題“書林熊雲濱重鍥”。 版心上題“出像西遊記”，偶題“西遊記”。 每回有兩幅插圖，頗古雅精細。字刻寫端正可觀，半頁十二行，行二十四字。

那麽，世德堂本究竟是吳承恩《西遊記》的初刻本還是翻刻本呢？對於這個問題，學術界有不同意見。世德堂本的全稱為“新刻官板大字西遊記”。因此有學者認為：“世德堂本標明‘新刻’，或許是相對舊刻而言，所謂‘官本’，也透露出原本的性質。”[1]¹⁶⁹“世德堂本前之‘舊本’，或舊本所依之本（很可能是初刻本）出自藩刻。”[2]²⁰⁸但也有學者認為，“新刻”也可以理解為第一次刊刻。按照古典小說的出版通例，一部小說從成書到刊刻，大都要經曆“一個抄本流行的漫長階段”。吳承恩逝世大約十年後即刊刻這部世本，已經是特殊的了。因此，這些學者認為，書名中所謂“新刻”，很可能是針對平話本《西遊記》或朱鼎臣的《唐三藏西遊釋厄傳》而言，“世德堂本西遊記，極有可能是吳本的初刻本”[3] ³¹⁶。而世德堂本“之所以要標上‘官板’、‘新刻’雲雲，無非是為了裝潢門麵，自行標榜以招徠讀者” [1] ¹⁸⁷。

但是，我們認為，這後一種說法並不符合《西遊記》版本流變的客觀實際。我們有三點證據可以說明世德堂本並不是吳承恩《西遊記》的初刻本。

其一，世德堂本的全稱不僅有“新刻”字樣，還有“官板”字樣。從中國古代典籍的出版情況看，主要有三種類型的版本：一是官刻本，包括各級政府部門以及各個王府所刻本；二是坊刻本，即民間書坊的商業刻本；三是家刻本，即由個人出資雕刻的古籍版本。世德堂是明代金陵有名的書坊之一，其所雕刻的書應該稱為坊刻本才對。可是，世德堂卻直接題名為“官板”，可見名不符實。因此，這裏的“官板”，當指它的舊刻是由政府或王府所刻的版本。

其二，明代盛於斯在《休庵影語》中說：

餘幼時讀《西遊記》，至《清風嶺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談詩》，心識其為後人之偽筆，遂抹殺之。後十餘年，會周如山雲：“此樣抄本，初出自周邸。及授梓時訂書，以其數不滿百，遂增入一回。先生疑者，得毋是乎？”蓋《西遊記》作者極有深意，每立一題，必有所指，即中間斜[科]諢語，亦皆關合性命真宗，決不作尋常影響。其末回雲：《九九數完歸大道，三三行滿見真如》。……三三，九九，正合九十九回。而此回為後人之偽筆，決定無疑。[4]³¹⁶

盛於斯的這一段文字，至少透露了《西遊記》三種版本的信息：

第一種版本，即盛於斯所讀本。從盛於斯文章中所透露出來的信息看，這是一種百回本，基本情況和現在的世德堂本差不多，但也有所不同。盛於斯所提到的《清風嶺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談詩》這一回，在世德堂本中為第六十四回，回目為《荊棘嶺悟能努力，木仙庵三藏談詩》。其中“清風嶺”既不見於流傳的西遊故事，也不見於世德堂本。“木棉庵”也和“木仙庵”不同。另外，盛氏所讀本的末回為《九九數完歸大道，三三行滿見真如》。這大致同於世德堂本第九十九回《九九數完魔滅盡[①]，三三行滿道歸根》，但和世本九十八回回目“猿熟馬馴方脫殼，功成行滿見真如”也有相同之處。相互對讀之下，倒是世德堂本第九十八回的“行滿見真如”與九十九回的“行滿道歸根”，兩個“行滿”重複。由此可見，盛於斯所讀本和世德堂本既有不同，但二者在基本用語上又有著明顯的繼承關係。

第二種版本，即周邸九十九回抄本。所謂周邸，顯然指的是明代周王府。透露這個抄本的周如山本身就是一個書商，對有關圖書的信息比較敏感；同時他又是大梁人，周王府又建藩國於大梁，可見周如山提供的這個抄本的信息還是可信的。從周如山的話裏可以看出，除了九十九回與一百回的區別外，周邸抄本和流行的百回本並無太大的差別，否則，在和盛於斯的討論中，周如山不會不有所透露。所以，這個抄本應是比較接近於世德堂本係統的一種版本。這充分說明，百回本《西遊記》成書之後，也同《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一樣，經曆了一個抄本流傳的階段。隻是抄本的詳細麵貌，我們已經無從確知。

第三種版本，即周邸百回刊本。刊本與抄本的最大區別，當然是增加了一回。但是，究竟是增加了哪一回，周如山的話卻是不肯定的，或者說，他對盛於斯所懷疑的《清風嶺唐僧遇怪，木棉庵三藏談詩》這一回是否“後人之偽筆”的問題，並無給予肯定的正麵回答，而隻是用“先生疑者，得毋是乎”這樣模棱兩可的話來回答。這個周邸刊本，完全可以稱得上“官板”二字。所以，吳承恩《西遊記》的初刻本很可能就是周邸百回刻本。這樣，世德堂本在刊刻的時候，才題上了“新刻官板”等字樣。

其三，世德堂本卷首陳元之的《刊西遊記序》談到作者時說：“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製。”這裏的三個“或曰”，共同的指向都是王府，可見《西遊記》的作者和王府有一定關係。查吳國榮《射陽先生存稿跋》，記吳承恩有“荊府紀善之補”；吳承恩的棺材板上，也寫有“荊府紀善”等字，如今還保存在淮安的吳承恩紀念館內。所謂荊府，即湖北蘄州的荊憲王府。因此筆者懷疑，吳承恩在荊府寫完自己的《西遊記》後，至少在荊憲王府留下了一個抄本。大梁周王府的抄本《西遊記》很可能就來自於荊憲王府。

如果以上推證不錯的話，那麽世本之前的版本流變就應該是：吳承恩稿本——荊府抄本——周府九十九回抄本——周府百回刊本——世德堂本。

順便需要說明的是，據明人周弘祖《古今書刻》卷上記載，山東魯府和登州府都曾經刊刻過《西遊記》。有學者據以認為，魯府本便是“《西遊記》百回原本的初刻本”，登州府本“也許是魯府《西遊記》的重刻本”，《西遊記》很可能是嘉靖年間的刻本[5]^卷首。但是，吳聖昔先生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古今書刻》所載的魯府本和登州府本“極有可能並不是被稱為神話小說的《西遊記》”[6]，而是丘處機的弟子李誌常所寫的《長春真人西遊記》。元代樗櫟道人秦誌安《金蓮正宗記》“長春邱真人”條，在曆敘丘處機的生平事跡後說：“所有歌詩雜說、書簡論議、直言語錄，曰《磻溪集》、《鳴道集》、《西遊記》，近數千首，見行於世。”[7]元人陶宗儀《輟耕錄》“丘真人”條亦記載了丘處機的言行事跡，並說：“已上見《蟠溪集》、《鳴道集》、《西遊記》、《風雲慶會錄》、《七真年譜》等書。”[8]¹²²可見，秦誌安和陶宗儀都直接把《長春真人西遊記》置於丘處機名下，並直接稱為《西遊記》。特別是長春真人丘處機老家就在“登州棲霞”，因此，登州府出於對鄉邦文獻的宣傳，刊刻《長春真人西遊記》是極有可能的；而魯府本《西遊記》隻是登州府本的重刻本。

當然，魯府本和登州府本還有可能是元末明初楊景賢的六本二十四折雜劇本《西遊記》。但是，我們所能看到的雜劇本《西遊記》是萬曆四十二年（1614）刊刻的。在這部雜劇劇末，有彌伽弟子於萬曆甲寅年（1614）所寫的《西遊記小引》，其中並未說明有魯府本和登州府本的雜劇本《西遊記》。其他公私著述也均未見到有關記載。因此，所謂魯府本和登州府本是雜劇本《西遊記》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百回本《西遊記》一個重要的思想內涵，便是將不少國君寫成昏君，將不少道士寫成妖道，明顯地表現出反道教的思想傾向。而明世宗嘉靖皇帝崇信道教，曆史上是出了名的，當時道士邵元節、陶仲文等人就因獻房中術而得寵，位至一品。影響所及，三公六卿、地方官吏、縉紳文士甚至太監之流，也都沉溺於房中術的修煉之中，鬧得整個社會烏煙瘴氣。在這種情況下，魯王府和登州府是不大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去刊刻具有反道教內容的百回本《西遊記》的。因此，所謂的魯府本和登州府本《西遊記》，並不是百回本小說《西遊記》，而是《長春真人西遊記》或者雜劇本《西遊記》。

二、“金陵榮壽堂”、“書林熊雲濱”和世德堂本《西遊記》的關係

當今大陸學者談到的世德堂本《西遊記》，一般說來指的都是台灣世本。這個版本的卷九、卷十、卷十九、卷二十題“金陵榮壽堂梓行”；卷十六又題“書林熊雲濱重鍥”；其它各卷則均題“金陵世德堂梓行”。這種情況隱藏著什麽樣的版本信息呢？

方彥壽先生認為，這種情況說明，“現存被稱為‘世德堂本’的《西遊記》，實際上應為明萬曆間建陽書林熊雲濱重刻世德堂本”[9]。但蘇興先生不同意方彥壽的觀點，他認為這種情況的出現有三種可能性：一、世德堂本、榮壽堂本和熊雲濱本“三家各自存在，互不關涉，隻是榮壽堂與書林熊雲濱照樣翻刻過世德堂本《西遊記》。今存台灣‘中央圖書館’的《西遊記》是某時某人把幾個殘本（以世本為主體）拚配起來的三配本。”二、“原世德堂本的板片歸榮壽堂，榮壽堂修補後重印有殘缺，書林熊雲濱照樣翻刻過世德堂本，故某時某人把榮壽堂重印修配本的偶缺第十六卷，配以書林熊氏重鍥本。”三、“不完全排除建陽的熊雲濱到金陵開榮壽堂書坊”，“但須排除書林熊雲濱翻刻世德堂原本如方彥壽所論斷”。其原因就在於，“據黃肅秋說阿英藏有熊雲濱殘本，為八十一回至八十五回，前缺六頁，自七頁起至五十九頁止，附圖八幅”。“阿英所藏的八十一回至八十五回應是第十七卷，而今存台灣的世德堂本《西遊記》，其第十七卷乃是世德堂梓行本，這就否定了方彥壽的論斷”[10]。

就目前情況看，方彥壽和蘇興先生的認識都有其片麵性。其原因就在於，現存的世德堂本如前所述共有四種，而方、蘇二先生所據以討論的版本，都是台灣世本，而沒有能夠看到日本所藏的其它本子。日本著名學者磯部彰先生曾經對讀了台灣世本與天理世本，並列表如下[11]^394[②]：

	台灣所藏本	天理圖書館本	備考
封麵	？	有	日光本？
陳序	有（完備）	有（一部破損）	日光本有
目錄	“第九回”字無	“第九回”字無
書林名	金陵世德堂梓行（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一、一二、一三、一四、一五、一七、一八） 金陵榮壽堂梓行（卷九、一○、一九、二○） 書林熊雲濱重鍥（卷一六）	金陵世德堂梓行（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一、一二、一三、一四、一五、一七、一八） 金陵榮壽堂梓行（卷九、一○、一九、二○） 書林熊雲濱重鍥（卷一六）	日光本  金陵世德堂梓行     金陵榮壽堂（刊本）（卷九、一○、一九、二○）
補刻	原刻有界（右一行管著一旦身亡）	第七葉無界（右一行管著一旦身亾）	字形相違
卷一	第八葉原刻（左一行搖く擺く）	第八葉左一行（搖ヒ擺ヒ）	疊字記號相違
卷六	第八葉原刻磨滅（b麵右二行“壽”字）	第八葉（b麵右二行“壽”字）	字形相違
卷七	第三三葉圖（a麵沙和尚像）	第三三葉圖（a麵沙和尚像）	麵與足相異
卷一○	第一葉（b麵三行“經”字）	第一葉（b麵三行“経”字	字形相違
卷一○	第二葉圖（b麵）第三葉（a麵）	第二葉圖（b麵）第三葉圖（a麵）	雲形和靴子形狀不同
卷一○	第六二葉（b麵右三行“縈”字、左一行“武”“來”字）	第六二葉（b麵右三行“縈”字、左一行“□”“耒”字）	字形相違
卷二○	第四三葉（a麵右二行“吃水遭□”）	第四三葉（a麵右二行“吃水遭愆”）	埋木、補刻

 

從上表不難看出，不僅台灣世本卷九、十、十九、二十為金陵榮壽堂梓行，卷十六為書林熊雲濱重鍥，即天理世本也和台灣世本一模一樣。這就推翻了蘇興先生的台灣世本為“三配本”的假設。因為如果台灣世本是三配本，不可能這樣巧合，天理世本竟然也一模一樣地殘缺，一模一樣地用三種版本配成一種版本。同時，這也推翻了方彥壽先生認為台灣世本是“明萬曆間建陽書林熊雲濱重刻世德堂本”的結論，因為如果台灣世本真的是熊雲濱重刻，他應該將各卷都改為“書林熊雲濱重鍥”，而不會隻將其中第十六卷改為“書林熊雲濱重鍥”，而其它各卷都還題為“金陵世德堂梓行”、“金陵榮壽堂梓行”。至於蘇興先生的第三點假設，因為筆者沒有見到阿英先生所藏熊雲濱本，所以難下結論。因此，我們不妨這樣假設：金陵世德堂和榮壽堂刊刻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的板片，很可能在某一時期被建陽書林熊雲濱得到，但其中第十六卷卻因為損壞無法利用，於是熊雲濱便按原書的版式重刻了其中第十六卷，然後一並出版發行。但是，由於熊雲濱僅僅刊刻了其中一卷，所以還不能如方彥壽先生所說，熊雲濱本是“重刻”了世德堂本，而隻能說熊雲濱“重印”了世德堂本。也正因此，現存的世本便隻能稱為“世德堂本”，而不應該稱為“熊雲濱重刻”本。

同時，從上表我們還可以看出來，台灣世本和天理世本雖然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但也並不完全一致。磯部彰先生列表中所舉的有關台灣世本和天理世本“字形相違”的例證，都是很具有說服力的。特別是台灣世本卷二十第四十三頁正麵“吃水遭□”，到了天理世本的相應位置卻為“吃水遭愆”，很明顯是因為原版印刷過多，造成嚴重磨損，而天理世本卻進行了“埋木補刻”。這說明，世德堂和榮壽堂的板片到了熊雲濱手中後，曾經不止一次印刷。在經過多次印刷之後，原板磨損嚴重，因此，熊雲濱不得不將原板進行個別的修補。所以，我們可以稱天理世本為世德堂本的“補修重印本”。

當然，以上的結論並不是筆者的發明，而是磯部彰先生的高見。他認為，現存世德堂本經曆了三次變化：

1初印本  金陵·唐氏世德堂榮壽堂刊（佚？！）

2重印本  建陽·熊雲濱用世德堂版重印  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本

3補修本  建陽·熊雲濱用世德堂版補修重印  天理圖書館本[11]³⁹⁸

對磯部彰先生的結論，我們基本上是同意的。但是從台灣世本第十六卷已經題“熊雲濱重鍥”來看，台灣世本應該是能雲濱的補刻重印本，而天理世本可稱為補修重印本。

那麽，熊雲濱是不是單獨刊刻過《西遊記》呢？事實證明是很有可能的。阿英先生所藏的熊雲濱重鍥本的第十七卷就說明了這一點。黃肅秋先生說過，自己曾親自見過這個本子，並用這個本子“和世本對校”過[12]，證明這個本子是確實存在的。很可能在經過多次印刷之後，原來的世德堂和榮壽堂的板片徹底不能再用，但《西遊記》仍然有著巨大的市場，所以熊雲濱在無奈之下，才按照世德堂本的版式，重新刊刻了《西遊記》。於是這個本子的殘本第十七卷，被阿英所收藏。

解決了世本中“書林熊雲濱重鍥”的問題，我們再看“金陵榮壽堂梓行”的問題。

從蘇興的觀點看來，他認為有可能“原世德堂本的板片歸榮壽堂，經過榮壽堂修補後重印”。侯會先生也這樣認為：世德堂刊刻《西遊記》後，因為種種原因，“始終未能麵世，或所印不多”。“若幹時日之後（那也許會是長達數年的一段時間），這副書板易手為榮壽堂所有”[13]，於是榮壽堂補刻了其中四卷。

但是，我們查閱了不少典籍，其中記載了世德堂和熊雲濱所刻諸多書籍，但金陵榮壽堂除世本《西遊記》之外，卻未見有其它刻書的記錄，證明榮壽堂並非當時著名書坊。因此，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種可能，即世德堂本是由世德堂和榮壽堂兩家共同刊刻的。其中世德堂財大氣粗，刊刻了其中大部分卷目；榮壽堂可能經濟基礎不如世德堂，僅投入了百分之二十的資金，故僅刻了其中四卷二十回。明代金陵書坊聯合刻書並不少見。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在“集部·曲類”著錄《繡刻演劇》說：“明金陵唐氏富春堂輯刻。按卷內除題唐氏富春堂、世德堂外，尚有金陵文秀堂、文林閣等名。……是編顯係兩家或數家書林所刻，後其書版殆均歸唐氏，始匯印為是編。”[14]⁶⁸⁹這種出版方式，當然也適合《西遊記》。不過，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三種可能性的存在，即世德堂和榮壽堂都曾經單獨刊刻過《西遊記》，後來世德堂和榮壽堂的有關板片全部為熊雲濱所有，最後由熊雲濱重印。不過，這最後一種可能性是比較微小的。一是因為榮壽堂畢竟財力有限，要它單獨刊刻二十卷的全本《西遊記》幾乎是不可能的；二是因為要同時購買世德堂和榮壽堂的全部板片，恐怕熊雲濱也沒有這麽大的財力。因此，就以上三種可能性來看，筆者更傾向於第二種可能性，即世德堂和榮壽堂共同出資，共同刊刻《西遊記》。

最後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世德堂在刻成《西遊記》板片之後，究竟是否如有些學者所說“始終未能麵世，或所印不多”。我們認為，世德堂刊刻《西遊記》之後印刷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並且印數還不會太少。一般情況下一個書坊刻出書板之後，如果不遇到突發事件，是不會不去印刷的。今查世德堂刊刻的典籍，於《西遊記》刊刻的萬曆二十年（1592）之前，曾於萬曆十七年（1589）刊刻過《新刊重訂出相附釋標注拜月亭記》二卷；於《西遊記》刊刻的次年，即萬曆二十一年（1593）曾刊刻了《新刊出像補訂參采史鑒唐書誌傳通俗演義題評》八卷；至萬曆二十五年（1597）曾刊刻過《新刻耳談》五卷。這些當然還都是世德堂刊刻的有比較確切紀年的典籍，至於沒有紀年的典籍當亦不在少數。這說明在世德堂本《西遊記》刊刻前後，世德堂並未遇到什麽突發事件而不能印刷已經刻好的《西遊記》。再從天理世本磨損補修的情況看，也說明世德堂版經過了多次大量印刷。所以說世德堂本《西遊記》“始終未能麵世，或所印不多”的說法，隻是一種猜測，而並非事實。因此，世德堂本刊刻流變過程似當如下：世德堂本（世德堂、榮壽堂共同刊刻，佚）——熊雲濱補刻重印世本（台灣世本）——熊雲濱補修重印世本（天理世本）——熊雲濱重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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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德堂本卷首總目錄所題回目和各章所題回目多有不同。此取卷首總目錄所題回目，正文中的回目“滅盡”作“殘盡”。

[②]此表原為豎排版，本文改為橫排版，表中個別內容略有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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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蘇淮安西遊記研究會編《西遊記研究》（第一輯），1986年版（內部資料）。

[2] 陳澉：《吳承恩的“荊府紀善之補”和〈西遊記〉的寫作刊刻》，《西遊記研究——首屆〈西遊記〉學術討論會論文選》，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3] 陳新：《整理後記》，《唐三藏西遊釋厄傳·西遊記傳》合訂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4] 盛於斯：《休庵影語》，轉引自朱一玄《西遊記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5] 黃永年：《黃周星定本西遊記·前言》，中華書局1998年版。

[6] 吳聖昔：《〈西遊記〉魯府本揭秘》，見《西遊新考》（二），《明清佚本追蹤篇》；“西遊記宮”網站，網址：http://www.xyjg.com/0/21/WU/xinkao/21-wu-3-2-004.htm。

[7] 秦誌安：《金蓮正宗記》卷四，《正統道藏》“洞真部譜錄類”。

[8]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十，中華書局1959年版。

[9] 方彥壽：《熊雲濱與世德堂本〈西遊記〉》，《文獻》，1988年第4期。

[10] 蘇興：《現存世德堂本〈西遊記〉是否即熊雲濱重刻本的探討》，《文獻》，1990年第1期。

[11] 磯部彰：《〈西遊記〉形成史的研究》，日本創文社1993年版。

 

[12] 黃肅秋：《論“西遊記”的第九回問題》，《文學書刊介紹》，1954年第8期。

[13] 侯會：《從“烏雞國”的插增看〈西遊記〉早期刊本的演變》，《文學遺產》，1996年第4期。

[14]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原載《東南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